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蕭功秦：高調民族主義非中國之福
——第二次中日戰爭的曆史會不會重演？
作者按：釣魚島之爭引起的連鎖反應，使作者聯想起“九一八”前後中日各方關係的結構：日本少數極右翼挑起事端，占據了日本“愛國主義”話語至高點，中國雖然是弱國，但國內高調民族主義出於義憤，而對中國政府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政府為了獲得民眾支持而不得不保持國民革命王正廷“革命外交”以來的高調立場，中日之間出現持續的硬硬互動，相對溫和的日本外交官與文官政府紛紛被主戰派機會主義者取代。隨著極右翼的戰功勝利，日本中間派民眾越來越向極右翼好戰派靠擾，軍國主義如魚得水……。
八十年後曆史會不會重演：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越演越烈，網上輿論千篇一律，政府態度越來越強，日本溫和的知華派外交官丹羽宇一已經下台，下一步，中國民間的強硬立場會不會進一步引發失控的流血事件，這勢必將在日本引起右翼進一步非理性的反彈，作為強硬派的自民黨勢必得越來越多的民眾支持，而有可能在新大選中取代民主黨上台，民主黨把釣魚島變為廢島冷處理的計劃將被大規模建設計劃取代，自衛隊將改為國防軍，這將進一步刺激中國，國內情緒更無法控製，再次形成八十年前的硬硬相激，而美國由於意識形態與利益會不會從中間立場轉向對華強硬……。如此下去，未來五到十年中日之間會不會發生第三次中日戰爭？如果不幸而發生，它與第二次中日戰爭的最大區別，會不會是美國將站在日本一邊……。正如二戰時的日美關係所表明的那樣，敵人往往是雙方互動過程中不經意地創造出來的。當然我說的是最壞的可能，但這種可能由於曆史上關係結構的同構性，其發生概率不容小視。從曆史上看，人類的理性天然有其局限性，所有的人都自認為自己有能力控製事態，但結果恰恰相反。
在此曆史關鍵時刻，我們是不是可以多學一點鄧小平的“宜粗不宜細”的智慧：“我們的子孫比我們更聰明，他們會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正是出於一個曆史學者的憂慮，現將三年前的這篇文章加了一個副標題，發出來供參考（本文已收入《超越左右激進主義》一書）。值此曆史關鍵時刻，通曉中道事理常比高昂的激情更重要。
9月11日，中國民眾在北京日本駐華大使館門前抗議日本政府
“購買”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原文導語：泛道德主義的政治觀，充滿書生氣的虛驕的大言高論，強烈的愛國激情，對列強侵淩形勢與危機產生的心理焦灼感，對外部世界信息的封閉視野，形成以自我張揚來表達自衛決心的高調姿態，所有這一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便形成近代以來中國作為超大型弱國的高調民族主義特點。而近半世紀來中國政治文化與高調民族主義有著思維方式上的同構性。我們民族隻有在長期自覺地自我批判與自我反省的基礎上，才能真正成熟起來，並走向真正的文明。
十九世紀後期以後的中國民族主義，是一種在民族生存環境極度惡化的條件下崛起的反應型的民族主義，它的表現方式和發展態勢，與作為刺激源的西方列強對中國挑戰與壓力的強度有關，也與本民族的曆史、政治文化與民族心理特點等主觀因素有關。自秦漢以來，天朝帝國優越感就一直支配著我們這個古老民族，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民族心理特質對近代民族主義表現形式因而也有著潛在深層的影響，由於中國在十九世紀以來的社會背景與曆史條件的特殊性，這種反應性民族主義也往往存在著一些獨特的表現方式、個性特點與心理傾向性。
本文要考察的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中的高調性現象。自清末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以來，危機壓力下的中國民族主義，在士紳精英與民眾中，表現出泛道德主義色彩的高調性與激進性，這些特點不但在在甲午戰爭前後民族生存條件極度惡化條件下，而且在北伐以後，國家完成統一而仍然處於弱國地位條件的民國初年，都以不同的形式強烈而鮮明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政治生活與曆史選擇，在甲午戰爭前後清流黨士紳中，以後在1928年國民黨統一中國以後的民間與官方民族主義思潮中，我們都可以發現，這種高調民族主義對中國的曆史選擇所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它作為官方與民間的優勢話語，確實在很大程度上製約了民國時期的外交路徑與政治取向。
