孔善廣：誰可以做農民的代言人？──與溫鐵軍先生磋商(ZT)

不少關心農民問題的人稱溫鐵軍先生是“中國農民的代言人”。對此，溫鐵軍先生他很誠摯地表白：“我不敢稱自己是農民的代言人。我隻不過是做了一點調查而已。” 　　溫鐵軍先生強調中國的“人地緊張關係”的“自然稟賦”，認為土地是農民的社會保障，並認為不能將土地所有權分給農民。在考察調研了印度和拉美國家看到的貧民窟狀況後，對加速城市化帶動農村發展是一直持懷疑甚至是反對態度，並反複強調現有製度的優越，在於我們的農村維持了這樣一種土地製度，以此維持中國的長治久安和十幾億人的福祉。認為不要因為某些方麵出了問題，就老拿農村基本經濟製度來“說事”，上麵的政策和製度始終是一貫正確，並將問題歸咎於地方政府和各地和各個部門的幹部認識不統一。 　　筆者認為，雖然中國有特殊的國情，但其觀點隻是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導致三農問題長遠難以解決，而且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和拉美國家的農民（貧民）對比中國的農民有更平等的政治待遇和基本的公共服務，如不為農民爭取平等的待遇，怎麽可以做農民的代言人？而且農民本應該就由他們自己代表自己。 　　一、 　　下麵先引用溫鐵軍先生的《三農問題之證偽》[1]一文中最後的結論（文章詳細論述後得出的結論足可以說明其觀點）： 　　“我們說應該有那些政策來為農民安排必要的保障。大家知道，因為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那麽我們實際上土地是承擔了雙重功能，它既是生產資料，又同時是農民的社會保障依據，社會保障基礎。所以很多的政策是強調要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要發育大戶，要搞農場等等。但是假如你們不能把土地上所承載的對農民的保障功能剝離掉，那麽這個土地就永遠得按人分配，因為每增加一個農民，他沒有其它的生活來源，城市不可能短期內解決那麽多人的就業問題，所以他得依存土地生存”。 　　“今天農村所發生的方方麵麵的問題，你們看它的產值隻占15%左右，但它的人口占70%左右，請問哪個國家能夠用15%的產值所產生的利潤去提取稅收，支付70%人口的公共品需求。這是一個倒置的結構，這是不可能的。那又怎麽可能要求政府從城市拿取的稅收，來支付70%的農村人口公共品開支呢？也不可能。所以這種矛盾同樣是尖銳的。無論是什麽樣的人來搞政策，恐怕都要麵對著如此尖銳的矛盾。你們看南亞次大陸，你們去看中南美，很多發展中國家，在它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間，都是不為農民人口提供社會保障的，因此出現大量的農民棄耕撂荒，因為農業是負效益嘛，然後流入大城市，在大城市周圍形成大麵積的貧民窟，然後就是黃賭毒泛濫、黑社會泛濫、大量犯罪，於是乎社會矛盾尖銳複雜，然後就開始出現社會動蕩不安定。而我們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一旦出現社會的動蕩不安定，對於每個人都是嚴重的威脅，所以，這個事情絕對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我們在強調農民社會保障，我們實際上在強調的是中國的長治久安，強調的是我們這十幾億人的福祉，長遠的福祉”。 　　下麵針對有關觀點詳細與其磋商。 　　二、 　　首先談其土地的保障功能之說，我們不能否認目前的製度下土地對中國農民具有社會保障功能，但假如中國的農民在原來的基礎上再增加幾千萬人，而耕地卻在不斷減少，原來的一畝三分地變成一畝，按目前狀況能有多大的產出？那僅能吃飽穿衣的功能而已，能為農民提供多大的保障？如果繼續人增地減，並不能加速向非農作就業轉移，中國農民豈不是要越來越苦？但曆史及當今的事實、而且是鐵的事實證明，土地能夠擔當起農民的“社會保障”的功能越來越差，相反，還曾出現因種糧虧本或極之微利而丟荒耕地的大量現象，哪裏談得上是農民的什麽社會保障呢？1997年，農民人均來自種植業的純收入為976元，占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為46.7%。2004年，人均種植業的純收入為1056元，7年間僅增加80元，但占人均純收入的比重降到了36%。[2]永遠將農民束縛在那一畝三分地上是不可以讓他們走進小康的，中國也不可能全麵進入現代化嗎？ 　　溫溫鐵軍先生說“每增加一個農民，他沒有其它的生活來源，城市不可能短期內解決那麽多人的就業問題，所以他得依存土地生存”。