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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2）血要熱、頭腦要冷
回顧1989年的那場風暴，感覺學潮就像是一輛沒有刹車、隻有油門的越野車，不停有人去猛踩油門，卻沒有刹車功能。這樣的結果，隻能是車毀人亡。
到海外後，我曾經與胡平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問：“為什麽學運總是以失敗告終？”
他的回答很哲學：“因為他們不失敗不結束。”
對胡平提出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所謂策略，我認為沒有可操作性。因為實際情況是見“壞”有人上，見“好”非但不收，反而變本加厲、更加蜂擁而上。
是後麵有“黑手”操縱嗎？我不認為有。因為我就是被指控的“黑手”之一，但我真的不是。我相信其他的所謂“黑手”也是徒有虛名。
我非但不是“黑手”，而且比當時許多熱血沸騰的朋友都要“冷”。因為我認為學潮早該結束了，第一個刹車點是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第二個刹車點是4.27大遊行之後，因為對離譜的4.26社論成功地說了“不”；第三個刹車點是趙紫陽的五四講話和亞銀講話之後，因為中央已經實際上改變了4.26的定性。學生要求對話，舉辦各種對話了，雖然袁木有點“扯”、缺乏誠意，但閻明複被大家公認是十分誠懇、非常善意，但對話依然無效。學生要求直播，CCTV直播了，當時的媒體對學潮的報導非常正麵，難得的寬鬆……
而且，我們捧的是泥飯碗，我們的承受能力有限，四月份已經虧損了，五月份，還看不到轉機。我已經羅列了我從5月1日以來的所有活動，幾乎都是在忙家務事：拓展業務、迎來送往，沒有一件和學運有關。
最近聽到有一位當年一條街上一位同行，說我在1989年的時候“頭腦膨脹”，我不敢苟同。因為我清楚地記得，這位老兄比我熱血沸騰得多，他當時掛上了標語，帶著自己公司的遊行隊伍上了街，他走在最前頭。
就在他上街的時候，我在公司明確宣布三條：不介入、不組織，上班時間不準上街。
5月18日，有39位四通的員工向我上書，批評我置身事外：
“天安門廣場的形勢已經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絕食六天來，學生們的生命危在旦夕，中央和政府的冷漠態度已經激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憤慨，各民主黨派、各社會集團、各階層知名人士紛紛發表聲明，呼籲黨和政府采取積極態度，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民族危急！國家危急！學生危急！”
“作為全國最大的民辦企業的四通公司，在這場舉世震驚的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的悲壯運動中的態度，正在極大的危害公司幾年來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昨天，有少數學生對公司送支援物資的人員高喊：萬潤南來了嗎？你們早該來了！”
“這幾天，公司許多同人自發地到天安門廣場以各種形式聲援絕食學生。許多同人遵照公司決議，不得不含著熱淚不披露公司名稱，不敢說出“四通”這一人民渴望聽到的聲音。我們認為，公司不應該再沉默。我們懇請公司領導，立即向中央、向政府、向社會各界發表聲明，表明四通聲援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敦促黨中央、國務院及早做出答複。同時，組織員工赴天安門廣場遊行請願，聲援絕食學生。希望公司領導盡快做出明確答複！“
“沒有人民，就沒有四通！”
“萬總，是您一貫教導我們，要先做人，後經商！”
領銜簽名的是一位公司的高層主管，他在給我遞信的時候，就舉鄰家公司的老總為例，說明我已經落伍了。
當天晚上5點，我在公司咖啡廳召開幹部會，說明我的立場。下麵是講話的錄音記錄。
最近形勢發展很快，牽動了大家的心。公司39名職工聯名上書給我，我理解大家的情緒，講幾點看法：
首先，公司在對待學運這件事情上，我們從一開始態度就不曖昧。四月份，學運一開始，我們就肯定學生的愛國民主行動。認為對中國的長遠發展、對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對中國的民主建設會有積極的作用。但我也講了，要有角色分工。在這樣一個曆史關頭，要清楚自己的角色，要保持一種分寸感。怎樣做才符合國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
香港的報紙說：四通是學生運動的後台。在公安部的內部錄像資料裏，有我們的人在給學生發錢，並且有解說：“這是四通公司的副經理”。
昨天社會各界支持學生的大遊行，雖然我說了“不介入、不組織，上班時間不準上街。”，但還是有四通人自己去了。我看到報紙上的報導，大標題是《敢有歌吟動地哀，5.17首都各界大遊行目睹記》，其中有這樣一段:“四通公司自發地組織了數百人的隊伍，他們說我們都很支持學生，四通的發展是沾改革的光，不是沾腐敗的光。我們這幾天都沒上班。幾天的工資算什麽？跟良心比，錢是次要的。我們公司有人把一個月的錢都捐給學生了。說真的，國家沒了，公司也就沒了。”還有一位四通人說：“麵對絕食學生這種狀態，良心告訴我們，不能再沉默了！”
