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的1989（19）亞視采訪
在這場風暴過後，1989年8月17日，全國各大報在主要版麵都刊登了一篇為我“歌功頌德”的文章：《萬潤南搬起“石頭”要砸誰》，其中提到一次采訪：
“5月30日，動亂高潮之際，萬接見香港亞洲電視台記者談話時就明確地說：‘政治民主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社會穩定要有一批中產階級。’‘中產階級’雲雲，正是他們心目中的資產階級。如何使‘中產階級’大量湧現？萬潤南叛逃國外後，點得更透了：關鍵在解決‘產權關係問題’，‘就是財產所有權的問題，必須要明確的界定’。說白了，就是要否定社會主義公有製、呼喚資本主義私有製。”
“而要解決所有製問題，用萬潤南自己的話講，‘這已經超出經濟改革的領域，變成一個政治改革的問題。’同時，‘活躍的經濟勢力必然會有它的政治代表’。萬潤南除了自己充當這樣的‘政治代表’以外，還組織了一個專門班子探討、推行他的政治主張，這就是由曹思源牽頭的‘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該所從開張之日起，就把引進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和修改憲法作為自己的重要課題。”
說實在，我至今都不認為自己說錯了什麽。另外，采訪的準確日期是5月29日的下午2點，香港亞洲電視台的記者來公司采訪，記憶中深刻的，是這樣兩個問題：一是問我對學運的看法，二是問我對政府做法的評論。下麵是我回答這兩個問題的原始記錄：
記者：你們怎麽看學生的行為？
萬 ：我們是從學生時代過來的，對於學生的運動我是同情和支持的。他們希望政府清明，堅持改革，這反映了大多數人的意願。這也是學生運動得到這麽多人支持的根本原因。但是，民主和經濟的建設是要從一點一滴做起的。要想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政治民主要有很強的經濟基礎。沒有整個經濟發展為基礎，政治上的民主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的。……社會穩定要有一批中產階段，他們有自己的事業，有自己的利益，他們不希望社會動亂。隻有當這批人成為社會的多數的時候，社會穩定才能真正實現。日本戰後的發展，南朝鮮、台灣的發展都經曆過這個過程。這就是說，隻有經濟真正發達了，才能實現民主。另一方麵，民主是昂貴的，要負擔得起。包括這次運動，都是以很大的經濟實力作為支持。民主本身也要有經濟基礎。對中國來講最重要的是要埋頭苦幹，造就一批穩定的多數，多數人不讚成動亂，社會才能穩定。
記者：你對政府的做法有什麽評論？
萬 ：總的感覺是政府對群眾的情緒反應慢了些。如果快點解決，有些問題處理起來就容易些。許多好的機會失去了，我不清楚裏麵的原因。群眾要做的與政府想做的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們試圖來做一些交流溝通的工作，但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成效。我們在學生中做勸說工作，建議他們在一定的條件下撤出廣場。要考慮到社會的承受能力，也要考慮到市民的承受能力。他們作為個人都承認我們的觀點是對的，但他們沒有能力把此變為行動。我們還做了另一方麵的工作，就是呼籲政府按照憲法和黨章的規定來解決問題。不要動武。我們自己感到這是盡了社會的責任。
在8月17日的那篇文章裏，還提到這樣一件事：
“四通”下邊有個鷺島公司，該公司又下轄一個華成托運服務公司。這個公司的頭頭就曾直接從天安門廣場找來一名“工自聯”常委和幾名鬧事的學生頭頭，當場付給 18000元現金，一部無線電話，派給一輛解放牌卡車，並應允代印傳單等等。條件隻有一個：支持黨內“改革派”，反對黨內“保守派”，倒李（鵬）保趙（紫陽）。他毫不掩飾地說：“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觀點去影響廣大學生。”