必須承認，這種激昂高調的民族主義對於聚合人心，動員大眾參與民族救亡運動可以說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但另一方麵，它卻有著嚴重的消極作用。下麵，作者試圖對近代以來高調民族主義的特點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甲午戰爭時期中國的清流民族主義
甲午戰爭前後，中國士紳中的民族主義，有一種強烈泛道德主義的傾向與態度。用清末義士唐才常的話來說，清末的清流黨人“無論曲直強弱，勝負存亡，但一不主戰，天下共罪之。”在泛道德主義民族主義者看來，選擇是否進行戰爭，並不考慮敵我雙方力量的強弱比較，也不考慮這場戰爭是否能取得勝利，而是根據正義、道德的信條來確定。清末的清流派士紳以高談“主戰”來體現其愛國的泛道德主義的立場。在他們看來，戰與不戰，是體現政治上的道德與邪惡的試金石。隻有勇於迎戰列強，才是愛國，才是忠於民族大義，否則就是投降主義。至於戰爭是否有足夠的準備，能否有勝算的可能，是其次的問題，甚至未必卻並不在清流黨人的考慮之中，而道德、忠於民族大義，才是首要問題，根本問題，在他們看來，戰爭成敗的關鍵，並不是軍事理性主義的世俗盤算，而是道德與人心是正，還是邪才是關鍵所在。中法戰爭中的張佩論、甲午戰爭中的翁同和主戰的大言高論，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可以稱之為“清流主義”的泛道德主義熱情與民族大義的理念。
這樣，泛道德主義的政治觀，充滿書生氣的虛驕的大言高論，強烈的愛國激情，對列強侵淩形勢與危機產生的心理焦灼感，對外部世界信息的封閉視野下形成的以自我張揚來表達自衛決心的高調姿態，所有這一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便形成甲午戰爭前後朝野中的清流黨人的民族主義特點。在傳統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與官紳階級中，深受危機壓力而產生的屈辱感，恰恰可以通過主戰論的大言高論而得以“理由化”。這種泛道德主義態度與思維方式，已經無形中滲透於這些儒家士大夫政治精英們的深層心理之中，對日本主戰還是談判，成為判斷是非正邪的標準。這種清流民族主義在甲午戰爭時期已經在朝野士大夫中取得了絕對的話語優勢。
連慈禧太後也在這種清流民族主義的優勢話語壓力下，擔心自己的統治失去道義合法性而受到巨大的壓力。她的態度從主和到主戰的轉變，就與這種話語壓力有關。在甲午戰爭以後，她曾告訴劉坤一，她之所以主戰，就是因為她害怕言官說她主和，“抑製皇上不敢主戰，史書書之，何以對天下後世？”
然而，在當時中國，從總體上看，卻缺乏與日本決戰的實際軍事能力，洋務派的軍事現代化效果很差，雖然海軍噸位與日本相比似乎差距並不大，但實際軍事訓練水平，指揮水平，綜合素質與實戰能力與日本相差甚遠。戰前李鴻章意識到中國方麵軍費不足，人才不夠，還不足以言戰，他預感到前景很不樂觀，因此力主議和，但受到大言高論的清流派強烈攻擊。在清流思潮占據話語霸權的氣氛下，朝野官紳大多數主戰，誰不主戰，就有被朝野視為名教罪人的危險，李鴻章在朝中孤掌難鳴。從軍事理性的角度與從長遠民族利益角度來看，在中日軍事力量對比已經十分不利於中國的情況下，忍辱負重，暫時避戰，臥薪嚐膽，以積極爭取時間，應該更符合中國的利益，然而，在當時充滿高調虛驕的輿論氣氛下，這種選擇已經完全不可能。
眾所周知，甲午戰爭是影響中國曆史命運的“滑鐵盧”之戰，是中國清王朝走向衰亡的轉折點。這場戰爭造成的直接後果是：中國賠了二億多兩庫平銀，相當於四十億美金，這個數字相當於日本國內四年的收入的總和。日本藉此巨款，一變而為東亞強國。而中國從此則陷入由貧而弱，由弱而貧的惡性循環。此後，庚子事變後中國對日賠款，兩場戰爭賠款總計達九十億美元，中國財政狀況從此雪上加霜，一落千丈。戰後，朝鮮成為日本的保護國，並在1910年正式被日本吞並，中國不但失去了朝鮮這一屏障，而且，朝鮮從此成為對華侵略最便捷的跳板。中日之間形成“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馬太效應。
