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錢文軍：薄熙來倒掉之後
老實說，薄少會出局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感覺其太躥，而中國式官場曆來崇尚中庸之道，中國官場則奉行偽善，毛遂自薦絕對沒前途，就連胡哥上位之後還得說“我沒有想當國家主席”的，遑論其他？於是人們看見無數現行官場之“怪現狀”：一麵搜刮贓款買升遷，一麵大談“甘為孺子牛”或“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台下貪贓枉法中飽私囊，台上做“反腐倡廉”報告頭頭是道。乃至於被抓住把柄之貪官劣跡中，竟然如此之多令人作嘔的案例，你簡直不敢想象他們曾經多麽道貌岸然。
薄少之“躥”即野心畢露，無論“顧大局”還是“重友情”，他都乏善可陳，遲早會被官場給晾起來。當年瞎折騰的“聯動”都不屑於帶他玩，何況今日“不折騰”的政治局？然而如此倒法，卻又出乎意料之外。本以為他淡出江湖順理成章，即使冒出來一個王立軍事件，魚死網破將案子捅上國際舞台亦無妨，外交部副部長不就公開宣布王立軍乃“孤立事件”且已“妥善解決”了麽？應屬不了了之的告示。豈知薄少有恃無恐不去竭力彌補窟窿卻跑到昆明探訪他爹的老隊伍14集團軍去了；接下去在兩會上的表演簡直可算是以攻為守，再顯魚死網破態勢。逼得胡溫們沒辦法，官場同仁亦無法惺惺相惜，不得不忍痛割愛舍棄這匹害群之馬。仍繼續說是“孤立事件”，這就有懸疑了：權力竭力縮小此事之影響，以免殃及池魚乃至禍害掉整鍋湯。“皇帝的新衣”演示到如此地步，說“中國特色”確實不誇張。
薄少的倒掉確實令人解氣，所謂“重慶模式”或如《烏有之鄉》辯稱的“重慶道路”，無非不過通往法西斯主義的“初級階段”，一旦得逞，毛所謂“法西斯專政”就會如溫家寶所告誡的那樣“卷土重來”。其實哈耶克、漢娜.阿倫特等大師早就詳盡地論證了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隻是遮羞布略有差異的極權主義，它們踐踏人權的本質是一致的。改革開放亦不過為挽救極權政治免於崩潰的權宜之計，把“抓革命促生產”顛倒一下，成“促生產抓革命”罷了，它略為放鬆了對自由的禁錮，卻刻意保持極權主義本質的機製。當經濟狀況因自由度的增加而增長之後，“革命”製約“生產”的秉性就凸顯出來，社會便很自然地要求明確發展方向，經濟的繼續增長也必須突破這個瓶頸。迂腐的“維持會”顯然不具備突破瓶頸的魄力，在發現左中右皆不滿於現實之時，薄熙來覺得有機可乘，於是愚蠢地選擇倒退，妄圖“為了打鬼，借助鍾馗”以攫取更大的“分蛋糕”權力。
不要拿那些討好底層民眾的舉措替薄氏開脫，極權主義之不可或缺的條件就是必須討好並煽動社會底層烏合之眾投身暴政。不必說當年墨索裏尼那些為無產階級謀利的高調與行動，就連希特勒做得也比薄熙來強多了，不但“大眾”這個品牌是希特勒讓“每個德意誌職工擁有一輛小汽車”之政令所致，德國民眾的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帶薪休假旅遊都是希魔籠絡社會的舉措。僅1937年一年，就有一千萬德國職工享受了包括遊輪旅行在內的帶薪休假，薄少還沒做到吧？納粹德國的經濟增速甚至超過我們的“保八”，幾年時間就超英越法雄踞世界經濟總量第二的台階了，且使國民收入增幅近乎GDP增幅，失業率降至歐美最低。他甚至信誓旦旦“讓每個德國女郎都有丈夫”，薄氏至少還沒來得及關照重慶的“剩女”吧？
