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斌：警惕美國隱蔽經濟戰的嚴重威脅(ZT)

一、前蘇聯慘遭摧毀的前車之鑒 近年來，美國出版的《勝利──美國政府瓦解前蘇聯的秘密戰略》一書，透露了美國政府曾采取“攻心為上”的軟戰爭戰略，成功地誘導了前蘇聯的製度解體。鑒於這一新披露的曆史教訓，我們應對前蘇聯社會劇變的原因重新進行了反思。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麵，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都通過各種形式，積極介入了戈爾巴喬夫和葉立欽時期的改革，如培養蓋達爾、丘拜斯等年輕經濟學家，指使索羅斯讚助和參與製訂“五百天計劃”，推薦精心配製的具有巨大破壞性的改革藥方，國際貨幣基金通過提供貸款的附加條件，規定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薩克斯前往指導俄羅斯改革，等等。顯而易見，在戈爾巴喬夫和葉立欽推行改革時期，美國曾經用所謂規範的經濟理論和政策藥方，蓄意誤導俄羅斯走上自殺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羅斯遭遇的巨大社會災難。〔１〕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在《勝利---美國政府瓦解前蘇聯的秘密戰略》一書透露，他曾親自參與了美國政府瓦解前蘇聯的幕後活動，為撰寫該書還走訪了當年的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包括國務卿舒爾茨、國防部長溫伯格等人。彼得•施瓦茨在該書序言中居然露骨地說：“談論前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對症的藥方嗎？死亡事件是否存在著特殊反常和預謀？”人們討論前蘇聯的突然全麵崩潰，卻否認美國政府策劃陰謀所起的作用，就仿佛像是調查神秘的死亡案件時，粗心大意地絲毫不考慮謀殺，不懷疑存在預謀和病人吃錯了藥方。彼得•施瓦茨的洋洋得意、絲毫不加掩飾的言辭，仿佛是嘲笑那些仍在為凶手申辯的善良被害者，譏諷那些仍在為有意開錯藥方的醫生辯護的倒黴病人。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善良的中國人至今仍不相信有美國陰謀，不少人反而積極貶低否定“陰謀說”，開脫甚至美國人自己也公開承認，已變成了“公開秘密”的“陽謀”。〔２〕 前蘇聯同美國曆史上從未發生過戰爭，而新中國成立後與美國發生過多次衝突，美國右翼對中國的仇恨，絕不會亞於前蘇聯，肯定也會製訂針對中國的“攻心戰”秘密戰略，西方國際組織鼓吹的所謂規範經濟理論，也曾在我國經濟學界長期廣泛流傳，值得引起我國政府和廣大人民的高度警惕。因此，我們應深入研究美國策劃瓦解前蘇聯的秘密戰略，誘導戈爾巴喬夫上當受騙的種種手腕，如何精心配製所謂規範化改革藥方，作為實施隱蔽經濟戰謀略的種種暗器，嚴重削弱和破壞了俄羅斯的經濟軍事實力，促使其龐大的工業金融體係陷入癱瘓狀態。這樣我們才能防範美國隱蔽經濟戰的襲擊，謹防因急於求富而做出錯誤的改革選擇，誤入西方蓄意設下的規範經濟理論陷阱，重蹈俄羅斯盲從西方模式導致改革失敗的覆轍。 八十年代,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曾雇傭一大批專家，包括心理學、曆史學和國際政治經濟方麵的專家，擬定了美國瓦解前蘇聯的“軟戰爭”戰略，先千方百計迫使前蘇聯經濟陷入困境，再設法動搖前蘇聯領導人對自身製度的信心。裏根政府暗中策劃的瓦解的前蘇聯秘密戰略，通過“星球大戰”和核恫嚇逼迫前蘇聯進行軍備競賽，說服沙特阿拉伯等國壓低石油價格，蓄意枯竭前蘇聯的外匯來源製造經濟困難，戈爾巴喬夫沒有察覺到美國的險惡用心，也沒有深入分析導致經濟困難的原因，將經濟增速趨緩全部歸罪於自身的經濟製度，恰好誤入了西方動搖其製度信心的戰略陷阱。其實，當時前蘇聯麵臨的美國製造的核恫嚇和經濟困難，遠遠不及二戰後初期遍地戰爭創傷的時期，戈爾巴喬夫善良有餘而未經風浪老練不足，誤入美國攻心戰陷阱導致了前蘇聯崩潰。彼得•施瓦茨的著作詳細記載了這一時期，美國政府為了瓦解前蘇聯的秘密戰略，巧妙發動的政治、經濟、心理、外交、軍事等方麵攻勢。 美國策劃的“軟戰爭”取得初步成效之後，又開始發動了“攻心戰”的第二階段，通過新聞媒介大肆讚揚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八十年代後期資助了一大批前蘇聯知識分子，前來考察學習西方政治經濟製度和理論。戈爾巴喬夫開始進行改革的關鍵時期，美國秘密戰略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其實，戈爾巴喬夫曾經麵臨著許多的改革選擇，他本人的改革初衷並非是瓦解前蘇聯，但是，卻被美國精心誘導走上了毀滅之路。美國的壟斷財團的智囊機構和基金會組織，如屬於索羅斯和哈耶克的右翼基金會，精心培訓來自前蘇聯的年輕知識分子，如後來主張全麵放開價格“休克療法”的蓋達爾，後來主張國有企業大規模私有化改革的丘拜斯，向他們灌輸特殊配製的政治經濟改革藥方。