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權力的焦慮及化解之道

 

木然：權力的焦慮及化解之道

政治體製改革焦慮症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經濟發展了，政治停滯了，政治發展不是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的問題，而是實質沒有動的問題。由此帶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政治腐敗觸目驚心，維護穩定變成了維護腐敗的穩定，公權力在腐敗的過程中轉變為公開的私權力。從而使中國從上到下、從官方到民間、從地方到中央、從普通公民到權力精英都產生了可理解式的可公度的普遍性焦慮。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焦慮。“紅旗到底能打多久？”既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新問題，它不但與革命性政黨向執政性政黨轉變有關，也於如何執政有關。如果以革命性政黨的思維方式執政，其焦慮來自於內在的和外在的假想的敵對勢力，解決的方式就是不斷鎮壓各種敵對勢力，這主要是指毛澤東時期的革命性執政方式。現代的執政方式需要化解各種內在的外在的矛盾和衝突，使執政派別公開化，派別製衡公開化，通過派別製衡升成具有現代意識的民主競爭規則。民主執政應該成為執政黨惟一的執政方式，這能保持長久性執政。目前，毛澤東的執政方式沒有完全退出曆史舞台，新的規則還沒有生成，革命性執政焦慮與未來黨內民主規則不可測性執政焦慮共存。雙重焦慮的共存，造成政治體製改革步履維艱。對政治體製改革想像式的恐懼使權力部門選擇了維穩這個革命色彩甚濃的執政模式，這是一個提升焦慮而不是化解焦慮的模式，因為維穩往往導致了更大的不穩定和更大的執政焦慮。亡黨亡國就是執政焦慮的最主要表現。

這種焦慮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多重壓力的結果。表現在：西方民主國家政黨執政輪換的壓力；原蘇聯東歐巨變的國家的壓力，這些國家共產黨基本失去了執政的能力，作為反對黨，反對的能力也是極其有限。當時蘇聯共產黨下台的重要心理原因就是人們的政治直覺訴求，即也許換一個政黨會更好。這些國家在經過二十年的轉型之後，不但經濟發展，而且政治也走上了民主之路；非洲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等國的專製坍塌和民主轉型；華人地區的民主，新加坡、台灣省、香港、澳門等，尤其是台灣國民黨在下台之後又重新上台，增加了和擴大了執政的內涵，現在執政不等於永遠執政，沒有永遠的執政黨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官方與民間的共識，尤其是獲得了民間的共識；最重要的壓力來自國內，民主已經成為國人的內在要求，這種內在政治訴求是一種類似於當時蘇聯人的政治心理訴求，這種政治心理訴求沒有體現在官方文件和官方媒體，但在網絡上卻已經十分明顯。

第二，被清算的焦慮。“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焦慮還與被清算的焦慮密切地聯係在一起。俄羅斯等國不但對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及體製進行批判，還對其所做作為進行了清算。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斃、埃及穆巴拉克被審判、利比亞卡紮菲的暴力性死亡不能不使中國的官員們憂心忡忡。一些腐敗的官員、權力濫用的官員通過這些國家看到了自己的未來。被清算的憂慮使他們進行了四種選擇的考量。一種是絕不認錯，絕對維護現行體製，因為現行體製才能保護他們的腐敗。第二種是把財產與直係親屬移居國外，使個人風險最小化，使腐敗收益最大化。第三種選擇與第二種選擇相聯係，在中國當裸官。第四種選擇就是公開自己的腐敗行為，使自己受到法律的公正審判。這四種選擇對於官員來說都不是最好的結果，但是壞選擇裏的好選擇，符合“最大最小化原則”。第四種選擇是壞選擇中的最壞選擇，是屬於官員廢棄的選擇，除非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第四種選擇才成為迫不得已的選擇。在他們看來，政治體製改革是找死，有蘇聯東歐為鑒，但他們沒有看到選擇也是機遇。不改革政治體製是等死，他們寧願等死也不願意找死，他們甚至錯誤地認為，等死成本低，找死成本高，卻不知政治生命與人的生命是不同的，政治體製改革的找死與等死都不是自然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都是被清算的結果。要避免被清算，最明智的還是進行政治體製改革，這是一個低成本高收益的改革，也是一個不被清算的改革。