對於這點，和溫鐵軍先生觀點基本相同的李昌平先生就已經加深認識了，因為他現在已經知道，如果沒有非農收入，中國的小農經濟早就破產了，而你仍要強調中國農民非要依存土地生存已經缺乏事實根據。根據農業部《二00四年全國農業統計提要》的數據，截至2003年年底，鄉村從業人員數為4.96億，其中勞動年齡內為4.6億，而農業從業人員為3.06億，那麽起碼就有1.6億農業人口從事非農業工作，我國在城鎮務工的“農民”數量，遠遠超過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的共7800萬就業人員城鎮戶籍職工的總數。據國家統計局調查，2004年全國進城務工和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工總數超過2億，其中進城務工人員1.2億左右。也就是說，中國的4億農村勞動力中有接近一半不是依靠農業生存。而你還在堅持“實際上我國的經濟確實不可能隨著工業發展來帶動農民的非農就業，而是城市必然要向外排擠過剩人口”的觀點。 　　事實上，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就業渠道單一，城市裏的幾乎一切行業都納入國家直接管轄之中，甚至連賣菜的、理發的、修腳的、開旅館的，等等，都在統一嚴格的組織裏麵，如此僵化的體製怎能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呢？對比實施的市場經濟改革後到現在就吸納了一億多農村剩餘勞動力，其結果不明而喻。現在已經有一億多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就業進城工作了，是否真的就搶了一億城鎮居民的工作機會呢？那麽為什麽發達地區還出現嚴重的“民工荒”呢？所以你的觀點已經非常錯誤了。 　　有關研究表明，中國現階段農業剩餘勞動力規模應在4600萬左右，這與農業部近期估計的數字（1.5億剩餘勞動力，每年還以600萬的速度增長）有較大差距[3]。當然其結論並不一定正確，但已經有相當部分“農民”不是依靠土地耕作生存。 　　對於人地緊張和人均資源短缺，確實是中國的國情，但正因為這樣的問題，就更加要用“城市化”、“工業化”使資源來集約利用提高效率。其實農業隻是具有提供糧食、蔬菜和肉類滿足人類食用的功能，農業滿足了糧食的基本需要後，人類的其它物質消費資料需要則由工業所提供集中，人類也是群居的動物，城市為人類提供了無限的精神糧食生產和消費地方，分散而封閉的農村，阻礙著精神糧食的產生及其信息的傳遞和精神糧食的消費，導致物質與精神資料的匱乏。而在中國，卻變成就業和農民社會保障的功能，土地（農業）卻變成了一種政治上的（穩定）工具，這對中國的農民來說是極不平等的，顯然，中國農民不需要這樣的代言。 三、 　　（溫）：“今天農村所發生的方方麵麵的問題，你們看它的產值隻占15%左右，但它的人口占70%左右，請問哪個國家能夠用15%的產值所產生的利潤去提取稅收，支付70%人口的公共品需求。這是一個倒置的結構，這是不可能的。那又怎麽可能要求政府從城市拿取的稅收，來支付70%的農村人口公共品開支呢？也不可能”。 　　──既然那“15%”不能提供75%人口的公共品需求，那麽何以實現你所說的社會保障？加上“要求政府從城市拿取的稅收，來支付70%的農村人口公共品開支又不可能”，就是兩種都不可能了。按此邏輯推理下去，那麽中國的農民就隻能長遠用那“15%”來維持吃飽，根本不能享受到國家的公共品了。這個結論不如就幹脆對中國的農民宣布說：“‘誰叫你們生在中國？’算了”！ 　　另外，既然說農業是負效益，那麽還能作為社會保障嗎？那麽就將你上麵所說“道理”全部推翻了，因為這是自相矛盾的！就算中國的農業不是負效益，但耕地減少、人口增加，那還有多少效益來保障農民呢？ 　　（溫）：“你們看南亞次大陸，你們去看中南美，很多發展中國家，在它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間，都是不為農民人口提供社會保障的，因此出現大量的農民棄耕撂荒，因為農業是負效益嘛，然後流入大城市，在大城市周圍形成大麵積的貧民窟，然後就是黃賭毒泛濫、黑社會泛濫、大量犯罪，於是乎社會矛盾尖銳複雜，然後就開始出現社會動蕩不安定”。 　　──可以說並非隻你一人到過那些地方，筆者在南亞次大陸的印度也有朋友，也了解過印度貧民窟的窮人生活雖然過得不算好，環境確實是又髒又亂，但政府和官員們卻不敢認為這影響了他們的麵子和影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而要把它拆建，在貧民窟裏生活的人也完全有印度人特有的那種悠閑和自信。