我一直不知道此為何許人。最近讀到焦國標先生的一篇文章，才知道他叫王譽虎。他還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一個企業主的六四情結》，其中對一些六四人物有頗為獨到的評論，例如批評我的某些做法是“弱智”，讀了不禁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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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王譽虎與“六四”人物
——《一個企業主的六四情結》讀後
焦國標
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不久，北京中國軍事博物館搞了一個“平暴展覽”。一進博物館的大門，就能看見院子裏擺著的那一輛白色轎車。這輛車的車主叫王譽虎，它可能是八九期間學生領袖們使用的唯一的“公務專車”，後來成為“平暴”的重要戰果，當時全國各大報紙都發了照片。展覽大廳裏還陳列有從學生那裏“繳獲”的打印機、複印機、無繩電話和電腦，旁邊放著說明標牌“四通公司王譽虎”，意味著這些什物是四通公司王譽虎提供給學生的。針對這次展覽，各大報刊發了一篇長文《萬潤南搬起石頭要砸誰》。文中寫道：“四通下邊有個鷺島公司，該公司又下轄一個華成托運服務公司。這個公司的頭頭就曾直接從天安門廣場找來一名‘工自聯’常委和幾名鬧事的學生頭頭，當場付給18000元現金、一部無線電話，派給一輛解放牌卡車，並應允代印傳單等等。”這個頭頭就是王譽虎。除此之外，在六四鎮壓前夕的5月下旬，王譽虎還派自己公司的卡車，5天內往廣場送去了八車食品。
就是這個王譽虎，日前在香港五七學社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名曰《一個企業主的六四情結》，以相當大的篇幅重溫了22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驚心動魄的偉大事件，並以他自己的視角重現了那個特定時期的幾位風雲人物，如萬潤南、周永軍、柴玲、王丹、韓東方等人。
“平暴展覽”上雖然稱“四通公司王譽虎”，實際上王譽虎的華成托運服務公司是萬潤南四通公司的子公司的子公司，他與萬潤南沒有任何業務上的關係。但是王譽虎非常崇拜萬潤南，他在書中寫道：“西裝革履的萬潤南氣度不凡，中上等個兒，麵相富態，身體有些發福，謙和的舉止下深藏著幾分矜持自信。”“下海5年已是百萬富翁的我，……盡管已腰纏萬貫，可比起萬潤南來，我覺得自己就像個土財主、暴發戶，不夠品位。”王譽虎在書中兩次引用萬潤南的長篇講話，甚至把1988年2月28日萬潤南在北京市先進人物報告團首場報告會上洋洋萬言的發言《我們的探索》作為附錄收入書中。
但是對於萬潤南六四期間的許多做法，王譽虎很不認可。1989年5月22日，萬潤南召集學生領袖，在北京國際飯店舉行一個會議，王丹、柴玲都參加了這個會議。會上，萬潤南提出，學生撤離廣場必須有先決條件：一是軍隊回去，我們回校；二是解除戒嚴；三是李鵬下台、鄧小平光榮退休；四是趙紫陽複出，並建議學生回校後堅持校園鬥爭。對於萬潤南在此危機關頭提出的這些條件，王譽虎極為失望，認為非常弱智，他寫道：“我近乎崇拜的萬潤南怎麽會如此糊塗！對國情怎麽如此一無所知！怎麽會幹這種與虎謀皮的傻事！”
王譽虎對周永軍著墨較多。4月18日晚上八九點鍾，四五個學生被帶進王譽虎的公司辦公室。“其中一個叫周永軍，中上等個頭，儒雅帥氣。”王譽虎簡明扼要地表達了自己的三大意願：一、希望學生見好就收，盡快撤離天安門廣場回校複課；二、停止攻擊鄧小平、楊尚昆，學運的口號應規範為“堅持改革，反對倒退”、“政治改革應與經濟改革同步”、“支持鄧的改革開放，反官倒反腐敗”等等；三是如果上述二條學生認同，王的公司可聯合四通等民營企業給予資金、物質方麵的讚助和支援。“周永軍等幾個學生耳語一番，同意回廣場去商量”。
