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稿本《南旋日記》與胡雪岩籍貫之爭的再探討(ZT)

（一）緣起 　　我不是一個喜歡湊熱鬧的人，對於世麵上的熱點問題一向並不十分敏感。關於胡雪岩的籍貫之爭，學界內外的爭論向來頗為激烈。對此，十數年來我的介入純屬偶然，而且，前後發表的兩篇小文加起來，統共不超過三千字。我以為，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胡雪岩籍貫之爭原本是個再小不過的問題，倘若不是一些人罔顧曆史事實，以拌嘴式的意氣用事代替真正的學術探討，寫三千字乃至更少的文字本來就足以解決這個問題。 　　事情還得從今年年初講起，根據新發現的清代徽州文書稿本《南旋日記》，我在《文匯報》“筆會”上發表《胡雪岩籍貫之爭當可塵埃落定》一文（2006年1月16日），文旁左上方配有日記的一頁書影。之所以取這樣的題目，本來以為，第一手的新史料之發現，胡雪岩的籍貫之爭問題已然解決，從此可以不必再費口舌爭論了。殊不料，杭州曆史博物館的高念華研究員近日提出一個驚人的疑問求求“《南旋日記》真的是清代人所寫的嗎？‘近年來，為提高一個地區的知名度，各地大打名人牌，希望能以名人效應帶動經濟效應，胡雪岩也成為爭奪的焦點。我對《南旋日記》作了初步的內容鑒定，作者很可能不是清代人，而是一個對古建築完全不了解的現代人。’”杭州的報導進而提出：“《南旋日記》的真實性還有待商榷，要證明《南旋日記》的真偽，恐怕要到北京、上海的古籍權威機構，請專家在技術、墨跡和紙張等方麵進行鑒別，事情才有可能水落石出。”（新華社浙江網引2006年3月6日《每日商報》） 　　高先生的質疑及相關報導讓我著實吃驚不小，這涉及到對於曆史文獻和曆史事實的基本態度求求難道是有什麽人在偽造曆史文獻？還是究竟有什麽人罔顧曆史事實，故意發表不負責任的驚人之語？茲事體大！看來，學術問題再小，態度都必須認真。這的確是個不得不予辯明的問題。 　　（二）現籍與祖籍求求“杭州人”與“徽州人”的爭吵 　　紅頂商人胡光墉字雪岩，為清同治、光緒時人，曾在浙江巡撫王有齡幕中辦理糧械事，同治初年因故受左宗棠賞識，命其總理糧台，夤緣際會而富甲天下。左宗棠西征之際，胡雪岩殫思竭慮為其籌措軍餉，新疆軍事結束後，左氏特別為其請功，破格賞穿黃馬褂。胡氏商業全盛時期，所開的阜康錢莊和胡慶餘堂藥鋪遍及杭、滬數地，為世人所豔稱。後因經營湖絲出口，與外商競爭失敗破產，被革職治罪，憂懼而死。 　　胡雪岩長年活躍於杭州，關於其人源出何處，向來就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其人原籍徽州績溪胡裏（即今湖裏村），後遷往杭州。曆史學家陳旭麓、方詩銘、魏建猷先生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甚至徑直寫道：“胡光墉（1823－1885），安徽績溪人。”與此同時，也有一種看法認為，胡雪岩應當是杭州人。這種爭論由來已久，不過，在去年卻再次掀起波瀾，引發了媒體的極大關注。2005年9月2日，高念華先生首先在《中國文物報》上發表《胡雪岩籍貫浙江杭州人》一文；接著，安徽省績溪縣宅坦村村長胡維平先生發表《對〈胡雪岩籍貫浙江杭州人〉的幾點辨析》（《中國文物報》11月25日），對此提出反駁；2005年12月16日，高念華、張倩、段虹三位先生再次在《中國文物報》上發表《評析：誤認胡雪岩為績溪人的例證》，重申了此前的觀點。