回頭看看我們中國每年從家鄉和工作地來回擠車奔波的中國農民吧！看看在城鎮幹著最苦最累的活的中國農民吧！看看表麵高度現代化的城市裏麵他們要“躲”在哪裏吧！還要看看……他們大多數人中有這種自信和權利嗎？就算他們想心甘情願住在我們中國城市“貧民窟”裏被“廉價”雇傭，還要遭受很多的限製，他們情願住在城市的貧民窟的自由也缺乏，他們的“貧民窟”還要遭受拆遷、還要遭受“驅趕”的對待！他們有印度城市貧民甚至乞丐的權利嗎？ 　　認為農村人口卻大量地湧到城市將造成“貧民窟”問題，事實上這個現象在拉丁美洲就表現得比較突出，我們必須正確分析，這是因為拉美國家經濟發展不是很迅速，沒有具備很強的快速工業化發展條件，導致城市化發展條件不具備的時候，人們在農村居住反而倒不產生問題，如讓大量的人口聚集到城市中來，問題倒反而顯得比較突出了。筆者認為：其實這是他們“過度城市化”的問題，而在中國剛好相反，是城市化不足的問題──即工業化高速發展和經濟快速增長，城市需要補充大量的就業人員，但由於城市對外來就業人員的限製，外來就業人員須在原居住地與就業地之間來回飄擺不能定居，隻能寄居於就業地城市的“邊緣位置”，造成了有中國特色的“貧民窟”，出現的“孫誌剛”式的悲劇，也導致不斷嚴重的“民工荒”…… 　　四、 　　如果說這些國家“在它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間，都是不為農民人口提供社會保障的”，那就有必要詳細地引用其他學者對印度農村的觀察[4]，經濟相對比我們中國落後的印度，在公共產品上是如何對待農村的： 　　“首先，印度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範圍比較廣泛，主要包括農村內部的飲用水、村級道路、村級小學和教育以及標準不高但比覆蓋麵比較廣的村級衛生醫療保障等，應該說必要的公共產品基本上都涉及到了。而且，印度是一個民主和法製的國家，所以我被告知，幾乎所有的農村在上述方麵都是一樣的“待遇和標準”。這可以從一個側麵了解其他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狀況。無疑，從這個意義說，印度的民主對促進基層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其次，所有上述公共產品全部是由州政府（相當於我國的省級政府）直接負責和管理，從項目到資金、建設和管理，都是直接由州政府負責。對於這一點我非常感興趣，一個小小的村級單位的公共產品供給直接由州政府負責和管理，從供水係統、村級小學建設、簡易的衛生保障設施、農村貧困人口簡易住房工程，甚至連村級公共廁所等都是直接有州政府相關部門直接負責。村一級政府主要是負責項目申請、項目參與以及項目實施的監管和配合等。而且,許多項目由州政府負責向全社會招投標，並鼓勵招標單位盡可能使用當地農村的勞動力，同事支付一定的勞動報酬。從印度公共產品的供給機製可以看出，州政府直接負責村級管理和建設，減少了中間環節。其實在州政府下麵，還有一個叫Panchayat的機構，包括區級等共三級政府，最後才是村級政府。但是就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而言，並不是層層下達，級級管理，而是直接由州政府負責和管理。應當說，這樣的製度安排確保了農村公共產品的足額供給和有效供給，不至於最後落空。所以，印度盡管目前還有較大麵積的貧困發生率以及較大的城鄉差距，但是農村相對充足的公共產品供給成為一道強有力的保障線，它確保了無論如何貧困，也不至於突破死亡的底線。就這一點而言，印度農村的基礎特別是必要的公共產品和保障基礎總體上說比較良好。” 　　“再次，公共產品供給的效果總體上比較滿意。比如，取得比較成功的一個公共產品案例就是印度農村的飲用水已經實現了直接引用。在和老百姓談話和交流中，一個感受就是對現行政府比較滿意，因為政府幫助貧困的農民解決了基本的生存和生活問題。這讓我想起了另外一個問題，通常我們說，收入差距太大，比如人們喜歡用國際警戒線來表示，認為超過了警戒線就會引起社會衝突甚至社會動蕩不安。但是從印度農村的情況來看，未必如此。隻要政府履行自己的基本的公共產品職能，能夠幫助貧困的村民解決他們的基本生存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抵消收入差距帶來的社會負麵影響。同時，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麵了解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麽在印度成群結隊的乞丐、貧困者並沒有成為社會不穩定的製造者。