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何清漣：壯士之死與邵陽之殤
異議人士、“六四”運動時期的邵陽工自聯主席李旺陽之死，也許在他與我共有的家鄉邵陽市——這座據說有千年曆史的古城寶慶並未引起多少人關注，但在美國紐約尤其是香港，卻有不少與他素昧平生的人在為他抗議，要求追查他死亡的真相。如果李旺陽地下有知，這或許多少可以告慰他那淒苦飄蕩的靈魂。
邵陽市：權力專橫與過度貧困化的精神荒漠
離開邵陽已30多年，家鄉的一切早已經幻化成天邊一縷淡淡的雲彩，但李旺陽的非正常死亡卻讓我心裏非常糾結。如果我要說李旺陽的非正常死亡隻會發生在邵陽市——這座在經曆了長達30多年貧困化曆程後淪為精神荒漠的城市，那肯定不符合事實。因為這種非正常死亡在全國到處都發生過，浙江樂清有錢雲會之死，廣東烏坎有薛錦波之死。
但錢、薛二位的死均緣於他們與地方當局的現實利益衝突，他們要捍衛所在村莊村民的土地權益。而李旺陽的悲慘命運卻肇始於“六四”，這與邵陽官吏完全沒有現實的利益衝突。不僅如此，李的妹妹李旺玲竟然因幫助其兄長而被勞教三年。兄妹倆這一遭遇之獨特與殘忍，又分明與湖南特別是邵陽的政治文化及鄉土文化有關，過分貧窮的土地不滋養人與人之間的善意。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邵陽市原來自成體係的工業體係過早衰落——這一過程比國內同類工業城市的衰落大概要早10餘年，當地住民因此開始了整體貧困化的向下過程。在源起於“文革”中後期的江湖幫會文化浸染下，鬥毆打架成為青年人的日常活動。這些都固化了當地的閉塞與蠻橫，也使得當地民風崇尚權力之外還崇尚暴力。
30年間，我曾回鄉數次。據了解，除了在毛澤東倡議“三線建設”時遷往邵陽的幾個大型國企如一紡機、二紡機、湘印機、中南製藥廠等之外，邵陽的工業大多數在80年代中後期就因失去市場而衰落。如果需要我從理論上總結，應該就是：中國的工業產品本來就是以傻大粗與質量低劣為特點，邵陽工業品應該算是其中“佼佼者”。計劃經濟年代，中國是短缺經濟，產品質量低劣的邵陽工業品也能由政府包銷。但在中國由計劃走向市場的過程中，邵陽產的各種工業品就無法逃脫被淘汰出局的命運。這是全球化過程中，落後產業無法逃避的命運，邵陽隻不過是早早開始了這一過程。
因此，早在80年代後期，邵陽居民當中就有將近一半成為失業者；青年人如果不離開家鄉外出謀生，必然成為新一代失業者。到了90年代，除了與居民生活相關的公共企業，如水廠、電廠、煤氣公司，幾乎已經沒有什麽像話的企業。大學畢業後如果在別處找不到工作，想回邵陽找工作，除了父母擁有權勢，平民子弟幾乎沒有這一可能。我每次回鄉，大街上總是垃圾遍地，彌漫在城市上空的異味刺人眼鼻。所到之處，隻聞一片麻將聲與胡牌的呼叫聲，幾乎可與西北的猜拳聲媲美。原來清澈的邵水河已經幹涸見了河底，成了市民傾倒垃圾之地。治安也非常不好，據說有位與邵陽有點瓜葛的港商打算回邵陽投資，結果被一無業青年當作劫財目標，殺死在賓館。邵陽男子在外娶的媳婦，隻要跟著丈夫興衝衝地回去領教過一次“邵陽風光”的，大都不做二次之想。如果有人再去看望公婆，那一定是給了丈夫天大的麵子。願意將孩子委托給邵陽公婆的，必定是將自己的個人閑暇看得遠比孩子重要。
活下去，已經成了這個城市居民的最高願望。如何有尊嚴地活下去，這個話題已經淡出他們的生活願望。逃離邵陽，成為有點思想的邵陽青年的共同願望。湖南省當局對邵陽行政長官的要求，不出事就算政績。同情心與體恤他人之心，在這個城市已經漸成稀缺物品。所謂“江湖義氣”，其實隻是一種利益交換的形式而已。
家園的毀滅，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生於這裏的人將無家可歸。這樣的邵陽，離我記憶中的家鄉越來越遙遠，這一切使我對家鄉保持疏離狀態。這種疏離，表麵上看是出於厭倦，其實於我而言，卻是為了給自己心中保留一片家鄉夢境的雲彩。我刻意忘記邵陽的現實，常用那早已消失的邵陽安慰自己，仿佛那寧靜的小巷與帆影點點的資江依舊，庭園中清洌的古井猶在，窗前的石榴樹每年仍然在春風裏綻放深紅的花朵。
李旺陽個人處境之推想
且放下李旺陽多年來的非人待遇不說，就說那死亡現場照片所顯示的一切，足以證明李並非自殺身亡。至於那現場為什麽偽造得如此拙劣，隻能說顯示了邵陽惡吏們的專橫與他們對權力的高度自信：政府說什麽是真相，什麽就是真相；不服，牢房伺候。這就是李的妹妹、妹夫與關注者被扣押的原因——在邵陽官吏眼中，沒有權力擺不平的事情。