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嚐試類似中國的漸進的改革道路，如加強激勵機製、企業擴權和租賃製等等，但是，隨著西方精心灌輸的規範化改革藥方流傳，人們心氣浮燥地很快被誤入了改革歧途。前蘇聯經濟學家缺乏對市場經濟的了解，於是輕信了來自西方權威專家的改革建議，否則他們不會發明出成套的規範理論和改革藥方，輕率地放棄許多符合本國國情的政策措施。試想閱曆不深的蓋達爾、丘拜斯等人，如何能自己創造出深奧的“產權明晰理論”，認定產權改革乃是深層次的關鍵改革呢？如何明知前蘇聯麵臨著商品供應短缺，卻主張全麵放開價格一步到位，推行“放開價格、管緊貨幣”的政策呢？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葉立欽時期，幾乎所有導致災難性後果的改革政策，雖然都曾經由本土的經濟學家所積極倡導，但實際上都來自美國精心配製的害人藥方。戈爾巴喬夫時期著名的沙塔林“五百天改革計劃”，擬用一年半完全實現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過渡，大規模推行企業的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完全放開價格和政府管製等等，美國資本家索羅斯積極參與並資助了擬定“五百天計劃”的過程。索羅斯同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合作關係，他資助和參與製訂的經濟改革計劃，是否能符合前蘇聯國情不難想象。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撰著說“前蘇聯垮台不是上帝青睞美國，而是裏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書中透露，關於前蘇聯“客觀上”是否具有生命力，裏根根本不感興趣，他提出的任務就是，“將這種生命力降低到零”。盡管存在著如此大量的事實證據，許多中國人仍然不願意相信“陰謀說”，仍將前蘇聯社會劇變和全麵瓦解，歸罪於計劃經濟僵化等自身製度的原因，積極否定美國瓦解前蘇聯秘密戰略的作用，這種看法容易誤入美國的攻心戰陷阱，容易導致誤中美國的隱蔽經濟戰詭計，仿佛恰好同裏根策劃秘密戰略的目的不謀而合。 二、剖析美國的隱蔽經濟戰暗器 美國隱蔽經濟戰的破壞威力如此巨大，甚至希特勒的數百萬虎狼之師也自歎不如。當年德國納粹大軍長驅直入前蘇聯，眾多的工廠企業來不及轉移遭到破壞，曾令前蘇聯經濟經曆了一年半的下滑，但是，如今美國發動的隱蔽經濟戰猛烈攻勢，已令俄羅斯經濟持續衰退了近十年，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一半以上，工業、國防和科學事業衰敗不堪，社會財富損失遠遠超過二次大戰。 美國為謀求霸權發動的隱蔽經濟戰，以所向披靡的淩厲攻勢橫掃全球，無論在拉美、前蘇聯東歐或亞洲，均獲得了令人驚歎的巨大成功，應歸功於以隱蔽的、巧妙的方式，運用了市場經濟規律作為破壞力量。自從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來，激烈的市場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曾頻繁地導致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正因如此，盡管數個世紀以來科學技術迅速地進步，卻始終掠奪、危機和戰爭災難連綿不斷。美國壟斷資本操縱的國際權威機構，七十年代末達成的所謂“華盛頓共識”，竭力恢複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政策，殊不知其真實目的實在居心叵測，乃是為了釋放難以馴服的市場盲目力量，重演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代的悲劇，人為製造曾頻繁爆發的金融經濟危機，鍛造威力巨大的隱蔽經濟戰暗器，攻擊威脅其全球霸權的國際競爭對手。 凡是深入研究或了解內情的人們，都會感歎美、英的國際謀士城府之深。美英倡導的這套規範化經濟政策藥方中，有意識總結了市場經濟運行的長期曆史經驗，係統發掘了爆發經濟危機災難時期的教訓，集中了最具破壞性的各種經濟政策的組合，特別巧妙的是，倘若某一項經濟政策在特定的條件下，以合理的力度實施恰當的時間，可能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是，將這些經濟政策以錯誤的方式組合起來，有意識在錯誤的條件下以錯誤的劑量實施，就成了無比厲害的烈性毒藥，仿佛是強迫體寒虛弱的病人吃瀉藥，還仿佛是蜂蜜和大蔥都有營養，攙在一起卻成了毒藥一樣。倘若說核彈的破壞性能摧毀一、兩座城市，這副經濟烈性毒藥足以毀壞整個國家，令其龐大的工業和金融體係陷入癱瘓，以極為低廉的價格落入西方壟斷財團的手中。 許多善良的中國經濟學家，曾認為國際組織推薦的規範藥方，是“全麵的、係統的改革方案”。的確，這套經濟政策組合並非隨意堆砌而成，堪稱“全麵的、係統的”改革方案，但是，不是從積極意義上來說，而恰恰是從消極意義上來說，這些經濟政策所產生的相生相克作用，能夠有效遏製彼此的正麵效應，而且相互激蕩放大彼此的負麵效應，促使受害國經濟陷入惡性循環，而且很難將其產生的巨大破壞效果，歸咎於某一項具體經濟政策措施，人們一時難以發現隱藏的因果關係，西方媒體有意製造迷惑人的社會輿論，致使一個接著一個國家受騙上當。 