胡維平主要利用徽州鄉土史料，尤其是胡雪岩後裔的口碑資料來證明胡氏的祖籍。而高念華為了說明胡雪岩是杭州人，舉出了六條證據： 　　1、日本銅鍾與“錢塘弟子胡光墉敬助”題名； 　　2、胡雪岩自撰的“王墳碑”稱自己為“裏人”； 　　3、《杭州府誌》記載胡雪岩為杭州人； 　　4、左宗棠、李鴻章、閻敬銘的奏折中稱胡雪岩為浙江人； 　　5、與胡雪岩同時代人的記錄稱胡為“杭人”； 　　6、陳蝶仙稱胡雪岩“世居浙江”。 　　上揭的六大證據胡子眉毛一把抓地在論證胡雪岩是杭州人，即使全都靠得住，充其量也隻能說明胡雪岩長年生活在杭州或現籍為杭州，卻無法斷定胡雪岩的祖籍究竟源自何處。而在事實上，上述的幾條證據並不完全符合邏輯：以第1條為例，清乾隆時代前往日本經商的一些商人往往自稱是“吳趨（亦即蘇州）”人，在自署籍貫時也常常寫作“吳趨某氏”，但其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卻是地地道道的徽商，隻是活躍於蘇州或從蘇州出發而已；再如其他5條，同樣也可以找到類似的例子。譬如，一些方誌、文集和奏折記載乾隆時代的大鹽商江春（鶴亭）是揚州儀征人，為揚州鹽商，但江春作為著名的徽商卻也是學術界所公認的常識。這些，都牽涉到徽州人的現籍和祖籍的問題。 　　明清以來，徽州是個高移民輸出的地區，徽商的如日中天以及徽州文化的繁盛，使得許多徽州移民對於桑梓故裏，有著異乎尋常的自豪感和強烈的認同感。清代著名學者汪中之子、揚州人汪喜孫在宋《羅願〈新安誌〉跋尾》一文中指出：“吾家先世居歙西古唐，高祖快士先生始遷江都，喜孫少孤，不獲聞先世佚事，每遇人自歙來者，必敬問家鄉風俗及遺聞佚說，聽之忘寢食矣。”顯然，不少徽州人後裔均孜孜以家鄉為念。在這種背景下，祖籍與現籍一樣受到徽州人的高度重視。民國時人許承堯在《歙事閑譚》中，摘錄了北京歙縣會館中的題名榜，其中專門注明那些進士的現籍所在，而這些進士，其祖籍無一例外均出自徽州。關於這一點，美籍華裔學者何炳棣教授在他的名著《明清社會史論》中也曾指出：“徽州府、縣方誌的編胝咦雋舜罅抗ぷ鰨□□俜階⒓□罩蓴袢」γ□吆圖募□□□賈薪乾康娜思右鄖呆吱D求這是因為徽州是一個移民異常之多的地區。但是其他許多方誌卻沒有作這種重要的專門性區分。”可見，對於祖籍和現籍的關注，是明清徽州一府六縣極為顯著的特色。對於一般的徽州人而言，祖籍與現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揆諸實際，高、胡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一方說的是現籍，一方說的是祖籍。不明白這一個關鍵，“杭州人”和“徽州人”的爭吵便會無休無止，即使爭吵一萬年也未必會有結論。 　　（三）祖籍認同感和鄉土意識：祖籍認定的關鍵 　　十多年前，筆者在《讀書》月刊上發表過學術散文《斜陽殘照徽州夢》（1994年第九期），後來，因黃山市的一位作家對我提及的《儒林外史》中兩名徽州文人的籍貫問題存有疑義，我遂撰寫了一篇不到五百字的小文《胡雪岩及二牛“籍貫”》，其中談到明清徽商祖籍和現籍的問題，首度涉及胡雪岩的籍貫之爭。當時我指出，在談及中國人的“籍貫”時，首先應區分究竟指的是祖籍還是現籍： 　……說（胡）光墉為徽州績溪人不誤，為杭州人亦不誤，何故？一祖籍，一現籍耳。根據明清政府的規定，凡在僑寓地擁有田地、墳墓二十年以上者，即可申請入籍當地。