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海蔥蘢】卷一、童年記憶
01、出生
我的老家是江蘇宜興。宜興既是我的籍貫，也是我的出生地。
宜興在太湖的西廂，山清水秀、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可是個好去處。宜興有兩樣東西聞名於世，一是紫砂壺；二是善卷洞。紫砂壺告訴你什麽叫古樸大方、工藝極品；善卷洞則向你展示山中有洞、洞中有河、霧氣繚繞、奇石玲瓏的人間仙境。
善卷洞邊上有個張渚鎮。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農曆丙戌年十月初五），我就出生在這個小鎮。母親說，我出生的時候是自己踢破羊水，雙腳先出，兩手抱著腦袋，順順暢暢來到這個世界。
據說，郭沫若也是以腳先下地的方式降生的。郭大詩人比較矯情，非要說“這大約是我的一生成為了叛逆者的第一步。”
這當然是無稽之談。就他自己而言，晚年痛失愛子仍要強作歡顏，這種逆來順受離“叛逆者”何止十萬八千裏。而且，這種分娩方式被認為是難產，助產士遇到這種情況，要把嬰兒的腦袋轉向一百八十度，腦袋先出才是順產。但高風險往往帶來高收益。我認為這種特殊的出生方式，如果順利，反而讓嬰兒受益非淺。
一般來說，分娩過程會不同程度造成嬰兒腦部缺氧。缺氧的結果是造成腦細胞死亡。我的這種出生方式，基本上避免了腦部缺氧的過程，這就存活了更多的腦細胞。腦細胞相當於計算機的存儲單元，這就使我有足夠的存儲空間去存放那些多餘的信息，當然，其中有許多是垃圾郵件。
02、迷路
我很晚才講話，認字卻很早。在我連話都講不清楚的時候，就會寫不少字了。有一次在家門口走丟了，因為寫了兩個字，引起了行人注意，才被領回了家。
那年我也就三、四歲，家住在上海楊樹浦，是那種外表千篇一律的工房。那天我在家門口玩，看到了什麽新鮮玩意，跟著多走了幾步，一回頭，就找不到家了。每一個門洞都像，但哪一個都不是自己的家。我辨認了一次又一次，就這樣越走越遠。
我沒轍了。孩子都有自己在麵臨困境時的致勝法寶，那就是哭。我也不例外。這一哭，把警察叔叔哭來了。警察和顏悅色地問我：“你家長是誰呀？”
我的回答讓他感到意外：“不知道，但是我會寫。”
“嗬嗬，會寫字？”他笑著隨手撿了一塊石灰疙瘩，指著馬路牙子，對我說：“那你就寫吧！”
我蹲在地上，剛寫了兩個字，就碰到地麵上的一個窟窿，於是不知所措地停了下來。這時候已經有一大堆人圍上來看新鮮。
“怎麽了？不會寫啦？”警察依然和顏悅色。
我嘟囔了一句：“寫不下了。”
警察揚起了眉毛，回手一指：“怎麽？這麽大一條馬路，還寫不下你爸爸的一個名字？”圍觀的人群哄笑了起來。
這時候，人群中一位鄰居大姐姐認出了我。便由她帶路，警察護送著，回到了自己的家。
03、失聰
我小時候說話晚，可能同我聽力不好有關。我的左耳先天失聰，所以我從小就是獨耳聽世界。
有人說，獨眼看世界，就是毒眼看世界，不僅看得深刻，而且還有那種“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瀟灑。
獨耳聽世界的好處也多多。首先是聽得真、記得牢。別人是“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我是一隻耳朵聽進來後，就出不去了，所以記得特別牢。更幸運的，我是左耳聽不見，這對我政治品格的形成貢獻良多。我天生就不接收來自左邊的信號，所以我從來不犯“左”的錯誤。我隻傾聽右邊的聲音，所以是先天的“右派”。
以上當然隻是一些玩笑話。一隻耳朵聽，得到的語言信息也比別人少一半。語言這東西，隻有聽明白了，才能表達出來，所以我說話就晚了。另外，音樂世界對我來說永遠是“單聲道”，我永遠體會不到立體聲音樂的優美，這便是一隻耳朵的可憐之處了。
母親看到我遲遲不能講話，能說幾句也是含糊不清，稍稍有點擔心，從小就叫我“大頭癡”。但教我認字沒有障礙，也就放心了不少。有一天，母親教我認了“刀”，又教我認“分”。我指著“分”下麵的“刀”，說“一把刀”，又指著“分”上麵的“八”，無師自通地解釋道：“一切兩半瓣”。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說文解字，那一年我三歲。
04、分魚
我五歲就上學了，念的是半年級。在外婆家，江蘇宜興新芳橋黃玕村，上的是離村一裏地的英駐小學。
外婆家所在的黃玕村很小，也就是十來戶人家。前村朝南，有一條前塘河，村後是後塘河。村子就夾在兩條河的中間。村東頭是一座土地廟，村西頭是一個土墩，長滿了一人高的茅草。茅草叢中間辟出了一條路，這是我們上學的必經之路。
沿前塘河有一排民房，大部分村民住在這裏。隔了村中央的一片寬闊的“場”，靠後塘河有一棟全村僅有的樓房，那就是我外婆家。樓房和後塘河之間是菜園，菜園的東邊是一大片竹林。西邊則毗鄰一排平房，那是我小舅公家。小舅公是我外公的小弟弟，年紀要小很多。因為他的獨子光浩——我要叫他舅舅——卻是跟我同歲的小學生，我們一起上半年級。
前塘河是全村的公產，後塘河則歸我外公和小舅公兩家所有。河裏放養了許多魚。每年都有一次幹塘，就是把河水抽幹，把全部魚都撈上來。分魚是全村的盛典，主持人則是我外公。
外公把撈上來的魚按全村的戶數分成十幾堆，同時用麥杆做成十幾根簽，草簽長短有序。每戶派一個代表來抽簽，我外公自己則不參加。
然後每戶按自己所抽得的簽，由長到短依次抱走自己中意的那堆魚。全村人都抱走了，剩下的最後一堆誰也不要的，就歸我們家了。
我睜大了眼睛，饒有興味地觀察著全過程。後來我體會到：這就是如何主持公眾事務的一個案例。操辦公共行政事務，主持人要有公信力。要取得眾人信服的關鍵是要肯吃虧，不能與民爭利。如何做到公平和公正，要有恰當的程序設計，這就是所謂程序正義。
童年的記憶，往往能影響你一輩子。後來我主持四通，當許多四通幹部都分到了大房子，我卻沒有給自己留一間；在管理上設計了“五定兩掛鉤”等公平、公正的考核規則，都依稀可以看到我外公當年的影子。
05、上街
我在鄉下念書的那幾年，外公的生活過得悠閑而瀟灑。他生於1905年，屬蛇，那時候他也就五十歲左右。在我記憶當中，外公很少下農田，除了偶爾出麵主持村裏的公眾事務，日常活動主要是上街、飲茶、喝酒、看戲，順便替家裏買些油鹽醬醋。
上街，就是到新芳橋去趕集。從外婆家往南走七裏地，就是鄉政府所在地——新芳橋——一個相當繁華的小鎮。鎮上有茶館、酒樓、戲院、百貨店、中藥鋪。對了，藥鋪的字號叫“向德生”，我的小舅婆，光浩的母親，就來自這個家族。
周末，外公會帶我上街，這是我最開心的日子。沿街的小吃：入口即化的酥糖、豆沙餡麻球、餛飩攤……隻要路過，我就賴著不走，外公總會依我。還有各種玩具：兩根竹管疊起來，安上一個機關，搖起來啪啪響的機關槍；各種麵具，我記得有過一個齊天大聖孫悟空的，我們老家管麵具叫“鬼臉殼子”；我還有過一隻匣子上鑲著兩條金龍、木質劍身漆得銀光閃閃，拔出來是雙柄寶劍。戴上“鬼臉殼子”，舞著雙劍，從村東頭舞到村西頭，我當年在外婆家還著實風光過一番。
我還跟著外公看戲。經常上演的是灘黃（錫劇）和紹興戲（越劇）。灘黃戲多是帝王將相；紹興戲則多才子佳人。外公很驚訝我居然也看得懂。一位長胡子、紅臉膛、舞著大刀的武將出場，我就告訴外公：“這是關公！”一位師爺模樣的布衣出場，在關公袒露的右臂上比劃一番，關公則端坐不動，專心看著左手托著的兵書。我就說：“這是華佗！”至於他們咿咿呀呀地唱的什麽，我一句也聽不懂。
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訴外公，關公和華佗，都是我從小人書上看來的。於是，外公就開始給我講三國、講水滸。還教我念詩，什麽“床前明月光”，什麽“獨釣寒江雪”。外公是我最早的啟蒙老師。
外公經常說：金山、銀山，隻有子孫出息才是靠山。外婆家土改時評定的階級成分是中農，原因是我外公有三兄弟，分了家，每家名下的地並不多。生活能過得相對舒適，享的是子女的福。外公的五個孩子當中，我母親是老大。父親在上海銀行工作，工資不算低。把我們寄養在外婆家，每個月都要寄相當的生活費。我有一個姨在香港。姨父、姨媽雖然隻是普通打工仔，但不時從香港寄回來的那些食品和衣物，都足以讓我們鄉下人驚豔。我還記得小時候大姨回來探過親，不說那些帶回來的琳琅滿目，光是隨身用的那一卷粉紅色、帶著香水味、細膩、柔軟的衛生紙，就讓我至今都印象深刻。“這麽漂亮的東西居然用來擦屁股！”為此我忿忿不平了許多天。
雖然實際生活水準要比村上的地主、富農好得多，但外婆家在村裏一點都不招嫉，而且非常受尊重。究其原因，是我外公厚道、外婆廣結善緣。關於他們，且聽下回分解。
06、外公
