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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5）流產的“凱旋在子夜”
5月22日下午5:00至晚上9:30，曆時四個半小時，我在國際飯店的彩虹廳召集了在廣場上靜坐的75所院校的學生代表，說服他們在午夜十二點之前立即撤出廣場，並建議把這次行動冠名為“凱旋在子夜”。
為什麽是國際飯店？因為那裏離天安門廣場近，距離廣場更近的北京飯店當天借不到那麽大的地方。那時候國際飯店剛開張，彩虹廳是一個中餐廳，好像尚未啟用，裝潢得美輪美奐。
當我看到從廣場上找來的學生代表一個個麵有菜色、魚貫走進國際飯店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我了解，許多朋友已經努力過了，都沒有成功，我也不會創造奇跡。我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隻要當局還沒有開槍，我就還有再去做一次努力的時間和空間。
我注意到大廳後麵出現了一排黑衣人，他們不停地照相，有人誇張地、高高舉著袖珍錄音機。似乎是想表明他們的存在，警告我要謹言慎行。我知道這是“有關部門”的朋友，便笑著和他們打了一個招呼。
後來我看到了他們寫的情況通報，應該說，寫得很客觀，內容基本屬實。
報告是這樣寫的：“下午四時許，四通集團總經理萬潤南在國際飯店彩虹中餐廳，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靜坐學生負責人開會。在會上，他首先肯定學生們的行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萬潤南說，‘同學們，如果把你們的行動比作一部作品，那將會是一部傑作。這部傑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經寫完了，如果寫好下篇，寫好結尾，那就更加傑出偉大了。’‘現在，你們應該不失時機地撤離廣場，主動地撤離回校，這樣，你們就會受到整個社會的讚揚’……”
報告裏沒有提及我批評學生的兩段話。
當有人說“學生內部意見不統一，有人要撤，有人要留，無法形成一致意見”的時候，我說：“你們爭取民主，自己的行為方式就應該符合民主程序的規範。你們現在是小喇叭服從大喇叭，嗓門小的服從嗓門大的，調門低的服從調門高的，誰嗓門大，誰激進，誰就有領導權。這難道就是民主？”
當聽到有人說不撤的主要原因是“怕走了會使市民傷心，這樣就是出賣那些拚死為我們攔軍車的北京市民”的時候，我憤怒了。我說：“如果你們不撤，流血的首先是北京市民。你們處在台風的風眼，反而相對安全些。市民拚命擋軍車，是因為你們在廣場坐著，他們是怕軍車碾壓了你們。如果你們撤了。他們還有必要擋軍車嗎？你們堅持不撤，難道是想逼著讓北京市民為你們流血嗎？”
我希望學生一定“要審時度勢，考慮現在的處境和狀況，聽取社會各階層的意見及國際社會的反響，考慮到群眾的情緒變化。再坐下去，無異於給軍隊提供鎮壓的理由。如果發生流血的結果，對這次運動，乃至整個民族、國家，都將是災難。”
我說，你們可以提出撤離的條件。“有關部門”的報告是這樣記錄的：“當然，撤退，我們是有條件的，第一，就是軍隊回去，學生回校；第二，取銷戒嚴，秩序正常；第三條，李鵬下台，鄧小平、楊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榮退休；第四條，擁護趙紫陽同誌。”
我查對了當天對話的錄音記錄，發現第一、第二條靠譜。第三、第四條卻簡單化了，不夠完整、準確。
關於“李鵬下台”，我首先是批評學生，“國有國法，不能你們要打倒誰，誰就要下台。李鵬是人大任命的，要罷免他，必須根據憲法規定的民主程序。隻有人大召開特別會議，多數通過才能讓李鵬下台。”
關於“鄧小平、楊尚昆光榮退休”，我原話是這樣的：“鄧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你們今天能夠進大學讀書，就是因為文革後鄧主張恢複高考。我們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當然，鄧也是這次強硬處理學運的‘總導演’。所以，不要用‘下台’這樣傷感情的字眼，黨內的事情按黨章的規定辦，可以建議鄧小平、楊尚昆等老同誌光榮退休，要承認他們的功勞，處理這次學運，可能是受到了匯報者的蒙蔽。這樣說，可能對整個局勢更有利。總之，一切提法都要盡量符合憲法和黨章。”
關於“擁護趙紫陽”，我的原話是這樣的：“現在，趙紫陽被解職的事情，隻有海外的報道，國內並沒有正式公布。對於趙紫陽提出的要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來解決問題的主張，我們應當繼續正麵肯定、表示擁護”。
我問到會的一位學生，誰在同學中比較有威望？有人告訴我：王丹。
我說，派人去把王丹找來。當晚10點左右，我從國際飯店彩虹廳趕到北京飯店的咖啡廳，單獨會見了王丹。他處在一種極度疲勞的半昏睡狀態，仿佛是被人架到我跟前的。對我的講話，他反應很慢。我告訴他迫在眉睫的流血鎮壓，他說：“不會的。”我問他：“你認為會是怎樣的？”他說：“最多是用棍棒把我們揍一頓，幾個人合力把我們一個個抬出去。”
