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劉：在北京被放逐

公劉：在北京被放逐

——一個母親在2012年64前說

每一年的64已經過去22個，我的兒子被放逐快23年了。

我知道北京有一個天安門母親群體，她們的兒子都死了。作為母親,我曾經很自私的想，偷偷地想，比起她們，我還是比較幸運的，我的兒子還活著。

我們也有一個群體，在西山。說是群體，沒有組織，沒有活動。我們大部分已經退休，我們大都散坐在唱紅歌的圓圈的周圍，或樹下，或山石上，慢慢地我們互相讀出對方眼中的憂傷，互相接近，互相詢問，互相試探。有一天，一個母親對我說，您每次聽他們唱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時候，眼睛總是充滿淚水，是在想念毛主席嗎？最後那句話帶著明顯的玩笑的味道。

我搖搖頭，告訴她，我在想念我的兒子。

就這樣，我們有了一個共同的話題，兒子。是的，我們的兒子都在被放逐。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兒子和放逐已與我們人人有關了。在此以前，開始，盡管這不平常的事件使我們慶幸和憂慮，為兒子逃離迫害而慶幸，為分離而憂慮。但每個人還能夠各就各位照常生活，而這種情況一年複一年地持續下去。一種與兒子離別的個人感情就在不知不覺中變為共有的感情，慶幸和憂慮被一種恐怖的感覺所替代，兒子被長期流放的現實帶來無窮無盡的痛苦。

二十多年前，我們突然麵臨事先毫無思想準備的分離，有些母子分手時還隻作了暫時離別的打算，我們在車站的月台上說了兩三句叮嚀的話後擁抱道別，滿懷著人類愚蠢的信心，以為過幾個月、或至多過幾年肯定又能見麵。可是，我們發現自己已陷於遠離兒子、無依無靠、不能重逢的絕境。

我們常常互相通報兒子的近況，誰已經結婚生子，誰又拿到一個學位，兒子們發表了一個我們要笑著回家的聲明，誰闖關被拒。丈夫是我們的靠山，兒子是我們的希望，可是看來強大的男人往往那麽脆弱，就像堅強的物件容易破碎，不少兒子的父親沒有等到與他們的兒子，而兒子歸來卻遙遙無期。母親們認為，諸如病危、死亡等所謂緊急情況下可能會有例外，結果是沒有通融。剩下的唯一途徑是伊妹兒和電話。向來以心靈、感情和肉體聯係著的親人，現在隻能從一封封伊妹兒裏去重溫舊夢。然而由於事實上伊妹兒中所能運用的字眼很快被母親和兒子用盡了，我們們長時期的盼望的悲槍情緒隻能匆促簡短地概括在電話裏交換的幾句重複的問候中，例如：“我好，想你。等你。”等等。

有些母親於是向兒子提出要求：你，是否可以回來。然而她們很快地明白過來，他們這樣做無異把兒子驅人虎口，回來，必須投降，兒子不是敵人，兒子不是罪人，兒子不願意，媽媽也不願意，媽媽自幼就教會兒子，要做一個正直的人，於是媽媽寧願忍受別離之苦。

我們會拿出兒子的照片，照片上集中了我們全部的憂思，我們也會懊悔，懊悔過去對兒子太嚴厲，懊悔過去對兒子幹涉太多。這種無情的、徹底的、前途茫茫的分離，把我們推人了心煩意亂的境地，使我們成天魂夢索繞於那離別卻如隔世的人影而一籌莫展。

我們實際上受到的痛苦是雙重的：首先是想象在外麵的兒子所受的痛苦，其次是自身所受的痛苦。我們互相告慰，兒子在外麵是自由的，他們有了他們所追求的自由，他們會快樂的。想到在外麵自由的兒子，我們終於發現，被放逐的是我們，我們是放逐在北京的母親。我們被遺棄在沒有定向的日子裏和毫無結果的回憶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靈。我們無能為力無事可做，隻好在這陰沉沉的城市裏兜來轉去， 日複一日地沉湎在使人沮喪的回憶中。

流放之感，代表了大家的感受，我們心靈深處始終存在的空虛感確是一種流放之感，一種明確清晰的情緒，一種焦心的回憶之箭，一種荒誕不經的妄想，時間飛逝。有時候我們讓自己陶醉於幻想境界，設想自己在愉快地等候兒子人回來的門鈴聲或樓兒子熟悉的腳步聲。

有時候，我們的勇氣、意誌和耐心好像一下子都垮了，垮得這麽突然，以致我們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來，不再去計算團聚的日期，我們體驗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慘遭遇，在北京，在家中，在西山。我們活像受到人世間的法律製裁或仇恨報複而度著鐵窗生涯的人。

在這種極端孤單的情況下，終於沒有人再指望那些放逐兒子的當權者平反64，不再指望那些放逐母親的當權者讓我們和我們的兒子重逢。

也許，我這樣說太傷感，但是我能說什麽呢？

西山上唱紅歌的聲音被禁止了一段時間，我們有些失落。我知道，大家在歌聲中寄托的不是紅歌中那些歌頌共產黨的感情，我們怎麽對這個有感情呢？我相信，唱歌的人們也是這樣。

[一挪]

父母不能去看兒子嗎？

[aires]

Meet each other at a third cou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