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國強：對《南街社會》的不同看法(ZT)

筆者近來注意到各種傳媒上圍繞“南街村現象”的討論，一直想對相關問題有更深入全麵的了解。劉倩所著《南街社會》的出版恰好滿足了我的需要。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王漢生先生稱該書“好讀、耐讀”，誠非虛言。該書的第一個特點是生動具體，通俗易懂。我的這種感受特別強烈，乃是因為在讀這本書之前，剛剛讀完加拿大學者朱愛嵐的《中國北方村落的社會性別與權力》一書（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那本書約20萬字，我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才讀完，還有許多地方沒有搞懂。而《南街社會》有34萬多字，不到兩天就讀完了，還由此引發了許多感想。 　　我一向認為，通俗易懂並不意味著膚淺。能否深入淺出、舉重若輕地將錯綜複雜的事實和抽象深刻的哲理闡釋清楚，一方麵取決於作者對論述對象的了解程度，另一方麵取決於作者的理論素養和文字表達能力。劉倩女士經曆過上山下鄉運動，大學畢業後長期在中原地區從事農村問題的調查研究，有不少前期成果問世。她對南街村個案的研究前後長達6年，原始訪談記錄超過200萬字。這樣的學術背景和社會體驗無疑是該書成功的關鍵。另外，作者還從事過中國現當代文學問題研究，具有相當的文學素養，文字表達洗練、生動、自然、流暢，也為本書增色不少。 　　目前國內有不少中青年學者在研究曆史和社會問題時，不是將主要精力放在對客觀事實的調查研究上，而是片麵強調所謂理論建構與方法論問題，結果寫出來的文章和著作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看似高深莫測，實則空洞無物，將原本鮮活有趣的曆史著作和社會學著作搞得象佶屈聱牙、高深莫測的哲學著作一般，令人不忍卒讀。這在我看來是十分可笑的。他們似乎不知道，有些國外學者在研究論述中國問題時之所以如此，乃是苦於客觀條件的限製，不得不走“事實不夠，理論來湊”的路子。上麵提到的朱愛嵐的著作，在總共200頁的敘述中，竟用了4-5頁的篇幅來辨析闡釋“戶”與“家庭”的概念差異，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本書作者在“導論”中坦言也曾受過類似誤導。但在無數次修改提綱以後，她終於放棄了那種對形式的刻意追求，掙脫了所謂“概念模式”和“理論框架”的束縛。全書以原始訪談記錄為主要內容，隻是在確定討論的範圍和敘述的層次方麵，保留了若幹社會學著作的基本規範。這樣，才有這本體裁風格個性鮮明、敘述內容豐富詳實、清新脫俗、生動有趣的優秀著作問世。 　　本書給我的第二個突出印象是作者的嚴謹科學態度。她深刻地意識到“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是對社會現象的真實認知”，因而在一開始接觸這個題材時就確定了“客觀、真實、中立”的原則，並且通過大量接觸不同背景、不同身份、不同立場的訪談對象來實現上述訴求。正是出於理性的學術理念，采用了所謂“邊緣人視角”，作者才得以擺脫意識形態和個人情感因素的羈絆，認識到改革開放大環境是南街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點明了南街村人突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商業化炒作性質，並對所謂“蒙昧集體主義”和人身依附現象有所覺察。她在肯定南街村人的探索精神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南街村模式”隻是中國農村現代轉型的多種現實形態之一，而非“放之四海皆準”的唯一選擇。