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紀念四五運動三十周年(ZT)

作者：胡平 今年四月五日是“四五”天安門運動三十周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病逝。由此觸發了一場全國規模的自發悼念活動。在4月4日清明節和4月5日，北京的悼念活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參加者多達百萬人次，悼念活動很快地就轉變為抗議活動，其矛頭直指“四人幫”乃至毛澤東本人。像這樣一種民間自發的針對中共最高當局的群眾性抗議活動，四五運動實為中共建政二十七年來的第一次。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時代的開端。 “京城處處皆白花，風吹熱淚灑萬家。從今歲歲斷腸日，定是年年一月八。”這是在四五運動期間湧現出的千千萬萬首悼念周恩來詩歌中流傳較廣的一首。但諷刺的是，沒過兩三年，國人就把一月八給淡忘了。這證明悼周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借題發揮。如果說在當初確有不少人對周懷有極強的感情，那也是因為在看上去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對比於“四人幫”和毛，他們隻能把自己最後的希望寄托在周的身上而已。所以，隨著毛死，江囚，華下，鄧上，周的形象就黯然失色了。 沒有人比毛澤東本人更理解四五運動的意義了。據說，在四五期間和之後，毛澤東曾經對他的親信明白地講：“悼念周總理，是反對我老毛，罵我秦始皇、我比蔣介石還殘暴。炮打江青、春橋、洪文，他們的總後台就是我。”“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毛還說：“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你們要信！” 這就是四五運動的偉大意義：它揭示出民心所向。和其他現代獨裁暴君一樣，毛澤東一方麵壓迫人民，蔑視人民，另一方麵又竭力製造和維護其深受萬民擁戴的神話。四五運動無情地撕下這張畫皮，還原其獨夫本相。這不能不使毛深感淒涼。原先毛發擔心自己象斯大林那樣死後被否定，如今他卻發現自己生前就被批判。毛知道，雖然他可以贏得眼前，但是他已經輸掉了曆史，無可挽回地輸掉了。 也多虧有個四五。正如1979年全國13所高校大學生社團聯合主辦的文學刊物《這一代》的發刊詞裏所說：“真的，很難設想，如果沒有‘四五’這一天，我們的子孫後代談起這一代，將會說：‘他們交了白卷！’一張隻代表恥辱的白卷，遮掩了這一代人堅毅的麵容……”多虧有個四五，我們終於在暴君還活著的時候就對他大聲說“不”，從而向世界、向我們的子孫後代證明了我們的自由意誌和人格尊嚴。 四五運動雖然遭到鎮壓，但由於它揭示出民心所向，這就給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們敢於在毛死後一舉粉碎四人幫。從四五運動到四人幫被抓，其間發有六個月。曆史的報應來得太快，那就極大地鼓舞起人們對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的樂觀信念。從此改革的浪潮一發而不可收拾，直到八九，直到六四。 六四使人想起四五，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使人想起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可是曆史沒有重複。在紀念四五運動三十周年的今日，中國的民主大業依然任重而道遠。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堅定我們的信念。所謂信念，就是對不確定的未來堅持一種確定的態度並為之不斷努力。應該說，中共專製統治之所以能苟延至今，那也是因為有太多的人放棄了抗爭，坐等曆史必然性的自動實現，而曆史卻從來不是命定的。這不僅僅是我們中國人的問題，這恐怕也是世界性的問題。令人欣慰的是，潮流已經開始逆轉。 三十年來，中國社會變化之大之快，令人眼花繚亂。世人在驚訝之餘又深感困惑。他們發現很難對今日中國社會的性質給出準確的定義──原有的政治學概念似乎都不適用；更難對未來中國的走向作出預測。 不過有兩點認識越來越清晰：1、中國還沒有走上自由民主的不歸路，2、未來的亞洲、乃至全世界的自由與和平的前景有賴於中國的選擇。由此，我們更加感覺到中國民主化的艱巨，也更加感覺到它的重要。新的曆史條件需要我們有新的通盤思考，我們急需製定新的民主大戰略，振奮精神，凝聚力量，推動中國民運的再出發。◆ 　　（原載《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