第三，正義難以彰顯的焦慮。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無疑是對中國的巨大衝擊。鄧小平對此的回應是，不改革開放，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改革開放的目的是加強執政能力，執政能力的主要標誌是發展生產力，把發展經濟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通過發展經濟來改善人民生活來提高執政能力。問題在於，發展經濟並不一定增強執政能力，尤其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當經濟不再是主要問題的時候，當包括自由平等尊嚴的正義成為主要問題的時候，以經濟取向的執政能力就會受到嚴重的挑戰。而且，經濟本身的正義隻有通過完善的市場來體現，當權力宰製市場經濟的時候，市場經濟本身的正義就會扭曲變形，甚至成為非正義的組成部分，其表現權貴市場所導致的兩極分化。經濟非正義又與政治的非正義互相支撐，導致了經濟與政治的雙重不正義，雙重不正義都是權力本身導致的。權力身陷不正義又想通過自身去解決不正義的問題不但解決不了正義問題，反而使非正義領域由經濟、政治領域擴張到教育、科學、文化、社會等諸領域。這種非正義的出現與擴大，造成了人們對正義的需要和現實不能滿足正義的現實產生了巨大的落差和巨大矛盾，人們不知道市場何時可以回歸其本來麵目，不知政治正義何時成為對權力的道德約束。目前沈陽大麵積關店就是一個明證。

第四，公民權利無保障的焦慮。中國的矛盾已經是公民權利與公共權力的矛盾，公民權利的訴求與公共權力對公民權利的擠戰使普通民眾對政治生活產生一種失落感，對公權力的信任急劇下降。公民權利是人們追求幸福和尊嚴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幸福與尊嚴就難以提升。當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的時候，必然會產生幸福與尊嚴的焦慮。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所長袁鵬認為美將更多利用非軍事手段滯緩或幹擾中國崛起進程，措施之一就是：“以‘網絡自由’為旗號，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這種觀點引起了公民的強烈反應、反響、反彈，批評者有之，反對者有之，讚成者有之，以批評與反對為主。這種觀點且不說混淆了馬克思主義的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的眾所周知的傳統觀點，更為主要的是它引發了公民權利無保障的焦慮，從而使追求幸福與尊嚴成了一個未知數。

第五，財產能否保障的焦慮。財產權是公民權的核心內容，也是其它公民權利的重要前提。沒有財產權，政治自由、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已經寫進憲法裏，如果遵守憲法，嚴格按憲法辦事，每一個人的財產是有保障的。在現實生活中，由於強征土地、強製拆遷，人們對財產能否得到保障產生了巨大的疑問，更由於權力超越於憲法和法律，不斷以各種明裏暗裏的方式侵占人們的財產，人們對財產的憂慮程度在不斷加深，有巨額財產的人不得不把其財產轉移到國外。

據2011年6月的福布斯中文網介紹：中國的富有人群正在把錢轉移出自己的國家--主要是在不安全感的驅動下。其中許多人甚至正著手準備移民。據一份最新調查稱，中國約60%的“高淨值人士”--即那些擁有1000萬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士--不是在考慮投資移民，就是已經快完成移民手續了。這份調查由中國招商銀行和貝恩谘詢公司聯合進行；調查結果還顯示，那些擁有1億元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人群中，有27%已經完成移民，47%正在考慮離開祖國。這一令人吃驚的結果與美國財政部的非法錢款流向監控報告相一致：自去年夏季以來，發現從中國向外秘密轉移的現金大幅增加。幾乎所有支持移民申請的基金都來自於中國，而且向外轉移的方式違反了北京方麵的嚴格規定。據非營利組織全球金融誠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稱，中國的非法資金轉移在全世界首屈一指。2000年至2008年間，從中國流出的款項總額達到了驚人的2.18萬億美元。2012年這種財產轉移的範圍和速度不但沒有下降，而且還在不斷地上升。