一個多小時以後，周永軍帶八九個大學生再次來見王譽虎。“會議室近40平米，學生們麵對我坐在折疊靠背椅上。周永軍要求看一眼營業執照。他的要求被滿足。我推測周永軍的經曆非同一般。爾後得知，他是前政法大學學生會主席，是4月22日大會堂前3個下跪請願的青年之一，現任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宣傳部長。其他同來的學生有清華的何亮、李玉奇、白立舜，北大的趙體國、趙愛學、陳留才，還有2個名字不詳。”
王譽虎旁征博引講道理，勸他們見好就收，保存力量。他的講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無一人質疑，也沒有一人反對。大家紛紛表示回廣場、回學校去做說服工作。有的同學說學生很窮，沒錢打的士，為了串聯提高效率，最好有專車。王譽虎馬上表示：“這沒問題，可以給你們一部轎車專用。我手頭有2萬多塊錢現金，現在送給你們作活動經費，不過要由你們推舉一人具體負責。”
幾分鍾醞釀，學生們推舉何亮負責車的調度和錢的使用。王譽虎馬上叫來向陽（公司員工、王譽虎的內弟）和司機劉登山，叮囑他倆要24小時值班聽何亮調配，接著從講桌下的手提箱裏拿出2萬多元錢交給何亮。何亮與趙體國一齊清點錢數，然後說是2萬2千元。何亮說應該寫個收條。“我說不必了，我這筆錢是捐贈，隻要是為了上述目標，錢怎麽花由你們定！”又有幾個學生說，天安門廣場沒有電話，最好有一部手機，串聯溝通就方便多了，效率可以大大提高。王譽虎遲疑了一下，然後說：“這個問題可以考慮。你們今晚先回去分頭作工作。如果有成果，後天晚上9點在這裏碰頭，活動經費如果不夠我還可以追加。”
這時，一直沉默的周永軍說：“天安門廣場由高校絕食請願團、首都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和北高聯領導，我們都不是主要負責人。閻明複勸說後，他們已經同意停止絕食撤離廣場，但大多數絕食同學不同意，最後就沒撤離了。在這裏開會的有幾個是北大、清華學生自治會的頭頭，我在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負責宣傳。我們隻能分頭去做大家的工作。我們大家盡力而為吧！”這次會議午夜零點之後才散會。
六四鎮壓後的8月份，已被收押在監的王譽虎還與周永軍見了一麵。8月上旬一次放茅，是獄警A值班，王譽虎從廁所裏出來，竟遇到正在甬道排隊等候如廁的周永軍。兩人喜出望外，寒暄問候了幾句。“不許說話！”獄警A煞有介事地喝斥著，似乎在給別人聽，然後叫住王譽虎，低聲問：“你們是同案嗎？”“是。”過幾天，又輪到獄警A值班放茅。王譽虎被提前叫出去，手持掃帚，被安排在廁所附近打掃甬道衛生。這時，周永軍所在牢房的20多人奔向廁所。在廁所門口，獄警A示意周永軍停住蹲下，王譽虎心領神會，馬上湊過去蹲在周永軍旁邊急促地聊了起來。“因為我與周永軍之間並沒有觸犯刑律的隱情，所以雙方隻用三言兩語便讓對方明白放心了。令周永軍津津樂道的是，前些天公安局長和看守所長找他談話，說有東南亞的政要要探視他，於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囑告誡周永軍如何應答，並許諾周永軍隻要聽話，事後一定從寬處理。當東南亞某政要如期探視並詢問周永軍時，周永軍並未完全從命。公安局長自然不十分滿意。”一次放茅隻有5分鍾，這次獄警A卻給了10來分鍾。王譽虎寫道：“A舉重若輕、漫不經心地安排了（與周的）這次晤麵。”
該著第23章是《說柴玲撤兵，告王丹快跑》。5月23日傍晚時分，王譽虎和妻妹李蘭敏一起，來到人山人海、沸沸揚揚的天安門廣場。“我倆費勁地穿行在團團圍坐的學生之間，不時地接受學生糾察的盤問，用了好長時間才摩肩擦踵地擠到了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指揮部是用幾個大帆布帳篷搭建的，周圍用繩索圈起，有學生糾察把守。我向糾察說，有極其重要的消息向總指揮柴玲傳達。學生糾察轉身走 進帳篷內，一會兒領出一個30多歲自稱柴玲的女人。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這個女人：一口京腔，30多歲，形象鄙俗，極像市井小販。我毫不客氣地說：‘你不是柴玲。我有重要消息一定要麵告柴玲本人！’這個自稱柴玲的女人用審視的目光端詳我一會兒，很不情願地說：‘好吧！’旋即鑽進帳篷。