我母親經常說：一個家哪，要一個饅頭搭塊糕。意思是說，兩口子之間，一個鬆，另一個就得緊；一個甩手，另一個就得操心；一個悠閑，另一個就得辛勞。
在外婆家，既然甩手悠閑的是外公，那操心辛勞的就隻能是外婆了。我至今還記得一件小事：深夜，瓢潑大雨，天井裏的排水溝堵上了，積水已是一片汪洋，再不疏通，雨水就要漫到堂屋來了。外公晚上照例喝了點小酒，也照睡不誤。操心的外婆喊了聲：“老頭子啊！”老頭子鼾聲如雷；外婆便推一下外公，外公翻了個身，繼續鼾聲如雷。外婆歎口氣，自己爬起來，戴上竹笠、批上蓑衣，冒著大雨，疏通排水口。這一幹，就是小半夜。外婆全身濕透回到房裏，大雨依然瓢潑，但落在天井裏悅耳但卻讓人擔心的叮咚聲，已轉為急促的劈啪聲。外公那裏，依然是如雷的鼾聲。
外公少不了受數落，但從來不回嘴，坐在那裏，靜靜地聽、憨憨地笑。等外婆說夠了，外公起身搭上長籃，請示一下需購置的項目，轉身又上街了，繼續他的瀟灑。
家裏的大事、小事，都是外婆操心。不僅是家事，村裏的事，也歸我外婆操心。東家娶妻了、西家生子了；這家沒米了、那家缺柴了，外婆都要幫著張羅。凡有上門告貸的，外婆一般都有求必應。每年秋天，外婆家鹹菜都要醃幾大缸，我尋思全家怎麽也吃不了這麽多呀。開春了，外婆就打發我們去做散財童子，挨家挨戶去送，雖然隻是一碗鹹菜，但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可是雪中送炭啊。
村裏最窮的，是兩家外來戶。一家是打漁佬；一家是刨煙佬。打漁佬叫王二小，原來安家在船上；刨煙佬姓韋，則是靠自己的手藝帶著全家盲流的那種。共產黨領導他們翻了身，給他們分了地，在村上安了家。安一個家，什麽都得從頭來，談何容易。給他們最多關心和幫助的，是外婆。
刨煙佬在土地廟的西廂房安家，村裏人擔心會不會冒犯了神靈，都來找我外公商量。外公沉吟了一下，然後說：“沒關係的，因為毛澤東的星宿大，壓得住的。”
外公一言九鼎，老韋家安心住了，村裏人不擔心了。我也刻骨銘心地記住了一句話：“毛澤東的星宿大”。
07、外婆
我們這個年齡層的人，差不多都看過《沙家浜》。裏麵有兩個人物，一個是沙奶奶，一個是阿慶嫂。把這兩個人物形象疊加起來，就是我心目中外婆的形象。
阿慶嫂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外婆家的八仙桌，擺的是流水席，招待的是鄉、村幹部。一到晌午時分，一隊人馬，搖搖擺擺過來了。後麵還跟著一個：帽子往左邊斜，脖子朝右邊歪，挎著一杆漢陽造，那是民兵隊長順根伢。
村幹部領著鄉領導到田頭轉轉，渴了、餓了，就轉到外婆家了。外婆忙著燒水、做飯、遞煙、擺點心、上飯菜。一個個吃飽了、喝足了、一抹嘴、拍拍屁股就走了。在他們吃吃喝喝的時候，順根伢會讓我擺弄他那杆從來就沒有子彈的漢陽造。我把槍栓拉開、合上、扣扳機，一遍又一遍，感覺好極了。
窮親戚來了，外婆的招待更熱情。除了好吃好喝，還安排住下來。記得三年大饑荒時期，在樓上打地鋪的，滿滿的有一排人。
對流浪來村裏安家的刨煙佬，外婆給與更多的關懷和幫助。人們常說：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刨煙佬的兒子叫韋金龍，女兒就叫韋金鳳。金龍和我同歲，長得孔武有力。外婆待他，如同自己的親外孫，好東西有我一份，也有金龍一份。出門時，外婆會把我們拉在一起，囑咐我們：“大家是好朋友，要互相照應。”我明白，外婆是用心良苦，怕外麵有人欺負我，幫我找了個保鏢。
金鳳比我們大四、五歲，十歲的小姑娘，已經長得亭亭玉立，齊肩的長發。因為缺乏營養，臉色略顯蒼白，襯得黑眼睛格外明亮。我和金龍去念書，她也跟著我們上學。我坐在第一排，她坐在最後一排。
為了表示尊重，村裏人都跟著我管外婆叫外婆。兩口子吵架了，找外婆評理去！家裏有難題了，找外婆商量去！外婆經常說：富不驕橫、窮不失誌。總是把別人看得很大，把自己看得很小。外公敦厚、外婆睿智，我認為他們配合得珠聯璧合，外婆卻說，外公和她生肖相克。
外婆小外公一歲，屬馬。外婆總說外公和她是蛇盤馬腳：相克。其實，相克才能相生。老倆口相濡以沫，一起活過了跨世紀。2001年，外公以97歲高齡離世。三個月後，外婆就平靜地走了，在睡夢中，安詳得像在熟睡。也許，沒有蛇盤腳了，外婆覺得不習慣了吧。
外婆年輕時身體並不好，因為操勞，臉黃肌瘦，早就是一頭白發，白得一塵不染。晚年時，兩鬢反而長出黑發，皮膚白裏透紅、如同嬰兒。傳說中的“返老還童”，還真有其事。直到最後一天，外婆腦子都極為清楚。看到村上她那一輩都走光了，下一輩也走得差不多了。外婆說：“唉，活得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隻有看透了人生，才能有如此的智慧，才會有如此的灑脫。
08、帥哥
我外婆年輕時候一定很漂亮。五個孩子當中，大舅最像外婆，而我大舅可是村上公認的大帥哥。
村上有三大帥哥：老帥哥叫戴鎖才；大帥哥是我大舅；小帥哥是我二舅公家的小龍舅舅。他們帥得不一樣：老帥哥有點像梁朝偉，尤其是那種憂鬱的眼神；我大舅依稀有當年趙丹的模樣；小龍舅舅則有點劉德華的影子。
他們不僅帥氣，而且都有一副好嗓子。但他們唱的也不一樣：戴鎖才唱的是山歌；大舅唱的是洋歌；小龍舅舅唱的是花腔小調。從唱腔上分，一個是民歌；一個是美聲；另一個則相當於現在的流行歌。
我至今還記得戴鎖才唱山歌的場景。抬水車是農村的一件重活，要十來個壯勞力同步用勁。這時候，我外婆會提著牛鼻茶壺，站在一旁督陣。
大家就位以後，外婆就會下指令：“鎖才伢，唱！”
“嗨喲來……”這一聲，高亢得直上雲端，能傳出幾裏地外。十幾個人跟著合唱：“嗨喲！”
“嗨嗨喲來……”這一聲轉為低沉悠揚。 “嗨喲！”，眾人跟著低沉。
我後來再也沒有聽到過如此好聽的山歌。從高亢到低沉，婉轉得如行雲流水；從低沉到高亢，過渡得九轉十八彎。那旋律，不亞於阿炳的“二泉映月”。當然，前者有更多的陽剛，後者則有更多的悲情。
戴鎖才有個女兒，叫君英，比我大四歲，是村上最漂亮的姑娘。小時候，母親也會同我開玩笑：“大南啊，將來你要娶誰當老婆呀？”我就用小手指向君英。當然，後來我沒有娶到君英，因為她嫁給了小龍舅舅，成了我的舅媽。
小龍舅舅和君英訂親的時候，記得是我上大學後的一個寒假。當時小龍舅舅在部隊當兵。他也是回家過春節。探親後，我們相約一起離村，到新建去坐輪船，他去南京，我去上海。君英送我們到新建。我們一起在新建住了一夜。黃昏時分，煙雨朦朧，小火輪喘著粗氣帶我們離岸時，君英在橋頭不停地向我們揮手。此情此景，有詩記之：
江南煙雨
人在石橋頭，
黃昏送遠舟。
漁歌隨晚唱，
暮鼓伴離愁。
淡雨濛濛下，
輕煙冉冉收。
江南傷別夜，
一曲暗香流。
他們後來全家移民到紐約。一九八四年，我從科學院被公派到佛羅裏達大學當訪問學者，途經紐約，還專程去拜訪過小龍舅舅和舅媽。他們的兩個兒子都已長大成人，一對翩翩美少年，比他們老子當年更帥。
當時我心裏感歎了一句：願天下俊男美女皆成眷屬，其後代絕對是優良品種。
09、鬼神
子不語怪力亂神。外婆家離孔聖人老家遠了點，富鄉僻壤，教化所不及。所以在鄉下，我聽見過許多怪力亂神。
江南水鄉，自然多水，水中有鬼，俗稱淹死鬼。我不僅信其有，而且是親所見。當然，我見到的淹死鬼，不是它的本尊，而是它的變身。河塘裏有一種水草，會開一種非常漂亮的黃色小花。村裏人告訴我，這種花就是淹死鬼變的。
開始我也是將信將疑，直到村東頭一對小兄弟讓變成黃花的淹死鬼拖了去，從此也就深信不疑。倆兄弟在河邊玩，弟弟想摘河裏飄著的黃色水草花，不小心滑了下去，哥哥伸手去拉，也跟著沉到河裏。
村東頭傳來撕心裂肺的哭喊，我們聞聲過去，這對小兄弟已平躺在門板上，灌滿水的小肚子脹得滾圓。人們徒勞地壓著他們的肚子往外控水，但倆兄弟已經沒有一點生命的跡象。
從此我對水中漂浮的黃色小花，懷有深深的恐懼。
還有一種我們村上獨有的磨哀鬼，則是我親耳所聞。深更半夜，夜深人靜，村西頭會傳來一種淒厲的聲音：嘰哩呱……咕嘟……嘰哩呱……咕嘟……村裏人說：這是磨哀鬼在叫。傳說村上有過一個童養媳，婆家逼著她沒完沒了地推磨、舂米，最後被虐待致死。冤魂不散，變成了磨哀鬼。
有一個晚上，我和舅媽、小姨，三個人睡在樓上大床上。突然，舅媽問小姨：“聽見沒有？”小姨問我：“聽見沒有？”大家都聽見了：嘰哩呱……咕嘟！嘰哩呱……咕嘟！清晰得讓人毛骨悚然。據說鴕鳥遇到緊張，會把頭埋在沙堆裏，我們也是出於這種生物本能，把頭鑽到被窩中央，憋得透不過氣來。
從外婆家往南走一裏地，是去新芳橋途中的第一村，叫塘門浪。路右邊是一條灌溉渠，路左邊是一座廟：白魚娘娘廟。每年發大水魚汛期間，會有不計其數的白魚逆水遊上來，在小小的灌溉渠裏堆得層層疊疊。據說它們都是來朝拜白魚娘娘的。