當然，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焦慮遠不止上述內容，上述焦慮應該是中國目前最主要的焦慮，這種焦慮的化解，取決於政治體製改革。政治體製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否則焦慮的凝聚會最終使政治體製改革處於不可改革狀態，或逃跑或革命即將成為不可改革狀態的替代品。


化解權力焦慮的四項基本原則

化解權力焦慮的基本原則是告別過去，回歸曆史真實；麵對現實，不回避現實；可持續政治發展原則；走向憲政民主，走向未來。原則終歸是原則，隻有對原則進行闡述，才能明確地把握原則及其應用範圍和限製範圍。

一、回歸曆史真實原則。權力的焦慮部分來自於對過去的曆史真實還原，曆史真實的還原會導致不確性的結果，或好或壞或不好不壞，或穩定或不穩定或穩定與不穩定共存，或合法性喪失或合法性獲得或者合法性既沒失去也沒獲得。多種可想象的可能性與可想象的恐懼性應有盡有，從而導致權力進退兩難，難以定奪。權力因在還原真實的曆史想象與恐懼的多種可能性中患得患失。

告別過去，就是告別不真實的曆史，讓曆史的真實取代曆史的意識形態、曆史謊言。不可否認，正視曆史，有的時候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喪失，合法性一旦喪失，權力就會失去穩定性，而權力一旦失去穩定性，不但政治無序，社會也會陷入混亂狀態，政治和社會都會進入不可治理狀態。但是，正視曆史，也有另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更大，那就是不斷地增加合法性。這個方麵有很多例子可資證明。原來蘇聯解體之後的蘇聯各個國家，都對蘇聯的曆史進行了反思，對列寧、斯大林及其後來者的錯誤進行了根本性的反思，得出了完全不同於蘇聯教科書的結論，才使人們認識到蘇聯曆史教科書的欺騙性，從而使人們認識到過去的路不可能再走，從而提供了國家向前走，向民主法治道路走，向自由道路走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通過對曆史真實性的複原，人們對過去曆史的忠誠轉化為對民主製度的向往。台灣國民黨對蔣家父子那段曆史的評估，使台灣人對蔣家父子的功與過有了理性的判斷，對於國民黨給予的理解性支持，國民黨也在對曆史的反思當中由革命黨變成了現代民主政黨。曆史是權力的重負，尤其是曆史中的權力有著肮髒、謊言、欺騙的時候更是如此。卸載曆史的重負需要時機，需要政治智慧，但更需要政治良心、政治美德。

化解權力的曆史焦慮，一個曆史人物是必須麵對，必須要解決的，這個曆史人物就是毛澤東，如何認識毛澤東，尤其是如何重新認識毛澤東，如何重新認識以毛澤東為代表人物創造的曆史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在這方麵，有民間和官方兩種意識形態表述，之所以把民間的看法定為意識形態，因為民間的研究並不是客觀的，而是有著基本的價值偏好，比如民粹主義把毛澤東奉為神，民族主義把毛澤東視為民族主義的象征，左派把毛澤東視為平等的大救星，而自由主義把毛澤東視為專製者，不同的民間價值共同體對毛澤東有不同的解釋，這裏麵有真相、有謊言、有自我塑造。而官方意識形態對毛澤東的評價基本停留在1981年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上和鄧小平關於毛澤東的曆史評價上，即所謂的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成績。可是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所犯的錯誤來看，三七開是誇大了毛澤東的政績，掩蓋了毛澤東的錯誤或回避了毛澤東的錯誤和犯錯誤的根本原因。據說現在的做法是不再提毛澤東思想，而隻提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但回避隻是一種權宜之計，會給後來帶來更大的曆史難題。