這與那些出於各種不同考量無限拔高與誇大“南街村模式”普遍意義的觀點有著顯著的差異。 　　在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作者始終保持著一種謙遜的、實驗主義的態度，較少建立“話語霸權”的野心。她自己對本書的基本預期是：真實記錄所發現的事實現象，“敘述中盡可能……把未經加工修飾的村莊社會原貌展現出來，使之具有曆史文獻價值，可以在今後被不斷地重新解讀和引用，從而引發新的理論問題和新的解釋視角。”這種有限度的追求，不但絲毫無損於本書的學術價值，反而會使它具有更廣泛的適用性和更長久的生命力。相信該書會成為後人開展相關研究的必讀書目之一。 　　如果要說本書有什麽缺憾的話，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本書采用的資料類型似乎過於單一（主要是訪談記錄），缺乏其他類型資料的相互印證。盡管作者自覺地照顧到不同的立場與觀點，全書的價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讀者依然無法據此確認一些基本的事實。這就好比打官司，隻有原被告雙方所提供的證人證言，卻沒有與這些證言相吻合的物證，因而法官或陪審團無法做出裁決一樣。 　　以南街村的現實經濟發展狀況為例，書中羅列的一些數據（如若幹年份工農業總產值、全村固定資產總值、村民人均收入、貸款數額、利稅總額、企業債權債務等）都來自“班長”王宏斌和其他“班子成員”的談話和各種宣傳材料，而缺乏來自原始檔案或其他部門（如工商、稅務、銀行、貿易夥伴、競爭對手等）對口資料的旁證。鑒於作者多次提到“南街村人會講故事”（筆者理解實謂“南街村人會吹牛、作秀”），我們不得不對這些脫口而出、大二化之、缺乏係統性和連貫性的數據的可信程度存疑。作者將南街村看作一個企業，卻沒有意識到由於缺乏對企業經營狀況的精確量化分析，許多定性與讚譽是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 　　第二，作者的分析敘述似乎缺乏曆史的縱深感，有些觀點和結論流於一般。 　　外界關於南街村的種種批評，主要集中於高額負債經營、剝削外來工、偷稅漏稅、環境汙染等問題上。這些批評是否屬實，直接關係到南街村是否可持續發展這一根本問題。令人遺憾的是，作者在書中並沒有提供什麽充分有力的材料對相關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由於缺乏必要的量化概念，讀者隻能大致知道南街村從1990年代初期崛起，到1997或1998年達到鼎盛，此後開始逐漸衰落。至於鼎盛時期發達到什麽程度，目前的危機究竟有多嚴重，依然不甚了了。如果按照王宏斌的解釋，貸款經營是現代企業經營的一般做法，早些年偷稅漏稅事出有因，近期的經濟效益滑坡與宏觀經濟環境和企業市場爭奪有關，那麽剝削外來工的問題又應該怎麽看呢？根據本書提供的數據，整個南街村企業集團11000多個員工（其中外來工約10000人，本村村民1000多人？）共同創造的社會財富，除去國家稅收（大約占利稅的15%？）和低微的員工工資（以人均200元計算大約占利稅的3%？），全部以所謂“社會福利”的名義由3000多具有南街村戶籍的村民和極少數“榮譽村民”享用，這能否叫做“大同”或“共產主義”？是誰的“大同”或“共產主義”？ 再從“南街社會”內部製度看，作者一方麵指出封閉的“大一統”權力格局下衍生的“擬家族化”、“蒙昧集體主義”和人身依附問題，“班子成員”家屬的工作安排所反映出的封建特權問題，各種“土政策”、“土辦法”所涉及的踐踏人權問題，以及“內部人控製”和低工資政策所造成的“人才不願來，留不住”問題（目前能夠留下來的“人才”隻是少數出身農家的大中專學生和城市企業退休技工），另一方麵又對所謂“製度創新”給予積極肯定。我實在不明白作者所謂“製度創新”究竟包含哪些具體內容。如果建立在公共權力獨占和社會資源全麵壟斷基礎上的高壓威懾是南街村內部政治的本質內容，那麽這並非王宏斌和南街村人的發明創造，而是毛澤東時代的遺產。 　　