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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6）張福森深夜相勸
5月23日，為了二十所高校聯署的《倡議書》，我們幾乎忙了一整天。這一回，我們是把學生代表請到中關村的四通飯店。當時，四通飯店剛落成，還沒有對外營業，沒想到我們接待的第一批客人，就是從天安門廣場上請來的絕食學生。
所有的組織安排、學生接送，總指揮是崔銘山。與學生切磋討論、落實文稿的，是曹務奇。如果說周舵和曹思源是四通“介入”學運的前鋒大將，那麽崔銘山和曹務奇就是四通“操縱”學運的中軍大將。
記得當時有一位學生對曹務奇說：“我們有一種被操縱的感覺……”
曹務奇回答：“這就對啦！”
是啊，我們就是想在一輛失控的越野車眼看就要衝下懸崖之前安上刹車，可惜為時已晚。
當天，有一大批記者在四通的咖啡廳等待《倡議書》的出籠，等他們拿到最後文本後準備發稿時，正趕上短暫的新聞寬鬆時期結束。“有關部門”明令該《倡議書》和所有的學運消息不能見報。很奇怪，一份呼籲撤出廣場的倡議不能發聲，隻能理解，現在有人希望學生留在廣場，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居心叵測”。
當晚回家時，已明顯地感覺到已經被有關部門“盯”上了。
我的住家在西三環北路的廠窪街，那裏有一片四季青和五金礦產合蓋的宿舍樓，我住的是一室一廳大約隻有30平方米的那種最小的單元。雖然四通的許多幹部已經搬進了當時北京最好的萬泉河路的大單元，我沒有給自己分一間，仍住在四季青當初分給我的小房子裏。據說，後來戒嚴部隊來抄家時，被我家裏的簡陋震驚了、也感動了。
我在那個大院裏有一位鄰居，也是清華校友，當時擔任海澱區的區委書記，他就是張福森。
那天深夜，大約已經是5月24日的淩晨兩點，我的這位鄰居登門來訪。這個時刻登門，一定有非常重要的非常之事。隻見他一臉嚴肅、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他說：
“萬啊……”在我的姓之前既不加“老”，也不加“小”，隻有張福森這樣稱呼我。
“如果……鄧和趙之間……”他斟字酌句：“有什麽不同……我們還是要……支持鄧啊。”
我一向是鄧大人的堅定支持者。記得在這場風暴之前，有外國記者問我：“你認為鄧小平是站在你一邊的嗎？”我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因為我是站在他一邊的。”
但這一回，我沒辦法站在他一邊，我做不到。人心裏都有一道坎，這道坎我過不去。我向張福森報告了我這兩天同學生接觸的情況，我說，說服學生盡快從廣場撤出來，避免發生流血衝突，這就是我現在的全部目的。“一旦真的發生了流血……那就毀了鄧大人一生的英名啊！”
他默然。
我曾經在以前的文章裏提到過這一段往事，但沒有點名。我說：“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做不到。我清楚那是為官之道，但卻不是做人的準則。那位學長六四後果然官符如火，先後做到一方大員和一部之首。我依然尊重他，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處世的方式。也感激他，對我說那番話，他完全是善意。後來他在自己的位子上，為保護四通和我的一些朋友盡心竭力，默默做了許多事情，我在海外也感同身受。”
所以，聽到有人說我在1989年的時候是“頭腦膨脹”、“錯估形勢”、“野心勃勃”、“政治投機”等等說辭時，我都一笑置之。我萬潤南再愚鈍，有張學長這樣的高人指點迷津，不至於如此不明事理、不懂利害、梗頑不化吧。
5月25日，香港《文匯報》頭版頭條報導了一件大事：《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書要求召開常委緊急會議》。這就是我當年出手做的第二件事情，負責實際操作的，是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曹思源。
沒看明白。這時尚未發生大事，有什麽坎？萬先生當時應該聽張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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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句實在話，不是晚了，而是手腕不夠。
當他說自己是四六開的時候，心裏應該大概還是知道自己哪些事情做得過了，哪些事情比較肯定的吧。
但是人的麻煩是，自己做的過的那些事情，沒辦法對當年的對手說，感情、正誤糾葛太多，公平的分寸難把握。如果隻是一方全對或全錯，就好說多了。
萬可能是太理想主義了，鄧是什麽料？三起三落，還有軍權。學生不是四通子弟兵，背後的推手多了，方就是其一嘛。美，台，港。我當時在澳洲某城市，是支持國內學生運動組織委員會十人委員中之一。每次組織遊行出發前就不知道從哪裏冒出大量台灣方麵的文選，台獨方麵的丘垂亮也來拉攏，複雜。
那場遠動是人生一大課，可我寧願沒那課。撕裂的社會傷口很難愈合！
頂這句話和做這種事的人！
如果將年輕的學生和和市民當成政治上的獵物或棋子，
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流他人的血，
能救而不救，能生而不生，
這種政客在這種事情上是可稱為“無恥”，即使在其他事情上可能偉光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