按著鄧小平的思路進行推進，也許會給我們以重要啟發。鄧小平說我們的體製是從蘇聯照抄照搬過來的，蘇聯的體製也不是成功的。按著鄧小平這一觀點進行邏輯推理，合理的結論應該是，中國的政治體製也不是成功，蘇聯的解體與轉型就證明了蘇聯體製的破產，中國的政治體製在將來的某一時刻的破產就是鄧小平觀點的邏輯結果和現實證明。而這一體製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從蘇聯搬過來的，政治體製的邏輯錯誤推延到毛澤東就是毛澤東也是錯誤的，蘇聯在告別了過去曆史的同時也同時告別了列寧和斯大林，中國如果不回到過去，告別過去的曆史就必然告別毛澤東，就必然要反思毛澤東時代政治體製的性質，而這一體製也如鄧小平在引用毛澤東本人的話說斯大林破壞法製，這在英美法這樣的國家不可能發生，實際上也就是說毛澤東破壞法製，這在英美法這樣的國家不可能發生，這也就等於說，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必須告別毛澤東的專製。隻有告別毛澤東的專製思想、專製思維、專製措施，才能對政治體製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才能建立完全不同於專製的憲政民主。

二、不回避現實原則。權力的焦慮也體現在現實中。麵對現實是化解權力焦慮的基本方法。權力焦慮基本是當今現實造成的，而且又與曆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中國的現實可以從多種角度去劃分，每一種劃分都是矛盾的體現，也是權力焦慮的現實根源。以下的角度僅是例舉性的，但又是現實中表現極為突出的。

從經濟與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這是舉世公認的，這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但是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帶來政治的必然發展，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遇到了挑戰，市場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必然帶來政治民主。一個基本的事實是，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沒有及時跟進，市場經濟變成了權貴壟斷經濟，市場經濟的天然開放性被權力的封閉性所阻割，經濟利益集團變相成為權貴利益集團，公有製經濟變成了官有製經濟實體。權貴經濟既不同於社會主義經濟，也不同於資本主義經濟，權貴經濟是最壞的經濟，這種經濟是對普通民眾的經濟與政治的雙重掠奪。

從維權的角度來看，盡管有人調侃說現在是官員智商下降與民眾智商上升、官員道德下降與民眾道德水平提高的矛盾，但這種調侃的道理在於，這種矛盾的實質是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的矛盾，這個矛盾是當代中國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的解決帶動著其它矛盾的解決，如果這一矛盾不解決，就會阻礙經濟發展，尤其是政治發展。這個矛盾是解決其它矛盾的基本線索，離開了這一矛盾的解決，經濟發展會被財產轉移所代替，政治發展會被政治動蕩所代替，文化發展會被道德滑坡所代替，社會發展會被社會仇恨所代替，民主政治會被暴民政治所代替，改革會被革命所代替，憲法會被說法所代替，規則會被潛規則所代替，整個社會被不安、恐怖所籠罩。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的矛盾突出表現在維權事件，每年十幾萬起的突發的維權事件使得官員防不勝防、疲於奔命。而解決手段單一又利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係更加緊張，維穩如果不建立在維權基礎上，維穩最終的結果是社會動亂，維穩把自己送上維穩的斷頭台。這是單一維穩的宿命。

從中國現實政治與網絡政治來看。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中國政治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就是現實政治與網絡政治並重的政治。按著正常的理解，網絡政治是現實政治的反應，網絡政治是現實政治的微縮版、濃縮版，網絡政治與現實政治具有一致性。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網絡政治與與現實政治呈現的是兩個世界，至少是在表麵看來如此。現實世界是和諧的，穩定的，網絡政治世界是充滿衝突和動蕩的政治。網絡政治把現實政治虛幻的和諧與穩定撕得粉碎。幾乎所有的現實政治都被網絡政治解構，幾乎所有的現實政治都被網絡政治重新解讀，幾乎所有的現實政治都在網絡政治中得到重新審視，幾乎所有的現實政治都被網絡政治嘲諷，幾乎所有的現實政治都被網絡政治夷為平地。網絡政治以其特有的方式重創了現實政治，使得現實政治疲於應付，現實政治幾乎成了救火隊，消防員。

