闞凱力：中國大學的體製性腐敗
文/李令彬
GLOBAL OUTLOOK：我們知道您有在國內外最好大學的教育經曆，首先想請您來談一下您個人的教育經曆，以及這些經曆對您個人的影響。
闞凱力：確實可以說，我一直都在中國最好的學校讀書，不隻是後來念了清華，又去了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從小學開始，我念的是北京實驗二小，中學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華大學無線電係，後來由於文革開始，隻念了一年半就中斷了。
我們那時候的學校，尤其是小學和中學，確實培養了學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覺得這一點是素質教育最核心的價值。現在的學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學是為什麽？為了考一個比較好的中學，上中學又是為什麽？為了考上一個好的大學，上大學為了什麽？為了將來考研，然後出去能找到一個掙錢多的工作，或者是鐵飯碗的工作。這種學習目標，本身就極端地害人，是把學習變成了一種追求功利的手段。課業負擔也把學生搞得疲憊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學習的樂趣從根本上被摧毀了，教育的核心就壞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對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隻要善於引導，學習本身就不會是一個負擔，而是一種樂趣。每天學到了新東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時候，上課學的東西不解渴，自然而然還會到圖書館去，或者到網上去尋求進一步的答案。我們那時候，經常要在家裏做一些小實驗，比如上生物課，在自己家裏養幾隻蠶，或者觀察院子裏的螞蟻；上物理課，學凸透鏡的原理，就拿一個放大鏡，在太陽底下聚焦，把紙點著了；學習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也要自己去獨立思考，為什麽唯心主義是不對的？要通過讀書、辯論和獨立思考，自己最後想透了才能得出結論。我覺得這些才是最有價值的教育經曆。
後來我上了清華，當時是六年製，1966年我大二還沒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複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郵電大學。因為成績比較好，又加試了英語，結果我成了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公派留學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後，我就去斯坦福讀了通信技術。
30多年過去了，斯坦福教給我的課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電信技術的基礎。後來我做電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術上誰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還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來，我在學校裏給學生講，斯坦福大學給我留下了什麽？課堂裏的東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東西，卻融化到了血液裏麵。我在斯坦福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就是“經濟效益是檢驗技術的唯一標準”。
眾所周知，斯坦福大學被稱為是矽穀的母校。有資料顯示，矽穀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創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畢業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這些公司，創始人在斯坦福都沒畢業就出去創業了，把技術變成了現實生產力和社會經濟效益。
我當時由於是公派留學生，所以從出國的第一天起，就想著回到中國要幹什麽。那時候，因為我們是第一批公派留學生，所以教育部對外麵的世界也是一點都不了解，也就沒有限製我們出去學什麽，想學什麽都可以。我想，中國這麽大一個國家，當時全國才幾百萬部電話，有的地方一個單位都不見得有一部電話，更不要說個人家裏有電話了。而在國外電話的那種普及程度，讓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麵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我就選擇了學習電信。所以，我覺得學習是為社會需求服務的。後來，我在電信領域轉向了管理，又轉向了電信政策和電信體製改革研究，都是服務於這種社會需求。說的大一點，這樣的學習是一種社會責任感，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現在我在學校裏教書，所以比較了解現在的學生怎麽想。現在的學生主要考慮的不是社會需求，而是哪個行業掙錢多或者是有鐵飯碗。這是從個人功利的角度出發去學習，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滿足社會的需求，這也導致他們學東西特別死，知識麵特別窄，根本沒辦法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
GLOBAL OUTLOOK：今天中國學生的共性問題也一定就是教育係統的問題，您覺得中國的教育有什麽係統性問題？
闞凱力：我在2000年從電信研究院調到北京郵電大學，成為經濟管理學院的第一任院長。上任之後，我們就發生了非常大的爭論，在學校到底誰為誰服務？是老師為學生服務，還是學生為老師服務？以現在中國大學裏的普遍情況來看，不僅是學生為老師服務，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學生也還是在為老師打工！
教授搞到了項目，掙到錢就進自己腰包了，然後把任務分配出去，讓學生給自己做項目。有的教授自己開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還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沒拿到項目，也沒辦公司，那怎麽辦？讓學生去公司兼職，把學生給“出租”了。公司一個月給教授四五千，而學生隻拿到四五百，變成包身工了。
很明顯，這些老師就是在賺學生的錢，難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後把自己的教授稱為“老板”。這些現象在中國1949年以前的大學，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學都是聞所未聞的。這個社會的腐敗、學術的腐敗和大學的腐敗，簡直是一塌糊塗、豈有此理！
不是說學生不能在學習之餘工作賺錢，而是說學生賺了錢歸教授，這在西方絕對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國已經成了普遍現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規定，每個教授帶研究生，要給學校交錢。理由是什麽呢？因為學生幫教授賺錢了，所以教授從學生身上賺到的錢，要分一部分交給學校——這就是教育部的規定，帶一個研究生一年要交幾千塊。
這種教育部的規定，不就是和珅規定的“養廉銀”嗎？貪官汙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給朝廷一部分。這就是說，你如果不去當貪官汙吏，連這個給朝廷的養廉銀都交不起，實在是渾蛋邏輯。
1949年以前，我們的老清華、老北大，或者西南聯大，教授和學生的關係真是情同父子。老師就是盼著學生成才，遇到特別貧困的學生，教授會拿出自己的薪水來貼補學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現在卻是赤裸裸的金錢利益關係。或者說，學生在教授這裏打工幾年，給教授賺夠了錢，才給你畢業，這就是一種官方合法的賣學曆。
