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劉跨越”到薄熙來：他們是否是中國政府的現實縮影？
各種各樣的醜聞已經成了中國崛起的背景音樂，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以前從未對統治這個國家的人所享受的優待了解得如此之多。中產階級已經接受了中國後社會主義時期的政治代價：隻要黨的執政能力還說得過去，就不挑戰黨的統治地位。但溫州的撞車事故違反了這個契約，對許多人來說，它的意義就是政府失敗的標誌性體現。這是個無情的判決。
今天，中國政府官員麵對的誘惑的規模是西方國家從未遇到過的。但對執政黨來說，這可能不是什麽好消息。下個月即將離開政治局的溫家寶總理都稱，腐敗是“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對這個威脅聽之任之，可能會“人亡政息”。
中國的火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是落後的象征。一個多世紀前，慈禧太後被贈予一台微型發動機，好拉她到皇城內的各處地方，而她認為“冒火的大車（fire cart）”極其冒犯自然秩序，將其禁止，並堅持她的車廂仍然應該由太監來拉。雖然毛主席坐著火車巡視四方（此時的鐵道有一部分是用於軍事的），但對於普通人來說，坐火車旅行仍然是遲緩、擁擠的痛苦經曆。人們給蒙著煙塵的火車按照車廂顏色起了綽號：“綠皮車”是最慢的，“紅皮車”也好不到哪去。20世紀50年代，日本率先推出高速列車，歐洲緊隨其後，而中國仍然遠遠落在後麵。官方媒體對此哀歎道，中國人均擁有鐵路僅為6厘米——“不到一根香煙的長度”。
2003年，中國鐵道部長劉誌軍開始負責實施建設12萬公裏高速鐵路的計劃——比世界其他國家的高鐵裏程總和還多。對於跟中國火車打過交道的人來說，這是很難想象的。“早在1995年，如果你告訴我中國會有今天，我會覺得你是徹頭徹尾地瘋了。”在香港工作的英籍交通顧問理查德·迪·博納（Richard Di Bona）最近對我說。這個計劃總投資超過2500億美元，是自20世紀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州際公路係統（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以來世界最昂貴的公共工程項目。劉部長的萬丈雄心和張揚作風為他贏得了“劉跨越”的綽號。為了趕在2008年內完成第一條高鐵線路，他趕著手下的工作人員和工程師日以繼夜輪班工作，鋪設軌道、修改圖紙、開挖隧道。他喜歡說：“犧牲一代人，實現大跨越。”（有些同事叫他劉瘋子。）官方新聞大力宣傳一位名叫忻力的工程師，因為他在電腦前坐得過久，左眼幾近失明。（“我就是失去一隻眼睛也要工作。”他對記者說。）第一條高鐵線路於2008年6月首次試運行，它超預算75％，嚴重依賴德國設計，但在典禮上沒有人細想這些事情。幹部們流下了眼淚。當另一條線路首次運行時，劉誌軍在列車長旁邊坐下，說：“如果要死人的話，我當第一個。”
那年秋天，為了抵禦全球經濟衰退，中國領導人將高鐵投資提高一倍以上，將目標調高為到2020年建造16萬公裏高速鐵路，這相當於將美國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建造五次。中國準備向伊朗、委內瑞拉和土耳其出口鐵路技術。中國還為一條通過哥倫比亞山區的貨運鐵路繪製圖紙，這條鐵路將對巴拿馬運河形成挑戰。另外，中國簽署了建設“朝聖特快（pilgrim express）”的協議——在麥地那和麥加之間運送信徒。
2011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谘文講話中提到了中國的鐵路繁榮，作為證據說明“我們的基礎設施曾經是最好的，但領先優勢已經下滑”。下一個月，佛羅裏達州州長裏克·斯科特（Rick Scott）以拒絕聯邦資金的方式，阻止了美國第一條高速鐵路的建設。美鐵（Amtrak）已經宣布了一項計劃，到2040年將列車速度提升至與中國相當。