又是一個關於童養媳的淒美傳說。有一家買了一條大白魚，讓童養媳到河邊去宰殺。剛劃開肚皮，白魚就流眼淚了。童養媳不忍，就把白魚放生了。回到家裏，自然不好交代，於是被毒打致死。死後，童養媳被草草埋葬在亂石崗。以後每年大白魚會帶著子子孫孫來這裏朝拜。細心的人們還發現，白魚的肚子上有一條淺淺的黑線，據說這就是當年留下的劃痕。
當地的人們出於敬畏，在亂石崗上修了一座廟，這就是白魚娘娘廟。
10、金鳳
童養媳變鬼也罷，成神也罷，這都是傳說中的故事。但就在我們身邊，活生生的，一個好女孩要做童養媳了。
這個女孩就是金鳳。刨煙佬家裏窮，要把十歲的女兒送到順根伢家裏做童養媳。順根伢有一個弟弟，叫小胖，也就十三、四歲；還有個妹妹叫香妹，比我們還小一點。金鳳要給小胖去做童養媳。
南方的童養媳，大約相當於北方的娃娃親。家裏收一點菲薄的彩禮，女孩就要到男方家去，實際上是先當小保姆，成年後再正式成親。
金鳳自然是千萬個不願意，她要繼續念書，仍跟著我們上學堂。課堂裏，班主任許老師，一個慈眉善目的胖姑娘，正在給我們講課。“呯”的一聲，教室門被一腳踢開，站著凶神惡煞似的刨煙佬。
“你給我出來！” 刨煙佬指著金鳳。
金鳳低著頭，誓死不從。刨煙佬衝進來，一把頭發，抓住金鳳就往外拖。許老師嚇得手足無措，金鳳聲嘶力竭地哭喊。拖出教室後，刨煙佬把女兒往肩上一扛，揚長而去。哭聲漸漸遠去，教室裏依然被驚嚇得鴉雀無聲。
金鳳再也沒有來上學。後來，我離開外婆家了，到上海，到北京……但對金鳳、金龍姐弟的命運，心裏總有一份牽掛。文革期間，借大串聯的機會，我回到外婆家，沒忘記打聽他們的消息。
因為後來有婚姻法保障，金鳳並沒有嫁給小胖。前村的壽昌伢是地主的兒子，多才多藝，吹彈拉唱，樣樣精通，說話風趣幽默，很有女人緣，卻沒有女人願意嫁給他，因為他成分高。金鳳偏偏不怕，把自己嫁給了他。
至於金龍，則和香妹上演了一出轟轟烈烈的愛情大戲。
反正，順根伢雖然扛著一杆破槍，卻是賠了弟媳婦，還搭上了自己的妹妹。
一個是地主崽，一個是童養媳，一對苦娃子，卻喜結良緣。
唉，蒼天有眼！
11、香妹
文革大串聯，我借機回了一趟外婆家。當年的小夥伴們，紛紛給我講述金龍和香妹的故事。
我記憶中的香妹，一個拖著鼻涕、蓬鬆著頭發、眯著眼睛的邋遢細丫頭。過了這些年，架不住女大十八變，香妹也出落成名符其實香噴噴的大姑娘了。上門來提親的，不乏其人。家裏選了一家經濟條件不錯的，還收了人家的彩禮，就等著過門了。
香妹卻早就同金龍好上了。從小就在一起，耳鬢廝磨，兩塊石頭也磨出感情了。更何況金龍要模樣有模樣，要力氣有力氣。俗話說，男追女，難如推倒一座山；女追男，易如捅破一層紙。既然是香妹看上了金龍，這層窗戶紙，早就被捅破了。
金龍給當年的小夥伴們描述過他的第一次：那天晚上，她一把抱住了我，抱得鐵巴緊。那丫頭，“火頭子老”啊！
這裏的“火頭子”，是我們鄉下話，如果文縐縐地翻譯，就是“愛情烈火”的意思吧。這裏的“老”，則是“旺盛”的意思。
香妹家裏卻是怒火萬丈，不許他們再見麵，風風火火地要把閨女趕快嫁出去。香妹和金龍便商議如何私奔。
他們經過縝密考慮，認為不能馬上行動，否則送了彩禮的男方上門來要人，香妹家裏不好交待。也不能嫁過去以後私奔，不能讓那小子占了便宜。最佳時間點應該是洞房花燭夜。
洞房花燭夜，新郎還在酒席上應酬，香妹托辭不勝酒力早早進了新房，金龍則早就埋伏在新房的窗戶底下。一切按既定方針辦，他們私奔了。
當時的中國，吃飯要糧票，住店要證明，他們又能奔到哪裏去？在外麵飄了幾天，走投無路了。他們相信，如果這個世界上還剩一個地方可以救苦救難，那就是我外婆家。深夜，他們摸黑敲開了我外婆的家門。
外婆對他們愛憐有加。吃了、洗了、安排他們睡下了。第二天，外婆把兩家的家長約到家裏。大家坐定之後，外婆招呼躲在房後頭的小倆口：“出來吧！”
不等雙方家長發作，外婆就用斬釘截鐵的明快，毋容置疑的決斷，作了宣判：“細佬家自己願意在一起，要成全他們！”
金龍家麵露喜色，對外婆是滿心的感激。香妹家則麵露難色。外婆立刻補充了一句：“那邊的彩禮，要給人家退回去。手頭不夠的話，先從我這裏借。”香妹家也釋然了。誰都明白，這樣的借貸，很少有還的。
走出家門，誰都覺得有麵子。因為外婆說了：“要成全他們！”
外婆一輩子行善無數，我覺得這一件，最值得稱道。
12、轉學
剛開始在英駐小學讀書，我不是正式學生，而是跟著比我大兩歲的姐姐上學的伴讀生。農村女孩子入學率低，許多是因為是要在家帶弟弟妹妹。學校便推出一項德政：隻要在課堂上不鬧，可以帶著弟妹一起來上學。我便是這項德政的受惠者。
第一學年大考，我也要了一份試卷做著玩，結果算術考了100分，語文考了99分，是全班的最好成績，因此我理所當然地轉了正。我還記得語文考試被扣了一分，是因為我填空時寫錯了一個字：把“野”字的右邊旁“予”寫成了“矛”。我至今還認為我“矛”得有理。千裏茅(矛)草謂之野，何“予”之有？
很強詞奪理吧？哈哈，我的自以為是，小時候是出了名的。這源於我同光浩舅舅一起做作業，完了互相對答案，凡是不一樣的，我都照他的改了，結果全錯！而我原來的答案，其實全對。後來我把在運算過程為什麽會錯也琢磨清楚了。這次教訓讓我刻骨銘心，從此隻要別人同我不一樣，我就毫不猶豫告訴對方：“肯定是你錯了！”而且還清楚地告訴對方：你錯在哪一步了……
我在宜興外婆家讀完小學二年級，要到上海父母身邊去讀三年級了。我從小也算是“顛沛流離”：從縣城到上海，從上海到鄉下，都是母親抱著、外公用籮頭挑著。這一次，是我頭一回自己邁步離開外婆家。
從黃玕村往東北方向步行三裏地，便是新建，那裏有輪船碼頭。我和外公在那裏搭上了班船。小火輪噗噗地喘著氣，不緊不慢地把我們載到了常州。在那裏換乘上那種站站都停的慢車。火車哐當哐當地搖晃著，把我們晃到了上海。
大清早從外婆家啟程，到上海已是萬家燈火、滿天星鬥的深夜。馬路上已是空落落的，一輛摩托車呼嘯而過，外公讚了一句：“這放屁車，跑得真快！”
習慣了鄉下的空曠和一望無際，高樓林立的大城市讓我感到不安和局促。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新的生活開始了。
那時候我們住在巨鹿路271號，門前是小菜場。我們家租的是二樓的雙亭子間，房東是樓下德泰生南貨店的老板。老板姓柴，寧波人，有兩個公子，老大叫鬆年，老二叫永年。那個叫鬆年的很不是東西，常常欺負我這個鄉下人。
我跟著姐姐上巨鹿路小學，念三年級。
母親對我們的學業抓得很嚴。每天都要背課文、默生字，而且有體罰。背錯一句話、寫錯一個字，要用尺子打一下手心。我很少受罰，姐姐卻常常挨打。姐姐因此覺得母親偏心，一有抵觸情緒，學業更受影響。
其實我姐姐另有其聰明之處。她口才好，靈牙利齒，不像我笨嘴拙舌；她唱歌好，我卻是五音不全。中國傳統的教育思想，總是用一把尺子去度量，不知埋沒了多少人才。
耳不聰則嘴不靈，在家裏又隻講宜興話，所以我的上海話很蹩腳。這讓其他小朋友非常瞧不起。從鄉下到上海，教學方式大不同，但我很快適應了。學習成績雖不“出類”，但也略為“拔萃”。所以被任命為小組長，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當“官”。
當了小組長，我很盡責。找了一本新日記本，寫上全組同學的姓名，後麵劃上許多格子，統計他們每天交作業的情況。交了就打勾，不交就打叉，一目了然。班主任馮老師在課堂上表揚了我。
這引起了同組的一個外號叫“茄子”的妒嫉。這個外號源於他的長相，想象一下：一付長臉，額頭小，下巴寬，而且往上翹，像不像一個茄子?有一天，“茄子”神神秘秘把我拉到一旁，說他今天沒有來得及寫作業，但希望不要給他打叉。然後打開他的鉛筆盒，說可以挑一支鉛筆或一塊橡皮送我。
那一年，我也就七歲，“茄子”最多八、九歲，小小年紀，就懂得行賄！我拒絕了他，告訴他東西我絕不能要，但可以網開一麵。對他說：先不給你打叉，空著。趕快把作業補上來，再劃勾。
我以為是幫了“茄子”的一個忙，誰料是遭了暗算。一會兒班長就來查我的作業登記，看到那個空格，沒有說話，臉色卻非常難看。這時候，“茄子”躲在一邊，看著我們奸笑。
第二天，班長宣布我們那個小組改由“茄子”擔任組長。
上海小赤佬，真真不得了，小小年紀，不僅懂行賄，還會設局、陷害、踩著別人往上爬。
後來聽到有人總結說：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三個湖北佬，打不過一個四川佬；三個四川佬，鬥不過一個上海小赤佬。
我這個鄉下佬深以為然。
13、父親
父親，通常都是男孩子心目中的英雄。當我在外婆家的時候，鄉下就有許多關於我父親的傳說。從大人們零零星星的交談中，我印象深刻的有兩條：一是本事大，二是信用好。
本事大，是說我父親會兩隻手同時撥兩架算盤。父親在銀行工作，算盤打得好，這不稀奇。能左右開弓，而且又快又準，就讓人們歎為觀止了。
