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從“農家娃”蛻變為天下第一貪的路徑分析(ZT)

2006年4月26日，原河北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副廳長兼省機電產品進出口辦公室主任李友燦在衡水被執行死刑。自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期間，，李友燦日均受賄7萬多元，月均收受210萬元，在短短20個月裏瘋狂受賄達4744萬餘元，相當一個中等縣全年的財政收入。如果以受賄數額測量，以受賄數度估量，以綜合指數衡量來計算，李友燦堪稱新中國建國以來被查處的“第一貪官”，至於在世界上的排名位次，能否繼續保持第一，能否被國人趕超那隻是後話。縱觀李友燦的一生，我們可以發現有兩個顫變：一是用血的代價實現了從“農家娃”到戰鬥英雄的質變；用生命的代價實現從戰鬥英雄到天下第一貪的蛻變。 一、政治信仰蛻變為權力和利益的追求 在中國當前的政治背景下，個人取得權力具有一個前提，三個通道。所謂一個前提是指樹立政治理想，強化權力意識。三個通道是指正常組織程序；天然姻親網絡；建功立業獲得信任。這三種通道也不是截然分開的，有時會有交叉，相互相承。而李友燦作為一個農家子弟，在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的情況下，是如何一步步人取得了政治地位和權力呢？。1952年5月7日，李友燦出生於河南淮陽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家境貧寒的李友燦由姐姐帶大，後在淮陽縣安嶺鄉中學讀書。1970年，李友燦參軍，1979年，他隨部隊參加了對越自衛反擊戰，因作戰勇敢曾榮立軍功。打完仗後，他又作為戰鬥功臣被保送到軍校學習，畢業後，勤勉而紮實的工作屢屢得到上級領導肯定，不到30歲的時候，他已經走上了正團職領導崗位。這一步不但使李友燦用血的完成獲得政治權力的資本積累，還是李友燦從一個農民娃成長為一個戰鬥英雄。1987年，“年輕有為”的李友燦轉業到河北省計經委辦公室工作，不到一年李友燦就被提升為辦公室副主任，“管個車什麽的，有實權，能給人辦事，和同事關係不錯”[3]（人民網2005年02月02日）此時的李友燦並沒有因級別低、權力小，影響與領導與同事的關係，也沒有影響他利用微弱的權力，謀更大利益的主動性。“有一次，單位組織去南韓考察。上街購物時同行的人買這買那，每人手裏都是一堆雜貨。惟獨他把省下的錢提了一包領帶回來。當時這種領帶在韓國折合人民幣每條7元，在石家莊的批發市場則可以賣到28元。李友燦買的這3000條領帶回國後轉手就淨賺了6萬元。另外，他還通過關係讓自己的妻子為中國航空公司代賣機票，收入也是頗豐。”[4]（法製周報2006年5月9日）政治地位低下，為李友燦磨練意誌、增長政治雄心，考察市場需求，進行原始積累提供了空間。李友燦是一個很有心計的人，他說，“特別是價格和流通方麵，我比較注意研究這個。”[4]（2004年09月11日燕趙都市報） 二、私欲隨著權力惡性膨脹：“最方便的還是用權力去掙大錢” 1992年，李友燦擔任河北省機電辦的常務副主任，開始主持機電辦的全麵工作後，隨著政治地位的上升，李友燦對這些小打小鬧的把戲就不屑一顧了，作為政府的高官，他頭腦裏一直在思考如何處理國家的法律不允許幹部經商，而自己又善於經商，又需要錢之間的矛盾，他果斷地把研究的重點轉移到有效處理權力與市場流通的關係，上任不久，李友燦經常被邀請出入於高檔娛樂場合，在達官貴人雲集的交際場合裏，李友燦將善於計算，巧於獲利的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他曾得意洋洋的說，“你讓我弄兩提包白紙我不知道怎麽弄，讓我弄兩提包錢那容易！”據北京森華創業汽車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丁寧說，“邀請李友燦再次到北京打高爾夫球。期間，丁寧提出要點汽車進口配額。李友燦答應‘一定想著這件事’，為了保密，他要求隻讓丁寧一人和他聯係。”（2004年12月01日北京日報）[5]他說，“我不要任何人的錢，我就是參與去賣汽車配額。”[6]政治權利與政治聲譽是緊密相連的，李友燦和其他高官一樣把珍視自己聲譽，把維護黨的聲譽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在工作中“我給底下批示也是嚴格按照國家規定執行，堅決杜絕倒賣現象。”[7]（2004年09月11日燕趙都市報）但是李友燦又認為，汽車配額誰賣都是非法的，國家規定任何單位、個人都不準賣。按規定官員又不能經商，但我要用錢，包括孩子出國花銷。因此你給我幾十萬元好處費，我就把配額賣給你。”誰知，這一賣，20個月竟然弄到4744萬餘元。李友燦說，“我也正當地掙過很多小錢，但最方便的還是用權力去掙大錢。”（2006年04月27日新華網河北頻道） 三、絕對權力使“合法程序”成為包裝腐敗的漂亮外殼 權力和市場的運作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體係，如果把兩者攪合在一起進行交易風險巨大，要做到安全、合法就必須始終做到程序合法、手續齊備、根除後患。