俗話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盡管美英鍛造的經濟戰暗器，設計巧妙具有很強的隱蔽性,但是，隨著世界各國接連不斷慘遭厄運，人們開始懷疑各國接連發生的經濟危機，其根源究竟是自身體質虛弱生病造成的，還根本就是由於醫生開錯藥方造成的，不然的話，為何世界上那麽多國家都命運不濟？為何醫生總是用一種藥方治療所有病人？而且幾乎所有病人服藥後都病情加重，甚至所呈現的病症也都如此相似呢？ 八十年代，拉丁美洲落入了外債陷阱之後，率先吞服了“華盛頓共識”的藥方，結果經濟陷入了十年的“停滯”，九十年代雖然恢複了一定增長，但是，社會貧困和兩極分化卻不斷加深。九十年代初，前蘇聯東歐發生社會劇變之後，也紛紛吞服了同一劑改革藥方，大多數國家遭到更加悲慘的厄運，無論是國民經濟遭到破壞的嚴重程度，還是社會保障製度瓦解帶來的災難，都遠遠超過了拉丁美洲國家。九十年代，亞洲國家被脅迫推行金融自由化，泡沫崩潰爆發金融危機之後，被迫吞下的還是同一劑藥方，結果從生氣勃勃的“小龍小虎”，頓時變成了癱瘓的“小蟲小貓”。 特別令人懷疑的是，無論是拉美、前蘇東或亞洲國家，盡管彼此之間遠隔萬裏，具體國情存在著很大差異，但是，服用了所謂規範化改革藥方之後，所患病症卻幾乎都是完全相同的，到處都是工業企業紛紛破產，銀行壞帳成堆瀕臨崩潰邊緣，失業人數激增社會急劇動蕩。難怪就連許多西方的著名經濟學家，甚至包括國際組織推薦的權威專家，麵對二十年上演的一幕幕經濟悲劇，再也無法淹沒自己良心保持沉默，紛紛尖銳批評國際權威機構的作法，以及所推薦的規範化改革方案，公開指責其為製造危機的罪魁禍首。 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尖銳地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的所謂援助計劃，“同金融危機相比，‘挽救’韓國、泰國和印泥的行動，將給更多人帶來更多的痛苦，曆時也更久”，“就像墨西哥在９４年和９５年那樣，韓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是由於自己沒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懲罰”。托賓還批評了國際貨幣基金蓄意歪曲危機的原因，將其歸罪於亞洲國家的政府幹預政策，他指出“在危機沒有發生之前，國際貨幣基金年度報告讚揚‘韓國的宏觀表現繼續給人好印象’，‘泰國經濟表現出色，宏觀經濟一貫健全’，但現在國際貨幣基金卻又將韓國困境歸罪於政府與企業合作的體製，而韓國三十年來從貧困狀態上升到富裕地位，正是政府與企業合作體製的功勞”。〔３〕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則更為明確指出，七十年代以來，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推薦的規範理論和改革政策，即被廣泛稱為“華盛頓共識”的改革藥方，涉及宏觀、價格、產權、財政、金融等方麵，已被拉美、俄羅斯、亞洲的實踐證明是災難性的，斯蒂格利茨明確指責其“往壞裏說是誤導”，現在應進入“後華盛頓共識的時代”，還說“不論新的共識是什麽，它都不能基於華盛頓”。斯蒂格利茨身為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卻如此尖銳批評國際權威機構達成的“華盛頓共識”，是因為這套規範化改革藥方施用得太久了，其破壞性如此明顯實在無法掩蓋了，再也難以用種種借口和“改革陣痛”來搪塞了。〔４〕 種種令人可疑的情形，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因為，西方宣揚的所謂規範化經濟改革藥方，改革開放以來也曾在中國廣泛流傳。對於親身品嚐西方藥方的種種前車之鑒，特別是俄羅斯市場轉軌改革的失敗教訓，我們必須進行深入研究以免重蹈複轍。美國趁俄羅斯向市場經濟轉軌之機，蓄意推薦了一整套規範改革藥方，結果導致俄羅斯陷入了巨大社會災難。我們應深入剖析其破壞原理和機製，對於正確識別美國的隱蔽經濟戰暗器，防範美國利用類似的辦法襲擊我國，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和理論意義。 美國向俄羅斯推薦的這一套改革藥方，其基本原則來源於“華盛頓共識”，但是，還包含轉軌國家所特有的改革內容，特別取消政府計劃調節和私有化方麵，其規模和力度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這套改革方案完整遵循了西方規範經濟學理論，特別是市場價格理論和科斯產權理論，如“放開價格、管緊貨幣”，全麵放開價格“一步到位”，依靠市場機製自發調節供求；完全取消政府的幹預和計劃調節，解散政府計劃部門和行業管理部門,徹底實現了“政企分開”；大規模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明晰產權界定提高經營效率；推行銀行體係的私有化和商業化，嚴格限製對原來的國營企業發放貸款；財政改革取消各種政策補貼，實行高額所得稅、增值稅，以增加財政收入和減少赤字；立即實現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取消政府管製開放外貿與外商投資，等等。