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心：極權之下的現代性人文顛覆(zt)

現代性對個人的係統化介入和幹預，使得專業分工和電子資訊的高效“節能”能夠幫助人們突破各種客觀現實和物理局限，將人的觸角延伸到更為廣闊的時空維度，讓人們通過虛擬想象抹平各種有差異的處境和特質，未經審察不用實踐即可上天入地窮盡人生各種“可能性”。在現代性之下，高度概括的問候，凝固而簡略的語詞，修辭得體的文法、以及格式化的表情滲合著金屬屬性的冷漠，將所有動人心魄的場境和人間情事都置換成必須依賴“防腐劑”才能保鮮的空心感受，因為人生變得進退失據從而無需“瞻前顧後”的意義求證；社會失去了曆史積澱的豐富性和重量感，所以讓人們有理由“將真事隱去”、將記憶刪除並省略掉所有的細節，僅僅為了輕鬆方便一次性消費或“過把隱就死”。由此，人性貪圖安逸的品質一再被激活被教唆並完全依賴於無所不能、無孔不入的媒體資訊傳輸和複製，誰還會癡心於神祗的召喚作浪漫的神遊呢？世界在簡約化，一切都在不確定之中，麵對洶洶而來的技術清場M“權力市場化”對人的瓦解重置，個人的抗爭顯得勢單力薄且無濟於事，個人自主的表達因缺乏“結合力”而被集體意誌所遺棄，一切都不可改變，似乎隻有認同公共標準並積極接受極權者翻製的“現代化”改造，與時俱進繞著權商合謀策劃的“主旋律”跳舞，異質的個人才能融入主流，才能獲得公共認可的評價和命名。 　　如此，人們便可以事不躬行、足不出戶，畫家無需獨對造化采天地之靈，詩人不必感時憂世窮年憶黎元，甚至哲學、宗教等一切植根於人的命運處境、熔鑄了人的心智並內涵著人生憂患和心靈憧憬的精神鄉土，也被現代性之下的“效率迷狂”四處圍獵然後論價開發！在市場與科學原教旨主義的蠱惑與裹挾之下，沒有了人性自給自足、可以恬然退守的家園，當然也就不會有靈魂的棲居之所，連思想、語言、乃至情緒表達都被納入同一性的體製範式進行“貨幣化”定量分析，哲學不再有直抵生命堂奧的意義闡發，宗教不再關注有限性焦慮從而失去了內在的救贖功能，人們也還在求神拜佛而且不無端肅虔敬的表情，但大多不是基於人生困厄的心靈慰藉，而是異質化的另類利害權衡和頗具波普意味的“信仰秀”。這時候，個人自主的領域被勢能強大的公權意誌大麵積浸蝕剝離，鮮活靈動的個人被整飭、被分解重構，然後一個個被按符號或概念編程設置，成為便於行政權力中樞分級操控、率性拿捏的“無機物”。總之，個人既不必作判斷當然也就無所謂選擇；既無需對自己的現實處境作符合切身體驗的意義詮釋，也不必對個人化的未來作某種價值預期，因為一切都有組織替你著想、有單位幫你謀劃，你隻需將自己按社會政治經濟博弈中的各路得勝者的趣味和意圖裁剪組裝，成為符合專權意圖和市場化收購的標準材質，將個人自主的功能消解滅失從而完全托身於“代表公眾”根本利益和發展方向的權力與經濟組織，你便可以作到生存無虞、有“活路”可走有富貴可享。 　　在現代性與極權“結盟”之下，傳統賡續的信仰體係和文化機製紛紛解構碎裂，因為無所適從，所以人們便隻能收縮目光隻顧當下，再加上有如此功率強大的技術助陣，一切都是觸手可及而且現成高效的，這正好投合了人性耽於現貨收購和不勞而獲的怠惰品質。至此，人們不再低眉信首作凝視狀，不再臨淵遐想聽水鳴峽，人間沒有了離愁別緒和上下求索，甚至關於青春敘事和男歡女愛的勉力詠唱，也因滲入了精明的交易算計而被拆解為聲情分離的口技秀。總之，人們隻習慣於燈紅酒綠之下的身體休閑和名利場的爭吵，隻習慣於通過電子讀數和視頻消費獲取現成的人生經驗，因而導致感覺疲憊肢體慵懶，缺乏內省的心魂被無所不能的現代傳媒牽引著與昆德拉式的“媚俗”共舞時，個人化的經驗和生命本應有的神彩便失去了審美的意蘊和可以深究的價值，從而讓空心化的犬儒主義將人們進行轉基因式的精神移植。 　　