故而徽州人所到之處，紛紛求田問舍，以爭取盡快土著化。……（不少僑寓異地的徽州）人的現籍雖非新安，但在自我感覺上卻認為自己還是徽州人。（《讀書》1996年第五期） 　　按照我的看法，說胡雪岩是杭州人還是徽州人都沒有錯，關鍵在於說話人從什麽角度去理解。對此，有人曾提出疑問求求既然有祖籍和現籍之分，那麽，遷居多少年（或多少代）後還可以算是祖籍？多少年（代）後又可以不算了呢？否則，豈不是人人的祖籍都可以上溯到中原？上溯到華夏先祖？ 　　這個問題問得的確很好！其實，關於祖籍，這不是一個可以純粹用多少年或多少代來計算的問題，而關鍵在於當事人及其後裔的祖籍認同感及其鄉土意識。所謂祖籍認同感，是指他們是否強烈認同於遷出地的桑梓故裏。而鄉土意識則表現為他們是否與遷出地保持著一定的聯係，在僑寓地是否有同鄉之間的密切來往，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保存著遷出地的風俗習慣，以及僑寓地社會其他人群對這批人的看法，等等。 　　安徽績溪胡氏有四個不同的分支，即龍川胡氏、金紫胡氏、明經胡氏（李改胡）和遵義胡氏。胡雪岩的一支屬於績溪胡裏的明經胡氏，對於胡裏這一祖籍地，遷居杭州的胡雪岩有著明顯而強烈的認同。這從當時發生的一場官司訴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胡裏鄰村，為周、王二姓所居，名中王村，村中之廟稱中王廟，廟內原塑九相公、玄壇和土地神像。在廟前有胡姓祖墓，距離廟門二十餘丈。為此，周、王二姓與胡氏糾紛不斷。鹹豐七年（1857年）因王善慶造屋結訟，後蒙中人調解，廟神各照契稅管業。光緒八年（1882年）王姓重塑九相公等像，但胡姓提出，“中王”是胡姓祖先在宋朝的封號，而不是普通的地名，以此彰顯胡氏的產權；而王氏則認為“廟以村名，村有王姓，故名中王村，亦名中王廟”。雙方為此鬧得不可開交。在這場耗時近十年的官司中，胡裏人利用胡雪岩的名勢，與上莊胡氏（包括胡適先生的族叔公胡貞照、四叔胡介如等人）一起，與王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訴訟。績溪縣湖裏村民間保存有一冊《仝王姓交涉公事》抄本，就是這場官司中控辯雙方訴訟狀詞的真實記錄。其中光緒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生員王含貞等稟詞稱： 　　……胡文翥、胡位中糾率勢豪胡運昌、胡貞照、胡削等，假生村名，冒伊祖封號，捏稱伊祖延政公宋封中王，肆行混爭，並毀神像，複串通江西補用道胡光墉越控撫憲，謊捏誣控…… 　　同年同月二十八日，王含貞上控徽州府的稟詞中，稱胡雪岩為“富紳胡光墉”。而在翌年二月十八日的稟詞中，則提及： 　　……江西候補道胡光鏞遷杭已久，原籍族譜有虛有實。省、府、縣誌照譜入，墉未查知。祖宗是否封王，必有信史可考，墉未查知。陽宅陰基，民間爭訟，總以國課為重，墓碑家乘不足為憑，例有一定，墉未查知。廟敬九相公，非獨身周、王二姓，凡近生村十裏二堂各鄉居民人等，無不到廟敬香，人口如碑，可傳可質，墉皆未及查明，惟據胡位中等麵，遽即上瀆撫憲，劄飭縣主訊斷…… 　　這是胡裏胡氏的對立麵王含貞的控詞，他指責胡姓族譜“有虛有實”，“虛”的部分是指雙方爭訟的焦點，亦即胡姓自稱中王廟係因胡氏祖先宋時被封中王而得名。從中可見，遠在杭州的胡雪岩深深地卷入了績溪胡裏的這場糾紛。