2011年7月23日的溫州撞車事故擊碎了這一切，這起事故造成40人死亡，192人受傷。政府從實用意義和象征意義的原因出發，迫切希望盡快恢複列車運行，在24小時內就宣布這條線路恢複通車了。宣傳部命令編輯們盡可能少地關注撞車事故。“不質疑，不展開”，宣傳部在一個內部通知上發出如此的警告。當第二天早上報紙出來時，中國的第一起高速列車相撞事故不在頭版。
但是，公眾不想就此罷休，而是想知道發生了什麽，以及為什麽。這不是一輛在偏遠地區掉下公路的大巴；這是幾十個死於國家值得驕傲的公共建設成就的人——在這個新近網絡化的時代，乘客們有手機，目擊者和批評者終於有了讓宣傳者顏麵掃地的工具。
公眾要求知道，為什麽救援人員取消搜索後，一個兩歲的幸存者在殘骸中被發現。一名鐵道部發言人說，這是“一個奇跡”。批評者一片嘩然，稱他的解釋“侮辱中國人民的智商”。當局一度將一部分受損的列車挖坑掩埋，聲稱救援工作需要平整的土地。當記者指責他們試圖阻止調查時，不走運的發言人答道：“至於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的。”這句話在網上爆紅，成了政府逐漸消失的信譽的象征。（列車被挖了出來。發言人被解職，最後一次露麵是在波蘭工作。）
數天之內，生產信號箱的國有企業為設計失誤道歉。但是，對許多在中國的人來說，把注意力隻放在一個損壞部件上，就忽視了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一個深層問題在此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普遍的腐敗和對道德的漠視已經導致被化學品汙染的牛奶進入市場，質量低劣的橋梁和公路為了滿足政治目標被匆匆建好。當國家電視台主持人邱啟明脫離台本，在電視上連續發問時，他出人意料地成了這個時刻的代言人：“能不能讓我們喝一杯放心的牛奶？能不能讓我們住一套屹立不倒的樓房？能不能讓我們走在城市的大馬路不出現突然的坍塌？”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別無選擇，隻能趕赴撞車現場，並發誓進行調查。“如果在查案過程中，背後隱藏著腐敗問題，我們也將依法處理，毫不手軟。”他說，“隻有這樣，才能對得起長眠在地下的死者。”人們沒有忘記溫總理的承諾。調查的首個期限到來了、過去了，而人們仍然繼續要求進行更全麵的清查。在12月，當局終於公布了一份史無前例的詳盡報告。它承認“嚴重的設計缺陷”，“忽視安全管理”，在招標和測試中存在問題。報告還在政府和工業界問責了54人，以劉跨越為首。部長的名字成為“崩潰的係統”的代名詞——這是揭黑雜誌財新《新世紀》給鐵道部起的名字，它證明了這樣一種政治現實——用財新的原文說，“因為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所以遏製貪汙的關鍵是限製權力”。當我同一名參與這條鐵路建設工作的工程師交談時，他告訴我：“我無法具體指出哪些步驟被忽略了或者什麽任務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因為整個過程都是被壓縮的，從開始到結束。”
他補充說：“在中國有一個說法：步子太大，容易扯著蛋。”
各種各樣的醜聞已經成了中國崛起的背景音樂。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以前從未對統治這個國家的人所享受的優待了解得如此之多。保護黨的領導人免受仔細審視的簾幕，被財富、技術和令人瞠目結舌的草率舉動共同拉開了。
在2月份，這種形勢變得明朗起來。當時，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同他在黨內的靠山薄熙來鬧翻，逃到了美國領事館。他知道黨內最高層領導進行謀殺和侵吞公款的事情，這是他整個職業生涯的價值所在。這個叫王立軍的公安局長沒有受到保護——他被控叛逃和受賄的罪名——但他的故事是掩蓋不住的：曾經注定要繼續高升的黨內巨頭薄熙來由於“收受巨額賄賂”、濫用職權及“其他涉嫌犯罪”被開除出黨；他的妻子被控投毒殺害為這個家庭辦事的英國人，審判結果是罪名成立。薄熙來的垮台也戳穿了簡樸公仆的神話。據彭博社報道，當他的官方年薪折合19000美元時，其家族擁有的產業價值就超過1億美元。薄熙來的傳奇故事引發了關於其他黨內大佬的謠言，雖然言論審查員竭盡全力在網上進行清除，但每個新故事聽起來都比較不那麽令人驚訝了，與其說是例外，倒不如說是規則。9月，海外中文報紙報道了在北京已經傳了幾個月的流言：中國國家主席的一個親信的兒子在天快亮的時候駕駛一輛黑色法拉利撞毀在首都的高速公路上，而當時車裏還有兩個裸體女人陪著他。黨正在準備將未來十年內統治國家的一批領導人推上前台，這個時候出事，簡直是太痛苦了。