信用好，說的是父親曾受人之托，保管過一筆縣銀行的巨款。當時米價飛漲，我母親有經濟頭腦，建議用這筆款買米保值。我父親卻是專業頭腦，認為沒有得到授權，斷斷不可。歸還這筆款項時，錢幣的號碼、順序，捆鈔票的線繩，都絲毫未動，一時被傳為佳話。
家庭一般有兩類：嚴父慈母型或嚴母慈父型。我們家是前一類。我們小時候看到的父親，一臉的嚴肅，話很少。印象深刻的，是父親的整潔和敬業。
外公的生活習慣隨便到近乎湊合，父親卻是另一個極端：整潔到近乎講究：頭發永遠油亮得紋絲不亂；料子上衣永遠幹淨得體；褲線永遠筆直；三接頭皮鞋永遠鋥亮得一塵不染。
父親隨身使用的東西：公文包、錢包、筆記本、鋼筆、小剪子、小梳子，樣樣都精致，而且擺放有序。別人動用一下，事後父親肯定有所察覺。他會眉頭一皺，咕噥一句：“誰又亂動啦？”這時候，通常是我母親出來承擔責任：“是我啦！”
父親不僅自身整潔，而且要求環境的整潔。每天早上，我一睜眼，看到的場景永遠是父親拿著一塊抹布，在那裏擦東擦西。不僅要窗明幾淨，就是角角落落，也容不得一點灰塵。
受外公和父親的雙重影響，我的生活習慣湊合起來直追外公，整潔起來也夠不上我父親的一半水準。
父親非常敬業。如果全世界要評選十個模範公務員，我認為父親應當榜上有名。他從來不請假，甚至不休假。提前上班，延後下班，就是星期天，也要去上半天班，這一切都是自覺自願。我父親當時在一家私人企業，隻有老板，沒有上司。老板不來上班，委托我父親主管單位的財務、總務、外務、雜務。父親把這一切管理得條清理晰、井然有序。老板委托的工作，父親處理得往往比老板預期的更圓滿。
父親的單位在茂名南路97號，記得是屬於錦江飯店周邊的建築群。那一片都是非常高檔的商店。周末父親加班的時候，會帶我們到那裏去。布置得精致高雅的櫥窗，常常使我流連忘返。不同於外婆家小橋流水、茂林修竹，這裏是美輪美奐、歐陸風情。就審美趣味而言，完全是兩個極端。兒時在無意中所經曆的不同文化的震撼和潛移默化，使我的一生都受益匪淺。
14、母親
一個家、一個單位、一個團體，都需要一個核心，也會自然形成一個核心。我們家的核心，是我母親。
母親比父親小三歲。十八歲嫁給我父親。他們的結婚照，放大了，足足有14吋，一直掛在外婆家的堂屋裏。照片上的母親留著劉海，明眸皓齒、鼻梁筆挺、淺淺的酒窩，略帶青澀，漂亮得風和日麗。
母親十九歲生我姐姐，二十一歲生我，以後都是隔兩歲一個。我七歲到上海念三年級時，母親也就二十八歲，已經是五個孩子的媽媽，但依然是青春年華、光彩照人。
大舅繼承了外婆的長相，母親繼承了外婆的為人。不僅是繼承，還要發揚光大。我母親比外婆更海派，也更隨和。無論走到哪裏，都人緣極佳。雖然母親隻是家庭婦女，卻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不僅關心，還要參與。從鄉下到上海，身邊總是圍著一批窮朋友、小朋友。全村的人管我外婆叫“外婆”，卻管我母親叫“大姐姐”。好像在輩分上有點亂。
我總記得母親講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緞子麵絲棉襖晾在外麵曬太陽，也許是讓風吹跑了，再也沒有找回來。後來鄰家嬸嬸冬天把它穿出來了，外麵罩了一件舊布衫，下麵還露出了一大截。結果是欲蓋彌彰，反而是我母親覺得很尷尬。她特地把鄰家嬸嬸拉到家裏，打開衣箱，說有些衣服已經不合身了，讓她挑幾件自己喜歡的。這樣魚目混珠一下，鄰家嬸嬸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來了。母親總是這樣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不讓對方為難。
母親常出頭為民請命，用現代的流行語，叫做為弱勢群體代言。晚年時母親還寶刀不老，居住小區的物業費收得很貴，卻管理不善，居民公推“萬奶奶”做代表，去和物業公司交涉。他們在電話裏告訴我這件事，我聽了哈哈大笑，說我母親：你八十歲的老太太，還領頭聚眾鬧事？
李玉說：媽媽可惜念書少，要是再多念點書，可不得了。
母親文化程度也就是高小，卻讀了許多書。家務之餘，常常是手不釋卷。那時候，我除了看自己的《格林童話》、《民間故事》，也開始偷偷看母親塞在枕頭邊的書。我記得有張恨水的《啼笑因緣》、蘇青的《結婚十年》、巴金的《霧雨電》。讀這些書，我在似懂非懂之餘，也記住了一些細節。例如蘇青的書裏有一章“三顆櫻桃”，主人公從一株結了三顆櫻桃的果枝上摘下了一顆，隱喻自己退出了一場三角競爭。我覺得那意境、那比喻，真美！
不是說一隻饅頭搭塊糕嗎？如果說父親是糕，那母親就是饅頭。父親內向；母親外向。父親是一絲不苟的嚴謹；母親是順其自然的隨和。父親是高山流水，鮮有知己；母親是海納百川，廣結善緣。父親是專才；母親是通才。父親讓我們有所畏而不敢；母親使我們有所恃而不恐。
這是一個平衡的普通家庭，我就在這樣一個普通家庭長大。
15、小忠
父親的錢包裏，夾著一張照片。一個光屁股男孩，可愛極了。照片上的男孩，不是我，也不是弟弟小南，而是我們三兄弟中最小的一個。那時候他一歲，本來應該叫偉南，現在卻改了名，而且還改了姓。
這裏麵有故事，一個關於袍澤情誼、一諾千金、骨肉離散、終極團圓的故事。
父親不善交往，難得有一位好朋友，姓儲，既是同鄉，也是同事。從縣銀行到上海，一直在一起。儲先生比父親年長許多，高而瘦，那模樣，有點像馬三立。膝下僅有一子，所以非常羨慕我父親的兒女滿堂。
儲先生的獨子十多歲了，自然是金貴得很。越金貴的東西，往往也越脆弱。一場車禍，獨苗夭折了。老夫婦悲痛欲絕。
那時候，我母親剛懷上老五，還不知道是男是女。
儲先生來同我父親商量，想認領小南：“老萬啊，你看，你有兩個兒子，而我……你嫂子也不可能再生育了……”大男人的戚戚然，有時候讓人更加惻隱。
我母親舍不得。無奈當中，出於袍澤情誼，父親便作了一個承諾，如果老五是男孩，那就續你們儲家的香火。
老儲家香火命不該絕，老五恰恰是男孩。儲家老倆口歡天喜地，準備了全套嬰兒用品，高高興興來接駕了。母親還是舍不得。父親也舍不得，但一諾千金，也不忍讓老倆口再絕望。於是偉南就變成了儲忠——要忠於儲家的意思。
母親沒有少傷心。父親內向，表麵上不露聲色。但錢包裏的嬰兒照，不時凝視照片的沉思，當時我們不懂，現在回憶起來，頗能理解父親當年心中的痛。
好在兩家一直有往來。逢 年過節，不是我們去儲家看小忠，就是儲家夫婦帶著小忠來團聚。
儲先生的老家是宜章，離我外婆家也就三、四裏地。文革期間，我串聯串到外婆家。聽說小忠在那裏插隊，便去了一趟宜章，想接小忠回外婆家玩幾天。也許是因為文革，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緊了，儲家突然變得小器起來，隻讓我們兄弟倆在田埂上空站了一會兒。我是獨往又獨回。回到外婆家，很是傷心了一陣。
文革以後，小忠上了複旦，念的是金融係。八五年，四通創業的艱難期，正經曆新生事物誕生過程的陣痛——被告狀、受調查。當時我父親在四通管財務，壓力很大，累得眼底出血，苦於沒有幫手，危難中想到了小忠。當時小忠在上海工商行工作，又是新長征突擊手，又是第三梯隊的人選。聽到父兄召喚，小忠放棄了大好前途，義無反顧來北京入夥四通，上了賊船。演繹了“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現代版。
誰也沒有料到，我們一家會用這種方式團了圓。
16、誌願
在成長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會經常被問到：你的誌願？也就是說，你將來長大了要成為什麽樣的人？
“我長大了要成為……”
我第一次回答這個問題，是在三年級語文課上造句。我記得自己的回答是工程師。我當時心目中的工程師，就是蓋房子、畫圖紙。果不其然，我後來上了清華土建係。盡管到初中時我就改了口，說想成為高爾基那樣的作家，但不管用了，命運之神隻記得你的第一個願望。
班上其他小朋友的回答，記不清楚了。隻有一位小女生，細眉鳳目、清秀白皙、弱不禁風、嗲聲嗲氣，她的回答讓我至今記憶猶新。她說：“我長大了要成為護士小姐。”
李玉說：她當年要當拖拉機手，後來果然下鄉了。你看，我們那一代人，大多是想成為專業人士。
當今的新一代，可不得了。
新學年開學的時候，廣州市的記者在小學校門口隨機問新入學的孩子這個古老的問題：
“你將來長大了要成為……？”
一個很樸實的小女孩，一本正經地回答：“我將來長大了要做一個貪官！”
記者：“為什麽想成為貪官呢？”
小女孩：“因為貪官有很多好東西……”
前些日子看鳳凰電視的節目《魯豫有約》。嘉賓是三個小女孩，談話內容是聊她們假期夏令營的有趣故事。她們也就是七、八歲，我當年造句的年齡、孫女朵朵現在的歲數。一個個豆蔻年華、青翠欲滴，天真可愛得讓你不忍喘一口大氣。