從價值多元化的角度來看，利益多元化、社會地位多元化必然導致價值多元化，民主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自由主義、平等主義、社會主義等價值觀群雄並起，人們根據自己的價值偏好、利益需求、精神追求、信仰要求在多種主義進行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選擇，這種選擇既是改革開放西方文化影響的結果，更是人們內在的精神追求。傳統的一元的價值灌輸、道德說教因其教條性、封閉性、唯我獨尊性、唯我獨正確性的原教旨主義被無情地打破，權力主導的價值觀不但被市場無情解構，也被價值的多樣性選擇而失去了主導能力，尤其是政治世界的貪汙腐敗、機會主義、官本位使得主導價值受到了嚴重侵蝕，而以大學生為主體的考公務員大軍所追求的實利、實用、保險、特權使得主導性價值受到無情踐踏。

經濟與政治的雙重扭曲使得權力難以回歸公共權力，維穩使維穩本身失去合性、合理性、正當性，網絡政治與現實政治的權力使公權受到嚴重挑戰，價值的多樣化使權力的主導性價值失去主導作用。權力在現實中左衝右殺，以利維坦的方式步陣終究還是難以擺脫權力的困境，這樣做的結果是使權力越陷越深並難以自拔，權力的焦慮也因此日益加劇。

三、政治可持續發展原則。經濟發展是硬道理，政治發展更是硬道理，經濟發展需要可持續，政治發展更需要可持續。政治發展的可持續比經濟發展的可持續要複雜得多，經濟發發展的可持續並不能被政治可持續發展所複製，政治可持續發展需要有政治的獨立觀點、製度架構和公民的忠誠感和尊嚴感。政治的可持續發展發展與政治的不可持續有原則的界限。與政治可持續發展相對應，維穩的政治措施是不可持續的，與當代普世價值觀不相適應的是不可持續的，人治發展就是不可持續的，專製政治就是不可持續的，沒有秩序的政治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政治不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表現是現在社會普遍沒有安全感，都處在莫名的說不清楚的恐懼與焦慮中，生命、財產、安全、自由沒有基本的保障。憲法不受權力尊重，官員的一句話勝過十部憲法，而官員的話總是變來變去，公民總是處在被潛在或明在的恐嚇狀態。這是權力濫用的結果，在權力濫用的同時，權力自身也處在焦灼與惶恐不安狀態。

政治的可持續發展是化解權力焦慮的重要途徑。可持續發展意味著權力和平有序的更迭，權力運作的成本低廉，不會因上台而狂妄，不會因下台而恐懼。政治可持續發展表現在權力製約、司法公正、政治糾錯、社會製約機製、政黨糾錯機製健全等諸方麵。

四、憲政原則。中國未來的政治，是建立憲政民主。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製度設計與改革的具體時間表，都要圍繞憲政這一核心來進行和展開。無論是頂層設計還是社會管理創新，都應該是憲政民主的具體操作步驟。離開了憲政民主的核心，權力就會濫用，公民權利就破受到破壞。權力濫用就會導致權力的焦慮，任何腐敗都不會心安理得，任何腐敗都會受到有理性有道德人的內在自我壓力和外在譴責與道德約束。離開了憲政民主，頂層設計會變成既得利益集團的自我設計和自我保護，社會創新就會被社會管理所代替。

憲政民主是走向未來、走向文明的核心的實質性步驟，這是一個永久性合法性的問題的解決，是化解權力焦慮的永久性解決。鄧小平說正確處理人治和法治的關係，就是要在將來建立法治。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是要在將來建立民主，民主要法製化製度化，就是隻有民主法治才能給國家帶來長治久安，才能給社會帶來繁榮，才能走向一個自由而繁榮的國度。鄧小平的民主法治思想是初步的，要想保持初步的思想正確性，就需要不斷對其思想進行詮釋，並不斷注入現代政治文明、普世價值、公平正義的理念，為政治體製改革提供思想指導。

總之，回歸曆史真實，麵對現實，不斷推動政治發展，政治體製改革，建立憲政民主製度，是化解權力焦慮的四項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