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傑：我為什麽要和餘傑們過不去(ZT)

幾天來，餘傑、王怡、李柏光等人會見美國總統小什的國際性事件被炒得沸沸揚揚。其間也有不少的好心人居間勸說，質問我為什麽以局外人的身份與餘傑們過不去。其道理很簡單，任何一個占據了公共資源並且想在公共領域裏有所表現的人，不論他是官人還是民間的公共文化人，都必須能夠經受住公眾的質疑和批判，沒有任何人可以淩駕於公共法律之上為所欲為並且不被追究。 批判別人卻容不得別人批判自己，總想把自己置於惟我正確、惟我獨尊的製高點上，正是中國人最為根深蒂固的國民性或劣根性。連飯都吃不飽卻偏偏玩弄精神上的勝利法的阿Q如此，創造出阿Q的魯迅也同樣如此。他一開始把自己視為“惟超人”；後來又斥罵郭沫若、成仿吾們是“惟我是無產階級”；再後來又把自己轉變為“奉旨申斥”的“惟新興的無產者”；並且站在“惟”字牌的惟我正確、惟我獨尊的製高點上居高臨下地罵盡了天下人，卻從來沒有對於自己罵錯的人道過一次歉。 作為一個70年代的年輕人，北大碩士餘傑一上來先綁住魯迅，以魯迅的正統傳人自居而罵盡天下人（盡管他的罵官家是義正辭嚴的）；接著他又綁住了16年前的那個政治事件，撇開付出血淚代價的受難者不談，大言不慚地以“XX之子”自居；再後來他幹脆拿外國人的上帝說事，竟然像被釘在十字架上血肉模糊的耶穌基督那樣，到處擺出“神之子”的神聖口吻：“我願意傾聽教會內外不同的意見和看法，但對所有的攻擊和辱罵不作任何回應，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自己不知道。” 背著十字架的“神之子”耶穌，是以生命為代價說出這番話的，僅僅憑著舞文弄墨的小聰明在額頭上塗了紅墨水的十字架，便要擺出“惟我知道”的鬼臉子綁架人間的俗人連同宗教的上帝來通吃天下。究竟這是對於基督教的公然背叛和褻汙，還是對於基督教的虔誠敬畏呢？！我雖然不是基督教徒，《聖經》的中文本和英文本也還是讀過幾篇的： 真正的“神之子”是不分教內與教外而博愛天下的，隻有吃教的人才會把上帝和耶穌擺在前麵充當打了別人還不讓別人還手的擋箭牌，同時把異教徒視之為被上帝所拋棄的“下流胚”。 我拿餘傑們說事，自然離不開一點私怨。我是一個俗人，心裏還有很多的怨恨，自然不配當基督教徒，借用餘傑在《致“光明之子”陳光誠》中的話說：“陳光誠還前來參加我們方舟教會的禮拜活動，在我們禱告和唱讚美詩的時候，他在一旁泣不成聲。他告訴我們，他也想在耶穌基督愛的懷抱中獲得安慰與喜樂，但自己內心深處積鬱的痛苦和憤怒太多太多了，一時還很難放下這一切。我們便一起為他禱告，求神保守這個可貴的弟兄，讓他永不停息地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的陳光誠被關押了，餘傑們卻神氣活現地去美國享受被小布什接見的“神跡”去了。“內心深處積鬱的痛苦和憤怒太多太多”的陳光誠連當一名基督教徒都不夠格，自然不配吃“神之子”耶穌留下的人血饅頭，更沒有資格與餘傑們一起分享這份“神跡”。結果在以人權為主題的會見中，餘傑們隻提到了準備在監獄裏受洗的楊子立先生，而忘記了他的朋友陳光誠以及羅永忠、師濤、楊天水、張林等教外的受難者或“下賤犧牲品”。 我所說的一點私怨是，一個月前一位主編朋友頗為善意地發表了我的一篇文章，卻勸我刪除其中的第一部分《陳平原誤讀〈新青年〉》，仔細看了雜誌才明白，原來餘傑的導師、北大教授陳平原就是這份刊物的掛名編委。不學無術的人偏偏占據著官家和民間幾乎所有的資源而通吃天下，這就是我不得不隨時麵對的連基督教的上帝都解決不了的人生難題。我不能像餘傑們那樣躲在上帝國的懷抱裏撒嬌賣乖，光明正大地拿餘傑們鬥鬥氣總不算是被罰下地獄的滔天大罪吧？！即使是罰下地獄，難道還有比我小時候吃不飽肚子還不讓罵某黨的娘的人間地獄更加恐怖嗎？！說穿了，我現在已經不再害怕什麽黨、什麽上帝了以及什麽“他們所作的，他們自己不知道”之類的鬼畫符了！ 隨便把被這家學術刊物刪除掉的《陳平原誤讀〈新青年〉》抄錄如下，以就教於大方之家：關於《新青年》雜誌，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介紹說：“作為一代名刊，《新青年》與《申報》、《東方雜誌》的重要區別，首先在於其同仁性質。不必付主編費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慮刊物的銷路及利潤，更不屑於直接間接地‘討好’讀者或當局，《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幟鮮明地宣傳自己的主張。在1918年1月出版的四卷一號上，《新青年》雜誌社宣告：‘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不另購稿。’文章主要由‘同人公同擔任’，此乃同仁刊物的共同特征，之所以敢於公開聲明‘不另購稿’，因其背靠最高學府‘國立北京大學’。第三至第七卷的《新青年》，絕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師生之手。第六卷的《新青年》，更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組成的編委會，輪流主編。” 這段話出自“新青年元典叢書”《回眸〈新青年〉》之“序三”，作為叢書主編之一的張寶明，曾經於事後提出異議：“老實說，當時處於匆忙編撰的我們根本沒有時間考慮《新青年》自身的逶迤曲折。事後多年，在對陳先生宏觀概括以及對《新青年》性情定位之描述表示認可的同時，今天筆者也有幾點不敢苟同之處。” 張寶明的“不敢苟同”，主要在於“不必付主編費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慮刊物的銷路及利潤，更不屑於直接間接地‘討好’讀者或當局”，與“旗幟鮮明地宣傳自己的主張”之間必然性的邏輯關係在哪裏？或者說“究竟是‘誰’在那裏苦苦支撐、甘願提供‘免費的午餐’而讓《新青年》派同人在那裏指手畫腳呢？”他提出異議的目的，是要從“知識經濟學”的視角論證《新青年》的出版發行動機、市場經營意識和品牌打造策略。 然而，一再強調自己重讀過《新青年》元典的張寶明，偏偏沒有意識到陳平原對於曆史事實的嚴重誤讀：《新青年》同人以“本誌編輯部”的名義宣布“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不另購稿”，並不是在1918年1月的4卷1號，而是在1918年3月的4卷3號。“不另購稿”也並不意味著“不必付主編費用”。更為重要的是，從4卷1號開始，《新青年》已經成立由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輪流主編的編輯部，陳平原所說的“第六卷的《新青年》，更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組成的編委會，輪流主編”，明顯違背曆史事實。李大釗和高一涵當時也並不具備教授資格。連最基本的曆史事實都沒有研究明白，就敢於動筆為《回眸〈新青年〉》寫序，這種“無知者無畏”的學術浮躁，即使在80年前狂飆突進的《新青年》時代，也是不允許存在的。 2006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