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5—10年，政治體製會有中小型改良
現在我根據以上四層的介紹，做一點推測，五點：
第一，未來五年至十年，如果經濟增速保持在7％左右，出現一二級危機的概率不高。如果出現，按慣例政府將及時讓步，主導並控製社會政治體製改革，社會嚴重失序的可能性極低，未來想發生革命的希望可能非常小，別說到一級危機，二級危機時政府都會及時讓步，把這事及時平息下來，政府開始主導改革。
第二，未來五年至十年，在中小級別危機的驅動下，政治體製會有某些小型甚至中型改良。第一點說的一、二級可能性極小，第二點說的四、五級或者三級可能性不小，這種危機的驅動造成中型或小型的讓步，這種改良發生在對黨的風險比較小的領域，自由化性質的改良可能降低反抗的風險，開放報禁風險太大，因為這樣很容易引發更高級別的危機，所以中型改良更可能發生於容易控製的領域，比如司法獨立、人大代表選舉。這是未來五年、十年如果發生中小型轉型政治體製改革動作的話，可能見到的兩個方麵。
第三，未來五年至十年，在經濟增速下行的壓力下，深化經濟體製改革，市場經濟得以完善的概率比較高。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跡象，將來可能會走得更好，如果經濟危機更嚴重，開放步伐會加快，這是未來五到十年最容易發生的事。現在中國經濟自由度，按照《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的計算，自由度以1-100分看，香港90分，歐美80分，世界平均水平62分，我們是51-52分，將來很可能達到、超過世界經濟水平。如果這一輪中美貿易、中美對話取得大進步，TPP水平我們也就能達到了，那時候相當於WTO的升級版，中國如果跟美國進入這樣的關係，中國市場的自由化會大進一步，這是未來5-10年最可能發生的事。
第四，未來十年，如果沒有嚴重的危機，我們都消消停停地過去了，到十年換屆時，怎麽選擇最高權力傳承規則的本身也是危機，十年後最高權力傳承規則重新會到眼前，怎麽辦？引出危機。在這十年內，如果最高決策者的處置有什麽失當，我們知道胡溫十年小心翼翼地走下來，如果未來大手大腳、粗受粗腳出了事，按中國的政治常規，嚴重的危機和錯誤將引發路線鬥爭，喪失路線代表人物的權威受損，替代路線或者替代者的地位會上升，這種情景一旦出現，馬上會問一個問題：誰說了算？誰是裁判？在什麽範圍內決策，最後誰說了算？在爭論激烈而又無力的強製的條件下，處理規則不得不向黨章和憲法上的明文規定靠攏，而明文規定中的民主法治成分顯然比現在的水分高得多，在那種危機驅動下中國政治體製改革也會啟動。
第五，假定一切都平穩，什麽都處理好了，經濟增速下行導致的問題處理好了，財政問題處理好了，各種危機應對順利，十年太太平平過去了，那時中國經濟躍居世界第一的夢想成真，會怎樣？那時中國經濟增長在未來10年—20年之間總要降到常規水平，財政的好日子總要過下去。那時，政府手裏的好牌不多了，國有資產基本劃分完畢，權力的油水越來越少，麻煩越來越多，失業增加，財政危機，窮人保福利，富人抗稅費，一二級危機發生的概念越來越高，在那時官僚集團將追逐最後剩餘的最大利益，也就是生命和財產安全，以生命和財產為條件，開出和平轉型的高價，盡力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撈最後一把向民主和法治社會過渡。這種事在很多國家中都看到了，中國在未來10—20年間也會看到。謝謝！
主持人：謝謝吳思老師，今天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也在講座現場，蔡霞老師多年對政黨意識形態、執政黨建設有專門研究，歡迎蔡霞老師給我們點評一下。
蔡霞：謝謝大家！吳思老師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思考非常深刻，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他用的分析框架和平時所講的分析框架不一樣，這個不一樣不光是和中國共產黨宣傳的框架不一樣，也和我們經常學到的西方政治學理論和社會學框架也不一樣，這開了非常好的學風：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自身來研究，有自己的理念，可以吸收各方麵的成果，但不要照搬照抄。也許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套話，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吳思老師今天的分析框架非常新，分析框架重要一點是政治國家與社會去分析，從政治層麵切入到社會、經濟，這是第一。
第二，金字塔四個層次的分析，我就想到他對當代中國社會各種力量的博弈以及各種力量對未來中國影響的分析。毛澤東在1926年寫過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吳思老師這樣分析是“中國當代社會各種力量的分析”。如果說欠缺，吳思老師略微粗了一點，粗在哪裏？就是我想講的問題，即對官家的分析略粗一點，為什麽？可能很多人不在體製內，不了解體製內的運行，所以在這裏我說幾個問題：