日本人中相當一部分有識之士在此前曾認為中國與日本同處於受西方勢力步步進逼的地位，兩國有共同的命運而且唇齒相依，希望同中國團結合作，共同抵禦西方各國。然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之慘，連日本人也想不到，日本強硬派對華侵略所獲的大利中嚐到甜頭與鼓舞。在日本強硬派看來，既然中國是如此不堪一擊，那麽，在這樣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裏，不如根據國際通行的“叢林法則”，把中國當作瓜分對象。中國在日本人眼中，從值得崇敬的同文同種的文化母國，一變而為可供撲食的“技窮的黔驢”，這種觀念的大轉變，就起始於是甲午戰爭。從此，日本國內充滿對華侵略的好戰氣氛，日本廣大國民對華態度也發生重大逆轉，此後的日本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危險的敵國。由此影響了一百年中國民族的命運，
甲午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重大變化，從1894年到1900年這六年，連西方人也認為中外關係發生重大轉折的關鍵時期。此前，英國的當政者在天津條件之後，基本上還是把中國作為外交上的“正常”國家來對待，試圖通過通商貿易來實現本國的商業利益。然而，甲午戰爭以後，西方與日本一樣，突然發現中國竟是如此的無能，從此便認為，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裏，把中國當作“正常國家”實在太不值得了，既然日本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如此大的優厚的戰爭賠款，那麽西方各國也完全可以把中國當作任人斬割的印度一樣看待。西方民族身上的“狼性”也就從此激活。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推行的合作政策轉變為瓜分政策。它們步日本後塵積極參與對中國侵奪，尤其是德國與俄國這些後起的殖民主義帝國他們的表現特別亢奮。
從此，中國進入多災多難的民族危機時代，也開啟了我們民族二十世紀苦難的命運經曆。中國陷入亡國的重大民族危機，民族生存條件極度惡化。所有這一切，都與清流黨為代表的高調而又虛驕的“大國”優越感、泛道德主義大言高論、群體信息的貧乏而形成的激進思維的同質性有關，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危機時代形成一種虛驕的激進的強勢民族主義。
二、民國初年的高調民族主義
1928年北伐完成，中國在國民黨統治下再次重新統一，民眾也由於愛國激情而顯得充滿力量，但中國其實還是一個弱國。當時的相當一部分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人們就產生這樣一種錯覺，既然我們國家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如今又統一了，於是油然產生自我放大的、“國力強大”的主觀感受。一種揚眉吐氣的感覺，交熾著要把長期所受屈辱一掃而光的深層心理，油然而生，人們心中充滿了一種虛幻的大國感。對於我們一個在文化上曾經有著曆史上傳統的優越感，而在近代深受屈辱的多災多難的民族，一種高調的民族主義油然而生。
日本在袁世凱當政時，曾把“二十一條”強加給中國，國民政府統一中國以後，社會上可以說充滿對對日本侵略野心的同仇敵愾的民族主義，社會上流傳著“咱們中國人每人吐一口水都得把小日本淹死”，可以說就是這種高調民族主義的再次體現。這種高調民族主義在二十年代後期到三十年代初，在國人中有著廣泛的表現。對於新生的國民黨政權來說，它的合法性來源是民族主義，亢奮的高調民族主義，在新生的國民政府看來，無疑是“民氣可用”、政府可以把它作為鞏固自身權威合法性的重要精神資源。民間力量與國民政府的力量兩者相互激蕩。高亢的民族主義熱情在政府與民間相互激蕩。但國家實力卻不能與之相應的發展。