鐵道部長劉誌軍最初看起來並不太可能會在眾目睽睽之下戲劇性地顏麵掃地。薄熙來是北京的婆羅門——一個黨內大佬的兒子，身材很高，麵對鏡頭談笑自若。劉誌軍是農民的兒子，個子瘦小，視力不好，牙齒天包地。他在武漢郊外的村子裏長大，十幾歲就離開學校工作，手裏拿著錘子和測量儀，沿著鐵軌走，檢查路況。他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對權力之路的感覺。在幾個省份，一手好字是難得的技能；而劉誌軍將字跡練得極好，受教育不多的上級很信任他，讓他代筆寫信。通過婚姻，他進入了一個政治關係深厚的家庭，並在21歲就入了黨。他不知疲倦地為鐵路和自己大作宣傳，一路青雲直上，從省級鐵路局局長的位子一直坐到北京的寶座，手握大權。到2003年，作為鐵道部長，他指揮的官僚帝國在規模和獨立性上僅次於軍隊，擁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法官，數十億美元資金任他調遣。他的鐵道部是國中之國，在中國被稱作：鐵老大。
劉誌軍將他淩亂的黑發往中間梳以掩蓋禿頂，戴一副牛角材料的方框眼鏡，這種眼鏡在黨的高層幹部中非常流行，以至於被稱為“領導眼鏡”。劉誌軍的一名同事曾經同他密切合作，這名鐵路員工告訴我：“從革命時代開始，大多數中國官員看起來就很相像。他們有一樣的臉、一樣的製服、甚至一樣的個性。他們循規蹈矩地工作，滿足於無所作為，坐等升遷。但劉誌軍不一樣。”如果一份鐵路上的工作真能用魅力經營，他就是決心這麽幹的。他喜歡半夜三更召開會議，並炫耀他的工作習慣。雖然他離權力最高層越來越近，但他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上司溜須拍馬。在一個夏天，當胡錦濤主席乘坐火車返回北京時，劉誌軍瘋狂地跑過站台去迎接，皮鞋都快跑掉了。“我對他喊：'劉部長，你的鞋！別掉了！'”這個員工回憶說，“但他根本沒當回事。他繼續滿臉堆笑地跑著。”
劉誌軍的成功給他弟弟劉誌祥帶來了很多好處。
劉誌祥從進入鐵道部後就一路高升。他愛講俏皮話，個性反複無常——就像喬·佩西（Joe Pesci）在家庭中的角色。2005年1月，他因涉嫌以下罪名被羈押：貪汙、受賄及故意傷害——他授意謀殺一名試圖揭發他的承包商。當時，他是武漢鐵路局副局長。（被害人的妻子眼睜睜看著丈夫被用彈簧刀刺死。根據一份官方法律雜誌報道，他曾在遺囑裏預言：“如果我被殺了，那一定是貪官劉誌祥下的手。”）鐵道部長的弟弟將火車票銷售收入的一大部分斂進囊中，積累起價值相當於5000萬美元的現金、房地產、珠寶、藝術品等財產。當調查人員逮捕他時，他住的地方鈔票亂糟糟地堆積成山，已經開始發黴了。（儲藏現金是中國腐敗官員麵臨的最棘手的挑戰之一，因為最大麵額的流通紙幣是一百元，價值約15美元。）他被判死緩，後來又減刑為16年有期徒刑。但是，他沒有在重刑犯監獄裏坐牢，而是被轉移到醫院，據說他在那裏繼續通過電話指揮鐵路業務。
在北京，劉部長被忠實的部下簇擁著。這些部下的總頭目是副總工程師張曙光，他曾經身著皮大衣披白圍巾出席鐵路會議，喜歡用“緊握的拳頭”來形容自己的談判方式。他在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裏任客車處處長，這個位子賦予他對巨額開支的控製權。“事情全在他點頭。”鐵道科學研究院的退休研究員臧其吉對我說。張曙光沒有多少科研經驗，但他渴望樹立威信，讓兩名教授以他的名字出了本書，以求躋身於一個精英學術協會。（他以一票之差未能當選。）
劉誌軍把一切都押在高鐵上。為降低通貨膨脹對土地、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的影響，他鼓吹速度高於一切。“我們一定要抓住機遇，快速推進大規模鐵路建設。”他在2009年的一次會議上說。劉誌軍的野心和中國的威權主義是一種不穩定的組合。鐵道部是自己的監管者，幾乎沒有監督，部長和他的手下對反對的聲音毫不容忍。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趙堅公開不同意快速建設高鐵，劉誌軍召見了他，建議他保持安靜。趙堅拒絕服從，隨後北交大校長給他打電話。“他告訴我，不要再繼續表達我的意見。”趙堅告訴我。趙教授仍然堅持反對立場，但他的擔憂沒人理睬——直到撞車。“那就太晚了。”他說。
