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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公：政製不修，焉能衛國？
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衛國失敗，屢次上演，形式各異。小敗，割地賠款；大敗，改朝換代。論及敗因，無論是官修史書，還是民間著述，大都少不了“內政失修”這一條，也就是製度失當、吏治腐敗、官民對立、階層隔怨之類。曆史進入到國號嵌入了“人民”、“共和”字樣的新時期，情況是否發生了變化呢？當深入分析保釣、保黃（黃岩島）、保沙（南沙）、保藏（藏南）、保疆（南疆）等諸多衛國項目的預期結果時，我們悲哀地發現，情況基本沒變。
1、集權，為賣國大開方便之門
如果細致考察上述衛國題材的肇因，可以進一步發現，問題的形成，竟也是緣於內政不修，準確點說，是政製不修、權力失控、官家肆無忌憚地代表人民。
毛-周把白龍尾島、半個長白山、鴨綠江出海口的幾乎全部島嶼、江心坡-南坎地區、坎巨提地區、藏南地區等總計超過20萬平方公裏的領土，送予、贈予、讓予鄰國，是40多年前發生的事；唐魯烏梁海、半個黑瞎子島等總計超過15萬平方公裏的領土，讓予、分予俄國，是10多年前發生的事；而帕米爾高原一塊2.85萬平方公裏土地中的95%，讓給了塔吉克斯坦，則是去年一月份剛剛發生的事。
那些新中國的締造者和當家人，在將作為國之根本的領土送人時，同樣表現出了無所忌憚的革命豪情，談笑間便處置完畢，讓渡主權的“創新”模式，令人震驚。
模式一，“讓政府不讓軍隊”。關於把緬北三角區（江心坡地區）約1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讓給緬甸一事，周恩來解釋說：“為了創造良好的氣氛，我國政府準備把中國軍隊撤出1941年線以西的地區。同時，我國政府要求，緬甸軍隊不進駐，但是緬甸政府的工作人員可以進入這一地區。”（《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1957年7月9日一屆人大四次會議）。這種名為維護主權、實為放棄主權的外交舉措，至今還在釣魚島問題上予以貫徹：海上保安廳的警察可以隨便登島，隻要自衛隊不上就行。
模式二，“秘密移交”。1955年7月，解放軍擊退國民黨守軍，奪取浮水洲島（白龍尾島），並設立“儋縣人民政府浮水洲辦事處”、“中共儋縣委員會浮水洲工作委員會”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南軍分區浮水洲守備大隊”。1957年3月，為了援助北越抗美，中國將該島秘密送給越南，並附贈一艘小型艦艇，島上64戶華人一夜之間變成了華僑。所簽協議至今不公開，究竟是送還是借，國人無從知曉。由於白龍尾島處於北部灣的中心處，在2000年12月中越北部灣劃界時，越南據此取得了53%的海洋區域。在距離海南島僅70海裏的近海，中國丟失了重大的漁業和海洋石油資源。有許多史料和著述可以證明，中共將白龍尾島送給越南的真實目的，和將緬北三角區送給緬甸的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將國民黨孤軍引向國際爭端，以阻止他們從陸地和海上反攻大陸（柏楊《異域》）。這種基於兩黨仇恨而刻意安排的領土讓渡，讓中國付出了至今還看不到盡頭的慘重代價。送出緬北三角區，就等於在事實上承認了麥克馬洪線的緬-藏段，印度據此堅決要求中國承認麥線的印-藏段，毫不鬆口。就軍事價值而言，設若緬北三角區不丟，則中國在相對平緩的地形區與印度接壤，可由南向北直接攻擊東印度和藏南，戰場環境大大優於青藏高原。當然，筆者沒有任何鼓吹對印開戰的意思，僅是從技術角度談一點看法。送出白龍尾島，讓中國失去了控製北部灣的天然基地，否則，12.8萬平方公裏的北部灣，就會成為大於渤海（7.7萬平方公裏）的中國的第二個內海，對於腿短的中國空軍和海軍而言，大大增強了威懾越南北部的力量。
模式三，“感情深，隨便分”。1962年周恩來與金日成在平壤簽訂《中朝邊界條約》，1964年陳毅與樸成哲在北京簽訂《中朝邊界議定書》，將一半長白山，以及鴨綠江出海口緊靠中國一側的幾乎所有島嶼（綢緞島、薪島、上島、下島等），劃歸朝鮮。官方解釋說，這是“從考慮朝鮮人民的感情出發”。如今，經過幾十年的淤積，綢緞島與中國本土幾近接壤。一旦如此，則鴨綠江將會繼圖們江之後，永久性地對中國關上出海口的大門。
