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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來（10）香山會議
1989年2月9日，大年初四，在北京香山飯店會議室 5號廳，召開了一次重要的幹部會議。會開了一天，從上午10點一直開到下午6點。討論宏觀形勢和四通股份化的方案。
主持會議的是我和沈國鈞，參加會議的有段永基、李文俊、王緝誌、崔銘山、郗建民、張齊春、葉延紅、曹務奇、田誌強、劉東明、李玉、周舵、王玉鈐、李莉、張萬鍾和王緝惠。
這次會議有很詳細的記錄，這裏摘錄其中的主要部分：
萬：目前宏觀形勢不是太好。李鵬說了兩條，一是公有製不能變，二是市場經濟不能搞。說什麽“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不是市場經濟”。
對李鵬的說法，我們不要正麵衝突。而是要把他的說法接過來，但要強調：公有製並不等於國有製。股份製也是公有製的一種，而且是一種更普遍的公有製。股份化以後的四通，不是政府所有，但非政府所有不等於私有。四通的股份製，是公眾所有，社會所有，不是私有。我們這個公有，比國有更有生命力。
海澱區政府準備把頤賓樓等產業作為股份投入四通，四通的組成裏就有了國有股成分，這怎麽是私有呢？有人說四通是最大的個體戶，第一，這種說法不準確；第二，不符合目前的氣候。我們要明確宣布，我們是多種公有製中的一種。
中國的改革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或者說，是麵子問題。他們要“公有製為主”這個麵子，這個麵子一定得給。不要在麵子問題上和“上麵”的說法過不去。
崔銘山插話：這個“上麵”就是鄧大人，他才是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
沈國鈞評論：中國有的不是最高領導，而是大家長。1988年物價闖關，就是按照家長意誌一意孤行。雖然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什麽時候沒有了這些“寶貴財富”，中國就有希望了。
段永基建議：對“上麵”的政策要“口是心非，行動遲緩”。
周舵：改革出現了問題，但還沒有進入死胡同。經濟不算什麽問題，問題在高層領導。去年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有兩個失誤：一是價格不一下子放開；二是不該先出告示。像西德的艾哈德，找一個星期天，把價格一下子放開，短期混亂，但很快就能調整好。現在價格還沒放開，就先出告示，當然引起擠兌。趙紫陽一定不會那麽笨，問題在他得看別人的臉色。這就給了保守派機會，但改革派並沒有潰散。現在地方上各行其是，都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按陳雲的意見，意識形態會收緊，但經濟上緊不起來。
段永基反駁周舵：經濟上緊不起來？現在銀根收緊了，信貸凍結了，資金緊縮對我們影響很大。
我分析了資金緊縮對四通的影響：公司的信貸規模大約可以和去年持平，維持在六千萬元左右。
首先，海澱區政府會支持，四通一年上繳的利稅要占到海澱區的四分之一。張福森要保海澱區的經濟繁榮，就要保四通；要保四通，首先就要保四通的信貸規模。區長史定潮表示：隻要不緊縮到她管的範圍，她就會保障四通的資金供給。
第二，我們有自己的財務公司，正常的資金流通渠道遇到障礙，非正常的渠道就越活躍。我們的財務公司就提供了體製外流通的渠道，我們隻要守株待兔，會有人把錢送上門來。
第三，四通的股份化一旦完成，我們就能從市場上籌到足夠的發展資金，這時候對銀行信貸的依賴就會相對減少許多。但這一步要邁得穩一點，要做好充分準備，像打仗一樣，要一舉成功。
財務公司，全國的民辦企業中隻有四通獨此一家。具備股份化條件的企業，目前就更少了。
周舵建議：還可以在企業兼並上做文章。
當時，為了推動四通的股份化改造，我曾經多次找張福森溝通。甚至準備讓出一半股權，以取得政府的同意。記得我對他說：是海澱區的優惠政策讓我們發展起來的。我們的發展需要空間，你們把提供給四通的優惠和空間算作股份，讓你們占一半，其餘一半算我們四通人的，你看怎麽樣？
張福森把眼珠子轉了兩下，突然厲聲說：“什麽你們的、我們的？！你們——”他用手指著我的鼻子，聲調又高了八度：“這些人都是共產黨培養的！”
實際上，四通股份化的努力在張福森那裏遇到了阻力。
多年以後，有人開始罔顧事實，在許多場合把四通的股份化說成是他的功勞，裝神弄鬼地說：當年“有人”為了讓公司“家屬化”，因此反對公司“股份化”。在一次關於撰寫中關村曆史的討論會上，張福森用明確的語言表示：“當年‘有人’反對四通的股份化，這個人就是我張福森！”
張福森實事求是，敢做敢當，讚一個！
麵對當時公司股份化遇到的阻力，我在香山會議上提出三條對策：
一、利用四通的信用在海外融資，買殼上市。
二、在海南注冊一個公司，把北京公司買下來，然後在海南上市。
三、把現在的四通公司變身為中外合作企業，Unisys和三井有很強烈的意願，四通讓出百分之二十的股權，融資五千萬至八千萬美元，然後再上市。