對速度的癡迷是全方位的。這個係統迅速膨脹，供應商生產的幾乎所有東西都能找到買家，無論質量如何。據調查，在溫州撞車事故中失靈的信號係統是在自2007年6月起的6個月內由國有企業中國鐵路通信信號集團公司開發完畢的。公司擁有約1300名工程師，但時間上的要求使其無暇顧及其他；撞車事故調查人員發現，負責信號係統的人員隻進行了“寬鬆”的檢查，“未能發現設備存在的嚴重設計缺陷和重大安全隱患”。主管此事的辦公室“一片混亂”，“文件丟失”。然而，信號係統還是在2008年通過驗收，並安裝到全國各地。當鐵路界頒發當年的新技術獎項時，信號係統獲得了一等獎。但公司內部的一名工程師後來告訴我，當他發現這東西是匆忙交差的時候，並不感到驚訝。
還有其他可疑因素。2010年4月，日本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會長葛西敬之說，中國正在建造的列車大量沿用日本設計。川崎重工威脅起訴中國在進行技術轉讓時將川崎的技術說成自己的，北京的鐵道部對此抗議嚴加駁斥，稱其為“心理狀態脆弱和缺乏信心”的表現。
葛西敬之還指出，中國的列車運行速度比日本所允許的快25％。“我們絕不會令其如此接近極限。”他對英國《金融時報》說。
在撞車前的最後幾天，匆忙完工的鐵路成了這一係列原因的組合中最後一個、也是致命的因素。6月，為向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獻禮，政府舉行了最重要的一條線路——京滬線——的通車典禮。施工計劃被削減了整整一年；投入運營的第一個星期中，晚點、電力故障頻頻發生。據一名鐵道部下屬的經理說，高鐵工作人員被警告，如若再有晚點情況，他們的獎金將會受到影響。2011年7月23日晚上，當列車在鐵道上擁塞時，調度員和維修人員竭力去修複出故障的信號燈，而忽視了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停住列車，恢複信號。撞車事故調查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告訴我：“維修人員對自己的工作不夠熟悉，而且他們不想讓火車停下來。他們不敢。”
當撞車發生時，劉跨越已不再擔任鐵道部部長。2010年8月，國家審計署對一家大型國有公司的賬目進行審計時，發現一筆1600萬美元的“傭金”，是付給中間人的，以換取高鐵合同。這個中間人是一個叫丁書苗的女人，她也許比任何人都更能體現中國的鐵路繁榮所創造的財富。丁書苗來自山西農村，是個目不識丁的農民，起初以養雞賣雞蛋為生。她身高1.78米，肩膀寬闊，講起話來像汽笛。在20世紀80年代，當鄧小平將這個國家轉向市場經濟時，她收購鄰居們的雞蛋，到縣城去賣。當時，這種行為在沒有執照的情況下是非法的。雞蛋被沒收了；多年之後，她還時時談起遭遇過的困窘。後來，她適時地開了一家小餐館，生意很好，她給有權的客人免單，吹噓自己的成功。“如果她有一塊錢，她會說有十塊。”丁書苗的一名長期同事告訴我，“這讓她看起來更有影響力，慢慢地，人們開始認為，他們能從與她的友情中受益。”
丁書苗的餐館成了煤老板和政府官員經常光顧的地方，不久之後，她插手煤炭貨運。當時她做的事用鐵路上的話說叫“倒車皮”：跑關係，以低價拿到緊俏貨運線路的車皮，然後——根據王夢恕的說法——“以購入價的10倍”轉手。她同劉跨越從2003年左右開始有交情，從那時起，她利用在鐵路業務上的關係大賺特賺。她的公司博宥集團入股合資企業，向鐵道部提供輪對、聲障以及其他設備。據中國新華社報道，在兩年時間裏，博宥的資產增長10倍，到2010年已達6.8億美元。
“書苗”這個名字顯示了她的農村出身，所以在風水顧問的建議下，她改名為“羽心”。她很容易受到嘲笑——人們叫她“傻娘”丁夫人——但她是個培育業務關係的天才。她的一個長期同事告訴我：“當我試圖教她如何分析市場、如何經營公司時，她說：'我並不需要了解這些。'”財新網記錄了她大膽的高攀之舉。為了獲得外國合同，她投資支持一家“為國際外交官”服務的俱樂部，這家俱樂部在2010年設法請到了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來訪。她舉辦的奢華酒會吸引了中央政治局成員。她當上了省政協委員，並大做慈善，以至於她在2010年《福布斯》中國慈善家名單上排名第六。
