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包遵信
我的1989（18）SOTEC講話
5月27日，被軟禁在上海的萬裏發表了違心的書麵談話，恢複自由後回到了北京。
當天，王軍濤出麵召集了“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發表了包遵信牽頭起草的《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
5月27日這一天，我本來應該在香港出席IDG舉辦的世界信息產業研討會。上一次會議是在1987年11月，我出席了。這一次，因為國內局勢的動蕩，李玉建議我不要離開北京，所以我推遲了行程，先遞交了大會講話的書麵稿，當天隻好請香港四通的總經理王安時在會上代我宣讀。
這篇講話的要旨是“要了解中國的信息產業和市場，不能不了解中國的民辦科技企業”，其中，我引用1989年3月14日電子部《計算機信息報》公布的1988年全國信息產業的排序，來說明民辦科技企業的地位。當年的綜合排名如下：
1、北京四通集團公司（102,635萬元）
2、中國長城計算機集團公司（79,412萬元）
3、北京市京海計算機集團公司（19,138萬元）
4、長江計算機（集團）聯合公司（18,890萬元）
5、浪潮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公司（15,633萬元）
6、北方電腦公司（15,000萬元）
7、國營南京有線電廠（14,722萬元）
8、中國科學院計算所公司（即現在的聯想公司，14,000萬元）
9、國營北京有線電廠（即738廠，13,612萬元）
10、太極計算機公司（11,888萬元）
在這前十名中，有四家公司，即四通、京海、北方電腦、計算所公司（聯想）是民辦科技企業，他們的總銷售額占這前十家的49％。四通一家就占這前十家的33．6％。也就是說，當年的中國信息產業，民辦企業和國營企業基本上是平分秋色，四通則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我在講稿裏表示，歡迎投資者來和中國的民辦科技企業合作，因為我們離市場更近些，所以你們離成功也會更近些。
雖然這一天我沒有親臨會場，但為了出席這次會議，我辦了赴港的簽證，這幫助我在六四以後，得以從容地離開中國。當時，因為出國很頻繁，我同時有三本護照，一本是為出席IDG國際會議辦的赴港簽證；一本辦的是去澳大利亞的兩年有效的多次往返簽證；還有一本是去芬蘭的簽證。中國科技代表團預定6月9日赴芬蘭訪問，我是代表團成員，團長是國家科委副主任李緒鄂。當時辦一個簽證的周期很長，有許多時間是重疊的，隻能辦多本護照來應對。
5月27日那一天，我沒有在香港的國際會議上講話，卻應段永基的要求，跑到在四季青的北塢發表了一次談話。那一天，是中日合資的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SOTEC）成立兩周年。在SOTEC，我是董事長，段永基是總經理。
我講話的主題是：“四通應當成為培養新一代企業家的學校”。下麵是這次講話的錄音記錄：
二十多年前，我們在清華學習，當時蔣南翔校長講，清華培養的幹部，二十年後，要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幹作用。當時不是很理解，現在剛開始有點明白了。
今天我想講一個問題：就是四通培養的幹部，要在國家的經濟生活中和政治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今天，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迎來了一個和平建設的新時期。經濟增長已經成為新時期的主題。誰是經濟增長的支柱？是企業家。四通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培養新一代企業家。一位發展經濟學家說過：“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總是落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沒有一支企業家隊伍”。
企業家的成長，在中國的環境下，有特殊的困難。中國新一代企業家，主要來自三個方麵，一是農民企業家，這是一支不可小看的力量。這些人，他們原來就沒有鐵飯碗，一旦進入市場經濟，一旦有了政策環境，他們的能力、膽量、創造性就充分發揮出來。現在鄉鎮企業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占到將近一半的份額，現在全國工業總產值大約是10000億左右。1987年鄉鎮企業是3300億，1988年是4500億。二是科技企業家，相當一部分科技人員、知識分子離開大院大所出來辦企業。三是從國營企業脫胎出來的經理、廠長。
成為企業家需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眼光，第二是能力，第三是膽量。一般來說，科技企業家有眼光、有能力，差的是膽量。而農民企業家膽量足夠大，也有相當能力，他們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遠非我們所能想象，但他們的不足是眼界不夠開闊。出身國營企業的，他們先天不足，後天可畏。
在中國辦企業有兩個很大的製約條件，一個是中國的傳統體製。在計劃經濟的體製裏麵長不出真正的企業家。那裏都是按照政府指令辦事的官員，而不是獨立的有商品意識、市場意識的企業家。第二個製約條件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一種分析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熟人的社會，而美國社會是一個陌生人的社會。熟人社會辦事靠人情，陌生人社會辦事靠契約。在中國如果不是熟人，就不好辦事。熟人社會在組織上主要是兩類，一類是血緣組織，一類是地域組織。這樣的企業在市場半徑方麵便會受到很大限製。這樣的企業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現代化企業，不可能成為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的企業。我們創辦時提出要辦中國的IBM, 其含義不僅是要成為這個行業裏最有影響的最大的企業，而且它在體製上、組織上、機製上是現代化的。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這就需要組織創新和機製創新。
企業家的職責就是創新。創新不僅是技術創新、產品創新、新市場的開拓，也包括管理方式的創新和組織機製的創新。
這種組織創新，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裏很難生長，基本上沒有可能。這就需要吸收、引進西方文化。SOTEC是個合資企業，跟外界有比較多的聯係，一開始就吸引了一批知識、能力、眼光各方麵素質都很優秀的人才，我們有條件首先從這裏搞組織創新和機製創新。
創新的過程是艱難的，和傳統文化之間會有許多碰撞。《SOTEC之聲》要我為SOTEC周年寫幾句話，我說，四通要在國家的經濟主活和政治生活中發揮獨特的作用，SOTEC要在四通發展的過程當中發揮獨特的作用。
有人講，現代社會有三大支柱，一個是信息技術，一個是民主政治，一個是市場經濟。四通、SOTEC正好是這三個集合的交。我們從事的是信息技術產業，我們是符合市場經濟規範的企業，而我們的觀念最接受民主政治的規範。所以從這種意義上來講，中國的希望在四通，四通的希望在SOTEC。
我們正處在政治和經濟形勢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不管局勢怎麽發展，有一條大家要有信心，就是中國隻會越變越好、越變越光明。這個潮流是不可阻擋的。我們不僅要把企業的事情辦好，而且要有社會責任感。作為企業，我們是社會的穩定因素。我們最希望社會穩定，沒有穩定，就沒有我們的發展。社會不安定，我們會連飯都吃不上，因為我們捧的是泥飯碗。四通是一個企業，還應該是一個學校，培養新一代企業家的學校。大學的管理學院培養不出企業家，真正的企業家是在企業裏培養的。
至今的中國企業界，四通子弟滿天下。被認為在中國職業經理人中出類拔萃的李玉琢，就是當年四通SOTEC的一員大將。
因為製度沒變，在專製而不是民主法治的社會，每當麵對政治上的衝突，官員就必須選擇站隊：要保烏紗就得“違心”；不違心就丟官。萬就是個例子。看看中共的曆史，從建黨到現在，一貫如此。所以，一黨專製不打破，中國永無寧日。
Why are there so many "違心的談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