當年，給四通股份化支招的，有國家體改委的賀光輝和劉紀鵬，經濟學家吳敬璉和厲以寧，還有美林證券和高誠證券的駐中國代表。
在另一次幹部會上，我專門談到過四通股份化改製的意義：
如果不搞股份製，不理順財產關係，我們自身發展內部機製的先天性缺陷就會越來越成問題。經濟學上有所謂“高斯定律”，是講公司的合約關係，其本質是減少交易費用。而人的本性是在有限的條件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賣桔者言》的作者張五常說他的理論就是實證經濟學。公司合約的本質是減少交易費用。中國企業產權關係的不明確導致交易費用增加。全民所有，其實是每個人一無所有。誰也不把國家財產看成自己的，必然產生許多非經濟行為，這是社會主義國家低效率、低效益的一個原因。
四通是成功的，但存在大量問題。我們不是視而不見，其實大家都心裏有數。公司裏有人利用機會、職權，損害公司、內外勾結、個人得利，產權關係不清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出現這些問題有其合理性，因為產權關係不明確。我們搞股份化改製，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股份化的原則是把每個人對公司的所有關係明確化，形成所有者集團。按照我們在公司的年限、職位、貢獻確定你股份的份額，這個問題上，不許諾、不解釋，也不要抱怨。委托一個班子，搞出方案，由董事會定，說了就算。當然定的過程中會聽取大家的意見。
股份化會帶來各種機會：一、為公司發展籌集到資金，目前是銀根緊縮，可以解決我們的燃眉之急。二、為走向世界創造條件。要引進海外資金，說不清自己的產權歸屬關係，人家怎麽可能進來？美林證券公司一個高級主管給我來信，說願意幫助我們募集海外資金。他列舉了許多理由，第一是四通在中國IT行業裏的領導地位。第二、鑒於四通這幾年發展的良好記錄。第三、鑒於四通有一批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管理階層。第四、鑒於四通有一種“私有製”的結構。他說：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一個良好的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
明確產權關係是百年大計，是公司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高誠證券的代表對我說：如果你們搞好了，將為中國經濟發展找到一條可行的路。如果你們搞不好，將會推遲中國經濟的發展。
就在四通股份化改製蓄勢待發的關鍵時刻，發生了後來的政治風暴。很遺憾，四通不得不推遲了股份化的進程，中國也推遲了經濟發展的進程。
但中國沒得救，的確根子有問題，鄧大人功德是很大的，但是在管教家族成員上，不得不讓人搖頭。那麽今天回頭再看新一屆的領頭人
就連習近平，送女兒到美國就讀，這都可以理解，可是家族中接觸的那些資產問題，讓百姓怎麽看，再看今日的薄熙來。。。。。。。
中國最可惡的是，那些當政者，的確是把中國人當盲流看。。。。。
因為很多事情你不能深想，可以說想到一定的程度，你必須撒車，抽思維，否則，唉真的難以形容！
大學不辦文史哲學科，不代表不學文史哲。理工科學生學點文史哲是必要的，但專門設一個專業研究，就有點扯淡了。這就好比人要學烹飪，當然要從刀工開始學起，但沒必要成立一刀工係，去琢磨胡羅卜的108種切法。
不辦文科也是如此的道理。縱觀曆史上的文學大家，和思想家有多少是文史哲學科畢業的？在中國，文史哲的學生除了學會開口閉口子曰，聖人雲，又有多少自己的思想。看看他們的文章你就知道，就連人要呼吸，吃飯，睡覺這樣的基本事實，他也要給你引用名人名言來證明。文人之間的辯論也無非是拿A的名言，攻擊，反駁B的名言，全無實質內容。你老弟給我的回帖就是最好例證，培根的話又不是聖經，難道他說什麽就是定論？而且培根也是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現實生活中一卑劣的小人。這段曆史您不會不知道吧？
”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聰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有修養，邏輯修辭使人善辯。總之，知識能塑造人的性格。“--弗朗西斯•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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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也是二杆子。是改革必然會出現混亂，混亂的程度由多種原因決定，而不是周的先公布後公布的因素所決定。當年老蔣推行金銀券保密好不好，最後還不是搞得一團糟。
幸好四通這夥人沒成事，否則中國一定會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