下麵我們將深入剖析這些改革措施產生的惡果，以及造成這種惡果的具體原理和機製。 三、隱蔽經濟戰的殺手□與交叉火力 1、“看不見的手”為何失靈了? 首先，我們來考察美國推薦藥方的一味重要成份，即完全取消政府的計劃調節功能，讓市場機製充分發揮作用。美國鼓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信奉自由市場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任何政府幹預都會降低市場運行效率，因此，僵化的政府計劃部門必須立即取消。 實際上，美國最害怕的就是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體製，因為其具有強大的動員社會資源能力，能夠建立令人生畏龐大軍事工業體係。二戰後初期，前蘇聯飽受創傷工業僅為美國三分之一，而五、六十年代增長速度為美國的兩倍，八十年代工業上升為美國的80%，常規軍備和尖端核武器均能抗衡美國。美國深感前蘇聯計劃經濟體製威脅，視之為心頭大忌，必欲除之而後快。美國也深知計劃經濟中引入市場調節，兩者相互取長補短彌補原來缺陷，能釋放出難以想象的經濟發展潛力，二戰後西方“黃金時期”的經驗，日本和韓國經濟奇跡都證明了這一點。因此，美國大肆鼓吹極端的自由放任政策，竭力貶低任何中間的、漸進的改革道路，編造各種理論主張激進的市場轉軌，惟恐前蘇聯逐漸摸索獲得改革的成功。 美國有意鼓吹激進的市場經濟改革政策，迅速解散前蘇聯的政府計劃和行業部門，也是為了製造經濟轉軌過程的秩序混亂。前蘇聯的計劃體製雖然存在某些弊病，但是，畢竟擔負著至關重要的資源分配功能，而且還監督協調著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尚未建立市場機製就迅速摧毀計劃體製，必然導致經濟資源分配過程出現癱瘓，眾多企業缺乏監督協調陷入混亂狀態。美國將其激進改革稱之為“休克療法”，說明他們深知這種魯莽做法的負作用，但是，他們恰恰就希望天真的俄羅斯人上當，利用激進改革作為摧毀俄羅斯的戰略暗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社會機構資本一旦被揮霍掉，就很難重新建立起來”，“激進改革閃電般地毀掉舊機構，而不是建立新的規範替代舊規範，也就清除了防止社會腐敗的最後屏障”。美國人大肆宣揚，政府必然“尋租”和腐敗。但是，俄羅斯迅速解散政府計劃與行業部門，缺乏監督協調導致了經濟秩序混亂，任意掠奪的貪汙腐敗現象也泛濫成災。美國誘騙俄羅迷信市場並且取消政府計劃，還為經濟戰暗器充分發揮殺傷力創造了條件，俄羅斯取消計劃體製與政府管理功能後，政府喪失了防止經濟危機蔓延擴散的手段，對三角債拖欠、企業紛紛破產和社會失業，隻能采取坐視不管的消極態度，聽任美國暗器利用市場規律的破壞力量，摧毀自己的工業軍事實力和銀行金融體係。 2、“放開價格、管緊貨幣”的騙局 我們再來分析美國推薦的另一味“藥”，即“放開價格、管緊貨幣”的改革，據說這樣作能迅速地理順價格體係，還能有效地防止出現通貨膨脹現象。國際貨幣基金推薦的經濟顧問，聲稱全麵放開價格“一步到位”，自由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就會代替政府有效地分配經濟資源，促進經濟增長和改善社會福利，因而是市場轉軌的關鍵性改革。美國專家還以德國戰後的貨幣改革為例證，稱其實行了“放開物價、管緊貨幣”，僅僅忍受半年的“短期陣痛”，價格改革就推動自由市場高效運轉，結果創造了德國的經濟奇跡。西方的新聞媒體曾廣泛宣傳這種神話，右翼基金會組織還積極培訓俄羅斯學者，還向蓋達爾等經濟學家灌輸這種主張，致使全麵放開價格在俄羅斯深入人心。 葉立欽上台之後大搞“休克療法”，立即推行了全麵放開價格的改革，俄羅斯政府和民眾經過西方的灌輸宣傳，都殷切盼望忍受“短期陣痛”之後，“經濟奇跡”會降臨至俄羅斯大地。令人遺憾的是，天真善良的俄羅斯人民失望了，他們望眼欲穿迎來的不是經濟奇跡，而是高達2000%的惡性通貨膨脹，還有超過三十年代大蕭條的嚴重衰退。俄羅斯人不由心中暗自納悶，“艾哈德的經濟奇跡為何遲遲不至呢？”其實，他們是輕信了西方傳播媒介宣揚的騙局，“放開物價、管緊貨幣”的政策，根本就不是德國的成功經驗，而且同其曆史的成功經驗，幾乎可以說是恰恰相反的。 德國的賢人委員會主席施奈德先生，曾坦率說當年德國采取了漸進價格改革，雖然放開了影響不大的最終消費品，但是對影響廣泛的工業原材料和能源，政府保持了長達十多年的價格管製，直到生產供求達到基本平衡後才放開，戰後嚴重短缺的住宅租金和價格，政府甚至實行了長達二十多年管製。德國為遏製惡性通貨膨脹發行新馬克，壓縮貨幣供應後社會失業急劇增長，幸虧冷戰迫使美國提供馬歇爾計劃援助，為德國重建注入了大量資金和物資供應，德國還以馬歇爾計劃援助資金為基礎，再創造了五、六倍的銀行貨幣信貸，促進了工業高速增長並擴大社會就業。倘若放開價格真是神通廣大，自私自利的美國人何必破費錢財，為防止歐洲赤化而提供馬歇爾計劃援助呢？為何不像一戰後以巨額賠款來勒索德國呢？由此可見，德國經濟複興的真正成功經驗，恰恰是“漸進地推進價格改革”，以及相對寬鬆的貨幣信貸政策。 