這時候，人們隻管用眼晴讀圖用耳朵聽事，人雲亦雲、無需格物致理做分析作判斷，感覺變得粗糙，心靈因不能承受的生活之“俗”而越顯晦暗，從而將人性中的愛與激情盡數蒸發。至此，麻木的神經既無意於人世物哀情愁，也不再乎天上雲卷雲舒，我隻管專心去活，端賴骨體肌理之愉悅和腸胃之所好，然後無所事事地混跡於人頭湧動的市井，你不必有向外的癡心注目，也無需內在的性靈抒寫，甚至也不必有明確的目標和始終如一的信念執守。總之，在個人無法掌控的現代環境裏，你隻需麵對自己的當下策略性地把握好與人交往的尺度，確認你的體溫尚存理智清醒，習慣於與寡廉鮮恥的鄙俗風尚和平共處，並將這種認知作為你生活境遇的全部要務精心操練，就算是對個人的看顧，就算是對個人於現實困迫中唯一有意義的救贖，所以，盧梭一言成讖：“現代生活給人一個破碎的靈魂，每一個現代人都在經曆著精神分裂，人們無路可逃”！ 　　阿德諾說，“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一種罪”，而現代性之下人類則不需要詩，不需要有對正義和良知有所關注，當然也就不需要用“普世之愛”去馴服權力之劍，用信仰救贖化解現實的迷誤、去抵禦對生死寂滅的恐懼。由於對技術的過度倚重，暴力和罪惡也經由媒質的過濾性選擇並注入了喜劇式、玩意式的遊戲性質，然後按淺薄的市井趣味和時尚的消費觀念批零經營，使得人們由於見慣不怪，從而將殘酷當表演把冷血當理性，日久之後遂將人性屬靈的悲憫之心冷卻硬化，從而衍生成視一切痛苦和災難都無動於衷的冷酷和麻木。除此之外，由於沉迷於客觀理性的偏執和傳媒的誤導，人們總是無原則地寬恕社會原欲“利必多”恣意妄為，縱容名利場中寡廉鮮恥、明目張膽的劫掠，並將不對稱賭局中被淘汰、被遺棄的弱勢者逐出主流然後名之曰市場化博弈的“正向”結果，從而煽惑公眾無原則、無禁忌地向外侵犯和拓殖，把自然、社會和一切“他在”的人物情事都當作專屬自己、可供利用的賦斂對象，由此激發的征服性想象不僅使人們無法謙卑克製，反而將人心中利他的道德自律和平等互助的交往倫理顛覆敗壞，促使人們更加迷信“幸福”係於發展就是“硬道理”的簡單判斷；認定光榮來自“成王敗寇、贏者通吃”的草莽邏輯。 　　至此，無止境的征服和開發裹挾著人性本質“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肌理好愉佚”（荀子語）的“幸福”訴求，隻要能為我所用、有利可圖，即使滅天理也要存人欲而且無所顧忌。正是根源於人性自私自利的本質總是最易被挑釁、被利用這一事實，現代性之下秉承國家意誌的極權者們總是能順應時勢，將這一認知作為“新時代”權利整合的不二法門，隨機應變將其不斷放大為政治動員的攻心術，以投合公眾不知厭足的“罪性”期待為其治亂之道，從而將人心變壞、將人性導向自戕自毀的淵藪。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既不是基於人的榮譽和尊嚴的自足而將人的善性激活，然後引向互利共生的文明之域；也不是出於人心同然、推己及人直抵人性自私的“軟肋”以引起集體的警惕和檢討，從而據此合成出具有反思性的建政理論將人的“惡欲”從法理製度上套牢，而是不擇手段投其所好、相機行事將人的自然屬性全麵展開，然後導向族群社會從事你死我活的罪性傾軋，以此滿足個人或政團私欲的權力換班和利益分割，從而使人們基於利害比較和生存的常識理性，跟風投入到權商合夥經營的社會工程，以此滅失個人的主體認知和權利自覺然後心甘情願服從“大局需要”，最終異質為沒有靈魂和實證意義的“人民”，從而使分散而不具粘合力的原子化庸庸大眾，盡數淪為非法國家構製係統中沒有“主觀能動性”的工具和材質，讓極權之下的政治功利主義“因勢利導”將人們收入專製編織的權利網絡，任由秉權者主導將人的生存訴求壓縮在形而下區間率性把玩，最終培育出一種泛濫於社會公共空間，一切都僅僅是基於個人或集團利益爭訟的交往倫理和鄙俗的價值範式。 