模式四，“拿回一點交差”。2004年拿回一百多平方公裏的黑瞎子島，多半個讓給俄國；2011年收回一千多平方公裏的帕米爾土地（不到5%），2.7萬平方公裏讓給塔國。CCTV宣揚說是外交成果。
犀利公嘮叨這些已經丟掉了的相當於四個江蘇省麵積的土地，絕不是說那些零平方米的水下礁盤和幾平方米的水上小島不重要、不值得保；而是想說，它們之間有著直接的聯係：作為平民，你阻止不了他們將幾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送給別人，你同樣也保護不了那幾平方米的彈丸島礁。在前幾日十幾個城市舉行保釣遊行期間，有人寫道：當我們能夠保住自己的家園時，釣魚島就自然保住了。
進入到“人民”“共和”時代的中國，在麵對國土喪失的苦局時，普通人之所以依舊是這般無助、無奈，原因就在於“家天下”的本質沒有變。陳行之先生說：“中國曆史是家天下的曆史，在某一個時段總是屬於某一個宗族……近現代也是這樣，不同點在於國家權力的遞延從一家一戶的宗族血親向打江山坐江山的利益同盟（集團）轉移了，這個利益同盟既可能是政黨，也可能是某種形式的政府組織。”（《建文帝削藩：處心積慮為哪般？》）毛-周在揮灑送山送島送土地的革命豪情時，除了所謂的“國際共產主義精神”的激素在起作用之外，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朕即天下”的帝王思想——打下來的江山我愛怎麽處置就怎麽處置。
梅德韋傑夫登上北方四島，李明博登上獨島，不是說他們就比一貫偉大光榮正確的核心們更勇敢、更愛國；而是說明，選票和權力監督機製的壓力的確很大。順時針考察一下與中國存有領土糾紛的周邊九國，俄、韓、日、菲、馬、越、緬、印、不，它們的領導人，不管是總統、首相、總理，還是主席、國王，沒有一人敢於提出讓步。即便是實行一黨製的越南和實行立憲製的不丹，在越共黨內和不國內閣之中，都存在一定的民主監督和製約機製。沒有任何監督和製約機製的隻有一方，那就是中國。中國有條件讓步，中國會讓步，這不僅僅是周邊國家心照不宣的共識，也是1949年之後被反複證明了的。最近的一條證明發生在半個月前，傅瑩女士會見旺楚克國王，港媒發出中國有意讓步的報道（筆者未經證實）。看來，洞朗草場和白玉牧場的前途值得憂慮。對於中國的外交，國際著名智庫“國際危機組”，看得相當透析，“該部（指中國外交部）有一句俗語：‘不做事不要緊，但是做事沒做好要承擔責任。’因此，外交部寧願擱置爭議，將問題留給未來更明智的一代。”（2012年4月23日發布的報告《沸騰的南中國海》第五部分）這種“將問題留給未來一代”或美其名曰“擱置爭議”的外交策略，其結果隻會使問題被拖大拖炸。
2、專製，讓中國失去越來越多的朋友
中國與鄰國的矛盾，中國與世界的矛盾，主線可以聚焦到中美之間的矛盾上。中美兩國不僅僅是兩種發展模式的代表，更是當今世界兩種主要價值觀的代表。在多篇文章中，我一再說明，中美之爭是價值觀之爭。專製和支持專製，將中國推向日益孤立的境地。不改進價值觀，中國外交隻有死路一條，中國崛起注定是南柯一夢。尤其是在最近幾年持續爆發的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中，我們所奉行的無正義外交政策（支持薩達姆、卡紮菲、本.阿裏、穆巴拉克、巴沙爾），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國家形象的毀損。
無視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國家主義價值觀，不僅讓愈來愈覺醒的國民齒冷心寒，也被全球絕大多數國家所唾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近五年來，中國用訂單和外儲援助了不少西方國家，非但沒能換來尊重，反而遭到更多的鄙視。因為一個打壓和盤剝本國國民的國家，在普世價值的道德詞典裏，是被歸入不道德範疇的。金援，可以交換到紅地毯、21響禮炮、空泛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但交換不到尊重和尊嚴。