“幾分鍾功夫，真柴玲隔著圍欄出現在我的麵前。柴玲短發偏瘦，膚色微黑，麵容清秀略顯疲倦，得體簡樸的學生裝束，個子不高但精明強悍，有股盛氣淩人的架勢。
“我激動地說：你們勝利了，學生們勝利了！據可靠消息，昨晚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李鵬、楊尚昆下台，由萬裏、李先念接替，趙紫陽複出，還是總書記，地位穩固！戒嚴部隊今天已後撤。你們占據廣場已沒有必要，應該配合趙紫陽盡快撤離廣場。’我的話還未講完，柴玲便冷冷地、強硬地說：‘趙紫陽上台下台是共產黨內的事，跟我們學生沒有任何關係！我們不會撤離廣場！我們不怕戒嚴！我們要的是民主和自由，我們要用學生的鮮血喚醒人民的覺悟！’
“我目瞪口呆，未等我做出反應，柴玲毫無禮貌地轉身走進帳篷。那個30多歲的市井女人輕蔑地瞪了我一眼也隨後跟進。錯愕的我竟呆站了幾十秒鍾，憤怒和失望驟然升騰起來：‘混蛋！完了，完了！學生被斷送了！’我近乎咆哮地喊了幾聲。蘭敏也憤憤不平地高聲責罵道：‘真沒想到，柴玲竟然是這麽個東西！要用學生的鮮血喚起人民的覺悟？！這下子學生們可慘了！’我和蘭敏跟來時一樣費力地在靜坐的學生人海中穿行，失望而又憤怒的我，麵對這近10萬來自天南地北的學生，一種惻隱之心油然而生。我除了憤怒、失望，還有一種無力回天、萬般無奈的頹喪。當夜，我交待蘭敏，從明天開始停止向廣場的學生運送食品，恢複公司正常工作。”“我甚至懷疑柴玲是中共的臥底——以極左的麵目把學運引上絕路。”
5月25日晚間電視新聞報道，李鵬當天下午在中南海會見3國新任駐華大使，已有26個省市自治區致電中央擁護戒嚴令，萬裏今晨因身體不適飛抵上海治療。“沉寂了五六天，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李鵬忽然亮相了。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我馬上意識到一切全完了，對學生的鎮壓已迫在眉睫！”“據台灣電視新聞報道，昨天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態度強硬、一意孤行，拘捕了趙紫陽及其兒子等40人，38軍軍長徐勤先因抗命被捕，衛星電視再度中斷。我據此推斷，血洗天安門鄧意已決！”
26日清晨，上午10點左右，王譽虎正在辦公室處理業務，何亮領來幾名大學生。何亮隻介紹了其中一位：“這位是北大學生自治會的領導，姓王。他想與你溝通一下，交換一下意見。”王譽虎上下打量了一下這位學生領袖，“一米七多一點，瘦削、清秀，典型的大學生裝束，氣質優雅但略顯稚嫩（爾後在通緝令上發現是王丹）。幾個學生簇擁著王丹，有些風風火火，似乎另有急事，沒有落座。”
王丹說：“何亮他們已多次把您的觀點和您對我們的支援告訴過我，我也同意您的意見。但是我的意見不被采納，因為廣場指揮部和高自聯根據民主程序，少數服從多數。我們各高校代表通宵開會決定，依照毛主席的教導，依照五四青年運動的方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派學生分頭到工礦企業和農村去做宣傳，發動群眾……”
不等王丹說完，王譽虎便急切地說：“你們發動工農民眾的思路是正確的，但為時已晚！昨晚新聞李鵬亮相，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當局很快就要鎮壓你們了！你們的當務之急是撤離廣場，頭頭們趕快逃走躲起來，趕快跑吧！”王譽虎邊說邊從上衣內側兜裏掏出一遝錢，數了數，然後交給王丹：“我沒準備，這1800塊你們拿去，趕快跑吧！我明天也離開北京。”
王丹他們本來就像還有急事，所以沒再逗留，便匆匆離開了。“王丹給我的最深印象是真誠，其次是稚嫩，政治思想不成熟，這和中共的宣傳教育密切相關。這也決定了他們對中共的本質認識不清，從而在策略考量上接連失誤。”