在現代性之下，人們由於常常被欲望所挾持，所以總是太焦慮太急切、太笈笈於名利的點滴盤算，因而不該也不會再有詩性的默念和玄想，不會有超越現實存在的精神遠遊。生命的外延在收縮，神采變得灰暗，身體被過度地關注並將靈魂緊緊套牢，即使間或有鮮活的熱情，也被權力意誌和商業牽引而被投向利益場域作予取予奪的交易遊戲。由於總是被困於現實的重軛之下，個人顯得無濟於事，一切都不可改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人們隻貪戀權勢迷信科學，隻認定一切可以實證的物事，然後才能妥貼地把握和經營好當下的存在維度。所以，如果說奧斯威辛之後人類的文化想象力是蹣跚的、小心翼翼的，那麽現代性之下個人的敘事和表達則是吊詭而嬌情的，市儈而見利忘義的；既缺乏內省的價值內涵，也沒有原生田野語境中自娛的功能；既失去了普羅文化置身於鄉俗倫理中的陶醉與忘情，也不能抵禦現實的荒謬“將人性導向光明的前景”（基爾凱郭爾語）。更多的是格式化的語調，纖巧做派的肢體秀滲合著現代人無著無落、虛張聲勢的意誌譫妄。 　　是的，現代性之下人們總是避重就輕、講求策略，功利化的價值服從迫使人們總是沉湎於浮華豔俗的趣味，因為快捷、簡單而又實際的生活不需要靠近永恒，不需要扼腕詠歎，不需要慎獨懷遠俯仰古今，所以，對於“亂轟轟你方門唱罷我登台”的周遭情事，人們隻要記住名姓臉象和紛至遝來的新概念新說詞並略作修飾，即可作出不負責任的意義闡釋，所有人在處境中的況味都不必經過大腦，也無需曆史的回望和心靈的過濾就直接反映在表情肌上，於是，哲學、藝術、宗教以及一切立足於有關人的根本性問題的思考和追究，都因不切實用、不具效率而被冷落並從人心中放逐。這時候人們談芳芳論綿綿，臆想木子美芙蓉姐姐，眼球跟定超級女聲，更多不是基於命運頓挫的現實慰藉，也無涉審美感知和心靈傾訴，而是下半身敘事激發出的庸人自擾和肉感抒情。故此，人們盡管也還有閱讀的欲望，但其所關注的既不是寫作者的心智所透析出的生命律動，也不在乎個人自在狀態中的獨特經驗，而是當中蘊涵的生存智能和處變機巧，是財富、機會和成功的激素催化出的現實光鮮和榮辱得失， 　　既已如此，原本出於敦促社會趨向良性運作，以構建與“每個人都活得好”相關的文明製度的建設性努力，也因受眾“逃逸”而幾成絕響，即使偶或為之的道德與正義訴求，也僅僅滿足於社會心理救濟以超度無助之魂而已，對於“正在闊氣”的弄權政團而言，除了作為安撫不具抗辯力的敗北者因祈求“明天會更好”，從而不致於絕望然後“放膽犯橫”造反之外，社會本身已無所謂“德治仁政”，也不在乎民主裁決和人權表達，由於有“活著”當屬不易的身體需要護理和顧惜，有當下僥幸得來的“幸福”需要消化，因而隻要沒有刀槍打劫和監獄管製，所謂尊嚴、自信以及主體的覺醒和個人之於社會的價值延伸與定位，則都因其不具利益效應和可指認的價值實體，從而被人們罔顧和棄置。至此，人們隻相信力量和權勢，隻服從效率原教旨主義和各路權利博擊中的優勝者。因為個人品質對於社會普遍倫理建構已不具有實際的意義，所以道德可以缺席、人格可以分裂，人們既無需修身正性頤養德行，也就不會拘泥於人的品質評價然後去爭論是非曲直，更不在乎公共輿論無關痛癢的褒貶臧否。正是由於現代性之下人們對公共選擇和評價的過度依賴，對傳媒資訊供給的過度迷信，公權才可以肆無忌憚對個人自為領域進行全麵侵犯，“弱肉強食”才再度成為人們自我實現和自我發展所依賴的“市場化”選擇路徑。 原載《世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