國民政府統一以後初期的“革命外交”申張了中國主權，但確實也存在著高調民族主義的一些特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為代表的“革命外交”，其宗旨是在短時間內單方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包括關稅自主，收回海關，收回法權，並將進一步收回租界鐵路及其他權利。王正廷在30年底給英國的備忘錄中聲明，要求在在31年2月前中國決定單方麵廢除條約並斷然收回一切利權。他聲明，如不能在預定期間內解決，即使全世界為此與中國宣戰，中國人也可應付並達到目的，“準備承擔一切後果”。
此前，1929年7月強硬派政友會田中內閣辭職後，穩健派濱口雄幸組閣，外長由幣原擔任，幣原外交主張不幹涉中國內政，對中國現狀抱同情態度，願意放鬆日本對中國東北的軍事支配，不采取前任的武力直接保護日本在華僑民的政策，等等。但“革命外交”理念支配下的王正廷拒絕對日本文官穩健派的作任何談判上的讓步。此時的日本相對開明的文官政府已經越來越受到對外擴張的強硬派政治勢力的強大壓力。當時，日本執行幣原對華協調政策的談判代表佐分利貞男，在內外壓力下自殺，王正廷曾在事後收到佐氏的極機密遺書，信中再三告誡王氏，如果中國不讓步，必將引起日本輿論界反感，信中還特別提到，最後的結果是，日本強硬派會采取最後手段對華戰爭，這可能導致中日兩國更大的不幸。
一方麵，是國力嚴重不足，另一方麵，民眾與精英中又由於國家統一，而油然而生一種異乎尋常的自信。雖然，中國積弱多年，國力還遠沒有真正強大起來，然而，由於是中國是大國，由於“規模效應”而產生的自信心。高調者會在民眾中獲得強烈的吸引力，成為民族英雄與民族利益的堅定保衛者。這又會進一步讓一些機會主義者為了獲得民眾支持擁護，新生國民黨政權也渴求得到政權合法性，而強化了民族主義對外抗爭的高調性。在當時，高調民族主義如此強列，即使被學者認為是“革命外交”中的王正廷這樣的“溫和派”，由於在談判中作出若幹妥協，仍然被輿論批評為“賣國賊”、“舊官僚頭腦”。
高調民族主義對於列強壓境的中國，具有極大的危害性，一般而言，小國的國民由於沒有規模效應這樣的底氣，因而總是比較謙虛，比較務實，比較低調務實，根據國力來決定對外交涉的態度與底線。相反，大國則不然，高調的民族主義者往往會使國人超越自己的實際能力，在維護民族利益的重大問題上，去作出拔苗助長的、先聲奪人的方式來申張自己的主張。1929年7月有，南京國民黨政府支持張學良強力收回蘇聯實際控製的中東鐵路，引起中蘇之戰而張學良軍慘敗，蘇軍占領滿洲裏與海拉爾，中國在國際上威望大損，也間接引起日本軍閥如法泡製侵略中國的野心，這可以說濫用“革命外交”的一個典型例子。
當王正廷以革命外交應對英法時，似乎並沒有遇到多大的問題。由於英法在一戰後國力走向衰落，而且遠在歐洲，在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後，對於繼續維持遙遠的中國的既得利益力有所不足，不得不對中國作出一些讓步，這又進一步受高調派受到鼓舞，並進而以同樣的方式來對日交涉。此時，這種民族主義引起日本強硬派的反彈。但日本卻並不準備像英國這樣做。日本近在中國鄰居，日本極端民族主義正處於發酵時期，中國的革命外交，恰恰使日本強硬派勢力進一步受到刺激，他們認為，日俄戰爭中，日本犧牲了十萬人的生命，數十億日元的重大犧牲，好不容易從俄國虎口中為中國奪回東北，戰後日本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權益與補償，隻得了南滿鐵路二十四年的租借權，這樣利權又要被中國新政權以“革命外交”的方式單方麵廢止，他們認為，“中國這種單方麵宣布條約無效的民族主義舉動，使日本在日俄戰爭後獲得的滿洲鐵路，旅順與大連，全部成了革命的對象”。加上張學良對東北日中民間之間大量懸案並沒有效處理，中國的“革命外交”，使日本文官政府的穩健派失語，並進一步與日本國內的強硬派軍國主義者形成相互強化的效應。
北伐統一以後國人中的高調民族主義發展膨脹的步伐，卻遠遠快過國力經濟的發展，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之間形成正反饋的相互強化與互動，日本強硬的擴張派利用中國國內的高調民族主義大做文章，使日本國內的輿論越來越支持強硬派的對華態度，東北的九一八事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自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激進分子暗殺以後，在對日本態度上表現得最激烈也最為高調的張學良，卻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作任何抵抗，而將軍隊退回關內，這又進一步刺激了軍國主義強硬派得寸進尺的野心。使力求在國際規則範圍內保持中日關係的日本文官溫和派失語，國民政府也因中國軍事力量無法與日本對戰，而屈曲求全，中國的苦難由此而步步加深。