據《環球時報》報道，丁書苗於2011年1月因涉嫌收取回扣總額達6700萬美元而被羈押。
（鐵道部還指責她利用關係運作劉誌軍弟弟的保外就醫事宜。）
和其他很多人一樣，丁書苗知道政府審計人員後來才發現的事情：中國最有名的公共工程項目是
一個幾乎完美的滋養腐敗的生態係統——不透明、無監督、充溢著現金，尤其是當政府宣布為減弱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推行經濟刺激計劃後。這個計劃將2010年用於鐵路建設的投資增加到超過1000億美元。在一些情況下，招標期從5天縮減到13小時。而在另外一些場合中，投標純粹是走過場，因為施工已經開始了。現金突然消失已經見怪不怪了：在一個真實案例中，專門用於拆遷補助的7800萬美元憑空不見了。中間人將總款項的1％到6％揣進腰包。“如果一個項目是45億，那中間人就帶回家2億，”王夢恕說，“而且，當然沒有人說一個字。”
其中最常見的做法是非法分包。一個合同可以被分成幾部分賣出以拿到回扣，然後又被轉賣一遍又一遍，直到到達勞動食物鏈的底部——這裏的工人是廉價而缺乏技術的。（這種做法其實並不是鐵路業界所獨有的：2010年，非法分包商雇用的一個新手焊工在上海的一幢宿舍樓作業時，掉落了焊槍，整幢樓燃起大火，58人死亡。）2011年11月，一個曾經是廚師、沒有工程經驗的人被發現在帶著一群沒有技術的民工建造一座高鐵橋梁，他們在地基裏用碎石取代水泥。在鐵路圈裏，用廉價材料代替真正應該用的材料的做法非常普遍，值得用個專門的詞來描述：偷梁換柱——把房梁偷下來，放到柱子裏。
有這麽多的回扣，倒過這麽多道手，一部分鐵路遠遠超過預算就不足為奇了。廣州的一個火車站預算為3.16億美元，結果花了這個數字的7倍。鐵道部是如此之大，以至於部裏的官僚會創建虛構的部門，為它們申請開支。采購是貪汙的黃金機會。該部花了近300萬美元拍了一個5分鍾的宣傳片，基本上沒有播出過。這個片子令調查人員注意到鐵道部宣傳處副處長——一個家裏有150萬美元現金和9個房產證的女人；她的丈夫也在鐵道部工作，被發現擁有大量購物卡——比收取現金賄賂更為謹慎一點。其他政府機構也有嚴重的財務問題——在50個機構中審計人員發現49個有問題——但在鐵路世界發生的掠奪，其規模超乎尋常。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亞洲問題專家廖然告訴《國際先驅論壇報》，中國的高鐵形成了“不僅在中國，也許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一樁金融醜聞”。
在大多數國家，大規模高層腐敗的影響很容易預測：經濟學家已經計算出，一個國家的腐敗程度每上升一個點（程度以1到10衡量），其經濟增長就會下降1%。（想想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çois Duvalier）統治下的海地或蒙博托（Mobutu）統治下的紮伊爾。）但那些例外是很重要的。在日本和韓國，與腐敗相隨的是國家的崛起，而不是崩潰。沒有比美國更突出的例子了。推動建設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的人被發現在偷偷向自己付建設費，被稱為1872年信用流通者公司（Crédit Mobilier）醜聞。媒體這樣形容這樁腐敗醜聞的嚴重程度：“在世界目光下，赤裸裸地進行著官方和私人的罪惡和腐敗的最具毀滅性的展示。”在1866年到1873年之間，美國建設了超過56000公裏的鐵路，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同時，也正如馬克·吐溫（Mark Twain）所說的那樣，展示著“可恥的腐敗”。
鐵路的過度繁榮導致了1873年經濟恐慌（Panic of 1873）和隨後的金融危機，在後來的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從政治上對權力濫用進行限製的做法得到廣泛采用。