人們也許會恍然大悟，原來美國推薦的所謂規範化改革，實際上同德國的成功經驗恰恰相反，難怪俄羅斯人盼不到艾哈德奇跡重現，反而飽償惡性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之苦呢！這樣美國人豈不是太缺德了嗎？ 深入分析一下俄羅斯的改革過程，就不難看出事實的確是如此。前蘇聯的軍事工業高度發達，消費品工業雖能滿足基本需要，卻相對落後於廣大居民購買力，本來這是一個絕好的經濟增長機會，因為俄羅斯既有先進的機械工業，很容易生產消費品工業的設備，同時還存在巨大的居民購買力，這一條件遠比中國改革初期優越，但是，“放開價格、管緊貨幣”的錯誤政策，致使俄羅斯永遠失去了寶貴的曆史機遇。由於存在著普遍的商品物資短缺，“放開價格”立即導致物價猛漲，美國人稱價格一上漲，就會刺激市場供應，但是，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企業增加生產需要擴大固定投資，而興建廠房增添設備需較長時間，這些問題絕非價格一上漲就能解決。“放開價格、管緊貨幣”，據說既能刺激生產又能遏製物價，但實際情況卻是恰恰相反，放開價格導致的物價狂漲，使企業供給和需求均遭受打擊。從供給方麵來看，物價上漲使企業資金大大貶值，難以購買變得昂貴的原料和設備，“管緊貨幣”更令企業雪上加霜，無法獲得調整結構的設備貸款，甚至無法獲得維持生存的周轉資金；從需求方麵來看，物價猛漲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將廣大居民數十年儲蓄一掃而光，社會需求萎縮導致市場陷入蕭條，企業難以維持生產更談不上擴大投資，原來短缺的彩電、冰箱等消費品，不僅沒有發展反而大幅度滑坡，“管緊貨幣”加深了社會需求萎縮，企業資金困難連環債務拖欠猛增，三角債在生產、流通領域迅速蔓延，私有化企業有一半以上陷入虧損，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持續大幅度下降，銀行不願意向困難生產企業貸款，資金大量流入股票、房地產泡沫，最終泡沫破滅爆發了嚴重金融危機，國民經濟仿佛未脫苦海又入火坑。 3、“科斯產權定律”神話原形畢露 我們來考察美國推薦的產權改革藥方。美國竭力倡導私有化改革的經濟理論根據，乃是中國人所熟悉的“科斯產權定律”。西方蓄意大肆吹捧“科斯產權定律”，將其視為推行私有化的“金科玉律”，構成了“華盛頓共識”改革藥方的關鍵核心。曆史上英國為維護全球殖民帝國的利益，曾反複製造意識形態作為戰略工具，今天美英再次利用“科斯定律”蒙蔽世人，作為掩飾私有化戰略暗器的華麗外衣，但是，人們深入考察不難發現其卑劣政治目的。科斯本人提出的是純學術的抽象分析，他根本沒有涉及企業產權製度的問題。科斯在研究汙染等經濟外部性問題時，認為在交易費用為零的不現實假設下，明晰的私有產權不論分配結構如何，都能達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狀態。這一結論似乎論證了私有產權的合理性，其實是恰恰相反，因為，倘若考慮到現實中的巨大交易費用，顯然即使存在明晰的私有產權結構，也無法達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狀態，正因如此，現實中政府為了控製汙染問題，必須嚴格限製私有企業的行為。〔５〕 令人遺憾的是，人們往往將注意力集中於理論分析，而忽視了其隱含的假設是否符合現實。特別是當某種理論被捧為“定律”時，人們往往誤認為是普遍適用的真理。科斯本人不讚成將他的抽象分析，歸納成某種“經濟定律”的形式。西方蓄意利用人們迷信權威的心理弱點，將科斯的抽象分析吹捧為“定律”，甚至直接違反了科斯本人的意願，充分暴露了其隱藏的政治目的，乃是為製造蒙騙公眾的意識形態，為推行大規模私有化披上華麗外衣。科斯被授予了諾貝爾經濟獎金的榮譽，令世人更盲目相信“科斯產權定律”。正像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經濟學中沒有一個神話像‘產權神話’那樣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這一神話的危害在於，誤導了許多轉型中國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產權問題上，而不是去關注在更大範圍內的一係列問題”。 其實,人們稍微回顧一下大量曆史事實,就不難看穿“產權神話”的荒謬。自從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來，私有產權曾經不受任何政府約束，隨心所欲地追求最大私人利益，但是，神聖自由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並未引導其促進最大社會福利，達成私人欲望與社會利益的和諧，到是殖民掠奪和戰爭災難綿延不斷。西方列強宣揚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但卻殘忍地剝奪弱小民族的生存權利，包括其土地、自然資源和私人產權。什麽達到帕累托的社會利益最佳狀態？純粹是蒙蔽世人的“天方夜潭”！二次大戰後，社會主義和公有製的巨大成就，才迫使私有產權收斂貪婪掠奪行為，西方也發展國有企業促進社會改良，出現了曆史少有的“黃金時期”。