即使在私生活方麵希特勒也幾如“聖徒”，布衣素食、煙酒不沾，更無涉財色不像薄氏那般表麵光鮮內裏汙濁不堪的。即便“唱紅打黑”之鼻祖也是納粹，不但“唱紅”絕對是納粹黨人原創，文革時紅衛兵模仿納粹“水晶之夜”濫施橫暴受到老毛賞識，於是得意忘形一直演繹成“紅海洋”，就連康生、江青們也看不下去，隻得厲聲嗬斥“庸俗化”並予以製止。薄熙來黔驢技窮竟然故技重施還自以為得意，俗不可耐乃至其同僚都看不下去了，雄糾糾器昂昂親率大隊唱進京城卻無一同僚肯同流合汙出來捧場。他那個“打黑”的理由也類似於納粹對猶太人的指控，所謂“社會治安狀況好轉”恰掩蓋權力正在犯罪，那種“好轉”孕育著更大的災難！當年德國人對希特勒的擁戴同樣成擁戴薄熙來的那些重慶人的樣板，隻可惜薄少還沒本事玩到希魔那種地步。說“曆史有時驚人地相似”並非無憑無據，充其量不過文革師從納粹，薄氏模仿文革而已。所不同者，希魔不靠“拚爹”全憑自己的本事上位，人品也遠比薄氏來得清廉，全無薄氏“大智慧”所演繹的厚黑功夫。
網上不少誇讚薄少“才能出眾”的文字，其實都是妄談，竊以為薄氏根本不具備政治家的素質與才幹。論本事，他當個地市級公安局的刑偵隊長也就滿格了，但文革時那個“血統論”被鄧老爺子落實了核心的那一半，全靠“有個好爸爸”，腳下鋪著紅地毯，隻需秀幾腳“盛裝舞步”就能前程似錦。一係列拙劣表演證明他無才無德更無政治智慧，比“彪子”王立軍還要“彪”。在中國，濫用權力往往被視作“領導魄力”的表現，氣指頤使驕橫傲慢則屬於為官氣派，揮霍乃至貪占民脂民膏是他們的特權。左手叉著腰右手畫個圈，一切腐朽皆化為神奇，太監文人便會齊聲謳歌：“又是一個春天”。這種病態意識是恒久文化之積澱，若想消弭它恐非短時期可以湊效的。馬克思規定GCD人除了無產階級利益之外不存在自己的特殊利益，隻不過“扯”而已，冠冕堂皇一句“還是自己的孩子可靠些”，群體世襲也就成為規矩，甭管黨政軍民學各行各業，“自己的孩子”星羅棋布占盡要津肥缺，今日中國之又一特色是也！
一黨專製演繹至今日，無恥已成光天化日之下的顯擺，不但有“兆山羨鬼”、“秋雨含淚”之類令人瞠目結舌的新成語，2009年，早已淪為政治娼妓的北大，居然請了薄家那位瓜瓜兒子去演講！何德何能何業獲此禮遇？隻因他是薄熙來的兒子！紅地毯要一直鋪到第三代腳下。然而正當薄氏號召小青年要接受工農教育之時，爆出他自己的孩子卻送去大英帝國貴族學校之內情，北大的馬屁拍錯了地方。人格分裂原係吾黨本色，但分裂至此也太不顧禮義廉恥了。當時俺就覺得暈：知道北大無恥久矣，卻不知其這等無恥！趨炎附勢竟然到了什麽尊嚴體麵都不顧的地步，蔡元培、梁漱溟等怕隻好在九泉之下吐血。
此乃“重慶模式”所展示的另類招數：略施小財即可招來一大批號稱學者的文化太監為之頌禱，乃至於曾經響亮地“打重慶牌”的楊帆教授，在它垮掉之後也發聲籲請清查那些笑納過重慶錢財的文人，大約是為了顯示自己還算清白。
自打毛朝把大學變成教化衙門以來，各校“隻出大官不出大師”也就成為必然。而馬主義公開宣言“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其中包括“廢除宗教、道德”，無恥之徒光鮮堂皇地粉墨登場也可算順理成章。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同王、薄那些類似流氓之間的交往就不去說了；香港中文大學兼職清華教授王紹光吹捧薄少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三次理論和實踐飛躍”；另一位教授李希光則連篇累牘論述“重慶夢是中國模式的載體與敘事”。王紹光獲得何種賞賜尚不得知，薄少掌控的權力則賜予李氏豪宅一座，象征性交的錢則以不足兩年之“補貼”發還。還有北大教授孔慶東，重慶竟然賜予他一百萬“課題費”，無怪乎薄少一倒他會發出最後的吼聲：“反革命政變！”更有人大收了薄少四千萬“課題費”於是組團“考察”出書吹捧，校長紀寶成因而獲獎300萬。權力可以恣意揮霍民脂民膏去“唱紅”、去賄買無良文人捧臭腳，地球上那些無恥醜類幾乎全都躋身於禦用文人圈內，皆因極權可以隨心所欲施舍肉骨頭。