談話結束時，魯豫又問起了她們這個老問題：“長大了你們想成為……”
她們的回答讓我倒抽了一口涼氣。
第一個回答：“我要像我爸爸那樣，有權！”
第二個回答：“我將來要有名。”魯豫說：“那我將來再去采訪你，可以嗎？”小姑娘立即恩準：“好吧。”
第三個說她將來“要有錢。”魯豫附和道，“是啊，沒有錢是不行的。”小姑娘小聲補充了一句：“也就是當個富婆吧。”
我徹底無語。
朵朵一年級讀的是國際學校，結業典禮上，每人要說一句話，恰恰也是回答這個問題:“I will be ……”（我將來要成為……）
她媽媽用視頻記錄了全過程。一個金發碧眼的奧地利女孩說：“I will be a princess.”（我將來要成為公主）
朵朵對此頗不以為然。評論道：“princess？那是童話裏的人物。”
輪到朵朵時，她字正腔圓、一字一頓、語驚四座：“I will be myself.” （我將來要做我自己）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最難的就是做自己。朵朵卻在不經意間，對自己的將來作了如此的承諾。當爺爺的，惟有祝福。
17、想家
在上海巨鹿路小學讀完三年級，放假了，想家了，我吵著要回外婆家。
在我心目中，“家”，是一個可以撒野的地方。外婆家是“家”，而上海不是。
在鄉下，我可以放開嗓子喊，撒開丫子跑，在上海卻不可以，太憋屈。在鄉下，吃西瓜是一人分半個，用調羹挖著吃，西瓜汁能喝個夠，多痛快！在上海卻把西瓜切成薄薄的一瓣一瓣的，汁都流光了，真可惜，也真小器。在鄉下，我是外婆的“大頭外孫”，村裏人把對外婆的尊敬和報恩，都轉化為對我的嗬護和善意，那感覺，不說是小皇帝，那也是小王子。在上海，我是鄉巴佬、阿曲西，受欺負、被歧視。
我很少到弄堂裏去玩。隻要一出門，就要受欺負。冷不丁，後腦勺被拍一掌，屁股上被踢一腳。回頭看，一個個裝得若無其事，那個德泰生的小開，叫鬆年的，得意地一臉壞笑。上海小赤佬，真沒種，連欺負人都不敢堂堂正正。
上海人很會罵人。他們會笑嘻嘻地罵你，轉彎抹角地罵你，像唱山歌那樣罵你。他們會親熱地摟著你的肩膀，管你叫“阿鄉”，其實仍是在罵你“鄉巴佬”。上海人最瞧不起的，是蘇北人。班裏有個蘇北同學，他們背後用非常難聽、侮辱人格的稱謂叫他“江北ZL”。當他的麵，卻稱之為“法國人”。
這“法國人”的稱謂，讓我大惑不解。許多年以後，我才悟出上海小赤佬罵人的高明。蘇北人在上海，大多從事服務業。所謂“揚州三把刀：剃頭刀、切菜刀、修腳刀”。理發店的剃頭師傅，大多是蘇北人。理發店門口，常常有一個圓形的燈柱，裏麵轉著紅、藍、白三色斜條。法國國旗是紅、藍、白三色旗。你是法國人，所以掛法國旗。從職業歧視，到地域歧視，拐了這麽一個大彎，還是要罵你“江北佬”
人到晚年，回憶著這童年生活的點點滴滴，我心裏充滿了感恩，包括對那些欺負過我的上海小赤佬。人的成長，需要被嗬護、被嬌慣，也需要受欺負、被歧視。智慧是平衡發展的結果，情商同樣需要被平衡地磨練。如果一味被嬌慣，我也許就永遠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霸王。當然，如果一味被欺負，就可能沒有自信而畏畏縮縮。童年時的交錯體驗，讓你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生活中有玫瑰、也有荊棘。得意時不要忘形，失意時不失自信。特別是記住了一條：永遠不要仗勢欺人，因為被人欺負的感覺，我懂。
我吵著要回外婆家。隻是回去玩一個假期，我央求；假期結束我會回來，我承諾。父母沒有時間送，恰好我母親有一個表嬸，在上海幫人家，就是當保姆，她要回宜興。表嬸就在我們前村住，所以父母就托她把我帶回外婆家。
跟著表嬸，我高高興興地踏上了歸鄉路。
18、表嬸
俗話說：一表三千裏。但我家這個表嬸，也就是一表三百米。她家的前門是前塘河，外婆家的後門是後塘河，中間是菜園和“場”，間隔也就是三百米。
認真論輩分，她是我母親的表嬸，是我的表外婆。因為她年紀和我母親相仿，我也就沒大沒小，跟著叫“表嬸”了。魯迅筆下有個豆腐西施，大約就是我記憶中表嬸的模樣。
我跟著表嬸，坐火車、乘輪船。我們並沒有直接回家，而是順便走訪了表嬸的三、四家親戚。每到一家，表嬸都會送上一小碗豬油，作為見麵禮。其過程，讓我第一次領略了什麽叫刀切豆腐兩麵光。
在第一家，表嬸說：我帶了幾碗豬油，給你們的這隻碗最漂亮。她說的當然是事實。因為其它幾碗在那裏明擺著，可比較，一目了然。
到第二家，表嬸說：你看，這一碗最滿。她強調的是數量。
第三家，她說：給你們的這一碗最白。強調的是質量。
最後一家，表嬸說：這一碗最好，是一直藏著沒拿出來，特地留給你們的。這就無法驗證了，但任何人聽了都會高興，起碼不反感。
回到村裏，外婆自然是噓寒問暖，問我一路的情況。我就把表嬸送油的經過學了一遍。外婆聽了，淡淡地評論了一句：“三角落婆”。
當時我不懂這“三角落婆”是什麽意思，外婆也沒有解釋。我想大概是“媒婆嘴”的意思吧。後來人生經曆多了，理解到為人處世，誠懇待人，要用心，而不是用嘴。
表嬸家的大女兒是啞巴，不會說話，但極聰明。下麵一連三個兒子，和我們兄弟幾個年紀相仿，是一起撒尿和泥的小夥伴。六二年困難時期，宜興那麽富庶的魚米之鄉，也窮到餓死人。我們村上唯一餓死的，就是她家的二兒子。可以想見作為母親的悲痛。表嬸四十出頭，就早早離世了。唉，一個善良的好人。
記憶中同表嬸有關的，還有一件特別的事。有一天，我放學回家，走到村頭，一腳岔進路缺口，猛一抬頭，發現全村變了樣。我看到了從沒見過的宏偉大宅院，粉牆青瓦，門前一對石獅高大軒昂，牆上畫著大大的紅圈。
我呆在那裏好長一段時間，直到路旁的表嬸喊了我一聲：“大南啊，還不回家？”眼前的一切突然消失了，回到了往日的村景。
據村裏老人說，我們這裏原來是個上百戶的大村莊。當年鬧長毛，殺了村民無數，放火燒了這個村子。村西頭的茅草墩，就是劫後餘燼。我們經常可以從土墩裏挖掘出精美的瓷片。現在的村落，是在廢墟上重建的。我看到的，就是當年的老村。
難道上天真的給了我一雙穿越時空的慧眼？天曉得……
19、假期
回到外婆家的那個假期，我玩瘋了。撿田螺、粘知了、捉蜻蜓、摸魚釣蝦、爬樹抓鳥……是啊，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在那裏是大有可玩的。
最好玩的，是跟著小舅到瓜田裏去守夜。外婆家種了大片的瓜田，西瓜、黃金瓜、香瓜、水瓜……守夜，就是在瓜田裏架起一張竹床，支上蚊帳，小舅還帶上他那支竹笛，在野外過夜。繁星滿天、蛙鼓蟲鳴、涼風習習、笛聲悠悠。什麽叫人間仙境？此其謂也。
但我最想聽的，不是笛聲，而是另外一種聲音。夜深人靜，瓜田遠處傳來清脆的撲哧一聲，那是西瓜熟透了以後的自然爆裂聲。小舅會打著手電，迅速發現目標，然後把咧著嘴的西瓜抱回來。我們一起呲著牙大快朵頤。那種甘甜、那份水靈，城裏人永遠品嚐不到。運到城裏的，都是生瓜蛋子，漚熟的西瓜，再甜也帶點餿味。唉，城裏人，真可憐。
外婆家後門東邊，是一大片竹林。我常把外公的竹刀偷出來，砍一株粗的，做水槍；砍一株細的，做弓箭。一不小心，把手削了，血流如注。外婆心疼得沒有半句責備話。不，有責備，是衝著外公的：“竹刀這東西，也不放放好，讓小孩子隨便就能拿到！”我左手大拇指上至今還留著一個疤痕，就是那個年代留下的印記。
痛苦的日子永遠難熬，快樂的日子總是飛快。轉眼假期就結束了，要開學了，要回上海了。我開始耍賴，堅決不肯回去。是的，原來我承諾過假期結束就回上海的。夫小孩者，言不必信，惟好玩是歸。
你們一定好奇我當年如何耍賴。嘿嘿，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點難為情。小時候我讓外婆嬌慣得在家裏脾氣壞極了，鬧起來驚天動地，誰也勸不住，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但到了學校，卻乖極了，老師的話，言聽句從。外公常常批評我是“兩麵派”，把老師的話“雞毛當令箭。”
結果，是外婆給外公下令箭：“明天到學校去找孫教導，看能不能讓大南插個班？”
孫教導說：“我們學校又不是菜園子，想進就進，想走就走！” 話說得難聽，但麵子是要給的。我如願以償，留在外婆家讀書了。
那一年，我九歲，該上四年級了。
20、作文
四年級那一學年，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作文和讀書。
我還記得首篇作文，是記一次郊遊。小時候背的唐宋詩詞，什麽花褪殘紅、什麽江水綠如藍，不由自主地蹦到作文裏來了。還用了“穿過了田野、跨過了小橋、渡過了溪水、登上了山崗”之類的排比句。老師大為讚歎，把我的作文當成範文，在班上朗讀了一遍。