而王姓則很明確地指出求求胡光鏞（雪岩）係從胡裏遷往杭州，胡裏正是胡雪岩的“原籍”所在。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胡雪岩對於績溪胡裏有著強烈的祖籍認同，否則，他何以需要在績溪中王廟的訴訟糾紛中出頭越控？ 　　除了胡雪岩本人外，其後裔也有強烈的祖籍認同。2004年10月28日，胡雪岩曾孫胡文瑩曾親筆寫下《關於胡雪岩籍貫的一點說明》：“我叫胡文瑩，是胡雪岩的嫡曾孫，我父親叫胡渭卿，母親叫章芝仙，都是安徽績溪人。”這些，也同樣可以作為胡雪岩祖籍徽州績溪的佐證。 　　更為重要的是，早在胡雪岩事業如日中天之際，到訪胡雪岩芝園的徽州人，就已經證實他的祖籍出自徽州績溪。 　　（四）稿本《南旋日記》求求胡雪岩同時代的證言 　　去年，我在皖南收集到一冊徽州文書稿本《南旋日記》，其中有一段有關胡雪岩在杭州所建園林的記載，這是考證胡雪岩祖籍徽州績溪最為過硬的第一手資料。據此，我在《文匯報》“筆會”上發表了《胡雪岩籍貫之爭當可塵埃落定》一文，該文首先引證了《南旋日記》的記載： 　　（乙亥十月）初六日，……章君談及胡氏花園，□罷，即囑韶五兄偕餘及禹翁、矩兄、其兄進城往遊。園名芝園，主人名光鏞，字雪岩。未至門，見石板闊而且潔，大有吾鄉景象。至門，韶五叩問閽者：胡姓師爺可在內？閽者答以在家，並指點其住處。旋至大廳，胡君出見，是績溪人，為雪岩侄輩，人甚樸誠，坐談片刻，即囑價帶遊芝園。其大廳上懸禦賜“勉善承榮”扁額，進大廳後數武，見兩（石）門，一額左圖，一額右史，左圖為內宅花園，右史即芝園，有兩花廳，樓極高聳，畫棟雕梁，五色炫目，廳前有魚池，以紅絲磁琅俞為欄，旁砌假山，中嵌名人石刻，池畔兩亭對峙，木刻楹聯書法甚佳。過亭穿石而上，另有一亭，為宸翰亭，較之廳上之樓尤為高聳，憑欄而望，滿城屋宇如在井底，城隍山、西湖皆望可盡。惜樓過高，且過於雕琢，近乎洋人格局，而彈琴、下棋及吟詩、作畫之室，俱付闕如，據雲用去朱提百萬方克卣事，以予觀之，實覺俗不可耐，不堪久留。良以園主（乃市井中人），胸中邱壑，故布置未能適當耳。欲作一詩以形其景，姑俟之異日…… 　　該段描述，是有關胡雪岩在杭州所建芝園的珍貴史料。對於上述的這段記載，我接著分析： 　　“乙亥”即清光緒元年（1875年），其時，正值胡雪岩的事業如日中天。芝園建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其得名據說是為了紀念胡雪岩的父親胡芝田。從《南旋日記》中的文字來看，日記作者與鹽業有著密切的關係。文中提及，管園的胡姓師爺為胡雪岩的侄輩，“是績溪人”，僅此一點，即可反映胡雪岩的生平來曆。作者走進芝園，“見石板闊而且潔，大有吾鄉景象”，所謂吾鄉景象，當指明清以來徽州城郭鄉村中常見的大石板路麵，這種特色迄今仍體現在徽州的街衢巷陌間。另外，園內建築“過於雕琢，近乎洋人格局”，可見，這個耗資百萬兩的芝園，應是融合了徽派與西式元素構建的江南園林建築。 文章刊出後，《文匯報》“筆會”即收到高先生的爭鳴文章。高先生大文的前麵部分此前已發表在《中國文物報》上了，沒有什麽新鮮的內容。他所駁斥的一些觀點，也都是針對績溪縣胡維平的，與我毫無關係。但其中針對我的小部份，卻對拙文的論證過程作了避重就輕的曲解。因該文後來未被《文匯報》采用，在此我不便征引，這裏隻引用他在其它地方正式發表的看法： 　　新焦點在王振忠的文章中，認為胡雪岩是安徽人的新證據就是───胡雪岩故居裏的芝園鋪著“闊而且潔”的石板，乃是徽派建築。