在中國，就像在美國一樣，腐敗和經濟一同蓬勃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一條紅雙喜香煙足以換取一次工作調動或一張洗衣機票。但在1992年，中國開始允許土地和工廠為私人擁有，腐敗就是從此時開始加速的。據漢學家安德魯·韋德曼（Andrew Wedeman）測算，現在一年內從每起腐敗案件中繳獲財物的平均價值增長了兩倍以上，達到6000美元。愛馬仕包、跑車、子女出國留學的學費代替了一條條的紅雙喜香煙。生意數額越大，就需要經過越高級別的幹部批準，賄賂隨之遞向高層。
官員和商人組織成“保護傘”，相互勾結，中國學者將這個步驟稱作國家的“黑手黨化”。到2007年，中國學者裴敏欣發現，中國近一半省份的曆任交通廳長都曾腐敗而入獄。腐敗消耗了中國GDP的3%，在今天也就是2000億美元，超過國家的教育預算。從那時起，貪腐的機會更加多元化了。今年夏天，國家的權威語言工具書《現代漢語詞典》典，增加了一個新詞：買官，解釋為“購買在政府中的晉升機會”。
今天，中國政府官員麵對的誘惑的規模是西方國家從未遇到過的。據彭博社報道，全國人大最富有的70名代表在2011年獲得的財富比美國總統、內閣、國會所有議員及最高法院全體法官的總淨資產還要多。
關於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未來，有兩個基本觀點。樂觀的情況是，它是從雄心勃勃的從社會主義過渡到自由市場經濟的計劃的一部分，高速公路和火車令發達國家都羨慕不已。在7月，美國運輸部長雷·拉胡德（Ray LaHood）對一名記者說：“中國人更成功，因為在他們的國家，做決定的隻有三個人。在我們的國家，三千個人做決定。”
另一種觀點認為，人民同領導人之間的契約正在消解，統治階級在經濟瘋狂增長的最後幾年爭先恐後地盡其所能大撈特撈；在自我內部改革上，黨將沒有能力比蘇聯人做得更好。去年，中國央行的一份內部報告意外泄露，其中估計，自1990年以來，有18000名貪官外逃，卷走了1200億美元——這麽多錢足以買下迪斯尼或亞馬遜。政府已發誓讓官員們放棄高級香煙和鯊魚翅羹，但保持警覺的中國的博客寫手仍在發布照片：戴著奢侈手表的幹部，停著塗成藍白色的瑪莎拉蒂和保時捷的派出所。下個月即將離開政治局的溫家寶總理都稱，腐敗是“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對這個威脅聽之任之，可能會“人亡政息”。
2011年2月，火車相撞事故五個月前，黨終於拿下了劉誌軍。據王夢恕說，調查人員得出的結論是，劉誌軍準備用其違法所得大肆行賄，把自己弄進黨的中央委員會，最終進入中央政治局。“他告訴丁書苗：'給我準備4億。我要撒一些錢。'”王夢恕告訴我。4億元人民幣折合約6400萬美元。王夢恕說，劉誌軍實際上設法弄到了1300萬。“中央政府擔心，如果他真的成功行賄4億，那他基本上肯定能買下一個政府的位子。這就是他被逮捕的原因。”
接下來的5月，劉誌軍被開除黨籍，原因為“嚴重違紀”和“對鐵路係統出現的嚴重腐敗問題負有主要領導責任”。
官方媒體的一則報道中稱，劉誌軍在鐵路項目中收取4%的回扣；另一篇報道說他收取了1.52億美元的賄賂。他是近五年來的因腐敗被捕的最高級別官員。但是，劉誌軍的私人生活更加令人驚奇。鐵道部指責他有“不正當性行為”，香港報紙《明報》報道說他有18名情婦。據說，他的朋友丁書苗讓她投資的電視節目中的女演員排成一排，供劉誌軍挑選。中國官員經常被發現犯有多種肉欲之罪，這促使胡錦濤主席在幾年前發表講話，警告同誌們要抵抗“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但劉跨越和女人鬼混的形象及擁有18名情婦所需的高超後勤保障水平，讓他跨過了界限。我問劉誌軍的同事，情婦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他答道：“你對情婦的定義是什麽？”
劉誌軍落馬時，至少8名其他高級官員已被拿下進行調查，包括他整天四處吹牛的助手張曙光。當地媒體報道稱，張曙光年薪不到5000美元，但卻買下了洛杉磯附近的一座豪宅，這引發了猜測，坊間認為他準備加入卷款外逃官員大軍。