如今薄少倒掉了，各種傳媒一片叫好之聲，尤其是牆外那些網站，簡直什麽故事都編出來了。就連劇作名家沙葉新也興奮道：“我覺得中國的民主步伐將要大踏步地向前”，恐怕樂昏頭了。當然也有另一種聲音，不僅有王希哲“支持薄熙來”，那位叫王軍濤的，竟然得出薄少倒下恰是其政治能量迸發的開始之怪論。至於那些“預示著XX要平反”、“政改即將啟動”之類，就更是不絕於耳，天知道他們都參加了哪次常委會，得到如此絕密的消息。須知，此番倒薄之手段並不合乎法律程序，同樣有“黑打”之嫌。即使“歪打正著”，法治也是受傷的，不至於為此欣喜若狂。君不記得，當初打倒“四人幫”時舉國狂歡結果卻成專製體製成功地丟卒保車全身而進的麽？陳雲曾說“下不為例”，結果從趙紫陽開始例證不斷，所以此番倒薄說明“依法治國”還是一張空頭支票。
縱向回望，中國無疑是比毛時代寬鬆許多有進步了；但橫向環顧，世界的變化更大，中國乃是所剩無幾那幾座專製土圍子中最頑固的一座！若以世界為參照係，中國政治相對在倒退。如此眾多信誓旦旦要恪守既得利益的權貴都曉得把親屬子女——當然還得有金錢——送去腐朽的西方世界，正應了那句殖民者時代的俚語：“如果老鼠紛紛往外跑，那船就快要沉了”。若薄少倒掉會開創新局麵也還值得慶幸，隻是我不敢寄以奢望罷了，權貴利益已經累重如山，為捍衛既得利益的本能早已超越任何對意識形態的恪守，柳傳誌就公開表示一人一票將導致他們的財產損失了，難道不使人“聯想”到其他？
種種現狀表明，導致薄少之倒掉的唯一要素是權力內耗，由王立軍出走所引發，太偶然了。可以設想，倘若薄少稍有權謀穩住了王立軍，他勢必至今還意氣風發鬥誌昂揚，海伍德必將永遠“死於心髒病發作”。所有關於必然的解釋都是理論上的，本身就缺乏必然性。且正因其偶然，對於權力的衝擊也就非同尋常，所剩無幾的道義支撐再遭重創，溫家寶心急如焚之警告應屬明智之見，即使將政法委轉化成KGB，隻怕是也難壓抑“盜賊蜂起”局麵。
官方定調其僅涉嫌刑事案件即英國人海伍德被“他殺”，官媒上譴責薄少也僅到其觸犯黨紀國法為止，甚至幹脆明言說扯不到“路線鬥爭”問題上。新華社4月18日評論強調，薄案是“刑事案件不是政治鬥爭”，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個別事、個別人’可以動搖。”《環球時報》則發文《不要把個人影響力估計過高》，內稱：“薄在他的職務上，不具有改變國家政治路線的能力，無論他在重慶如何執政，具體影響都是局部的，將這些影響向全國擴大有著不可逾越的邊界。”文章還說：“中國近年依照黨紀國法查處了多名高官和社會名流，有的引來一時轟動，但中國的大局巋然不動。”所道出的實情是：“以不變應萬變”的迂腐體製絲毫也沒有改弦更張的念頭，隻有不打算深究薄家惡行根源的決心，應可知此次也屬權力“剜爛蘋果瘡疤”性質的自救之舉，堅守的隻是鄧公畫的那個圈圈，所有其樂融融的假設大抵隻是自作多情。
薄少的興起和倒掉，都是黑箱操作的成果，興時因權力需要，倒時仍為權力需要，談不上任何政治進步。4月16日《求是》發表溫家寶文章：《讓權力在陽光下進行》，其實這個話題早在17大以後就開始念叨，結果是“陽光”出來一個舉世瞠目的“重慶事件”。但還是找來此文讀了，除開介紹本屆政府那些“碎步走”的功業之外，那“陽光”也不過如此而已，與以往的老生常談相比並無什麽“新意思”，無非政府要反腐、要接受監督而已。怎麽反腐？怎麽監督？怎樣“在陽光下進行”？皆語焉不詳。反倒瞧見一批網站包括《中國選舉與治理網》被噤聲，也算是“在陽光下進行”？