對於這一點，長期從事古建築和傳統建築研究的高念華認為，王的觀點是錯誤的，胡雪岩故居是杭州傳統建築及部分西歐裝修結合的晚清建築，並非徽派建築。（新華社浙江網引2006年3月6日《每日商報》） 　　上述的觀點與他投寄《文匯報》的爭鳴文章一脈相承，如果沒有讀過我的原文，不明就裏的讀者以為我的論證邏輯是“石板－徽派建築－祖籍”，而在事實上，這完全是故意曲解我的論證過程。《胡雪岩籍貫之爭當可塵埃落定》一文發表後，《文摘報》曾摘引觀點： 　　王振忠在1月16日《文匯報》上說，晚清紅頂商人胡雪岩，因其常年活躍於浙江杭州，學界向來有不少人否定他的祖籍來自徽州績溪。然近讀新發現的徽州文書稿本《南旋日記》，內有一段有關胡雪岩在杭州所建園的記載，提及管園的胡姓師爺為胡雪岩的侄輩，是“績溪人”，由此可斷定，胡雪岩祖籍為安徽績溪已毋庸置疑。（《文摘報》1月22日） 　　從這段文摘中可見，如果不是刻意曲解，任何明眼人都可以清楚看出，在我的考證中，《南旋日記》提及的胡姓師爺為“績溪人”才是立論的重點，建築則並不是重點。因此，高先生認為我以徽派建築來斷定胡雪岩的籍貫，根本不是事實，完全是他避重就輕的故意曲解。 　　不過，既然高先生對“古建築”頗有偏好，在此，我也很願意與他討論一下古建築的問題。 　　（五）徽州文化與杭州傳統建築 　　高先生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看法求求他以為：即使是外地人到杭州，也隻會入鄉隨俗，按照杭州的“傳統建築”建造園林和房子。事實上，這種見解完全是錯誤的。著名的建築學家陳從周先生就曾說過“少時見杭城建築，其構架有不類浙中者”，其中尤其是以湖南會館最為典型，這與太平天國之後在浙江活動的湘軍有密切的關係，故此，“建築猶湘中做法也”。（見《浙江今存湘式建築》及《杭州之會館》二文）可見，在杭州，外地人根據家鄉風格修建聚落，並非罕見的例子（其實，這在全國各地都不乏其例）。陳從周先生是杭州人，他從小就聽長者說過許多胡慶餘堂的舊聞。他說：“胡（雪岩）為安徽績溪縣人，徽州府所屬產藥，采購亦方便，其名漸駕葉種德堂之上矣”。在《梓室餘墨》一書中，陳從周曾多次述及徽州風俗習慣對杭州城市的影響。而在事實上，外出的徽州人在僑寓地構建徽派建築，這在明清時代司空見慣，“徽式新屋”甚至一度風靡全國各地。今湖北漢口的紫陽書院（徽州會館），就是從徽州請來工匠建造的徽派建築；今江蘇揚州南河下，明清時期“鄉音歙語兼秦語”，有不少徽商聚居，他們在當地建了諸多園亭住宅，頗具徽派色彩，讓人強烈地感受到皖南的鄉土氣息，以致“奉宸苑憶舊時鄉”。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無庸贅述。 　　《南旋日記》的作者“見石板闊而且潔，大有吾鄉景象”，對此，我之所以解讀為“所謂吾鄉景象，當指明清以來徽州城郭鄉村中常見的大石板路麵”，是因為民國《歙縣誌》曾指出：徽州歙縣等地“道路皆以石成之，雖窮鄉僻壤，入山小徑，靡不石也。”這種城鄉景觀，在徽州人所到的聚居經商之處也隨處可見。如揚州、淮安河下一帶的徽商聚居處，也都表現出類似的景觀。而就杭州而言，從徽州沿新安江而下，便到了杭州，錢塘江濱有“徽州塘”，便是徽商登岸之所。據明萬曆《杭州府誌》記載：杭州的南北二山，原本是杭州居民墳墓集中的地區，成化以後，大約在弘治、正德年間，徽商紛紛“在此圖葬”，“冒籍占產”。