一是上級和下級、官員個人之間的分析吳思老師分析得不夠，現在的問題在哪裏？體製從戰爭年代走過來到50年代延續的是階級鬥爭，坦率地說，官家主義就是權力的專製主義，權力專製對國家整體而言是對社會專製，對內是上級對下級專製，因此這種專製產生的是一種高壓。這種高壓有些人能感受到：國家權力對社會的高壓，權力體製內部的高壓是下級承受來自上級的高壓，這種高壓會使各級幹部做出自保的決定。上層改革意願，有新舉措出來時往往會出現新的扭曲，到下麵給社會領域放一點自由和鬆口，但官員老怕地方出事，地方出一點事，上麵就就地免職和罷官，這使地方官員采用極端行為，這個地方不管用什麽手段把所有出事的星星之火消滅，在這種壓力下采取的是極端手段，這種極端現在越來越多靠國家暴力，靠國家暴力對社會進行各種各樣的措施，加劇社會各個方麵和官家的矛盾。吳思老師分析了官家有幾張牌，打出去有道理，但若算上內部高壓和社會危機因素的互動，那幾張牌的有效性會縮短一點（掌聲）。
二是專製權力的一個大特點是不受製約，社會不缺製約權力，但大家看到的是下級對上級的製約很難，上級對下級的製約也難，在個人的一畝三分地裏也製約不到，因此會出現官家一旦要改革，改革的口子一開，下級很可能拿著改革的旗號在自己的權利範圍內剝奪，獲取新的利益。以改革緩解社會矛盾，促成社會往前走。但有些東西不是，以“改革”的盾牌掠奪，比如城鎮化，為什麽十八大以後關於新型城鎮化問題的爭論那麽大？這是下級體製內的官員打著城鎮化名義進一步掠奪農民的利益，把農民最後一點利益榨幹，這是我們擔心的問題，也是我們討論的問題，怎麽去防止它。
三是吳思老師說未來五到十年，市場經濟體製可能會進一步健全，這個概率比較大，這點我想跟吳思老師商榷，為什麽？其實市場經濟體製分兩層，一層是商品市場，一層是要素市場。90年代到現在，商品市場體係大概建立起來了，但深層次的要素市場極度扭曲導致現在這樣那樣的很多狀況，包括現在的金融、錢荒問題，房地產泡沫問題，股市泡沫問題，而要促進要素市場的健全、要素市場的健康生長發展，必須有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於是就涉及到官家權力和社會公民之間權利博弈，這一層的博弈可能不是一個市場經濟進一步健全，可能作為一種促動因素促使中國要麽改革、要麽革命、要麽動亂三個因素進一步加劇。這是我個人的三個想法，謝謝大家！
吳思：謝謝蔡霞老師！蔡老師整天和官家打交道，她說的肯定比我準確，你們信她的，別信我的。前麵我講的內容我寫過一篇文章《危機驅動：政改預測的框架》，本來發在《財經》雜誌上，今天沒有講國際形勢大背景，也沒有談民族問題，這兩個在未來中國轉型中都可能會有大影響，但我對民族地區情況了解太少，不敢胡說八道，就沒談。再是中國體量越來越大，不像過去一個弱小的國家很容易受外麵影響，現在越來越自信，隻要不鬧戰爭，國際環境對中國轉型不起決定作用，因為中國體能太大了。這是兩個我今天沒談的問題，可能會出事，謝謝！
主持人：現在是提問時間。
理論創新囿於思維模式
提問1：您講到很多關於中國未來變革的問題，變革因素很多，但有一個我想談一下，即中共執政黨的理論創新問題。中共經常講中共是一個非常注重理論創新的黨，過去幾屆領導都提出這樣的說法，比如科學發展觀、三個代表。但十八大以來，給大家印象比較深的是“三個自信”，但大家可能不太接受這三個自信；“中國夢”，雖然在大力推動，但接受也有障礙，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共在理論創新上遇到很多障礙，進入到停滯狀態。理論上創新或者政改的停滯會否加速社會變革的發展？
蔡霞：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中共感受到了中國社會的變化，也試圖努力想去做一些理論思考，但問題出在：第一，思維方式不好，思維方式始終沒有改變，所以理論創新大家感受到其文字語言花樣翻新大於內容觀點；第二，當大家真正感受到一種理論要脫殼而出時，缺乏相應的政治勇氣。“三個代表”思想很多人貶低它，我恰恰是看好它的，可惜的是“三個代表”思想沒有很好的繼續往前推進，90年代中國社會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以後，中國社會結構開始發生變化，把“階級”詞換成“階層”就是90年代後期到2000年以後，就那麽幾年，為什麽？中國社會真的變了，社會化生產使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轉變。那怎麽看社會結構深刻性曆史變化，以什麽樣的眼光看待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三個代表”其實用人類文明的、政治文明的眼光看待它，試圖對中國社會的變化做出一種新的解釋以及想後來形成一種新的思路推進，但黨內傳統思維和保守勢力相當大，因此很快一段時間內對它提出各種質疑，加上理論改變，往前走，會觸動原來的體製，而它會大大推進民主的發展，很可惜這個東西在中途夭折了。所以後麵的理論越來越傾向於維持現狀以及解決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具體問題代替社會發展的本質和規律性的思考，因此理論不是提升而是下降。