今天，美英大肆鼓吹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不是因為國有企業的效率太低，而是擔心其成功會動搖壟斷資本統治。美國深知前蘇聯依靠公有製的優越性，能廣泛動員社會資源實現高速增長，建立威脅自己的強大軍事高科技工業。美國還擔心第三世界紛紛效仿國有化浪潮，通過發展國有企業促進工業化，實力增強必然威脅其全球霸權統治。正因如此，美國壟斷資本從戰略利益出發，才決定扭轉“黃金時期”的國有化潮流，轉而貶低國有企業大肆鼓吹私有化，蓄意編造“科斯產權定律”的神話，誘騙前蘇聯東歐和第三世界國家，落入私有化改革的災難性陷阱。 由於受到了“科斯產權定律”的誤導，前蘇聯人動搖了對公有製的信心，改革迅速滑向了複辟資本主義，直接導致了製度劇變和國家瓦解。俄羅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產權理論，誤認為隻要私有化實現了產權明晰，不論原來的公有產權落到誰的手中，都能大大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於是出現了幾乎瘋狂的私有化浪潮，不計代價采取一切形式來加速私有化，從中小企業出售拍賣到大企業股份化，從私有化憑證分配到貨幣購買產權，從法人認購股權到公眾持股基金會，從破產廉價拍賣到幹脆贈送親戚朋友，凡是一切能夠“化公為私”的改革辦法，轉眼間都被五花八門地創造了出來，原來堅定維護公有製的共產黨領導人，一旦為“科斯定律”動搖了根本信念，謀求私人利益的貪婪欲望頓時膨脹，也紛紛投入了掠奪公有財產的大宴席。由此可見，美英大肆鼓吹的“科斯產權定律”，確實是威力巨大的戰略暗器，其厲害之處在於製造“產權神話”，利用人們迷信“權威定律”的心理弱點，從根本上動搖共產黨的基本信念，瓦解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石的公有製。 正如美國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總結俄羅斯私有化失敗教訓時所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西方學者，“往往是富於冷戰精神的學者鬥士，他們認為自己肩負著鏟除共產主義的‘罪惡’，重新建立純粹的私有製市場經濟的重任”，“整個私有化程序被廣泛地認為是不合法的，這種‘強盜貴族’式的私有化過程，使市場資本主義更加名譽掃地”，“有些人認為資產最終會賣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強盜貴族’至少能有效地拍賣，但這一做法也沒有能夠獲得成功，新興的寡頭們發現掠奪國有資產，比利用資產進行生產創造財富來得更快”，“由於缺乏公共製約，‘掠奪的手’更加肆無忌憚地掠奪，資本帳戶的迅速放開，使得私有化的銀行業鼓勵每年上百億的美元從俄羅斯被掠走”。〔６〕 俄羅斯推行私有化已近十個年頭，西方的“產權神話”終於原形畢露，造成的社會惡果令人觸目驚心。自從推行私有化改革以來，俄羅斯經濟命脈落入七大寡頭手中，新興的貴族式經理忙於掠奪財產，私有化企業經營不善，陷入了大麵積嚴重虧損，1998年爆發金融危機後，虧損麵甚至上升到80%。大多數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行為，特別是有政府特殊關係的大寡頭，通過各種渠道疏通逃避稅收，政府因稅源枯竭瀕臨破產的邊緣，無法保證國防和科教事業經費。飽受煎熬的還是廣大普通民眾，他們沒有成為主人而是淪為雇工，隨時麵臨喪失工作、醫療養老的威脅。最近，西方媒介暴露的俄羅斯洗錢醜聞，非法轉移資金高達上百億美元的驚人數字，不僅涉及了私有化中爆發的金融寡頭，而且還牽涉了葉立欽等眾多政府高官。 4、財政、金融、外貿改革的暗器 美國專家推薦的“華盛頓共識”藥方，將前述三項改革視為關鍵性改革措施，但實際上卻是隱蔽經濟戰的“殺手□”，具有隱型核彈般的巨大破壞威力。除此之外，“華盛頓共識”還包括一係列配套改革，涉及財政、金融、外貿等方麵，構成了所謂“全麵、係統改革”的重要環節。這些改革措施本身具有的破壞威力，也許不如前述三項非常致命的“殺手□”，但是，配合在一起運用形成“交叉火力”，卻能大大增強隱蔽經濟戰的殺傷力。 美國專家推薦的財政改革措施，包括征收高額的增值稅、所得稅，取消政府的各種政策性補貼，據說這樣作是為了平衡財政預算。實際上，熟悉市場經濟的美國人深知，征收高額的增值稅、所得稅，會大大增加企業的負擔，對於轉軌中困難重重的企業，很可能構成加速破產的威脅。美國每逢出現經濟危機之時，都采取寬鬆財政政策減輕稅負，但是，現在卻脅迫俄羅斯推行相反政策，居心叵測地逼迫俄企業陷入絕境。美國麵臨經濟危機的困難時期，一般是增加財政補貼促進社會需求，卻有意逼迫俄羅斯立即取消政策補貼，造成物價猛漲打擊廣大居民生活水平，蓄意誘發經濟惡性循環和社會動蕩。但是，人們不難發現美國建議的自相矛盾，如美國聲稱必須控製通貨膨脹，卻無視取消補貼造成物價猛漲；美國強迫俄羅斯減少政府財政開支，卻允許償還外國債主的支出不斷膨脹。 美國專家還打著控製通貨膨脹的幌子，強迫俄羅斯采取嚴厲的金融緊縮政策，令人窒息的高利率加重了企業負擔，致使企業無力購買設備和原材料，但是，卻要求俄羅斯立即開放金融外匯市場，根本無視貨幣貶值造成的進口物價上漲。