有一種說法認為印度是一個宗教國家，人們受到宗教的影響而不會因為貧富差距發生社會衝突。但是如果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看，政府在公共產品供給方麵承擔的基本職能在一定意義起到了客觀的積極作用。對於這一點我們不應當回避和忽略”。 看看吧，印度難道是“簡簡單單的在強調農民社會保障”嗎？比印度經濟發達的中國現在有嗎？沒有這些，卻說要“強調的是中國的長治久安，強調的是我們這十幾億人的福祉，長遠的福祉”，那真有點虛偽。 　　在中國幾十年來已經沒有公平地給予農村居民建立和城鎮居民一樣平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到現在你還說“不可能”是沒有理由了。對於財政的來源問題，不要說國家財政收入已經超過3萬億了，單純國有企業的利潤就有近萬億，也沒有上繳國家財政，這些屬於全民所有的資產，難道就沒有農村居民的一份？拿出其利潤的一半就有4千多5千億了，再把政府那些浪費的（4--5千億？）算下來就更多。建立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基本的社會保障後，農村居民的生活才算“象個人樣”，你簡單就說都這“不可能”、那“不可能”，怎能算是農民的代言人？ 　　五、 　　溫鐵軍先生你強調的“我們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一旦出現社會的動蕩不安定，對於每個人都是嚴重的威脅，所以，這個事情絕對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我們在強調農民社會保障，我們實際上在強調的是中國的長治久安，強調的是我們這十幾億人的福祉，長遠的福祉”。其實最終是要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束縛在農村裏，讓農民作出犧牲來換取來“十幾億人的福祉，長遠的福祉”而已。不知道溫鐵軍先生是否知道築壩攔洪，難免“蓄之愈久，其發必速”，再不泄洪，則會有漫堤毀壩的危險，到時候其破壞力就更嚴重，何來中國的長治久安？ 　　難怪秋風先生很早就說：“我不想諱言，我從溫先生的論論述中看到了一種冷酷的邏輯：我們這個社會需要穩定，而農民是潛在的不穩定的源頭──因為他們貧窮，他們沒有文化，他們可能會沒有出路──那麽，要實現社會的穩定，就首先必須實現農村和農民的穩定，而做到這一點，最可行的辦法就是把他們束縛在土地上──這是我們的祖先們反複講過的道理──這一連串邏輯下來的結論就是：為了社會的穩定，我們需要把農民束縛在一小塊土地，這塊土地可以維持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於是，在溫先生的理想中，臉朝黃土背朝天了幾千年的農民們，將仍然在土裏刨食，於是，我們獲得了一個穩定的社會。農民很偉大，是吧？他們為我們的社會的穩定作出了無私的奉獻，我們感謝他們。但對不起，你就是不能享受到跟我們同樣的權利和現代文明帶來的方便與機會：把9億人口捆在土地上，於是，4億城裏人獲得了滿意的穩定。”[5] 　　或許，溫先生心裏不是這樣的冷酷，但除此而外，我們還能聯想到什麽呢？ 　　另外，筆者也知道溫鐵軍先生有在農村把農民組織起來的“試驗”，有為農民買大米的經曆，這些我是真心的向他致以尊敬。提倡農村經濟合作組織，這本身沒有錯，也應該提倡，畢竟聯合起來的力量終歸比較大。也讚同把農民組織起來。但是，集體合作應該是在農民自己擁有明確的包括土地的產權前提下的自願合作，在此前提下，他們就懂得自己該怎樣合作、該和誰合作，偏要我們去組合甚至要行政力量去強製主導？ 　　當年的強製“合作”和後來他們自發性的自願“分家”，其結果就有天壤之別。對於現在的合作，筆者多次說過，像幾個人甚至更多的人自願合資開辦一個公司，在市場經濟社會很正常。但比如不經你的同意，把你的存款（或資產）劃到一個的公司賬號上，然後對你說，你是公司的股東了，你會有意見嗎？ 　　沒有明確界定個人產權和自願的基礎上具有“強製性”組成的經濟合作組織，最終會出現國有、集體企業的困境。中國近幾十年來、世界近一百年來的“試驗”難道還沒有“成果”？ 　　此外，還有相當關鍵的一點就是，對於人稱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的溫鐵軍先生，卻從來沒有見過他為農村居民爭取過應有的中國公民平等的政治權利，說白一點就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第十二條，仍然有“自治州、縣、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於鎮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的規定……這樣一算，有多少農民能選為地級市、省（自治區）的人大代表呢？