1936年，陳訓慈在《歙縣金石誌序》中指出：“康、乾之間，徽歙人南遷吾浙者數百家，至今嚴、杭、紹興沿江諸邑，其後裔聚居猶蕃。”現存於國內外各收藏單位的浙江餘杭《鮑氏宗譜》、汪氏《重修遷杭支代表》、《杭州汪氏振綺堂小宗譜》、《平陽汪氏九十一世支譜》、杭州《汪氏小宗譜》、《汪氏振綺堂宗譜》、《平陽汪氏遷杭支譜》、歙縣《新州葉氏家乘》和《戴氏遷杭族譜》等，均反映了徽商遷居杭州及其周邊地區的事實。在這種背景下，杭州城市所受徽州風俗文化的影響亦極深，皖南山水對於杭州更有重要的影響，對此，建築學家陳從周先生指出： 　　明中葉以後述皖南山水之詩文，繪皖南山水之畫圖，流風所被，盛於江南，至若徽屬之人移居杭州、蘇州、揚州三地者為數特多，皆宦遊經商於其間，建造園林，模山範水，輒動鄉情，致移皖南之山水，置異鄉之庭園。（《江南園林疊石所本乃皖南山水》） 　　因此，在僑寓地，徽商修建徽派建築或在江南園林建築中吸收部分徽派元素，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就胡雪岩的芝園而言，我從來沒有說過芝園完全是徽派建築，但在《胡雪岩籍貫之爭當可塵埃落定》一文中，我根據《南旋日記》中清人的描述，判定胡雪岩的芝園“應是融合了徽派與西式元素構建的江南園林建築”，這一基本判斷並沒有任何問題。 　　其實，問題的關鍵還不在於芝園的建築風格如何，而是《南旋日記》提及管園的胡姓師爺“是績溪人，為雪岩侄輩”。這一點，才是這次討論的關鍵。此前，高先生反複強調求求胡雪岩是安徽人的說法始於上個世紀四十年代： 　　現在所有用來證明胡雪岩是安徽人的資料，全都是憑推斷和猜測的，既沒有實物依據，又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把這些誤傳的口碑當成鐵的證據，這在學術研究、考證等工作上是忌諱的。 　　而稿本《南旋日記》提供的新資料證明求求胡雪岩是績溪人的說法早在清光緒年間（也就是胡雪岩同時代）就已存在。這一新的確切證據無疑擊中了高先生的要害，讓他完全無法自圓其說，故此，他幹脆斷然否認《南旋日記》的真實性，聲稱： 　　我對《南旋日記》作了初步的內容鑒定，作者很可能不是清代人，而是一個對古建築完全不了解的現代人。 　　我不清楚高先生如何對拙藏的《南旋日記》“作了初步的內容鑒定”？他隻見過《文匯報》上的一頁書影，究竟是什麽能讓他得出作者“很可能不是清代人”，而是對高先生專長的“古建築”完全不了解的“現代人”？這些，我百思不得其解。不過，高先生這種對於曆史文獻的態度讓人頗感滑稽求求按照這種邏輯，凡是看到與自己觀點相左的證據，豈不是都可以閉著眼晴一口咬定說那是假的？那麽，朗朗乾坤之下究竟還有什麽嚴肅的學術考證？ 不過，高先生不負責任的猜疑倒是提醒我們求求究竟是清代人看不懂現代的“古建築”？還是當代的“古建專家”無法理解（甚至讀不懂）清代的曆史文獻？ 　　（六）曆史文獻的真偽之辯 　　筆者主要從事曆史地理及明清以來社會文化史研究，近十數年來尤其專注於徽州學，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以一己之力，在皖南陸續收集到數千冊的徽州文書抄本、稿本，其中不乏珍稀的曆史文獻。對於徽州曆史文獻，以我粗淺的知識積累，大概還有一點起碼的判斷能力。在皖南，單張的契約（尤其是明朝萬曆至清初的契約）容或會有贗品，但我還從來沒有發現現代人有能力無中生有地臆造出一部明清時代十數萬字的文言曆史文獻求求這其實是顯而易見的常識。 　　