從此就一發不可收拾，我的每篇作文幾乎都要被朗讀。語文課上的作文講評，是我最愛上的課程。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高中。我的作文本，成為班上同學的收藏目標。唉，不知有沒有同學手頭還保存了一星半點，我真願意高價贖回來。
我自己的作文，除了第一篇，其餘的都在記憶中模糊了。倒是我兒子萬方在小學四年級時寫的兩篇作文，我至今都記憶猶新。
一篇的題目是《一等星和六等星》，大意是說：仰望夜空，有的星星大而亮，有的星星小而暗。人們按照它的亮度，把星星依次分成六等。最亮的是一等星，最暗的是六等星。萬方說，有的六等星，其實比某些一等星大得多，隻是因為離地球遠，所以顯得小而暗。而有的一等星，其實並不大，隻是因為離我們近，所以才顯得大而亮。然後筆鋒一轉，說觀察社會上的人，道理也一樣。有的人其實很優秀，隻是因為離我們遠，看不到他的光彩，因此不被重視，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
另一篇寫的是《我最喜歡的動物》。出乎常人所料，萬方最喜歡的動物，是烏鴉。他寫道：一般人都不喜歡烏鴉，因為它長得醜，叫聲也難聽。甚至認為它不吉祥，因此討厭它。文章一轉，說烏鴉其實是一種益鳥，每年要吃掉多少多少害蟲，默默地為人類做了許多好事。再一轉，說有的人也像烏鴉，貌不出眾，喜歡提批評意見，說的話不好聽，但都是對社會有益的建議。結果被討厭、被冷落。有一次我和阮銘聊起我兒子的這篇作文，他立刻聯係自己，大聲說：“我就是這樣的烏鴉！”
在同一年齡段作比較，萬方的作文寫得比我好。不論文采，就思想境界、立意深遠而言，要比我當年高出許多。
四年級的時候，我開始擔任我平生第二項公職：圖書保管員。農村小學沒有多少書，全部兒童讀物，都放在一隻原來裝肥皂的大木箱裏。我負責出借登記、圖書保管。書籍主要分兩類：一類是中國民間故事和外國童話；另一類是蘇聯兒童讀物。蘇聯讀物中，記得有《鐵木耳和他的隊伍》、《阿廖沙鍛煉性格》……，當然，其中還有我們胡學長也讀過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近水樓台先得月，我如饑如渴地讀遍了所有的書，有的書還讀了好幾遍。對我童年時代影響最深的，是高爾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許多段落我抄過，甚至背過。
俄羅斯教堂的鍾聲，輕軟地敲在我的心上……
21、演戲
小時候，我跟外公到戲院裏去看的戲，除了華佗替關公刮骨療毒，其餘都記不得了。記憶中印象深刻的，還有一出村裏老鄉自己演的戲，叫《打麵缸》，是逢年過節的保留劇目。套一句現在的流行語，該劇“很黃很暴力”。而我當年，“很傻很天真”，所以現在回憶起來，很逗很有趣。
這是一出四個醜角和一個旦角的戲。英駐村上的一位叫祥珍的漂亮姑娘，擔綱女主角，演一個想從良的妓女。四個醜角：一個縣太爺、一個四老爺、一個師爺、一個差役。村裏有點譜的男人，都爭著演這四個角色。
一開場，妓女跪求縣官大老爺，懇請從良。縣太爺頓起色心，一邊把妓女許配給差役，一邊打發差役去外地投書，想當晚就去差役家裏占便宜。誰料“醜類所見”也略同，師爺和四老爺，也懷著同樣的鬼胎。
捷足先登的是師爺。敲開門，調戲了幾句，剛想有所作為，又有人敲門了。接踵而來的是四老爺。師爺慌忙躲到灶台底下。四老爺一付輕骨頭樣，肉麻話還沒來得及說完，敲門聲又起，嚇得躲進了麵缸。縣太爺登場了。
縣太爺的噱頭最足，一改公堂上的道貌岸然，滿嘴的淫蕩小調。而且像變戲法似的，從褲襠下掏出酒壺，從寬大的衣袖裏掏出一盤又一盤下酒菜。演到此處，全場往往笑翻了天。
突然敲門聲大作。原來是差役覺得不對勁，在半道上折回來了。縣太爺慌忙躲進了床底下。進門後，娘子為差役燙酒、擀麵、煮飯。結果灶台裏燒出了師爺，麵缸內擀出了四老爺，床底下拖出了縣太爺。一個個在擀麵杖的追打下抱頭鼠竄，一場鬧劇落幕。
此劇是如此的貼近生活。因為在鄉下，村幹部仰仗權勢，也常常上演類似的喜劇。看到大老爺們醜態百出、丟盡顏麵，被人一頓暴打，誰都覺得過癮。
後來在文革中看樣板戲《沙家浜》，當胡傳魁唱到“水缸裏麵把身藏”的時候，我就會從心裏笑出聲來，因為聯想到了《打麵缸》裏的縣太爺。我一直覺得胡草包躲進水缸，其實同日本人沒什麽關係，應該是阿慶回來了，才更合情理。
我們有新編曆史劇，為什麽不按這種更合理的情節設計，來一出《新編沙家浜》？
我還設想，如果把《打麵缸》的醜角換成某“書記”、某“部長”、某“秘書”，把妓女換成聞名中華的“公共情婦”，改編成小品，在春晚上演，一定十分叫座。
此類謬論，很怪很搞笑。以前一直沒敢發表，因為怕擔上惡毒攻擊的罪名。現在我“老了，無所謂了”，在這裏放肆一言，也博大家一笑。
22、棒喝
英駐小學很小，學生也不多。有一間房又高又大，原來是地主家的祠堂，平時是五、六年級的教室，全校甚至鄉裏開大會時，就是禮堂，《打麵缸》就是在這裏上演的。另有三間平房。一間作為老師的辦公室，另外兩間分別作為一、二年級和三、四年級的教室。
上五年級了，我滿了九周歲，可以加入少先隊了。入隊儀式就是在教室兼禮堂。結上了紅領巾，佩上了一道杠，敲起了隊鼓，吹起了小號，飄起了星星火炬的隊旗，心裏那份激動，仿佛一切都升華了、崇高了。後來讀《第三帝國的興亡》，才知道有聲有色的大場麵，能對人心造成震撼，因震撼而盲目，是人類的普遍弱點。這一弱點往往被利用來灌輸某種特定的價值。
我訂閱了《中國少年報》和《少年文藝》，每一期、每一頁都讀遍了、讀爛了。那個年代，求知的欲望，如饑如渴，渴得像海綿吸水。《三國》、《水滸》，已不滿足連環畫了，找到原著，看得昏天黑地。喜歡高爾基筆下的阿廖沙，崇拜保爾.柯察金，還偷偷的愛上了冬妮婭……
因為學生不多，一間教室，兩個年級，各坐一邊。一位老師，同時上課。前半堂安排這邊預習，另一邊講課；後半堂這邊講課，那邊做作業。
五、六年級的班主任，就是教導主任孫老師。有一次，他布置我們先預習課文，就轉到六年級講課了。他在那邊問了一個問題，冷場半天，還沒有同學舉手回答。我雖然一隻耳朵，卻聽明白了，還把答案想清楚了。於是在另一邊就雀躍起來，舉著手，半蹦著高，嘴裏還喊出聲來：“我來！我來！”生怕失去自我表現的機會。
沒料到孫老師勃然大怒，用教鞭敲著講桌，嗬斥我驕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自以為了不起。一頓傾盆大雨、當頭棒喝，我懵了、蔫了，大概這就是所謂震撼教育吧？從此就滅絕了性格中的“張揚”，變得“少年老成”了。
前些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比較中美教育的帖子，對孩子的“自我表現”采取鼓勵還是壓抑，完全是兩套不同的思路。也許，我的經曆可以提供一個例證。唉，那一年，我還不到十歲。
當我轉到上海念書的時候，在老師和同學眼裏看到的這個鄉下孩子功課好、懂禮貌、不是非，還……少年老成，幾乎是零缺點，從此前程似錦。
這一切，要歸功於孫老師的當頭棒喝。
23、回城
五年級上學期結束，還有一年半，就要讀中學了。母親擔心我在鄉下撒開了野，收不了心，不適應城市生活，下令我必須回上海了。還說：這才是你的家。
童年時代無意中交替在農村和城市生活，使我的一生獲益良多。對城市孩子來說，我了解農村；對農村孩子來說，我知道一點城市。處在兩種不同文化的交匯點，偶爾擦撞出一星半點火花，也許就成了你生存競爭中的優勢。
我和一位在巴黎的作家朋友，曾聊起這個話題。他說，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在許多領域都表現出色。他們在諾貝爾獎中的獲獎比例，遠高於他們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其中一個原因，源於他們一方麵接受係統的西方教育，一方麵相當重視猶太文化教育。兩種不同的人文背景，使他們麵對難題時比別人多了一種選擇。當一套係統不奏效時，就會自動切換到另一套係統。這就使他們比別人更容易成功。在以色列土生土長的猶太人，相對表現就沒有那麽出色，因為他們也和普通人一樣，隻有一套係統。
基於這一體驗，我給萬方他們建議，讓朵朵在中國和美國交替完成小學階段的學業。在美國上學期間，我自告奮勇，擔當她中文課程的輔導。希望我們的試驗有效果，給其他海歸父母們一個參考。結果因為種種原因，我的如意算盤並沒有打響。
我要回上海了，照例是外公送我。這一次，外公隻送我到常州，我獨自一人坐火車到上海。車站上，外公千叮嚀、萬囑咐，教我把兩個書包帶結在一起，一前一後往肩上一搭，這樣既省力，僅有的兩件行李還不容易丟。上海父母那邊搬家了，新地址在信封上，記得在上衣口袋裏。又塞給我一把零錢，路上買點心、到上海後叫三輪，都足夠了。