這十年中我一直持這個觀點，2002年以後的十年，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思考掉下來，沒有站在上麵，而是在下麵，解決具體問題以技術性的思考取代了對發展趨勢和本質規律的理論站位的思考，越來越往下走，理論不能解決根本性體製性弊端和機製，自身的思想資源就匱乏了，以致於匱乏到現在像吳思老師講的要拿一個“夢”出來作為一個理論其實是比較荒謬的。每一個公民、每一個老百姓可以做一個夢，有個人自己對未來的美好追求，這種追求從政黨來說需要提供如何讓人民群眾的“夢”實現，提供什麽樣的製度和社會環境，用什麽樣的公共政策指導能夠讓每個老百姓的日子過得比現在好，這就不是拿一個“夢”畫一張大餅給大家，而是怎麽做才能讓大家未來更好，這沒有回答，這是一點。
第二點，“中國夢”往往聚集在狹隘的民族情結上，搞不好是狹隘的民族情緒的東西，所以理論沒有提升。而這個東西沒有很好的創新，未來中國社會發生的情況以及危機應對很難做好。有可能促使中國社會發生大的危機時，由於沒有一個合適的理論資源指導它怎麽看問題和分析問題，以致於應對失措，這是我非常擔心的。另外，由於沒有理論高位，未來發生變革和重大問題怎麽和社會各方麵達成共識，缺乏理論上的說服力和感召力，這也是我憂心忡忡的，可能會導致中國社會未來的分裂。謝謝大家！
提問2：吳老師您好，現在大學生公務員考試特別熱，未來五到十年既然不會發生大的動蕩，是否還繼續考公務員？
吳思：你說個人選擇是否該考公務員，看你自己喜歡，隻能個人解決，有的人真的當了公務員，可能覺得那個工作其實枯燥乏味，浪費青春。要借那個機會發財可能等到二十年後，等當到局長了，但那時候又民主了化了呢？（現場笑）
提問3：吳老師您好！您的分析建立在比較量化的經濟立場角度來講的，我想問這樣一個問題：國家的認同可能不是單純經濟立場的認同，有精神共同體的訴求，但極權統治創造了奇觀：剝奪了你的利益，讓你感到幸福。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對危機的判斷跟觀念有關，第一代農民工和第二代農民工對利益的判斷不一樣，未來有沒有應對危機的辦法？通過變化觀念而不打那四張牌。通過切換觀念重回思想信息的監管製造新的幸福感，那有沒有這樣的情況：一是社會大規模的潰敗，二是社會急劇向左轉，重新回到那樣的道路上？謝謝！
吳思：第一個問題，觀念的變化是可遇不可求的，中國曆史有幾種觀念，比如儒家、道家、法家，後來進了一個印度的佛家，新的東西出來試試，這麽多年來黨一直在創造，我們看到他的困難和困惑、艱難困苦，就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體係，經過了證偽，然後說不行了，改革開放，試圖尋找新的意識形態。這個尋找如果從80年代開始到現在也是三十多年，嘔心瀝血，費了多少心思，未來二、三十年嘔心瀝血就能出一個東西？那需要天才，不僅需要天才還需要時代，如果時代有好的東西，比如民主法治好，會抑製人的創造，我就不會想編出一個比民主好的東西，不認為我有這個才能；也不認為有人認真想去做這件事，有人想做這件事其實是一種利益的辯護，自己都知道，那樣的人通常不是一流人才，很難真正弄出一流的事來。一流的人都不見得弄出來，二流、三流怎麽做？謝謝！
第二個問題是社會潰敗，我很難想象社會潰敗這樣的狀態，是一盤散沙散了嗎？比如辛亥革命，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捷克斯洛伐克那樣的小國，遊行到第6天、7天時，警察宣布不要用我們來解決問題，我們是維持秩序的，不是替你們鎮壓的。到10天時軍隊說法，11天時黨的總書記辭職：我指揮不動了。這個社會就徹底散了，它的層級少了，是一個小國。辛亥革命鬧的整體是王綱解領，王朝跨了，但軍隊還在，各省紛紛宣布獨立，中國一個省相當於外部的一個國，所以我們的二級組織、“條條”組織仍然健在，不至於潰敗，隻是最高層解體，但二、三級還在。所以社會潰敗對中國這樣結構複雜的大國來說不可思議。
有三個問題，社會會否向左轉？我認為向左轉也是假左不是真左，真左是毛澤東時代那樣，工業學大慶，農業大幹。人民公社那樣現在的人願意幹嗎？我想他們肯定不會。毛澤東以前做得非常徹底、非常好，做得太認真、太努力，那個失敗是徹底的失敗，不是半途而廢。所以“左”是已經被證偽的一套方針政策，既然失敗得那麽徹底，證偽得那麽徹底，真正要複活辦不到，人們經常打著“左”的旗號幹一些仇官、仇富的事，這可以理解，因為沒有適當的旗幟，毛澤東那時反對貪官汙吏，現在高居毛澤東的旗號，以當年反貪官、打走資派的旗號來舉，我覺得不是真左，而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為了打官員把毛抬出來。這個問題全世界都不會，隻要經曆過毛澤東時代的那些人，他們辦不到，除非第二代人的信息完全被剝奪，都傻了，才能漠視上一代人發生的那麽重大的曆史經驗教訓，我覺得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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