溫州撞車事故發生幾個星期後，鐵道部公布了一係列安全措施：召回54列子彈頭列車，測試其可以導致列車不必要停車的傳感器；停止建設新鐵路線；命令列車將最高時速從350公裏降到300公裏。但沒過多久，鐵路又恢複了快速增長，溫州撞車事故的一周年紀念活動被嚴格控製。官方媒體收到不得去現場的禁令，幸存者被警告要閉上他們的嘴巴。其中一個名叫鄧乾（音）的20多歲的男子當天試圖訪問事故發生地，警察尾隨著他，錄下他的一舉一動。“他們給我發出的信號是明確的：我現在是他們的敵人、他們的威脅。”他告訴我，“我認為他們會永遠注意我們。”
溫州的撞車和劉誌軍的倒台成了共產黨麵臨的重大風險的象征。中產階級已經接受了中國後社會主義時期的政治代價：隻要黨的執政能力還說得過去，就不挑戰黨的統治地位。但列車的相撞對他們是個打擊。撞車事故違反了這個契約，而且對許多人來說，它的意義就像“卡特裏娜”颶風對美國人那樣：政府失敗的標誌性體現。這是個無情的判決。駐北京的世界銀行高級基礎設施專家傑拉爾德·奧利維爾（Gerald Ollivier）指出，列車仍是在中國目前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如果你仔細想想的話，中國高鐵每年必須運送至少4億人。”他說，“在過去的4年裏，中國高鐵上有多少人死亡？40人。在中國，每五六個小時，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就會達到這個數字。因此，在安全性方麵，這是迄今為止最安全的運輸方式之一。這起去年發生的事故是很悲慘的，是不應該發生的，但是，相比用汽車完成運輸任務來說，它的安全程度至少高100倍。”然而，在中國，人們更傾向於引用一個非常不同的統計數字：在日本高鐵運營的47年中，僅有1人死亡——一名在關門時被夾住的乘客。
中國最近的醜聞似乎加速了一個真相時刻的到來：新的中央政治局班子下月就職，他們現在知道人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對從國家崛起過程中所得到的好處感到滿足。黨在一代人的時間裏使五億國民擺脫貧困，建設了一個以前根本無法想象的物質和經濟世界。然而，人民看不出為什麽不能要求得到更多：現在中國政府在國內維穩上的支出比國防開支還多，以使每天都在展現的公眾的怨言和不滿不致危及統治。盡管審查員十分努力，中國人還是可以在網上讀到，他們的領導人吃的是在邊遠地區的有人把守的農場種植的無公害蔬菜，呼吸的是被過濾器清潔過的空氣。
薄熙來和劉跨越的倒台使權力肆意橫行的文化更加戲劇化了。多年來，劉誌軍和薄熙來致力於在使國家繁榮的同時也為自己打造一個錦繡前程。他們對這兩者的比例失去了把握；現在的問題是，他們的政府是否也這樣了。
劉誌軍將接受審判。開庭日期是國家機密，但最終判決不是。98%在中國進行的審判以被告獲罪結束，但預測劉誌軍命運的最可靠的依據是，黨已開始舉行其為時最久的儀式之一了。正如技術人員將政治鬥爭的受害者從檔案和畫像中塗去一樣，審查員將去年的網絡內容中為劉誌軍的成績歡呼喝彩的新聞報道和紀錄片統統刪除，留下的隻有一些報道他被捕的零星片段。劉跨越在中國成就史中被徹底抹掉，你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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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黨, 團派, 民選 - 孰是孰非!》(7)
--- 貪腐
新老太子黨
中國老百姓太不幸了，肥豬剛養好，要迎來一群瘦豬。(一桶水 2012-10-26 )
2.
中國好官: 舍我其誰????
天下為公。不為(自)己後(代)。(本人)
陽光上進。拚己不拚爹。(子女)
不經商攝政。結黨營私。(家屬)
公平競爭。不多吃多占。(親友)
3.
家產稅單是可以公開。
讓權利在陽光下運行。
unavail 發表評論於 2012-10-28 06:30:41
1.
ha ha
照此邏輯。
傳說中, 薄穀開來殺人案。
非薄熙來所為。與薄熙來無關。
所以, 薄熙來是無辜的。
2.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
政治家看政績, 貢獻。
3.