當然，還有很多非法的賣學曆。全中國有多少“在職博士”？很多是國企老總、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學曆無所謂，但是體製內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學曆。有幾個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們又有幾個人來上過課？
他們的博士怎麽來的？無非是拿錢買的，而且是拿國家的錢買的。他們以國企或政府部門的名義，給教授一個幾十萬、上百萬的項目，做不做得出來無所謂，這是辛苦費嘛！錢歸教授，找點兒發票湊一湊就報銷出來了。這樣，教授就讓其他的學生替這些人上課、考試、寫論文，或者幹脆“外包”出去。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專門的產業鏈，就是論文代寫。價格也不貴，幾千塊錢一份，還有信譽保證，不通過不收錢。美國一年才出三萬多博士，中國現在一年就出五六萬博士，世界第一。這不是活見鬼嘛？十個有九個是假的！
合法的腐敗和灰色的腐敗，做的全都是賣文憑的生意，這就是中國。整個大學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碩士、博士教育就是這個樣子。
GLOBAL OUTLOOK：那麽您個人在學校裏這麽多年，有沒有對中國的教育改革，有過一些什麽樣的期待？
闞凱力：難呀！大學是什麽？“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大學者，非大樓也，大師也。”
我2000年到北郵經管院作院長，當時也是滿腔雄心壯誌。在我們院的成立大會上，我講話的題目就是“為建立中國的斯坦福大學而奮鬥”。我說，清華號稱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北大號稱是中國的哈佛，我們北郵要為成為中國的斯坦福而奮鬥。結果沒過兩個月，我就不敢再提這事兒了。
我當時做院長，開始還在院裏討論“到底是學生為老師服務，還是老師為學生服務”，後來也討論不下去了。這就像我們從80年代就開始討論官員是不是要公布個人財產。道理是明擺著的，但是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也沒有什麽結果。現行體製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團是很難觸動的，它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堅固的體製結構了。
南方科大的校長朱清時說過，中國大學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實現大學自治，教授治校。現在的體製不行，校長都是上麵指派下來的。轉業來個什麽政工幹部，沒地方安置了，就在學校裏麵添個副校長，然後他就等著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國的《高教法》，大學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這是什麽意思？我的評論就是：領導的不負責，負責的不領導。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這個校長是負得了這個責，還是負不了這個責？
我同意朱清時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鄧小平搞農村體製改革，包產到戶，說穿了就是一句話：“相信農民會種地。”一樣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會教書，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員、中央的官員來指揮。因此，我們的大學教育改革必須沿著去行政化、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這條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現在我們的大學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學，那麽政府就有出錢的義務。為什麽？因為辦大學是為社會培養人才，這是政府的責任。但是，政府無權幹預學校內部從行政到學術的各種事務，連北洋軍閥時代都如此。
改革開放以來，有人喊出了教育產業化的口號。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賺錢的嗎？教育本身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是以促進社會的發展為目標。西方的名牌大學，即使很多私立學校，也絕對沒有給股東分紅的事。私立大學的董事會，都是聘請的社會名流，能夠代表公共利益，由他們來決定我們的辦學方針是什麽，怎麽樣才能夠最好地服務社會。
現在中國大學變成了一個賺錢的係統，學校領導都是官，分什麽副部級的、局級的。這樣下來，中國的大學就是兩個字的目標：一個是權、一個是錢。錢學森的“世紀之問”是：“為什麽中國的大學裏培養不出大師？”靠這樣的大學培養什麽大師，簡直是扯淡。我們的大學已經變成了養豬場，養豬賣錢，完全失去了大學的精神。
GLOBAL OUTLOOK：那麽最後一個問題，您覺得中國學生的出路在什麽地方？在現行體製下，你會給中國的學生和家長什麽建議呢？
闞凱力：這個建議還真不太好說，恐怕還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張，在國內讀完小學、中學和大學，應該先在中國工作幾年，對社會狀況有所了解，然後再出國去讀研究生。這樣可以帶著中國的問題到國外去學習，學完回來能夠有用武之地。當時，對我們這一代可以說是這樣。但是，今天中國社會環境之惡劣，學校裏的腐敗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80年代。所以，我現在主張在國內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這時候，他對中國的文化和基礎知識已經接觸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費青春。
更大的問題是，在我國，現在已經很難培養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幹年前的畢業生，她的孩子三四歲了，送去全托的幼兒園。這還是一家比較好的幼兒園，花了他們不少錢，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個星期一早上，這個孩子都是哭著鬧著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兒園的門口抱著媽媽的腿，哭鬧著不肯進去。這時，幼兒園阿姨出來了。孩子一看老師出來了，一下子從地上爬起來，把眼淚擦幹，對阿姨說：“老師，我來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長在旁邊看著所受到的心靈震撼：我們的孩子，這麽小的年紀，都已經學會說假話、拍馬屁了！他怎麽變成了這個樣子？這就是因為，隻有這樣，他才能在環境裏生存。
我還有一個早年的“海歸”朋友，在國內辦了十幾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終於還是帶著全家離開了中國。我問他為什麽，他的答複是：為了孩子。他說，我們不是為了讓孩子將來成名成家，即使做一個清潔工都可以。但是，要讓他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快樂的人。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發現，這在國內的環境裏已經很難了，甚至教給孩子講真話都不行。小孩子在這樣的環境裏成長，很容易成為兩麵派。不要說快樂了，有一個正常的心理狀態都難。怎麽辦呢？沒有辦法，隻有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