隻有何亮留下沒走。“何亮老實本分，長得極象農村的純樸青年，辦事一絲不苟、認認真真。”何亮拿出一張收條，上麵寫著收到王譽虎捐款兩萬兩千元，落款是何亮等6名北大、清華學生，外加政法大學前任學聯主席周永軍，日期是89年5月26日。何亮有些內疚地對王譽虎說：“無繩電話讓其他學生拿去用了，我一時要不回來，這幾天我抓緊追回來還給你。”“沒關係，你們抓緊用，然後交給向陽就行了。你也趕快躲起來吧！回去再給高自聯頭頭們做做工作，留給你們的時間不多了！祝你平安無事！”
王譽虎沒有見過韓東方，是在獄中聽同號犯人斜眼兒和駝背說的。因小偷小摸進來的斜眼兒告訴後來者王譽虎：對麵的牢房裏曾經關著著名笑星陳佩斯。聽說陳佩斯因為“六四”時站在一個平板三輪車上發表演說被抓，後經其老爸與高層疏通，僅關押10多天就給放了。“斜眼兒還欽佩地豎起大拇指說，在廁所對麵那個號，有個叫韓東方的爺們兒，那才是條漢子！就是不認罪，大喊大叫，絕食好幾天，所長親自出麵說好話才罷休！那爺兒們的喊聲樓道裏都聽得清。”駝背對王譽虎說：“韓東方真是條漢子。他說他是工人們選舉出來的頭頭，是受工人的托付為工人服務、為工人辦事的，隻有功沒有罪！與工人階級對抗，鎮壓工人的才有罪！”王譽虎寫道：“此次，韓東方這個名字牢牢銘記在我的心中。”
憑心而論，我個人認為王譽虎先生此書對柴玲措辭偏苛。“六四”是一個巨型曆史事件，對其中的重要人物存在各種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是非常正常的，隻是我本人則隻願意把一切責任和罪過都歸結到鄧小平和李鵬身上，而學生，無論誰，都是好樣的，我不忍說他們任何一個人一個不字。中國的一切罪惡，都是成年人、老年人犯下的；青年人無辜，我永遠不想用成熟不夠、厚黑不夠、權謀不夠、審時度勢不夠責備青年。我們可以責備黃花崗烈士不成熟嗎？我們可以責備孫中山為什麽自己不死或沒死嗎？
哈哈，一邊說要從一點一滴做起，一邊說罪惡在成老年人。
難道青年人從一點一滴做起了？成老年人一步到位了？
口號與行動相反，就是民主鬥士的特色了。
萬 ：總的感覺是政府對群眾的情緒反應慢了些。如果快點解決，有些問題處理起來就容易些。許多好的機會失去了，我不清楚裏麵的原因。群眾要做的與政府想做的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們試圖來做一些交流溝通的工作，但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成效。我們在學生中做勸說工作，建議他們在一定的條件下撤出廣場。要考慮到社會的承受能力，也要考慮到市民的承受能力。他們作為個人都承認我們的觀點是對的，但他們沒有能力把此變為行動。我們還做了另一方麵的工作，就是呼籲政府按照憲法和黨章的規定來解決問題。不要動武。我們自己感到這是盡了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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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萬被記者坑爹了。這類問題就是一個陷阱，老萬還實話實說。
典型的理工男啊！
太多背後黑手。 而且多數黑手不舍命，開始給恩惠利用，危險來了逃跑在先。
我覺得西方社會從內心深處接受“凡人都是有問題的，隻有耶穌是完人”的觀點，讓人更能清醒認知自我，並達成妥協。
並且可以推論，既然人都會、必然會有問題，forgive & forget 就成為不可避免的出路。
王譽虎說的對呀，萬老多多少少有點與虎謀皮的意思。
"隻是我本人則隻願意把一切責任和罪過都歸結到鄧小平和李鵬身上，而學生，無論誰，都是好樣的，我不忍說他們任何一個人一個不字。中國的一切罪惡，都是成年人、老年人犯下的；青年人無辜，我永遠不想用成熟不夠、厚黑不夠、權謀不夠、審時度勢不夠責備青年。"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Writ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