我估計這是有人根據1976年天安門運動的經驗給他的誤導。唉，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曆史的經驗既坑爹、也坑了孩子。
5月23日，曹務奇根據我與學生在彩虹廳對話的內容，起草了一份《倡議書》，征集了二十多所高校的聯名簽署。“有關部門”當天是這樣報告的：
“由北京四通集團公司出麵做工作，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的二十所高校的一批學生發出一份《倡議書》，要求‘撤消戒嚴，軍隊回去，學生撤離，恢複秩序’。《倡議書》上簽名的學生要求新聞單位對此進行公開報道。《倡議書》寫道：‘我們鄭重倡議：撤消戒嚴，軍隊回去，學生撤離，恢複秩序。我們呼籲：迅速召開人大常委會和中央全會，按照民主和法製的程序討論並接受愛國學生和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如果軍隊回去，撤消戒嚴，我們相信在運動中一直保持理智、克製、秩序的廣大同學會同意撤離。我們的撤離不是退卻，而是把民主運動推向一個新階段。’‘我們認為，我們的合理要求沒有理由得不到滿足，如果要求不能實現，我們不答應，人民不答應。’”
“有關部門”的報告還提到：“《倡議書》發出後，北京大學趙寶煦教授、梁守德教授等六十名教師，於當天下午發出《緊急呼籲》，讚成在天安門廣場二十所大學部分學生提出的倡議。”
據說袁木看了這份報告後在國務院研究室的會議上說：“……萬潤南的真實意圖是什麽？我看傾向性太濃了。”
萬潤南的真實意圖並沒有能夠實現，“凱旋在子夜”的行動流產了。主張撤退的學生領袖回到廣場大多被罷免，廣場就像一個巨大的磁場，永遠指向最激進的方向。
看來，不管是劉曉波也好王丹也好，都錯誤的估計了形式，中共不會開槍，後來也看到許多這方麵的報道。。。所以在他們的潛意識裏是希望也是知道要流一些血的。。。可能他們也是太天真了吧。。。
說句心裏話，劉，王和您很難想象如何去配合，給我的感覺你們的腦容狼有著天壤之別。。。。。。。所以悲劇大生了。。。。
一語成讖？學生的空有熱情，無社會經驗而自以為是導致的？是否是曆史的必然（國家，民族，教育，文化是否都還沒有完全準備好？知道目標的人卻不知如何去走，或者無力帶領，反而被人流衝向了其他方向）？錯過了是否還有機會？中國還真是命途多舛。
（那時還太小，還撒尿和泥呢，不過記憶深刻卻完全不理解。謝謝！可以讓我看到一些曆史真相。參觀過華盛頓的新聞博物館，但是始終既無法相信中國ZF所言，也無法相信美國ZF所說。您寫的至少邏輯上可信。）
次日學校開始追查有無去北京的，不許造謠。沒幾天學校提前放假學生全部離校。
六四是現代中國的愛國曆史，但主要的事情發生在北京，外界至今沒有全麵的了解和認識，我第二年（1990年）春天去江浙出差時和當地人談到六四，覺得他們並不了解北京具體發生了什麽事，今年（2012年）春天去浙江出差，比我年長的一位朋友提起六四，我還是覺得他不清楚北京當時發生了什麽事，有些誤判。國內媒體是按政府的要求，當年發布政府捏造的事實，顛倒黑白的一麵之詞。在美國駐十幾年，西方媒體大多對中國持有敵意，更是借六四之題發揮，挑撥離間，實現其對外破壞顛覆之目的。
萬老的曆史回顧非常感人，其實很多當事人在海外，如果大家能像萬老一樣，把當時的經曆整理出來，還原給世人一個活生生的曆史，史實就給六四平反了。也避免一代人拋學舍業的愛國之舉，被誤解，甚至被居心叵測者利用。
等到戒嚴成為事實，趙也被內部免職，識時務的應該是全麵退卻保存實力，怎麽反而積極起來？開會勸說學生撤退是對的，可去說什麽“要讓鄧楊光榮退休，李鵬合法罷免，支持趙的解決之道”做什麽？如果地下工作一樣悄悄商量也罷了，卻放到大飯店當著國安的麵說，這不是火上澆油是什麽？而且除了有點拿學生做砝碼和對手談判的價值外，簡直毫無成功的可能，因為對方就是怕這個結局才鋌而走險宣布戒嚴的，你已經被動了（無論如何趙已經成了平民乃至階下囚，連走上街頭振臂一呼的機會都沒有了）還要拿這個說事，除了刺激對方下更狠的招數還有什麽意義？
感覺曆史給了改革派不少機會，可惜當時的人太天真了，一一錯失，采取的行動也都沒有踩對點啊。這樣玩政治怎麽能成功？六四是悲劇，但現在看來也真是天數，是改革派和強硬派聯手導演的大悲劇，不能把責任都放到其中某一方身上。
這裏是很致命的, 老萬的這席話無論如何理智,但傳到當政主張強硬的部分人耳裏,就會覺得是對他們致命的,他們也當然要對老萬致命了.
層層匯報,信息可能被有意無意地歪曲和放大或稀釋了, 所以曆史有時是由個別小人物的一倆句話決定的.
跟讀中.
事實說一百遍也不嫌多！更何況eye witness.
“……市民還留在廣場外，剛開始聽到打搶都說是塑料的，直到血出來了，才開始醒悟……”
這句話讀了好多遍。
請教,除了您說的"上麵的人"的原因, 您當時做學生工作有其他動機嗎?
我哥哥姐姐姐夫64當天都在廣場看熱鬧。我在家等護照，不想給自己惹麻煩。64晚我哥姐聽到廣播後，隨著學生撤除廣場。市民還留在廣場外，剛開始聽到打搶都說是塑料的。直到血出來了，才開始醒悟。不過還是有人往廣場裏衝。根據我哥說的，死的都是後來往裏衝的。姐夫還去了幾個廣場附近的醫院，都有死人，但死的大都是北京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