比如“政府要自覺接受人大監督和人民政協民主監督”，而這兩個機構都是政府官員和政府選拔的精英聚會，嚴密掌控於政府手中，還“監督”個啥？政府改來改去的“人民代表選舉法”依然形同虛設，誰要敢按照“選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法條行事，還得承擔嚴重風險。舍本逐末地侈談什麽“陽光下進行”，耳根就不發燒？真要“陽光下”其實並不難，隻需割掉政法委與中宣部這兩個闌尾機構，陽光很快就會普照中華大地的。
不過萬般無奈之下仍可以將溫氏看作積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的高官，因其近年來不斷發表政改高論確實難能可貴，同薄氏那種隻知道扒祖墳尋骨頭煲湯的鼠輩不可同日而語。我極不讚同餘傑那個“亞洲影帝”之噱頭，溫氏一而再再而三地倡言至少使政治體製改革不至於成“敏感詞”，我們草根一族才得以網絡跟進湊個熱鬧，倘若連這也遭封殺，豈不是更慘？當然，總聞雷聲不見雨滴，餘傑有些怨氣也可以理解，隻是此噱頭有“槍打出頭鳥”之效果，除嘩眾取寵之外恐怕難尋別的理由，怎麽不寫《維持會長胡錦濤》或《文革壯士薄熙來》呢？倘若餘傑真的願助薄少搞垮溫氏，隻怕是小餘連遁往美國的機會都無，隻會“綁縛菜市口問斬”的。
溫總理在兩會結束時新聞發布會上大談文革“卷土重來”之危險，該怪薄熙來麽？絕不該。薄少隻是“時勢造英雄”的產物，僅有推波助瀾之功力，沒有“英雄造勢時”之能耐。文革在中國從來就沒有被“徹底否定”，當年那個《曆史決定》本身就是一種荒誕，曆史由不得任何人或組織來做“決定”，任何“決定”隻不過是權力需要扭曲曆史的禁令而已。就連所謂“徹底否定文革”，所用之術不過“抽象地否定，具體地肯定”，或者“表麵上否定，實質上肯定”而已。毛澤東的滔天罪行被強製掩飾，文革暴虐不許探究，民眾的政治權利基本一如舊時。甚至還有過之者，如動用坦克裝甲車對付市民；如暴力強拆；如人民幣全印上老毛頭像；如以黨代政從潛規則變為顯規則；如設置政法委一手遮天；等等。統治的利益決定給“卷土重來”留下契機，不但毛左得以大肆張揚，薄氏亦不失時機赤膊上陣重現其“西糾”時期威風，無非不過利用文革未被否定搏上位而已。
近些天官媒居然煞有介事紀念起毛那個《講話》七十年來了，由此可見薄少隻比整倒他的同僚們更淺薄少許：看不見那些個醜陋是經不起曆史審視的。權力需要的處置方式是低調維護它，民眾泡在溫水裏也就平安無事了。薄少偏偏要高調張揚，惹出眾說紛紜隻會“越抹越黑”，純屬添亂之舉。何況，僅浮出水麵那些“黑打”惡行，便不難使人擔心“老紅衛兵當政”會演繹出何種局麵來。薄氏演繹的隻是利用“四項基本原則”阻止政改，以充其政治作為的資本。然而效果卻是以鄧之矛攻鄧之盾，顯擺毛澤東思想必導致否定鄧小平理論，於是觸犯了同僚的利益，如此而已。
薄少即使作惡千端，歸根結底都是權力製約缺失惹的禍，一方水土上無可製約書記的權力姑且不說，所有組織與機構竟都成馴服工具，隻能靠中央威權來親力親為，所謂“人大監督”難道還不算“聾子的耳朵”？若其手中未握無製約之權柄，哪來如此風發之意氣，誰又會跟他“唱紅”？就算有人跟風，哪來錢去搞那麽大的陣仗？若其手中未握無製約之權柄，他家漆黑如許，不被打就謝天謝地，遑論“打黑”？如今倒薄，中央當負“失察之責”，卻未聞絲毫檢討之聲，唯有“孤立事件”之狡辯，全無製度性檢討之餘地。當年袁克定跑出去印假報紙哄他爹稱帝，如今權力把所有真報紙都弄回家來編印，你不知道快過去的百年中國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中國之弊端源於體製的腐敗，說它腐敗是因為這個體製充滿指鹿為馬式謊言，如“人大監督”，如“依法治國”，如“憲法權利”，如“選舉”，如“人民政府”，等等。