直到九一八以後，國民政府才意識到中國的弱國背景，逐漸放棄了“革命外交時期”的高調的民族主義，當政者從現實利益與本身地位考慮，在態度上走向對日本立場的妥協與內斂。但已經為時己晚，由高調的虛驕民族主義引發的災難卻剛剛開始。
九一八到七七抗戰以前，一些失意的政客為繼續顯示其高調風格，中原大戰後失敗的馮玉祥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在九一八以後，他的清流式的大言高論在軍事上毫無價值，但卻在民間贏得民族主義立場堅定的美名。當時能認識到高調激進民族主義危害性的國人很少。近代以來中國每逢危機時刻，高調的清流黨人的民族主義的大言好論總能使他們在國人中贏得一片叫好。
從抗日戰爭本身角度來看，蔣介石在沒有達到最低準備基礎的條件下，在強大的的主戰壓力下倉促決定八一三鬆滬會戰，並因此而進入八年抗戰的。此時，國民政府連最低限度的作戰準備都沒有完成，上海戰役的慘敗，中國軍隊在上海失去了三分之一的軍事戰鬥力，從上海撤軍到無錫的一路上，連原先用來作為第二道防線的軍事設施的鑰匙都找不到，這樣一些比比皆是的具體細節可以看出中國國民政府進入戰爭是何等的倉促。淞滬戰敗後，以後八年戰爭中再也沒有恢複過元氣，直到美國太平洋戰爭的節節勝利，才使中國擺脫困境。中日之間的第二次戰爭對於中國來說，可以用慘烈兩字來概括，中國人是以血肉之軀來構築自己的戰爭長城。再形象不過地表達了中國抗戰的悲壯性。
三、近代高調民族主義的特點
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反應型民族主義，在麵臨近代以來更強大的西方挑戰，並陷入深刻民族危機以後，它所為一種不定型的，具有群體性心理基礎的社會心態，聚合在集體無意識中，不自覺的但持續影響人們行為選擇。人們並不一定理性地意識到它的存在，但卻受著它的支配與左右。構成中國的特殊民族主義的有以下這些因素。
首先，是一種虛幻的大國感，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但自近代以來，作為一個長期封閉的農業文明為基礎的國家，實際上是一種弱國，然而，一種由於“人多勢重”而產生的大眾心理感受，會油然而生成一種“眾誌成城”的群體幻覺。在這種社會同質氣氛中，這種由集體幻覺而生的“大國即強國”的心理感受，很容易演變為支持強硬激進立場以維護民族利益的理由。清流黨人的大言高論正是基於這種虛幻的大國感的潛意識，北伐成功以後的中國國民，在長期遭受挫折屈辱之後，一旦國家統一，在這種虛幻的大國感的潛意識支配下，就會自然而然地，從憤無所泄的精神壓抑狀態，一變而為高調的、亢奮的、充滿激情的民族主義。在這種同質性的情緒化的氣氛與精神狀態下，由於國人彼此遭遇相同，形成一種廣場效應，國力的強弱卻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事實上，中國對外保持強勢抗爭姿態的同時，內部卻處於政局動蕩不安的危機狀態。外交部長王正廷英國進行廢約談判的1929年到30年，正是國民黨內部黨爭、兵爭迭起時期。即使王正廷在南京談判期間，他甚至就明言他本人很可能成為叛軍石友三的俘虜。中原大戰期間，蔣閻馮大戰雙方動員兵力達140萬。事實上，戰亂的條件下的高調激昂的外交激進政策，不得不由於國內政局不穩，從單方麵的“強力廢約”退了下來。
其次，高調民族主義的思維特點是泛道德主義，什麽叫泛道德主義？就是把政治問題與軍事問題，作道德倫理的標準來判斷。泛道德主義就是把不應該用道德來判斷的問題，對戰與不戰的選擇，不是根據軍事條件是否成熟來判斷，而是簡單地看作是道德問題與倫理問題。把道德倫理標準泛化。它與中國曆史上的清流黨，中法戰爭中的張佩倫，甲午戰爭中的翁同和，在思維結構與價值結構上具有同構性，這種泛道德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中的道統觀有密切關聯。它也深深植根於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之中，由此產生的觀念就是，道德判斷幹預了軍事政治選擇。一不主戰，天下共誅之，凡是主戰者，就是道德的，不主戰者，就是“投降主義”、“漢奸”或“賣國者”。