在李友燦領導下的機電辦，其工作程序是這樣的，國家每年分兩次下達汽車進口配額指標後，省機電辦對配額的分配是按程序進行的：工作人員對申報配額的企業進行篩選並拿出一個初步意見，經領導班子集體研究後，由李友燦簽字通過。但實際上，在汽車進口配額的分配問題上，決定權完全掌握在省機電辦主任李友燦手中。李友燦說給哪個企業就給哪個企業，說給多少就給多少。集體研究流於形式，實際變成了李友燦的“一言堂”。“據省機電辦原副主任尚某證實，領導班子在開會討論分配進口汽車配額時，都是李友燦先提出分給哪個企業多少配額、什麽類型(如吉普車、轎車、麵包車)的意見，別人也不提異議，意見就算通過了。會後，工作人員根據李友燦的意見製定出配額分配方案，再由李友燦簽字。”[8]（2004年09月11日燕趙都市報）“辦案人員決定先從李友燦近幾年所審批的進口汽車配額上著手。半個月過後，調查結果令辦案人員大失所望：通過對20多家企業的排查，除發現個別企業在申請進口汽車配額過程中向省機電辦有關人員行賄的材料外，沒有發現任何有關李友燦受賄的線索。”[8]（人民網2005年02月02日） 四、狼狽為奸：腐敗也需要“祥和”、“團結” 為了把機電辦搞成祥和、友愛、團結的權力團隊，就必須有一個權力利益共享的規者機製。李友燦對內“經常告誡大家；“你們別犯傻，整個進口汽車市場都是這樣，行內人士見怪不怪，你們該自己掙點錢時別不掙。"[10]（2004年09月11日燕趙都市報）兄弟們有了這樣一個不吃獨食，善解人意的大哥，工作當然相當賣力。首先，省機電辦領導班子由主任李友燦和副主任霍述寅、尚某組成。除李友燦外，霍述寅因犯受賄罪於今年1月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尚某則因涉嫌受賄罪被立案查處。其次，原省機電辦許多經手辦理汽車進口業務的的工作人員也走上犯罪道路。省機電辦原調研員李剛在參與汽車進口配額審批、分批工作後，不到一年就索賄受賄160萬元，於今年2月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李友燦對外也是將權力與大家共享的，如，李友燦說，“我覺得賣配額很賺錢，我給他結算的價，還不是當時市場最高價。”（2004年09月11日燕趙都市報）[11]（2004年09月11日燕趙都市報）所以，在短短20個月裏，李友燦就出神入化的實現了權力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五、當“利益最大化”成為人生的追求時，最終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 李友燦曾是個戰鬥英雄，他知道最危險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權利是最危險的，利益也是最大的，你若擁有最大的權力，你就處於最危險之中。2000年，河北省機構改革，機電辦劃歸外經貿廳，李友燦升任外經貿廳副廳長，但仍兼任省機電辦這個處級單位的主任。“據河北省外經貿廳原廳長鄒世華說，李友燦當上副廳長後‘就沒有正常工作’，很快就有人開始舉報李友燦在招標局的問題，‘主要是在財務、用人、房子上麵。’2001年初，省委組織部開始對李友燦進行審查，但‘沒有查出什麽問題’，直至李友燦出逃，省裏對他的審查沒有間斷。”[12]（人民網2005年02月02日《調查巨貪李友燦：百元大鈔搬回470公斤》）與此同時，“即李友燦作案的高峰期───2001年8月至2003年4月，正是中紀委查辦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案進行到如火如荼地步之時。……然而中央和河北省有關部門查處李真大案，意思是通過委婉警告可以達到震懾之目的，但是，將反腐這座山敲得隆隆作響，為何也沒有嚇倒李友燦這隻腐敗‘虎’？”[13]（2006年04月27日廣州日報）李友燦在進行瘋狂20月的權力與市場交易時，正是李友燦麵臨人生第二次生命考驗的時候，李友燦說：“因為我本來有奮鬥目標，但自己覺得身體不好，我在仕途上沒有大的追求了。”[2]（2004年09月11日燕趙都市報）過去，李友燦通過建功立業乃至於犧牲生命，最終獲得了政治生命，而這一次，李友燦雖絲毫不擔心政治生命，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李友燦從一個“農家娃”可以蛻變為天下第一貪，不是因為他政治素質低，業務能力差，而是因為它一旦把政治信仰蛻變為權力追求，把權力為市場服務蛻變為權力與市場的媾和，把法定程序蛻變為權力與市場交易的護身符，李友燦出生入死的勇氣和智慧就會在扭曲的政治框架內盡顯神威。李友燦作為農家娃，根正苗紅，人民放心，李友燦用“奔放”的權力盡情的調節自由的市場，人民的信任，但是，人們期望的“仁政”卻演變為“暴政”，人民祈求的“民主”卻演變為人民的主人，人民祈求通過改革實現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願望顫變為權力與市場交易的“鐵幕。 李友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他們都是製度缺失的祭品。 　　（原載“光明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