靈活運用世貿準則和國際法規，為本國爭取更多的利益，本無可指責。但選擇性遵守、耍小聰明，無視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趨勢，則隻能成功於一時，斷不會長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洋務運動的領導者頗為自得的一項發明，今天看來，其實不過是小聰明。因為當時的全球大趨勢就是開放國門全方位對接工業革命，“體”（價值觀）需要隨著“用”（技術）而動。洋務派領袖們頑固堅持“用”進“體”靜，最終失敗。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中國又有幸開啟了一場洋務運動，而且同樣持續了34年（1978-2012）。可惜的是，小聰明勁頭又上來了，把“經濟搞活、政治控死”的所謂中國模式奉為圭臬，高調抗拒全球民主化進程，逆潮流而行。
中國已經陷入到了一種悲情的困局之中：發生領土糾紛時，縱然我們有理，也不能得到國際主流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因為整個國家被打入了反人性的另冊。在李鴻章與列強苦苦周旋時，大清國得到了美國的同情（特別是格蘭特總統）；在蔣介石與日寇鏖戰時，中華民國也有幸得到了美國的援助（特別是羅斯福總統）。李時代雖然讓俄國割走了幾百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但沒有亡國；蔣時代雖然讓日本燒殺了15年（1931-1945），也沒有亡國。環顧世界，今日的中國，若再有國難，誰是我們可以賴以為助的朋友呢？朝鮮？古巴？伊朗？
3、腐敗，不僅掏空軍力，也在蠶食民意
一個腐敗的政權，是不能指望將士用命的。這不是近代中國的曆史兩次證明了的（晚清、民國），更是商紂以降的三千年曆史無數次證明了的。宗方小太郎在甲午開戰前所做的“大清國全民腐敗”的盡職調查，雖然過去了將近120年，但情報在今天依然有效。
中央黨校的鄧聿文先生寫道：“部隊腐敗肯定會引起下級軍官和士兵的不滿，而打仗主要是靠他們，因此，一個腐敗嚴重的軍隊，其士兵是否有為國而戰的精神和意誌，乃至真實的戰鬥力如何，都讓人存疑。”（《中日戰爭的可能性分析》）在老山輪戰的末期，筆者受命見習，部隊駐紮在半山腰的老山泉附近，全連僅有一部電話，通信不便，但內地的腐敗之聲（彼時叫“官倒”）還是傳了過來，戰士對軍官多吃多占慰問品（香煙、燒酒之類）意見很大。24年過去了，兵已換了十茬，意識覺醒大大超過我當排長那陣子。軍隊貪腐也已經上升到司令員層次，額度早已邁過億元門檻，如海軍副司令王守業中將涉貪1.6億。官兵關係，與地方上的官民關係，狀態接近，仗還怎麽打？鄧先生憂慮地寫道：“打贏了固然好說，打輸了不但可能從此再也要不回釣魚島，還極可能會給政權自身造成合法性危機。”說到了執政黨的痛處。
在《中國十問》裏，榮劍先生直白地寫道：“中國或許正麵臨著晚清社會轉型以來最急邃的變化和最深刻的危機：執政黨的製度腐敗前所未有，社會不公日趨嚴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道德全麵淪喪，人類文明底線屢被突破，社會大規模衝突的條件日漸成熟。”麵對如此危險的社會形態、如此脆弱的民意基礎，執政黨還能夠肩負起領導衛國戰爭的重任嗎？換言之，當發生一場中等規模的外戰時，黨和人民，還能夠雙贏嗎？
即將召開的大會，如果僅僅把指導思想由長句子改成短句子，將進一步加深社會失望情緒。中國堪憂，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已經到來的現實。衛國無憂，是要建立在擁有一個國民認可、國際讚同的民主體製基礎之上的。唯有政改，方可實現。
來源: 共識網 | 責任編輯：向異
一切一切都能歸結於漢人農耕意識帶來的懦弱！懦弱的文化，怎麽能擴張領土呢。頂好也就是守成，是搗漿糊一樣的糊弄。成王敗寇，那是王土，就別用國土意識分析了。
幾千年除了漢朝外，領土的擴張都來自於少數民族統治。很難改變的，已經深入到了孩童時代的教育裏麵。
惟在現今中國內政失修日盛一日，當政者豪不作為，任由國事衰敗。倘與他國發生戰爭，必敗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