泛道德民族主義最大的力量在於激情，然而，道德激情卻具有兩重性，一方麵，它固然有利於從道德至高點來團結聚合人心，但另一方麵，卻不利於務實的理性思考，它會排斥理性功效判斷基礎上的合理的軍事與政治選擇。它的激情性格卻又很容易在大眾中形成感召力並取得話語霸權。
與泛道德主義相對應的是軍事理性主義，軍事理性主義，是世俗理性在軍事領域的體現，所謂的世俗理性，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全理性，排除了道德、信仰、宗教教義的幹擾，直接訴諸於功效考量。以尋求最能實現民族利益的解決方式。這是一種世俗的理性在民族利益上的表現。軍事理性主義，就是超越道德判斷，從采取什麽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實現民族利益的角度，從功效最大化的角度來思考戰爭成本、效益、風險與利害考量，不打無準備之戰，軍事理性主義主張在軍事問題上，要知己知彼，要根據強弱實力對比來確定相應戰略。
第三，信息的同質性，由於同樣處於一個封閉的環境中，中國人對事物判斷的信息相當有限，而且同質化，同樣的貧乏的信息下。人們由此推論資源是同質的，於是這種泛道德主義民族主義就會形成一種磁場效應。處於這一場域中的人們，同質的互動過程中相互強化了原有的觀念。構成中國近代承受西方挑戰以後的民族主義的特點的，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但以上這三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餘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主義在民間崛起，銀河號事件、南斯拉夫炸館事件、中美撞機事件、與申奧過程中都有著鮮明的體現，一方麵，中國民族主義在保衛自己民族切身利益中顯示自身的凝聚力量，另一方麵，我們可以從中國民間民族主義思潮的激進趨勢中，從一係列抵製日貨、抵製韓貨、抵製法貨的激烈呼喚中，看到近代虛驕高調民族主義的某些不自覺表現。事實上，一個民族的政治文化會不自覺地在下一代中傳承下來，《中國不高興》一書之所以在出版後立即在民間暢銷，也這種高調民族主義心態有關。該書作者們也意識到這種民間的長期壓抑的“揚眉吐氣”心理是一種可動員的力量。該書認為“2008年年輕人的反彈，實際上蘊含著1840年以來的文化積累”。“中國下一步現代化的過程，決定中國要與西方進行一種以軍戰為支撐的商戰”，要對西方“有條件地決裂”等等。人們可以從《中國不高興》一書出版以來這些激進網絡議論中看到，與近代虛驕清流派何其相似。
中國人三十年來與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著全球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為什麽一些民間的激進民族主義憤青們仍然會以偏執，好鬥的方式來看待國際問題？激進的左的政治文化，曾經如此深深地滲透著我們這個民族的骨髓與精神生活之中，因此，左的思維方式對人們的支配影響作用的式微，要遠比經濟變遷緩慢得多。事實上，極左政治文化中的泛道德主義、虛驕與高調，與曆史上近代清流民族主義有著思維方式上的同構性。我們民族隻有在長期自覺地自我批判與自我反省的基礎上，才能真正成熟起來，並走向真正的文明。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文明的進步，一種可以被稱之為中等收入階層的民族主義，一種更溫和，更理性，更具寬容心態的民族主義，將有可能取代近代以來的高調民族主義，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趨勢。合作的加強會進一步使這種反應性民族主義向良性互動發展。但這個過程仍然任重道遠，中國民族主義是否能順利實現這種轉向，仍然取決於社會文明進步過程是否順利。
（本文是2009年7月香港舉辦的中歐論壇《中國民族主義》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收入《超越左右激進主義》一書已作增補修改）
來源：共識網
引: "一個總理上門給人消氣的國家..."
