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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3）存亡之秋
4月22日，150餘位知識分子發表了一份請願書，希望中央和學生對話，呼籲政府不要對學生的抗議活動采取暴力手段。我雖然沒有簽名，但認同，因為這也是我的心願。
我感覺城門失火，遲早有一天要殃及池魚。我用一種忐忑的心情，關注著事態每一個細節的發展。
當天，胡耀邦的追悼會按既定程式在人大會堂舉行，謝天謝地，沒有出什麽意外。
4月23日，我從新聞聯播中聽到趙紫陽啟程去朝鮮訪問，心頭掠過一絲不安。這是一個曆史的拐點，每一分鍾都可能發生突變，這時候離開關鍵崗位……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本來，胡耀邦的追悼會開過了，學生如果能夠趁勢收兵，堅持他們的七點要求，從此開始良性的朝野對話，是和平結束這場運動的第一個機會。可惜，這個機會沒有被抓住。
當晚，北京市21所高校決定成立“學生臨時籌備委員會”，北大的學生呼籲全國性罷課。學運方興未艾，完全沒有就此收場的意思。
4月25日，我在公司的幹部會上第一次談到了這場學運。地點是在公司的咖啡廳，到會的有事業部經理以上的幹部45人。以下是我的講話：
從悼念胡耀邦開始，學運到今天已經十天了。最初，學生有一個七點要求。最近，又有一個五條，要求保障人權，民主憲法，新聞自由，公布領導人財產，提高教育經費等等。這些要求，政治性很強，並且無限期等待答複。從昨天起全麵罷課了。現在，問題變得有點複雜。
怎樣對待這樣的局麵？首先應搞清楚我們四通自己的曆史方位——我們的責任是什麽？大家都從學生時代過來的。學生敏感、熱情、要民主、愛國，是國家的希望。但是學生的要求比較空泛，他們並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麽。學運一旦持久，就會給社會帶來不安定。據說，長沙有人砸了“五一”路上的商店，西安有人燒汽車……就是說，各種各樣的社會力量，會利用學運的機會，紛紛出來，借機發泄自己的不滿，甚至是乘機破壞。
對於四通，帶來兩個方麵的影響。一方麵，當聽到四通人支持他們或四通人向他們捐錢的時候，學生就高喊“四通萬歲！”；另一方麵，當學生高喊打倒“官倒”的時候，四通也在他們的打倒之列。我看到一張大字報：“官倒——萬裏的兒子（侄子）——萬潤南”。看來這些學生不讀《經濟日報》。夾在政府和學生之間，四通的位置很微妙。處理得好，四通被兩邊都接受；處理得不好，四通成為兩邊的打擊對象。
上星期，賀光輝問我有沒有去看學生遊行？我說：第一，沒有時間；第二，企業應當是社會的穩定因素。他就沒有再追問。
臨走時，他又問我關於“八九憲章”的事，我說我和他們沒有關係。
看來，我們被兩邊都接受的可能性不大，成為兩邊打擊對象的可能性卻很大。
要勸學生節製。這次運動，政府的應對盡管有些地方偶爾不夠意思，但總的表現還是相當寬容的。另外，我黨一貫的做法是外鬆內緊。我注意到，我去北大看大字報，馬上有人照相。這也沒什麽。如果連看都不行，這個國家也就到頭了。這幾天，有許多人從各種渠道打電話來，提醒我們要謹慎。
在這種形勢下，除了公司成立五周年活動照常進行，其他的大型活動統統從簡。本來有人想搞一次大型的答謝歌會，我建議最多開一個座談會，對支持者表示一下意思就可以了，不宜把動靜搞得太大。曹思源那裏本來準備開第二次修憲討論會，我也建議緩一緩。
昨天，有一位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研究生叫李凡，他要搞一個調查，題目是“世界價值觀”，說要和四通合作。他認為四通的目標，是要造就中國第一代中產階級。他們的文化素質、價值取向是社會的穩定因素。李凡說，你們的社會發展研究所，要成為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言人。
學生代表了空泛但是激進的要求，我們是實實在在對社會發展有自己的見解、並且實實在在地作貢獻，是真正的穩定力量。
我們不是學生的對立麵，但也不取簡單的支持態度。這是個很複雜、也很敏感的問題。學生一說“倒爺”和教育經費就情緒激動，有一種說法，說四通就是新資產階級分子。
隻有穩定，改革才能按部就班進行下去。社會動亂，首先摧毀的是未來有希望的潛結構。四通就是這樣的潛結構。我們剛爭取到一點民主，這個民主就被用來反對改革。給深圳立法，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人代會上40%的人反對。如果再次表決肯定會給否決掉。許多代表都以投否決票為榮。有很多人，口頭上讚成改革，但當改革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時候，就反對改革。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定要繃得住勁兒。當中國的大多數人都成為四通這樣，中國就有希望了。不要在動亂中把這一點希望也給掃蕩光了。
這時候，段永基插話：我們經濟上是脆弱的，基本不要介入。
我說：老段是繃得住勁兒的。總的原則是要謹慎，要密切注意各種動向，要作好各種充分準備，包括有人來打砸搶。
1987年初，有人問我對學生運動的評價，我說，曆史是一個進程，我們很難站在一個橫斷麵上來評價它。曆史會作出自己的評價。
動蕩——任何社會動蕩，時間長了一定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現在，已經有了影響。據海澱區統計，今年的新產業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3%。除了四通，其他公司都有大幅度的下降。中關村的十大公司，今年一季度的總收入10303萬元，四通6093萬元，占總收入的59%。總利潤787萬元，四通445.7 萬元，占利潤總額的56.6%。
我在香港見到張五常，他向我介紹他的一本新書，書名叫《存亡之秋》，他認為，中國的八十年代，是動蕩的年代，而現在則到了關鍵點，是“存亡之秋”。
但願我們的四通、我們的國家，能安然渡過這危機四伏的存亡之秋。
恭祝健康安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