有多少農民能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呢？農民人大代表占人大代表比例是多少呢？占最多數比例的農民一直是被人代表的？這些本身就屬於憲法規定的權利，為什麽溫鐵軍先生並不強烈去為農民代言？ 　　六、 　　拿出溫鐵軍先生的舊文與其磋商，並非是挖其過去的舊觀點，因為直至現在，其理論及觀點是一脈相承的。溫先生自始至終對土地私有化、對加速城市化帶動農村發展一直持反對或說是悲觀態度，反複強調現有製度的優越，中央製定的、調整的政策一貫正確。 　　最近由其本人在中國改革論壇親自發貼，公開其在2004年11月9日有中央高層參加的“統籌城鄉發展”理論研討會的發言中，仍然強調：不要因為某些方麵出了問題，就老拿農村基本經濟製度來“說事”，並將問題歸咎於地方政府[6]。2006年3月25日－26日在海南“中國新農村建設：鄉村治理與鄉鎮政府改革”為主題的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上，又“認為不能簡單化地怪罪地方”，但“主要障礙仍然是各地和各個部門的幹部認識不統一”，並希望“大家理解中央的善意正在逐步轉化為善舉”[7]。總之，是一如既往地對農民不平等的製度無動於衷，上麵始終正確，問題出於地方和各地各部門幹部。 　　由此，就值得懷疑其“農民的代言人”之稱，也有學者對其作這樣的評價：“他似乎更像是一位政府發言人，或至多是一個比較關心‘三農’問題的‘奏折派’經濟學家。他對宏觀經濟走勢的關注顯然遠甚於對‘三農’問題的關注，他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考量顯然遠甚於對農民利益的考量”[8]。那麽，對於“用腳做學問”的你，千萬不要變成是“（禦）用腳做學問”！ 　　當然，筆者也相信溫鐵軍先生和他的追隨者們是發自內心想解決三農問題的，但依照其理論卻可能導致三農問題長遠難以解決。其本人就有悲觀的觀點：“搞新鄉村建設，是困惑之後無奈的嚐試吧。我早就說過，我隻試圖緩解‘三農’問題而不是解決。為什麽這樣說？我走過這麽多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必然帶來小農的凋敝，這是規律，不可避免。如此，農村被剝奪的程度隻會加大，所以，對解決‘三農’問題我不抱太大希望”[9]。那麽，是否可以套用他的那句話──“非不能也，而不為也！”？ 其實，中國的農民本來就應該得到平等的政治權利、得到完整的土地所有權，如果他們沒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如果不從根本改革現有土地製度，如果他們沒有選擇我們，我們能代表他們嗎？我們成為他們的代言人嗎？讓他們自己為自己代言吧，隻有他們才能代表自己。 　　2006年6月6日 　　作者簡介：孔善廣（1966-），廣東佛山南海人，自由研究人員，研究興趣為公共經濟和農村問題。 　　注釋： 　　[1]、溫鐵軍.三農問題之證偽.中國宏觀經濟信息網，2001-07-31. 　　[2]、陳錫文.當前我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學習與研究,2006年第1期. 　　[3]、王檢貴,丁守海.中國究竟還有多少農業剩餘勞動力.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4]、權衡.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與城鄉差距問題.東方網，2006-04-24. 　　[5]、秋風.農民還得作犧牲？──從一個側麵反駁溫鐵軍的市場無效論.思想評論，2001-08-20. 　　[6]、溫鐵軍.不要老拿農村基本經濟製度來“說事”.中國改革論壇聚焦三農版，2006-05-17. 　　[7]、溫鐵軍.新農村建設實踐中的反思.國改革論壇聚焦三農版，2006-3-22 　　[8]、董國強.解構溫鐵軍的“三農”問題研究.世紀中國,2005-11-18. 　　[9]、毛誌勇等.城市化解決不了“三農”問題──學者係列訪談之溫鐵軍訪談(二).南方農村報，2005-07-14 原載《世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