《太子黨, 團派, 民選 - 孰是孰非!》(3)
--- 說你行就行
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汪薄區別 ==> 薄更有民意, 民選基礎。
薄熙來是一個時代代名詞。
人們心中一種需要, 需求。
偌大一個中國 (13 億人)。沒有人管理得了一個鐵道部。
讓薄熙來上吧。
有關部門 ???
看來還是需要薄熙來(們)。
幹部不走田莊, 地頭。要出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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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s pringandsummer 發表評論於 2012-10-27 16:38:05"溫家寶亦未在家人的經營活動中起到任何作用"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unavail 發表評論於 2012-10-28 06:28:39
中國大使親臨施壓 刺激《紐約時報》揭露溫家
文章來源: 明鏡新聞網 於 2012-10-27 20:13:49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打印本新聞 (被閱讀 6456次)
中共施壓，刺激紐時揭露溫家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 夏羲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6日用生硬的言辭攻擊了指紐約時報，因為紐約時報前一日發表長篇調查報導，揭露了中國總理溫家寶家族的財富內幕。在發言人口中，任何專業的揭露中共高官的報導，都是「抹黑中國」、「別有用心」。
顯然，這沒有任何說服力。隻是告訴大家，中共不但不允許自己國家的媒體監督官員，也不接受西方媒體對中國官員的批評報導。
「真正的災難還不隻是發言人的官話，而是在私底場合下，中共外交官常常也表現生硬。」一位熟悉中共外交運作的人士對明鏡網說。
最新的例證是，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和駐紐約總領事館的官員，給紐約時報施加壓力，結果反而激起紐約時報報導溫家寶事件的熱情。
消息靈通人士對明鏡網說，中共駐美大使張業遂周三前往紐約時報，強硬地向紐約時報高層宣示了六點，目的在於阻止揭露溫家寶家族財富的報導發表。
「這位大使可能不知道紐約時報成為偉大報紙的曆史，她曾經無數次抗拒了來自白宮的壓力，包括拒絕聽命於總統。」接近紐約時報的人士對明鏡網說。紐約時報回應中共外交官的是，在張大使施壓的第二天，關於溫家寶家族擁有170億人民幣財富的長篇報導發表了，「如果沒有來自中共外交官的壓力，也許這篇報導不會這麽快發表。」
在漫長的調查溫家寶家族財富的過程中，紐約時報曾多次要求溫家和中國政府能響應一些問題，顯然，紐約時報並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複。
中共官員擅長掩蓋真相，不習慣應對專業媒體的釆訪要求。
unavail 發表評論於 2012-10-28 06:28:21
《紐約時報》解釋如何獲取溫家寶財產信息
文章來源: 多維新聞 於 2012-10-27 19:56:16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打印本新聞 (被閱讀 11535次)
【多維新聞】《紐約時報》中英文網站刊登揭露溫家寶家人擁有巨額資產的報道，多家媒體認為這份以資料數據為賣點的揭露性報道其真實性有待商榷，因為“如果國家機器中沒有人配合，拿到這些保密資料是不可能的”。
不過隨後，《紐約時報》有關溫家寶這篇文章的作者David Barboza撰文詳述尋找相關信息的過程。
文稱，30年的經濟改革以來，中國政府努力吸引海外投資，這創造了大批政府代理部門。這些部門保存政府機構、私人公司及其主要股東包括簡曆和身份證副本在內的文件。這個係統允許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媒體要求審視企業紀錄。
盡管普通中國人不被允許查詢這些記錄，但是他們可以請律師或者谘詢公司提出要求，查詢每家公司紀錄的價格為100至200美元。
《紐約時報》用這種方式獲取了數千家中國公司的信息，審視中國總理溫家寶親屬所控製的商業網絡。很多中國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可以查到在當地注冊的公司的紀錄。
一家公司的檔案通常包括該企業注冊成立的時間和地點、公司法人代表、主要股東，以及注冊資金。
可能由於越來越多欺詐醜聞，也有可能由於媒體越來越多介入針對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家族財富的調查，中國最近收緊了了解公司信息的渠道。
文中說，今年大部分時間難以從北京工商局獲取當地公司的紀錄。
盡管如此，公眾還是可以查到很多公司的記錄。從去年年底開始，《紐約時報》開始審視從北京、上海、天津、深圳以及其它一些城市獲取的信息。這些紀錄使得《紐約時報》得以追溯溫家寶的親戚、朋友過去十年來打造的商業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