按照一般想象是，越窮的地方，人們的反抗精神越強。但我發現現實並非如此，中國的社會反抗往往多發生於沿海等發達地區，貧困地區如西部省份，因民眾在生存資源方麵更多地仰賴於政府，反而少有反抗。邵陽雖然非西部地區，但對權力及權力的原始形態——暴力都比較信服，有權且能夠在江湖上有“兄弟”幫襯，在邵陽就是老大，可以通吃。這樣的人沒人敢惹，平民之間的爭執多是拳頭說話，誰的拳頭硬誰就有理。這就是有人寫了篇《湖南城市十二臉譜，打手邵陽》的原因。
李旺陽是行動人士，“六四”曾短暫地給他提供過曇花一現的舞台。當時邵陽的參與者雖然也還有其他人，但在事情過後或者是重新回歸社會，或者是另找生活道路。他不長於思想與寫作（因為未看到他有多少作品），這點決定了他對周圍的人感染力有限。李旺陽在邵陽能夠堅持到今天，完全借助於他性格中不屈的精神，以及他對八九民運正確性的堅信。據說中國的監獄裏賄賂成風，邵陽那些監獄的腐敗風氣應該更嚴重，無錢無勢的李旺陽入獄之後，與一群在看守們縱容下的刑事犯呆在一起，其遭遇可想而知。他的身體嚴重殘廢，應該與在牢獄裏受到的非人折磨有關。
從相關信息來看，李旺陽出獄之後，無法再就業。這事對了解邵陽的人來說並不意外，當地失業者人滿為患，一個身無長技的健康人在邵陽謀職都很困難，身有殘疾且時常被警察“關照”的李旺陽想求職幾乎沒有可能。他生活無著，很少得到鄉親們的支持，這一遭遇與邵陽的普遍貧窮有關。富足豐裕的社會使人們有餘力關心公共事務，但貧困過度的社會則使人冷漠，自身求生存都極為困難，幾乎沒有餘力幫助他人。就算有人經商小有積蓄，親朋好友間的無度求助也無法應付，不是自身被拖垮，就是親友之間反目成仇。再加之邵陽市對人的評價係統與官方高度統一，以權勢與金錢衡量人的成功，更何況李旺陽堅持的理念是與邵陽人生存完全無關的“六四”舊案。
李旺玲女士對這位已被當地社會拋棄的哥哥傾盡全力照顧，在當地已經屬於罕見現象。當地不少老人在癱瘓或者行動不便之後，被子孫棄之於不顧，死時異常淒涼。
中國還有多少個“邵陽”
我隻能以文字祭奠這位“非正常死亡”的老鄉。“六四”壯士非正常死亡這一事實本來已經讓我很絕望，但更讓我絕望的則是邵陽之殤。這個在共產黨執政之前曾經山清水秀、尚稱小康的千年古城，已經在一種近於絕望的狀態下掙紮了20多年，我至今也看不到它的出路何在。我有時會無端地想，假設人們一覺醒來，中國幸運地進入民主化，我也不知道資源枯竭、無任何支柱產業的邵陽將以何來養活它那幾十萬素質技能均有待提高的人口。我最後一次回邵陽時，對邵陽父母官谘詢的一個問題——“將邵陽市發展成百萬人口的區域性中心城市”所作的回答是：這一百萬人當中的70%勞動力年齡人口，至少應該有30萬個工作機會吧？否則擁有這麽多人口又有何用？
最可怕的是，全中國不止一個邵陽。前些年，中國網絡上流行的一個話題是“我的家鄉在淪陷”，我當時看了這個話題不由得苦笑，因為我知道，我的家鄉早就先於其他地方淪陷。這些淪陷的地方，將會不斷產生李旺陽、錢雲會與薛錦波。
他們的專長是為萬世開太平。再說啦，何清漣現在哈佛教授六四曆史，那是為天地立心的偉業，豈是你這樣的單細胞軟體爬行動物所理解的？
謝謝萬先生分享。希望您能早日回國省親。
俺也是邵陽人。可以負責任的說，整個邵陽地區的幫派乃至土匪習氣絕非始於1949。邵陽民風彪悍，崇尚暴力，由來已久。各個曆史時期各地幫派頭領的軼事，民眾耳口相傳，引以為趣，絲毫不覺得不妥。
受此影響，青少年無不熱衷於幫派遊戲。男孩子們，多多少少都有過打架鬥毆，乃至於製造各種冷熱兵器的經曆。我也不例外。比較誇張的是，我在小學低年級（或者幼兒園？）時，就被幾個高年級老大編入小幫派，還像模像樣地取了封號啥的。而讀書成績不好的青少年，深陷幫派組織的非常之多。我不知道現在情況怎麽樣。電視劇上海灘風行時，邵陽街頭的尋仇和殺戮，比電視劇還要誇張。
這些都歸罪於共產黨，多少有點失之公允。
成了鐵案，就是“自殺”。P民我很難想象，一個常務副市長，能這樣就被自殺了。楊寬生是新寧縣人。他妻子開始還到處伸冤，後來被禁聲了。現在更沒有人提起過了 -- 時代的車輪滾滾想前呀
滿嘴胡說八道！信口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