集權是政治腐敗，它必然會在權力彌漫之處都引發腐敗，經濟、司法、人事、教育、學術等等，權力所致無一處不產生腐敗。即便王立軍、薄熙來包括“薄穀開來”，原本都不是壞人，食髓知味，是在體製內的長期曆練使他們逐步墮落成現在這樣的！除掉薄熙來，體製不變還會產生“李熙來”、“王熙來”，不思基本國策之改革，薄式人物還會再現，因為那土壤存在。中國如今是世界知名的造假大國，根本在於權力自身熱衷於玩虛假，導致官與民皆盡失尊嚴感，中華文化整體墮落。隻討伐表象而掩蓋實質，世道隻會越變越壞，最終隻能玩不下去的。
薄熙來倒掉的最大績效隻是證明分庭抗禮沒好果子吃，集權政治又獲得一次了不起的勝利，就連劉亞洲那樣有獨立見識者，都發文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了；據說劉源係也被鉗口，“黨內民主”無疑又退了一階，社會民主就更顯遙遙無期。但如果說薄少還有何積極意義的話，恰在於他的分庭抗禮，使地方權力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隻可惜他不具有自主之能力隻好到毛家庫房裏尋秘笈。弄垮他也就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封疆大吏們自會明白自己的處境，乖乖地“同中央保持一致”，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之類鳥叫必然偃旗息鼓。竊以為或可救困於一時絕不可能解困於久遠，陽關大道早就鋪設在那裏，借口“不走邪路”而如魯迅所言縛自身於樹上，亦難妨礙“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
環顧世界其他幅員遼闊的國度，無一不是地方權力與中央權力處於相對平衡地位的。人類文明，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發明了權力製衡的有效辦法，所有科技革命、工業革命、人權進步皆因此而飛躍，反過來又促使權力製衡辦法更完善更有效，是一種良性循環。尤其是美國，州的權力如此之大並未妨礙反倒增強了聯邦統一與發展，法製受到尊重是最根本的原因。“無法無天”固然禍亂無窮，“無法有天”同樣不可能維持長期穩定的發展，這是人類文明用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教訓證明了的，無論以何種借口拒絕文明堅持野蠻，終將被曆史遺棄，也是無可抗拒的宿命。曆史的吊詭之處在於：號稱“共產”的黨如今最懼怕被共產，所謂“公有製”實際上成了黨產，一小群權貴寡頭把持這舉世最龐大的資產，惶惶然不可終日深怕被人奪了去。
貌似一統的中國其實掩蓋著雙重分裂：內外分裂與上下分裂。對外部世界，權貴階級需要享受一切“西方文明”創造的舒適與體麵，基本揚棄了毛式“革命外交”，盡管仍恪守陳腐的價值觀免不了魚蝦之戀，但那些外交高調卻盡顯民主價值觀色彩。比如“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比如五花八門的“夥伴關係”。對內則是霸權味道十足，隻要權力稍感不爽，整你沒商量，“別拿法律當擋箭牌”。
至於上下分裂，最明顯的是政府信用資源已經消耗殆盡，如今的中國，無論“左中右”怎樣諸說紛紜，抨擊權力是唯一“共識”。隻有權力豢養的禦用文人們，還在為討幾個賞賜而自娛自樂粉飾太平。一個“維穩”開支大於國防支出的權力，不用想也知道它更害怕誰。政權若以“維穩”為首務，就連對付一個盲人律師也須如臨大敵，其人民屬性大抵隻是噱頭。維權與維穩之間摩擦不斷愈演愈烈，馮勝平說是“戰爭狀態”可能過獎，若說“臨戰狀態”則不算誇張。