火車徐徐開動了，外公的背影漸漸遠去。後來讀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我總覺得，朱先生所寫的那個讓他揪心流淚，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依稀就是我外公的背影。
火車上，我對麵坐著一個整潔、富態的中年男人，帶著一個活潑可愛、大約七、八歲的小姑娘。他看我一個小孩子家獨自旅行，覺得非常新鮮，對我不停地噓寒問暖，問東問西。我都回答得中規中矩，中年人更是愛憐有加。又是給我倒水、又是請我吃點心、還給我削蘋果。小姑娘覺得自己受到了冷落，一邊拉父親的手，一邊朝我翻白眼。唉，我卻希望小姑娘的“白眼”，能換成“青睞”。
我覺得獨自坐火車，那不叫什麽本事。獨自在深夜從上海火車站的人流中走出來，神閑氣定地叫一輛三輪，去從未去過的新家，那才叫酷。
“瑞金二路明德邨298號”，我朗聲告訴車夫。根本就不用查我上衣口袋裏的信封，新地址我早已背得滾瓜爛熟。說好車資四角，我們就上了路。從北站到新家，要橫跨半個上海城。夜深了，馬路上人車稀少，三輪車蹬得嗖嗖的，也費了約四十分鍾。到了目的地，車夫替我“乓乓”地敲開了門。
我要到上海來，這是既定安排。但此時此刻到，對我父母卻是個意外。這源於當時通訊的落後。沒有電話可打，電報則用於非常事件，為一個小屁孩，好像不值。就剩下寫信了。外公確實寫了信，但信還沒有到，我人就到了。
母親驚訝地發現，她的“大頭癡”兒子從天而降，自然是喜出望外。連忙先打發車夫，車夫說要五角。我在屋裏聽到了，大聲喊：“不對！是四角！”
母親付了車夫六角。回頭對我說：“深更半夜的，人家不把你拐跑，就應該千恩萬謝了，還四角！”
24、房東
這次新搬的家，是我在上海生活期間居住過的最漂亮的房子。瑞金二路地處原來的法租界。明德邨一律是帶小花園的法式三層小樓。我們租的是一樓客堂間，小花園自然也歸我們使用。
房東姓李，是個資本家。他有兩房太太，這裏住的是大房。按上海人的規矩，我稱呼他們李家伯伯、李家姆媽。他們家有一堆孩子，隻有一個男孩和我們年齡相仿，叫中偉，能和我們玩到一塊兒去。老大比我們大四、五歲，跟著中偉，我們叫他大阿哥。老二是個姑娘，身材修長、瓜子臉龐，膚色微黑、十分俊俏，我們也跟著叫阿姐。後麵幾個都比我們小，一連三個小丫頭，什麽阿妹妹、恩格格……就在我的視線之外了。
李家很富有，原來是開紡織廠的。公私合營了，李家伯伯繼續當私方代表，同時拿很豐厚的定息，這棟法式小樓也是自家的產業，一家住一棟樓，寬敞、舒適、樂惠。按常理，他們完全沒有必要把一樓出租。起碼，他們並不缺這一個月五元錢的租金。他們把一樓租給我們家，絕不是因為經濟壓力。
李家之所以出租一樓，是另有原因。按當時上海人的居住條件，他們家住得太寬鬆了，所以當地的居委會要強租他們的一樓作為辦公室。把自己家的一部分成為公共場所，李家顯然不願意。於是他們幾乎是用拉郎配的速度，安排我們家迅速入住，斷了居委會的後路，壞了他們的如意算盤。
李家姆媽和父親是同事。父親的為人、品行，很受李家姆媽敬重。把房子租給我們家，她一百個放心。一般人都忌諱既是同事、又是近鄰。而我父親能讓人放心到沒有這種忌諱，可見厚道得非同一般。
這一安排顯然得罪了居委會。居委會主任是一個陳姓老太婆，有一個兒子參加革命犧牲了，所以算烈屬。陳老太婆的三角眼，看我們的眼神，永遠是陰沉沉的。也許是因為我們家壞了她的好事，所以不能釋懷，憋著勁想要伺機報複。
李家有個保姆，叫寶珍，年輕、豐乳肥臀，屁股翹翹的，全身發散出成熟女人的氣息。後來發生了一樁非常事件，大家就管她叫“狐狸精”。
非常事件是寶珍懷孕了，還把孩子生了下來，一個大胖小子。寶珍指稱，孩子的父親，是李家十五歲的大阿哥。這一下李家翻了天。寶珍要求正名，李家怎能同意，於是打官司。一審下來，判寶珍勝訴。人民法庭，自然是向著勞動人民的。
李家一片愁雲慘霧，李家姆媽來找我母親商量。母親絕對是危機處理高手，建議李家去找檢察院。資本家出身，讓李家人抬不起頭來。於是母親陪他們東走西跑。在關鍵場合，母親幫著強調了一句關鍵的話：李家阿哥隻有十五歲，尚未成年。
二審下來，判寶珍誘奸少年。李家雖然舒了口氣，但從此全家仿佛中了魔咒。那樣的前科，那樣的出身，在後來曆次運動中，倍受煎熬。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25、插班
來上海，是為了上學。離家最近的，是瑞金二路一小，就在明德邨的斜對麵，也就是一百米的距離。學校條件相當好，但我無緣入讀。倒是我弟弟小南，後來我兒子萬方，都在那裏讀了幾年小學。我是插班生，瑞金二路一小的五年級沒有名額。有名額的泰康路小學，條件要相對差一點，距離也要稍微遠一點。
泰康路當年不過是一片普普通通的小菜場，現在可是蜚聲中外，據說已經為成上海的一個文化藝術中心。大名鼎鼎的田子坊，就落戶在這裏。
那個年代，泰康路小學是二部製。所有的學生隻在校上半天課，另外半天在校外組織學習小組自學。母親帶我去學校報名。五年級的班主任許瑞芬老師，把我們帶到辦公室。見我剛從鄉下來，年齡又小，就當場出了幾道造句和簡單的算術題。我默默地一揮而就。她滿意地點了點頭，算是通過了資格考試。
第一天上課，我坐得筆挺，雙手背在後麵，聚精會神地聽講。鄉下人的“戇大”樣，引來一些上海小朋友的嗤笑。好在我隻有一隻耳朵，聽課都來不及，顧不上再接收其它噪音，所以表現得沉穩而大度，平添了三分老師對我的好感。
我的學習成績很快就在班上鶴立雞群。原因之一，我在鄉下籍並班上課的機會，已經學了六年級一學期的課程。原因之二，得益於二部製安排，使我半天在學校聽老師講課，半天在小組自學時給其他小朋友講課。
因為我們家相對寬敞些，有一個小花園，所以有一個溫課小組安排在我們家，我就是當然的組長。我要求大家像上課那樣坐好，前麵掛一塊小黑板，自說自話當起了小老師。開始下麵嘻嘻哈哈，很快大家就集中注意了，因為我不是鸚鵡學舌，而是用我們小朋友自己的語言，講出了對課文內容的理解；算術作業，把演算的每一步，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大家跟著我走一遍，作業完成了，課文理解了，皆大歡喜，收獲多多。
收獲最多的，其實是我自己。原來不甚明白的，在講課的過程中，往往就把自己講明白了；原來就明白的，則把自己講得更明白了。但從此我也落下一個毛病，就是好為人師。好為人師，大概也是人類本性的一部分。這說不上是缺點，但過份了，就會討人嫌。
那時候，我不討人嫌，甚至還得到班主任的賞識。一學期後，升六年級了，我被老師欽定為中隊學習委員。一道杠換成了二道杠，升官了。
原來的學習委員被罷官了，我動了他的奶酪，他就同我杠上了，還惡作劇地把黃砂往我脖子裏灌。受人欺負，我說不出半句惡言。倒不是我涵養多好，而是因為我嘴笨，上海話說不利索。看在老師眼裏，好印象又平添了十分。
學校經常開家長會，那是我母親最開心的時候。所有的老師對我一片讚揚，在其他家長麵前，母親非常有麵子。當年她的那種開心，我自己後來也體會過一次。萬方在美國門羅學院畢業時，是佩黃絲帶的榮譽學生，老師在推薦信上說：“萬方是這樣一種學生，他使你的教書生涯變得真正有意義了。”讀到這裏，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慰貼。
是啊，有子如此，有孫如此。我母親在電話那頭，提起這些往事，依然開心得笑聲連連。
26、遊戲
老師每天布置的作業，我們在溫課小組上集體完成。因為有我講課輔導，所以效率很高。還餘下大把的時間，那就撒開了玩。最經常玩的遊戲，是打乒乓球。
院子裏架起兩塊木板，中間用一排磚隔開，就是乒乓桌了。大小也就是標準桌麵的三分之二。我比較缺乏運動細胞，弟弟小南和李家的中偉，打乒乓球的水平都比我高。比賽采取五分擂台製，輸五個球就下台。贏者就是擂主，迎戰下一個挑戰者。我常常是三兩下就敗下陣來，戰績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小朋友在遊戲過程中喊的比賽術語。
當你輸了四個球，還剩一個球就要下台時，他們就喊“拉司特”；如果打成四比四平，他們就喊“球司”；接著一方領先時，他們就喊“溫”；發球觸網或擦邊需要重發，他們就喊“阿甘恩”。當時我不知所以然，也跟著瞎嚷嚷。後來學了英語，才明白他們說的是“Last”、“Duce”、“One”、“Again”，而且發音相當標準。難怪上海小赤佬學起英語來就是比我們鄉下人強，原來他們從小就滿嘴的英格裏西，不服不行。