以“群眾運動”方式存續的“思想教育”能否視為“製度創新”的內容，在我看來也是一個疑問。道德教化不能為社會發展和個人自律提供永久的動力，已經被大量的曆史事實所證明。從本書提供的情況看，南街村人的“大公無私”究竟是出於領導者人格力量的感召，還是出於對強權暴政的恐懼，似乎還很難斷定。然而我們可以斷定的是，盡管南街村整天大會小會不斷，各種學習運動成風，群眾的自私自利行為和幹部的貪汙腐化現象並沒有根絕。南街村整天大會小會不斷，各種學習運動成風，實際上從反麵說明了所謂“思想教育”的效果相當有限。另外，最近網上流傳，2003年王宏斌的一個主要助手去世，治喪期間竟有一位“二奶”懷抱嬰兒前來向南街村領導“討要說法”。這個消息未經證實。但如果真有其事，筆者也不會感到特別驚訝。因為南街村的現行製度是滋生這種現象的合適土壤。“班長”王宏斌的勤政廉潔至多隻能歸於他傑出的個人品格，而與所謂製度建設與創新毫無關聯。 　　南街村和其他一些同類“典型”的情況表明，當下中國鄉村政治製度建設與創新的核心問題，應該是如何依據憲政原理和法治精神，構建一種具有時代特征的公共權力形態和一套民主科學的機製，切實保障重大決策的民主性與科學性。而南街村的現有實踐則與此背道而馳，帶有強烈的家長製、個人獨斷和反智主義傾向。作者在書中提到，那些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較強獨立性的社會群體──如合資企業中的外方經營管理人員、技術工人和當地公辦中小學教師──基本上不介入南街村內部公共事務。而那些離退休之後來南街村“發揮餘熱”的縣鄉幹部和那些上級政府派出機構的工作人員，也自覺地將“保駕護航”看作自己的使命，很少幹預南街村的重大決策。這是造成所謂“蒙昧集體主義”或“集體無意識”的重要成因。王宏斌自承“我隻有在南街村，才是我王宏斌”，是當下中國鄉村畸形權威模式的樸素表述。這種為作者所稱道的“強人”政治直接導致了耗資數千萬元而一事無成的“永動機事件”，與數十年前全國範圍的“大躍進”錯誤如出一轍。如果有真正的民主科學的決策機製，這種低級錯誤決不會發生。這個事件最終以王宏斌輕描淡寫的檢討而告終，並未看到製度方麵有什麽亡羊補牢的新舉措。相反，隨著近年來南街村的經濟衰退，外來人員數量逐漸減少，“內部人控製”和“大一統”權力格局似乎有日益強化之勢。在急吼吼的“二次創業”衝動中，王宏斌們又決定將發展重點由比較傳統的印刷業和食品加工業轉向科技含量較高、投資規模較大的熱電和醫藥業。這個決策是否會重蹈“永動機事件”覆轍，實在令人擔憂。 　　最後，作者關於“南街村模式”的一些論述，表明城鄉二元格局是她尋求中國鄉村現代化道路的前提預設。我認為這種觀點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國鄉村的現代轉型不可能在現有的城鄉二元化格局下實現，不可能在殘留的計劃經濟基礎上實現，不可能在自我封閉的個別鄉村內部實現。我們隻有跳出“就鄉村問題談鄉村問題”的習慣思路，樹立一種全局觀念，徹底打破計劃經濟時代殘留的“單位本位”的社會管理模式，用市場經濟的強力衝決王宏斌們的狹隘畛域觀念，同時從根本上消滅廣大村民對“班長”和“組織”的人身依附，消滅人為的等級安排和工作分工，建立開放的、多元的、城鄉一體的社會經濟發展平台，通過市場調節機製實現各種資源的最有效配置，促進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動，通過可持續發展逐步消滅三大差別，最終實現包括所有社會成員在內的真正的“大同”。 　　上述作者觀點和筆者的不同看法，分別基於不同的觀察視角和個人體驗。究竟哪種意見正確，還有待事實的檢驗。作者在該書的“後記”中通報，幾年後可能會有《南街社會續編》問世。我對作者的新著滿懷熱切的期盼。 原載《中國圖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