稿本《南旋日記》是我在安徽歙縣收集到的珍稀文獻，我當然非常清楚這部稿本的真偽。《南旋日記》計有二冊，第一冊日記墨跡書寫於朱絲欄簿冊上，每頁7行，封麵題作“南旋日記　上”；第二冊封麵已佚，日記原文書寫於“壽謄山館”的朱絲欄簿冊上，每頁8行，首頁即“南旋日記”，書名下題作“壽軒居囗（士？）”，可能是作者的自號。該冊除《南旋日記》之外，還抄錄了“往揚日記”、“（接）癸未南旋日記”和“辛巳往揚日記”等。第二冊的開頭這樣寫道： 　　乙亥九月二十七日，晴，午後偕胡禹囗（引者按：囗表示缺字，下同）、胡矩臣茂才、竹林上船，船泊徐凝門外，送至河幹者七人：何君受囗、吳君琬如、汪君義山、宋君子囗、胡君紹梁、鮑君曉農、許甥有章。有句雲：何吳汪鮑多情甚，握手殷勤送上船。是日順風解纜後，晡刻即到三汊河，舟行甚速…… 　　“乙亥”也就是清光緒元年（1875年），文中提及的何、吳、汪、宋、胡、鮑、許等人，我未暇查考，但上述諸姓基本上都是徽州的著姓則斷無疑義。而作者上船的徐凝門又叫徐寧門，為清代揚州新城的七個城門之一，此處為揚州中河下和南河下的分界。在清代，從新城鈔關東沿內城腳至東關為河下街（分為上河下、中河下和南河下），是著名的鹽商社區，為徽州人鱗集麇居之處。作者一行人從徐凝門上船，沿大運河南下，到無錫時，“至錫、金鹽公棧，……與宗人秀庭聚談片刻，棧內同事甚多，兼賣零鹽，與兩淮鹽棧迥異”。可見，作者對於兩淮鹽棧相當熟悉，故對無錫、金匱鹽公棧與兩淮鹽棧的區別猓若指掌。另外，據《南旋日記》所載，作者的起點是揚州的徐凝門，終點則是徽州歙縣北鄉的許村，這裏與胡雪岩的祖籍地求求鄰縣的績溪胡裏村相距不遠，自明代以來便是鹽商輩出之地。根據這些，我在《胡雪岩籍貫之爭當可塵埃落定》一文中判定“日記作者與鹽業有著密切的關係”。 　　十月初五日，日記作者到達杭州，對此，《南旋日記》的記載如下： 　　初五日，陰，微晴。六點鍾開船，十點半鍾至杭州，泊孫老娘船行後門，隨將行李等件，由行叫擔，挑至鳳山門外豫隆茶行。餘與禹翁叔侄並禹翁價步行約數裏，即見西湖諸山帶笑相迎。進武林門，已一點鍾矣。街甚闊，然極冷落，惟鎮海樓一帶街市招牌金碧輝耀，如鋪錦焉。兩點半鍾，出鳳山門。三點鍾，至豫隆行，夜宿行內，樓上執事章輔堂，人極樸實，款接甚殷。章，績溪人，與禹翁有葭莩親。 　　可見，日記作者到達杭州後，即住在鳳山門外的豫隆茶行。茶行的執事章輔堂為徽州績溪人，他與日記作者同行的禹翁是親戚。而這位“人極樸實”的績溪人，也正是十月初六日提及胡氏花園、建議日記作者等人前往胡雪岩芝園參觀的那位“章君”。日記作者顯然得到績溪人章輔堂的介紹，才得以進入同鄉胡雪岩的芝園遊覽。因此，這一段記載在內容上沒有任何疑義。在這種背景下，日記提及的胡雪岩侄輩求求胡姓師爺“是績溪人”，顯然可以征信。根據這一同時代人的證言，胡雪岩出自徽州績溪，自屬無庸置疑。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建築學家陳從周先生的兩句話：“鑒定古物須結合文獻”、“考證研究不可輕下結論”。想來，這應當是作為建築大師的有感而發。高先生的“古建築”造詣如何我不太清楚，但他對曆史文獻的處理一向極其輕率卻顯而易見。前文提及的績溪縣民間保存的《仝王姓交涉公事》抄本，數年前我就曾仔細閱讀過該抄本的複印件，這份訴訟案卷詳細記錄了清光緒年間胡氏為位於中王村頭的祖廟歸屬所打的官司，其中曾提及“胡光墉遷杭已久”，完全可以作為胡雪岩祖籍績溪的旁證。