殊不知“一人一票”的選舉製恰是政府信用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民眾自信與自尊的支撐。舍此無以侈談什麽和諧社會的，當然也不可能維持長治久安。蘇共玩到最後，就連中央委員也沒幾個願意捍衛它的，蓋因集權本質決定上下必然分裂。“一黨專製”必然要結束，政改是一種體麵的結束方式，拒絕政改則會導致極不體麵的結束方式，曆史潮流是不可能阻擋的，甭管GDP漲到何種地步。
本來倒薄可以成為一次根本性的拐點，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應該獲得一次飛躍的良機。但種種進程顯示，這個機遇已經被權力廢棄，既得利益團夥顯然更願意繼續留在河裏“摸石頭”，他們顯然已經利令智昏難以自拔了。現在最大的懸疑是如何落實“鐵案”，一旦薄少夫婦在法庭上發飆，恐怕當年江青之演繹也得甘拜下風。我們也隻能再當一回“圍觀”客，等著瞧開庭時的熱鬧。（2012-5-29寫畢）
這篇文章不是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場，而是政客的立場。
不要老拿民意民生說事，你代表不了人民。重慶不喜歡薄的人多了。
按照作者觀點，底層百姓是永無出頭機會，永遠隻能被壓榨在最底層，因為“極權主義之不可或缺的條件就是必須討好並煽動社會底層烏合之眾投身暴政”。做一些改善民生的事情就成了煽動群眾暴政，如果重慶有“暴”，那也是薄之前，黑社會無法無天騷擾百姓滋生事端的暴。有這樣的理論作幌子，貪官們都可以堂而皇之明目張膽地貪地汙地掠奪社會資源了。
再說希特勒墨索裏尼搞得社會保險民眾福利，錢是從哪裏來的？是把猶太人送進焚屍爐毒氣室來的，而重慶搞廉租房之類的利民舉措，錢是從消減三公等政府腐敗消費，降低地價來的。且不說真假，孔為什麽就不能從重慶拿100萬的項目？他可能從別處拿的項目更多。鐵道部隨便一個項目7千萬，受賄6千萬，分到課題組的1千萬。這算什麽？
如果連重慶的民生舉措也要攻擊，那麽這世界上沒有什麽不可以攻擊不可以詆毀的了。
越讀越迷茫，不知路在何方。
漁夫是戲說, 錢文軍以一篇宏文概說論說, 同樣精彩, 痛快!!!
如果說陳光誠事件表明的是，地方當局沒文化，可以公開使用黑社會的手段；那薄熙來的事件則說明了最高當局的黑暗與肮髒。
如果說六四是第一代打仗過來的那代人的慣性使然，那薄陳小悅然一係列時間，則表明的是這代領袖從上到下貪贓枉法不作為，完全腐敗透頂禍害子孫。
如果說當年改革開放有傾機有動力人心所向，那現在的維持隻能表明肮髒腐朽的機器隨時會安然而止人民不屑與他們為伍。
現在不論對薄案的處至，還是和諧黨的18會所，都說明領路代表到了存亡的十字路口：用暴力鎮壓的的手法不行了，用欺瞞百姓的手法也不行了，是打擊異己封口一致原地潰爛，還是容許左中右多派互相製衡逐步走到民主憲政，已經成為關鍵。
薄事件表明了表麵強有力的中央現在是一盤散沙；陳事件表明了全國的普遍的腐爛。重慶模式確實匯聚了現今黨內黨外上上下下複雜尖銳的價值矛盾和路線衝突。陳事件匯聚了全社會官民對立當權者視人格為草芥官大一級壓死人，這個國家成了完完全全剝削階級充斥的社會。
從權力、路線、民生、階層，領路黨能不能深感自己的腐敗和罪過，能否抓住這個已經引發的動蕩為“左右共治”的契機，從而推動製和憲政，讓薄案的處理真正能經得起法律和曆史的檢驗，那就要看和諧的智慧和儲君的能力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