說的好!
朱熔基 當時的話太丟臉了!
論斬!
引: "...眾所周知，日資在中有2萬家企業，直接雇傭了1000萬中國人。除了雇傭，資金，技術的撤退，其影響十分巨大。"
===
胡說八道!
1)日資在中有2萬家企業,賺了太多的中國錢了,當然要把他們趕走!
2)日本在中國的工廠,沒有任何高科技!...都是中國會做的東西.
3)日狗走了,中國人就有更多的創業機會!
你,胡言亂語,就再砍一次頭了!
抱歉,我直說: 至少,你是一個親日派!
該砍頭! 哈哈哈!
因為,找中國麻煩的人,都非常有針對性,你躲避不了的!
麵對麵的解決問題...多方麵的結交友好國家和人民...
自力更生(毛澤東思想)是必須的!
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曆史係教授、複旦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預測”專家、中國國有企業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青年研究會常務理事、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委員、上海市曆史學會常務理事、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促進會學術委員、《大公報》特邀評論員、台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編輯委員。
你在前一帖裏就說日本人多麽"好"的...
我下麵的問題是:
回複牛歌的評論:
謝謝回話,我想,這是一種"日本精神"的展現, 嗬嗬!
同意你說的:
"(不允許)行為暴力自不必說，相信大家都對日本十分良好的社會秩序有所見聞"
我對日本的認識是從小時在台灣開始的,然後在美國讀書做事,有日本同學同事,還有日本的鄰居,和與留日的朋友們...我的觀察是:
日本人規矩,敬業,合作(TEAM WORK),...叫人感到相處的舒適.
但是,他們心計很多,很會偽裝,也非常具有積極性(侵略感 和危機感),他們裏外分明.
日本人的個體和團體的表現尤其不同!...對於日本自己人和外人絕對
不一樣!
他們在台灣,有時非常狂妄,厭惡!
他們有極端行為...很多日本人聚在一起,常常就顯出他們的侵略性和殘忍性了.
請問,你同意我說的嗎?
回複牛歌的評論:
謝謝回話,我想,這是一種"日本精神"的展現, 嗬嗬!
同意你說的:
"(不允許)行為暴力自不必說，相信大家都對日本十分良好的社會秩序有所見聞"
我對日本的認識是從小時在台灣開始的,然後在美國讀書做事,有日本同學同事,還有日本的鄰居,和與留日的朋友們...我的觀察是:
日本人規矩,敬業,合作(TEAM WORK),...叫人感到相處的舒適.
但是,他們心計很多,很會偽裝,也非常具有積極性(侵略感 和危機感),他們裏外分明.
日本人的個體和團體的表現尤其不同!...對於日本自己人和外人絕對
不一樣!
他們在台灣,有時非常狂妄,厭惡!
他們有極端行為...很多日本人聚在一起,常常就顯出他們的侵略性和殘忍性了.
請問,你同意我說的嗎?
突然發現?
西方民族身上的“狼性”也就從此激活.
Is 蕭功秦 suggesting that the West would have been (stayed) civil if not for the "sudden" Chines defeat ?
成功或失敗主要取決於實力.
你示弱, 別人就放過你了?
謝謝分享！其實一個民族弱後就會被挑出來挨打受欺，遲或早的事。居安思危自強不息才是唯一立於不敗的出路。
軍事理性主義，就是超越道德判斷，從采取什麽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實現民族利益的角度，從功效最大化的角度來思考戰爭成本、效益、風險與利害考量，不打無準備之戰，軍事理性主義主張在軍事問題上，要知己知彼，要根據強弱實力對比來確定相應戰略。-----說得很好。但發展真正軍事實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了真正的實力才能做到真正的威懾。
何方無知?!
中國現在需要民族主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