實際上，美國麵臨經濟危機的困難時期，都是采取寬鬆貨幣政策擴大銀行信貸，二戰後西方還普遍實行了長期外匯管製，直到經濟實力增強後才逐步實行自由兌換，美國向俄羅斯推薦的所謂規範改革藥方，與曆史成功經驗都是恰恰相反的。同時，美國還要求俄羅斯銀行迅速私有化，形成了大批中小規模的私人銀行，抗風浪能力差加劇了轉軌的金融風險，允許外國銀行進入俄羅斯形成了洗錢渠道，加速大量私有化掠奪資產紛紛轉移國外，美國先是暗中默許這種非法洗錢交易，適當時機又用作敲詐俄羅斯的把柄。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準確預言過東南亞將會爆發經濟危機，指出“墨西哥、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韓國，一個接一個陷入經濟衰退，它們都發現規範的政策工具隻會令局麵惡化”，他還指出，由於眾多西方經濟學家的強烈批評，國際貨幣基金曾被迫承認政策失誤，但是，1998年巴西爆發危機之後，經濟下降，失業增加，通貨膨脹已被通貨緊縮替代，而國際貨幣基金卻依然如故，強迫巴西“提高稅收，減少政府支出，維持高利率。這種極端的財政和金融緊縮政策，肯定會令巴西陷入劇烈的衰退”。克魯格曼還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絲毫沒有吸取教訓，總是強迫推行類似當年胡佛的政策，“巴西的援助計劃特別極端，基本上是一年前強迫亞洲推行政策的諷刺性模仿。過去數年中，華盛頓在一個又一個國家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凱恩斯契約”的絕對對立麵：即當經濟麵臨衰退時，強迫提高利率，猛減政府開支，提高政府稅收”。顯然，美國操縱的國際貨幣基金，絕非偶然失誤，而是明知故犯。 美國還打著經濟全球化的旗號，逼迫俄羅斯全麵開放貿易投資，這雖屬大英帝國的昔日老招數，卻依舊是非常有效的戰略武器。當俄羅斯企業麵臨轉軌中重重困難，為財政緊縮深感稅收負擔沉重，為金融緊縮尋求貸款無門之時，如何抵擋如狼似虎的跨國公司呢？隨著大量進口產品潮水般地湧入，虛弱的俄羅斯企業紛紛陷入了困境。此時，美國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神機妙算，提出了加速破產兼並改革的貸款條件，俄羅斯工業企業的廠房和機器設備，便紛紛廉價地落入跨國公司的囊中。但是，許多工業企業被外國資本收購後，並未起死回生重新投入有效運轉，而是變成被棄之不用的廢銅爛鐵，原來西方資本收購俄羅斯企業的目的，是消滅扼殺俄羅斯企業的發展機會。曆史上，美國也曾中過英國的自由貿易詭計，開放市場幾乎扼殺了美國的新興工業，美國為何保護自己的民族工業，曾經不惜同英國爆發過兩次戰爭，忍受了英國發動的全球封鎖圍堵。美國堅持了近一個世紀的高關稅保護，有效促進了民族工業的蓬勃發展，時至今日雖然口頭上高喊自由貿易，每當經濟蕭條或進口衝擊威脅本國工業時，仍然毫不猶豫地揮舞保護主義的大棒。美國未將成功經驗授予俄羅斯，卻蓄意傳授了不顧具體國情，敞開大門任憑外國占領的餿主意，真是“己所不欲偏施於人”。 5、各種戰略暗器的相互配合 無論是“華盛頓共識”的三項“殺手□”，還是各種配套改革的隱蔽戰暗器，都能產生相互巧妙配合的殺傷火力，相互激蕩放大負麵效應形成惡性循環。美國誘騙俄羅斯盲目相信自由市場神話，倉促取消了計劃體製和政府管理功能，不僅導致經濟資源分配過程出現癱瘓，眾多企業缺乏監督協調陷入失控狀態，而且還大大加深了私有化改革的惡果，鼓勵黑社會和腐敗官員勾結大肆掠奪，加劇了產權多元化造成的經營秩序混亂。私有化過程中形成的暴發金融寡頭階層，通過賄賂收買官員控製了俄羅斯政府，反過來確保改革為少數新興貴族服務，特殊既得利益集團阻擾修正改革方向。由於俄羅斯盲目相信了自由市場神話，天真地以為“短期陣痛”很快會過去，就為美國推薦改革藥方的各種戰略暗器，創造了淋漓盡致發揮作用的絕好條件，如取消計劃體製和政府經濟管理功能，徹底剝奪了政府防止經濟危機的手段，政府無論對放開價格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緊縮貨幣政策造成的巨額三角債拖欠，還是開放市場後外國競爭的強烈衝擊，私有化企業解雇工人造成的社會失業，都采取了麻木不仁坐視不管的態度，還為賣光國企實現私有化而沾沾自喜，因此，俄羅斯國民經濟長期陷入嚴重衰退，損失慘重超過二戰和大蕭條就不難理解了。 美國對亞洲各國發動的隱蔽經濟戰，基本過程同俄羅斯也是大同小異。美國先是利用亞洲國家的市場依賴性，強迫這些國家推行貿易金融自由化，落入了泡沫經濟和巨額外債的陷阱，然後趁提供援助貸款時附加苛刻條件，逼迫這些國家接受所謂結構性調整，其具體內容也來自“華盛頓共識”藥方，包括取消政府幹預任憑自由市場調節，取消財政補貼放開一切商品的價格，削減政府福利支出和公共投資，緊縮銀行信貸勒緊民族工業血脈，進一步推行貿易金融自由化，向跨國公司開放工業金融戰略行業，任憑外資廉價收購控製民族工業等等。亞洲各國因泡沫經濟崩潰陷入危機後，政府本來應該采取強有力的幹預措施，實行寬鬆的財政和金融政策，擴大公共投資和銀行信貸，刺激社會需求以擺脫困境，但是，美國為何強迫其采取相反的政策呢？