不過，由於《仝王姓交涉公事》中存在一些俗體字，與現代的簡體字相同，高先生等人在《中國文物報》上批駁胡維平的見解時，僅僅就根據這一點，輕率地否定了那份曆史文獻的真實性。事實上，現代簡體字的確定並非完全向壁虛構，毫無淵源，其中的不少本身就是采用民間相沿已久的俗體字，與現代簡體字相同或相近的俗體字在不少民間文獻及實物中早已出現，而在明清徽州文書中更是屢見不鮮。高先生等人的觀點，完全是缺乏文獻常識的表現。（關於這一點，此前杭州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的一位博士生，就以古代的簡體字為研究課題，寫了一篇博士學位論文，並已通過答辯。） 　　（七）餘論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胡雪岩的籍貫之爭本來是個極小的學術問題，原本二三千字的小文即可解決的小問題，結果卻不得不寫更長的文字，浪費了報刊更多的版麵以及讀者更多的時間，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其實，祖籍徽州，現籍杭州，這樣的學術結論絲毫無損於績溪與杭州這兩個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求求新安江的血脈貫通，促成了明清以來人群的流動和地域文化的交融，這本是明清社會文化史研究方麵的通識。有容乃大，或許這才是人們超脫狹隘地方利益所應有的胸襟，也是我們解決胡雪岩籍貫之爭本應具備的理性態度。 　　丙戌驚蟄於滬北嘉華苑 　　附識： 　　1、本文成稿後，偶讀安徽省博物館及黃山市黃山學院圖書館收藏的一些徽州文獻，發現那位建議《南旋日記》作者等走訪胡雪岩芝園的績溪人章輔堂之事跡：其一，光緒戊寅年（1878年）初刊的《唐棲新安懷仁堂征信錄》（黃山學院藏），所載“同治四年乙醜至光緒二年丙子十二載總共募捐數目”中，列有章輔堂的名字，他曾捐洋一元。（頁20上）唐棲亦即杭州附近的塘棲，據近代黟縣典當商餘之芹的《經曆誌略》，胡雪岩在當地開有典當鋪。其二，安徽省博物館所藏杭州《新安惟善堂征信錄》中，有光緒七年（1881年）《呈送議定章程稟》，末尾所列的新安惟善堂董事名姓中亦有章輔堂。這些，都可從一個側麵印證稿本《南旋日記》中的記載。 2、杭州的“胡雪岩故居”是由高先生負責修複的，但其中究竟有多少保存了昔日胡氏豪宅的舊貌實在不得而知。別的暫且不說，“故居”中有一塊匾叫“勉善成榮”，這與《南旋日記》作者看到的那塊“勉善承榮”匾不同，到底哪一塊是正確的？今查《李文忠公奏稿》，李鴻章在《林維源母□匾□片》中指出：“同治十二年四月間，經陝甘督臣左宗棠奏請，……賞給胡光墉之母‘勉善承榮’匾額一麵，欽遵轉行在案。”看到這樣的原始文獻，我不禁為當代的古建專家捏一把汗求求胡雪岩及其同時代的人倘若有幸再度步入芝園，看到眼前的“古建築”以及文字錯訛、半通不通的“禦賜匾額”是否會啞然失笑？屆時，恐怕被嘲笑的就不是“市井中人”的“胸中邱壑”了！ 　　3、古建專家根據陳蝶仙小說《胡雪岩外傳》等對杭州“胡雪岩故居”的修複，存在著諸多的問題，隨著稿本《南旋日記》的發現，以及其中對芝園的詳細記載，大要重新檢討之必要。此處限於篇幅不再展開，倘有需要，筆者將另文討論。 　　清明又及 原載《徽州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