再就是下棋。鬥獸棋、軍棋、跳棋、象棋、五子棋，大多數小朋友都玩過。但有一種銀行棋，可能玩過的人不多。那是一種模擬的資本遊戲，先發給每人一筆相同的原始資本，然後轉動輪盤，提供你各種投資機會，可以買股票，還可以置不動產。股票有漲跌、房價有起落，一切由轉動的輪盤決定。你可能輸個精光被迫出局，也可能贏得滿缽滿盆，成為大富豪。
這種遊戲小時候和中偉他們玩過，後來再也沒有見過。也許是因為它太資本主義了，不合時代主旋律，所以被封殺了。不過它是我童年時代的MBA課程，在遊戲中被灌輸了如何把握投資機會、如何進行投資風險控製、如何承擔投資風險等基本概念。從小就這麽玩，上海人在商場上厲害，不是沒有道理的。
如今資本主義在中國大地上全麵複辟，這類遊戲也應該正名平反、重現江湖了吧？
我還意外玩出了一個新花樣。
淮海中路有一家舊貨商店，還有一家舊書商店。這是我當年最常去的兩家商店。有一陣，我迷上了夜觀天象，想自製天文望遠鏡。逼著母親多給零用錢，一次次往舊貨商店跑，去淘各種凹凸鏡片。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望遠鏡沒做成，卻做成了一台幻燈放映機。
把鞋盒掏一個洞，安上紙板卷成的鏡筒。鏡筒的前端鑲嵌一麵凸鏡，後端左右開兩條細槽，用來插自製的幻燈片。盒裏放一個電燈泡。再用長條紙板做幻燈片，在上麵挖一排相同的矩形孔，糊上彩色透明的包糖紙，上麵的圖案有米老鼠，香蕉、蘋果、桔子，梅花、菊花、牡丹花……燈泡一亮，彩色圖案放大後打在牆上，那種光與影的美，所有的小朋友都使勁拍手。我心裏那種得意，別提多美了……
童年總是彩色的，童年記憶自然也五彩繽紛。當然，其中也會有粉紅色。文學城上有一首小詩，勾起了我童年記憶中的一段粉紅色的往事。欲知詳情，且聽下回分解。
27、牽手
文學城有一位詩友紅豆豆，寫過一首《童年的情詩》，充滿了童趣和情趣：
一個花毽子一二一地踢
一根牛皮筋飛起腿來跳
一隻小沙袋閉著眼睛抱
一隻死老鼠最尖聲地叫
三十晚上你忽然走近我
過年穿一件花花新棉襖
悄悄塞給我一張小畫片
畫片上的美人兒象我笑
從此你眼神天天跟著我
看得我臉紅心兒砰砰跳
直到一天你寫了坦白書
老師趕快把你的父母找
你那父母又來找我的媽
啥事也沒有嚇我一大跳
從此你再也不敢把我瞧
走近我時你隻看我的腳
一個花毽子一二一地踢
一根牛皮筋飛起腿來跳
一隻小沙袋閉著眼睛抱
一隻死老鼠最尖聲地叫
讀她的詩，勾起了我一段粉紅色的童年記憶：
那時候的小學生，都懂得“男女授受不親”的。偶爾同女生講話，就會被起哄。同桌的男女生，課桌中間要劃一道三八線。在那樣的年代，和一位小女生，我的夢中情人、心中的“冬妮婭”，在大庭廣眾下手牽著手，還特地用小指頭勾在一起，捧著鮮花，登上舞台。夠大膽、夠早熟、夠新潮、夠刺激吧？
其實都說不上。那是因為區裏召開文教係統的表彰大會，我們被挑選出來，去給模範教師獻花。
小女生叫菁菁，我們同班，還住同一條弄堂。我家住明德邨298號，她家住明德邨310號。小姑娘長得小巧玲瓏，皮膚白皙得像白雪公主，身材單薄得像林黛玉，彈得一手好鋼琴。我大概算不上“金童”，但她絕對是玉女。
她是我們班上許多男生心儀的對象。在我心目中，她就是冬妮婭的中國版。當老師要求我們手拉手時，我提議相互用小手指頭勾在一起，她有點害羞，但同意了。我忘了兩人的大拇指還要再按一下。否則，“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許變。”我們就算私訂終身了。
第一次和女孩子牽手，那種振顫、觸電的感覺，我至今都記憶猶新。從此以後，我們就成了同學取笑的對象。隻要我們同時在場，大家就會喊：“羞、羞、羞，手牽手！”害得我再也不敢正眼看她。她遠遠看到我，也常常躲著繞道走。
我在紅豆豆的詩後麵跟了一個貼，說起了這一段往事。她也回了個貼，說：“萬老師，額到時寫一首《童年的牽手》送你吧。”
後來，她倒是送了我一首詩，盡管那首詩讓我非常感動，但卻不是《童年的牽手》。
小學畢業時，菁菁沒有和我們一樣就讀普通中學，而是考取了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差不多十年以後，文革期間，我們在上海見過一次麵。是小學同班的一個男同學把我們約出來的，他當時在複旦上學。菁菁當時在上海少年宮擔任鋼琴老師。她還是那樣嬌小、蒼白、單薄。我很快明白這個男同學是拿我當托，有心要同菁菁進一步交往。我也就很識趣地少說話了。
他顯然鍾情於菁菁，但菁菁有情於他嗎？感情世界，有自己的密碼。他們的密碼，對上了嗎？不知道。
寫到此處，突然文思泉湧，自己冒出了一首：
童年的牽手
輕輕的，牽著你的手，
悄悄的，勾起小指頭。
牽著手，心頭顫悠悠，
拉勾勾，低首半帶羞。
顫悠悠，不敢再抬頭，
半帶羞，故意繞道走。
再回首，匆匆歲月稠，
情難繞，緣分何處求？
想知道紅豆豆給我的詩嗎？下回告訴你。
28、早熟
先給你們說一下紅豆豆的詩：《獻給鬢白的男人——贈萬老師 》
願以我
燦爛美酒般的唇紅
抹濃你
懷戀故土的醇香
願以我
忽閃萬千的睫毛
喚回你
少時運籌帷幄的狂妄
願以我
青春飄渺的浪漫
掃去你
所有的無奈和一切的恐慌
願以我
比天空比太陽比月亮
比海洋比霞光比火山
比太空的湛藍
更美麗的中國女人的心靈
給你
永遠優雅的溫存
伴你生生世世
直到海枯石爛直到地久天荒
直到宇宙灰飛煙滅
從你遇到我的一刻起
時時刻刻都有我與你
同苦共樂同水共火
同日共月同天共地
在我沒有封皮的字典裏
從來就沒有死亡！！！
這首詩，讓網上的所有老男人都看得血脈僨張。紛紛跟帖說我是在這方麵“早熟”。
其實不然。那時候，因為偷讀母親看的書，我腦子裏已裝了不少鴛鴦、蝴蝶、三顆櫻桃、霧、雨、電……和沒有看過這些閑書的同齡人比較，可能知道得多了些。但似懂非懂的模糊感覺，算不得早熟。
我真正早熟的，是另一方麵。
我喜歡讀大人的報紙。父親每天下班，公文包裏都會帶一份《解放日報》。我會把它偷出來，讀得津津有味，特別喜歡讀那些評論文章。一九五七年秋，我開始讀六年級。一九五八年夏，小學畢業準備上中學。這一年當中，國家政治生活中發生了許多大事。在報紙上，我讀到右派、黨、進攻、反擊這樣一些詞匯，對我來說，都是抽象的概念，離我實際的童年生活，很遠、很遠……
直到有一天，這一切都變得如此的近、如此的具體。
我父親單位有一位同事，外科主任大夫周楚仁。周伯伯是湖南人，身材高大，醫術高明，是我們一家的好朋友。小時候我難得生病，三年級時好不容易發一回燒，還是因為出麻疹。周伯伯來看我，給我帶來的柑橘又圓又大。童年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後來隻要我看到又圓又大的柑橘，就會想起和藹可親的周伯伯。
一九五八年夏天，反右已進入尾聲，大躍進揭開了序幕。老毛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鬥得不亦樂乎，還覺得不過癮，又忽發奇想，號召全國人民和麻雀鬥。
作為小學生的最後一個暑假的某一天，我跟著父親去他們單位，觀摩這場偉大的消滅麻雀的人民戰爭。房頂上、高牆上，在所有建築物的製高點上，都站滿了狂熱的人群。他們敲鑼打鼓、揮舞著被單、彩旗，他們要把麻雀轟得驚慌失措、轟得沒有歇腳之處，然後累死、餓死、摔死。對了，根據篡改過的列寧語錄：革命是沒有頭腦的人們的盛大節日。消滅麻雀的革命就是這樣的盛大節日。
節日裏人人興高采烈。我注意到有一個人不高興，他就是周伯伯。周伯伯非但不高興，還一直陰沉著臉。這時候救護車呼嘯而來，有人從房頂上摔下來了，緊急送醫院來搶救。周伯伯一邊準備做救治，一邊從嘴裏崩出了八個字：
“勞民傷財、草菅人命！”
這兩個成語，我覺得用得太貼切了。能這樣說，需要大智慧；敢這樣說，需要大勇氣。周伯伯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來。我讀報時得來的那些模糊概念，一下子清晰起來。在回家的路上，我試探著問了父親一個問題：“周伯伯會不會是右派？”
父親一下子勃然大怒，厲聲喝止我：“細佬家不可以胡說！”
一個星期以後，父親下班進了家門，首先用異樣的眼光打量了我一會兒，然後宣布了一個讓我們全家傷感的消息：“讓大南說對了，周醫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因為周伯伯，“右派”這個稱謂，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他們是好人、能人、有頭腦，而且敢大聲地把真話講出來。
那一年，我還不到十二歲，但我覺得自己已經長大了。因為我即將告別童年歲月，進入我的中學時代了。
（全文完）
謝謝萬先生分享， 文筆優美， 栩栩如生。
借此機會， 也深深感謝您在30多年前為推動國家進步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