其次，我們從5月15日開始，就通過北大、清華的學生組織，給廣場上的絕食學生送一些藥品和水等物資，每天大約要花一萬多塊錢。
另外，我們公司有兩位同仁，周舵和曹思源，他們受閻明複的委托，正在政府和學生之間斡旋。他們參與安排了閻明複同誌到天安門廣場和學生直接對話。昨天晚上，他們聯絡了十二名學者代表，九名學生代表（包括絕食學生和“對話團”學生的代表），共同提出了四點建議，提出了讓政府和中央下台階的方案。
今天，民辦科技實業家協會也起草了一個東西，呼籲大家對這次愛國民主運動給予物質和道義上的支持，電台對此進行了報道。
我想告訴大家：四通公司並沒有旁觀。我們實實在在地做了一些事情。有一些國際聯絡，我們也做了橋梁，例如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全體留學生和學者聯誼會，“敬請四通公司同人代轉北大遊行學生、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的幾封信，就是我們代轉的。
所以，我們不是態度曖昧，不是態度冷漠，不是沒有做工作。但是，我要講，我們做事情要有分寸感，在這一點上，你們要相信我的判斷。一定要有角色分工，如果說我們也和學生一樣，做同樣的事情，那我們不就是學生了嗎？在這樣的曆史關頭，我們的方位在哪裏？我們的利益在什麽地方？我們應該怎麽做？大家要有清醒的頭腦。我們的血要熱，但頭腦要冷！
這些天，學生提出的要求在“不是動亂”和“實質對話”的基礎上又加了第三條，叫做“社會各界全體人民，應保持理智、冷靜、克製與秩序”。學生很有水平嘛，我們不能連學生的水準都沒有。有人說“國家完了，公司也完了”，說得有道理，但我怕是國家沒有完，公司倒先掛了。我們要生存，就必須保持正常的經濟生活秩序。
有人說：“現在是考慮得分的時候”，我嚴重地不同意，因為這是政治投機。有人認為四通在一條街上總是最冒尖的，所以在這件事上，也應該最冒尖。我要說，我們不冒這個尖。你們應當有這種認識：企業家是不幹這個的。政治活動有它自己的規律，我們是搞經濟的，政治與經濟是密切相關，但畢竟是兩件事。在這一點上，公司的幹部要有共識。統一了認識，我們的事情才能做好。
現在我們處在一個很微妙的時刻。大家不要以為民主一下子就能到來，中國的政治生活就會有新的局麵。學生運動的意義確實非常大，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新時代的開始，但新時代的開始要伴隨著陣痛和許多犧牲。我作為這個公司的負責人，要考慮在這樣一個動蕩階段，一個將來有希望的“潛結構”，不要受到根本性的摧毀。我們既要維護真理、堅持正義，又要在未來可能出現各種困難的環境下生存下來。未來的一段時間可能會非常混亂、十分困難，在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頭腦。
我們都是經曆過文化大革命動亂的過來人，大家都知道，群眾運動是不能控製的。當閻明複與學生代表談話之後，學生代表熱淚盈眶，非常感動，接受了閻明複的條件。但當學生代表回到廣場，根本就講不通。學生代表講“你們罵我們是叛徒也好，學賊也好，但請讓我們把話說完”，可廣場上群情激昂，根本不讓他們把話說完。
而且，政府答應了學生的兩條，事情就完了嗎？如果承認了“不是動亂”，那下一個問題就會提出來：“到底是誰說我們搞動亂？”鄧小平就要退位，李鵬就要下台，北京的陳希同、李錫銘就要承擔責任。還有上海，開除欽本立算怎麽一回事？江澤民還呆得住嗎？這樣會變成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幹部的動亂。
反過來，如果學運被鎮壓了，也是一大批幹部下台。人家可以說：是閻明複在前台，趙紫陽在後台，操縱學生運動。說這次運動是台灣特務指揮的，有確鑿證據，有錄像、有照片、有錄音，鐵證如山！你們在這場嚴肅的政治鬥爭麵前，喪失原則、立場，想利用這次動亂給黨和國家施加壓力，分裂黨和國家，等等。這些事情，如果隻看到一步兩步，不看到後麵幾步，我們就是不清醒。我們不能跟著群眾的情緒走。要密切注視形勢的發展，要準備出現最壞的可能。今後的日子，我們會比別人更難過。說對學生不秋後算賬，並沒說對我們不秋後算賬。如果秋後算起賬來，我們也隻好“聽天命，盡人事”了。
行文到現在為止，可為冷靜。到後麵第（20）節，已經是當局者迷了。柳對萬的評價，是對聯想的告誡，是旁觀者清。
每次上街，由一些同學手拉手在兩邊，主要目的是不讓非學校的社會上的人進來，
大家的口號到6月4號前還算是理智的，一般學生，就我接觸和回憶，頭腦好像沒那麽熱；
北京的文科生可能太多了，容易理想化和激情化，接觸的各種渠道和形形色色的成年人（方李夫婦，美大使館，和劉炸藥等）較多，身處大旋渦，北京的情況可能較複雜。
I agree --- 國人腦袋 either deadly 沸騰 or deadly cold, but never balanced.
謝謝先生與我們分享您的經曆。
保重！
香港的報紙說：四通是學生運動的後台。在公安部的內部錄像資料裏，有我們的人在給學生發錢，並且有解說：“這是四通公司的副經理”。
其次，我們從5月15日開始，就通過北大、清華的學生組織，給廣場上的絕食學生送一些藥品和水等物資，每天大約要花一萬多塊錢。
你看人家溫總，也去天安門了，最後P事沒有，兩麵沾光。群眾認為他是看望學生去了，老鄧認為他是監視老趙去了，這才叫智慧。因此看來，老萬是個商業奇才，佩服，玩政治還差點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