實際上，美國深知1929年泡沫經濟崩潰後，胡佛總統盲目堅持自由市場教條，采取了錯誤的財政金融緊縮政策，加深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慘痛教訓，因此，蓄意逼迫陷入困境的亞洲國家，重蹈當年胡佛總統的失敗複轍，人為製造出類似大蕭條打擊亞洲各國。難怪美國獲諾貝爾獎金的經濟學家托賓，認為同亞洲的金融危機相比，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行動，將給更多人帶來更多的痛苦。 美國隱蔽經濟戰的暗器的破壞作用，在特定條件下或積累到一定程度，還會引起社會動蕩與經濟危機相互激蕩。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在印尼爆發金融危機後，提供所謂援助貸款時附加了種種條件，規定必須立即取消政府的政策性補貼，放開各種必需品的價格任憑市場調節，正當印尼私有企業困難，社會失業猛增之時，水電、煤氣、交通等價格猛漲激起民憤，經濟困難迅速轉化為社會爆炸局勢，出現了大規模的遊行、搶劫和暴亂，人們紛紛譴責暴徒的野蠻排華和蘇哈托獨裁，但是，很少有人指責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正是美國隱蔽經濟戰誘發的社會動蕩，給印尼人民和華僑造成巨大生命財產損失，而幕後的罪傀禍首卻逃脫了社會譴責。國際貨幣基金提供的貸款附加條件，還規定廢除勞工保護和自由解雇工人，如對韓國規定失業人數增加一百萬，其目的乃是形成加速惡性循環的鏈條，促使經濟危機擴散轉化為社會動蕩。 國際貨幣基金提供貸款的附加條件，剝奪了政府防止危機蔓延的手段，各種隱蔽戰略暗器造成的殺傷效應，通過受害的銀行、企業和人群迅速擴散，形成複雜的社會經濟惡性連鎖反應，其過程仿佛是眾多核子受到衝擊之後，釋放能量相互激蕩引起劇烈的核爆炸，難怪美國隱蔽經濟戰破壞威力，竟然大於令人恐怖的核彈。由於美國隱蔽經濟戰造成的社會災難，八十年代前蘇聯的人口增長趨勢，已經為急劇的減少趨勢所取代，從1992至1998年的短短六年中，俄羅斯人口淨減少了四百五十萬人，減少速度甚至比內戰超過一倍以上，更為嚴峻的是，這種趨勢至今仍然有增無減，未來人口損失很快就會超過千萬人。烏克蘭擁有發達的機械工業和農業，受教育水平很高甚至超過許多西方國家，但由於具有較強的經濟依賴性，獨立中斷了以前的經濟分工聯係，大大加劇了激進市場改革的惡果，人口損失甚至遠遠超過了俄羅斯。〔7〕 七十年代，美國國際戰略專家撰寫的研究報告中，提出全球人口增長對美國戰略利益的威脅，特別指出了十四個亞非拉人口大國，包括墨西哥、巴西、印尼、泰國等等，今天這些國家都陷入了嚴重經濟危機。〔8〕上述報告尚未包括的前蘇聯東歐國家，當時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不受美國操縱，但是，如今這些國家發生社會製度劇變後，巨大社會經濟災難造成了人口劇減。這種淘汰人口趨勢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有利於其建立單極的世界霸權秩序。 國際貨幣基金還強迫非洲國家接受結構調整，據統計，九十年代由於災難性改革造成嚴重困難，誘發了社會動蕩、饑餓和戰爭，撒哈拉南部非洲損失了三千萬人口。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為爭奪非洲國家而競相提供援助，六、七十年代非洲人均壽命增長很快，但是，九十年代以來非洲人均壽命急劇下降，許多國家人均壽命已低於六十年代的水平，如納米比亞、讚比亞、馬拉維、烏幹達等等。 八十年代末，南斯拉夫就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調整方案，“放開價格、管緊貨幣”造成物價狂漲，工業陷入萎縮社會失業增加，經濟困難大大激化了民族矛盾，國際貨幣基金為保證償還外債，還要求中央政府提高征稅集中稅源，致使各個共和國發生尖銳的摩擦，最終社會動蕩導致了內戰和國家分裂。美國先用陰謀製造社會動蕩和分裂，用“軟戰爭”掃平道路後，趁虛而入，敢於用赤裸裸的武力幹涉南斯拉夫。顯而易見，美國隱蔽經濟戰的破壞威力，絲毫不亞於真槍實彈的熱戰爭。 注釋： 〔1〕《勝利：美國政府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彼得•施瓦茨，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96年。 〔2〕同上。 〔3〕《改革》雜誌，1998年2期。 〔4〕《斯蒂格利茨與“後華盛頓共識”》，崔之元，美國麻省理工學院，1999年8月12日。 〔5〕《私有製、科斯定理和產權明晰化》，高鴻業，《中國與世界》1997年8期。 〔6〕《改革向何處去：論十年轉軌》，斯蒂格利茨，中國科學院國情報告譯文，１９９９年。 〔7〕《國際貨幣基金政策的破壞性》，《美國政治經濟信息述評》，1999年4月16日。 〔8〕參見亨利．基辛格博士《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200號：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威脅，1974年，未發表，華盛頓國家檔案中可以找到。 （選自“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