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萬家按語：下麵這兩篇文章可以對照起來讀：一篇是王昊軒的《重慶恐怖》，一篇是網友歸一的《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大家可以從中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
王昊軒：《重慶恐怖》
題記：謹以此文獻給重慶恐怖中的受難者與抗爭者
絕大多數中國人知道王立軍，是在他2008年6月調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成為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的左膀右臂之後。從那時起，這兩人的名字就緊密地聯係在了一起。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說，如果薄熙來是二郎神的話，那王立軍就是哮天犬了，專咬薄熙來看了不爽的人。
如果我們看一下人民日報對於王立軍的簡曆和介紹。會覺得他是一個像金正恩一樣“高大全”的完人。王立軍文武雙全，小時候入選過內蒙古少年拳擊隊，在多年後的一次抓捕過程中，他和一個曾是全省散打冠軍的犯罪嫌疑人搏鬥了20分鍾，最終成功將其製服。王立軍還癡迷於繪畫和書法，在繪畫上他臨摹的《清明上河圖》幾可亂真，書法也曾獲遼寧省第5名。
但我對王立軍的第一印象卻是極其糟糕的。我第一次知道王立軍這個人，是在瀏覽新聞時看到了一則關於重慶打黑批捕會議的描述。
這次會議是重慶市公安局副處以上幹部會議，王立軍主持會議。會場武警全副武裝，殺氣騰騰。
會上，王立軍點到誰就報誰的罪名：“陳光明，女，重慶市公安經偵總隊總隊長，犯有某某罪，抓！”
“陳洪剛，男，重慶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長，犯有某某罪，抓！”
“陳濤，男，重慶市公安局治安總隊原總隊長，犯有某某罪，抓！”
“李虹，重慶市公安局治安總隊原總隊長，犯有某某罪，抓！”
…… ……
此次會議上一共抓了六七人。都是當場點名，當場抓人，都不用公安，全是武警。
我不知道讀者看到這裏是怎麽想的。但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則新聞時我真得是嚇得渾身發抖，好久都說不出話來。我自認是膽子比較大的人，但王立軍這種抓人的方式，不由得讓我想到了唐朝時專為女皇帝武則天排除異己的酷吏，“請君入甕”的來俊臣。
這種抓人方式還不算是最恐怖的。薄熙來被免職後，一些在薄熙來“唱紅打黑”聲勢如日中天時期被“斃”的報道也得以重見天日。《晶報》記者黎勇將其兩年前擬定刊發而最終被撤下的稿件發布在博客上，透露了許多有關重慶打黑的內幕。
2009年10月25日晚，在重慶的一家酒店裏，重慶一家重要媒體的采訪部門負責人，向晶報記者講述了他親眼所見的一個場景：
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和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被抓後，“打黑英雄”王立軍主持召開了一次全市公安係統處級以上幹部會議。出席會議的人員事先都安排好了座位。會議開始前，王立軍提醒，每個人都要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千萬不要坐錯了位置！參會人員到齊後，進來一排武警，站到了6個人中間。這6個人頓時嚇得渾身發抖，手腳哆嗦。但那些武警卻沒有任何動作。過了一會兒，坐在武警旁邊的一個人精神崩潰了，他伸出雙手對武警說：“你把我銬住吧。”武警說：“不是來銬你的。”那名參會人員說：“銬我吧，不管你們是不是來抓我的，我都坦白，我有問題……”
王立軍這種抓人方式的恐怖程度和來俊臣的“請君入甕”相比也不遑多讓啊！這些場景，就是在強大的打黑氣氛和“氣場”威懾下，重慶官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一個小小縮影。
“打擊黑惡勢力的專項行動，成了一場政治運動。寫保證、自我交待、檢舉揭發他人、簽保密協議，有點類似於文革時期了。”一位身居高位的重慶官員苦笑著說。
重慶一警官的親屬說：他被抓後被警察刑訊逼供，迫其在事先編好的筆錄上簽字“給XX、XXX行賄20萬”（以構陷其上級領導）。開庭前，還被威脅：庭上按照以前筆錄說！不許亂講！否則，弄死你！後被判刑入獄，在獄中仍遭威脅：不許申訴！
不僅政界如此，在重慶商界，一個接一個的“億萬富翁”、“商賈名流”被扣上“黑社會團夥成員”的帽子先後被抓了進去，財產也被沒收。麵對越來越“嚴峻”的形勢，一些企業界人士如坐針氈，深恐哪一天“噩運”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有媒體報道，當時曾有一些富豪賣掉自己在重慶的產業悄悄出逃。
誰是黑惡勢力？
重慶打黑震驚全國，那在薄熙來王立軍等重慶官員們的眼中到底什麽是黑，什麽是惡呢？重慶市江津區委書記王銀峰給了我們如下的解釋。
據2010年10月15日的《第一財經日報》報道，重慶市江津區委書記王銀峰以“影響政府辦公樓的風水”為由，要求當地一個合法樓盤“水映康城”項目停建。在第一財經掌握的錄音中，重慶市江津區委書記王銀峰怒斥開發商道：
“你懂不懂風水？在這個地方你的建築起來了，就擋了政府的辦公樓。這裏是衙門！你們的房子建了，我還能在這坐？你們建個房搞得區委要被迫搬遷！你知道重慶為什麽打擊黑惡勢力不？你知道什麽叫惡不？跟政府作對就是惡！”
王銀峰書記說話的口氣，就好像自己就是政府的化身：與我作對，就是與政府作對；與政府作對，我就可以給你扣上黑惡勢力的帽子把你給抓起來。政府官員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樣說話，比黑社會更讓人感到恐怖，要知道黑社會畢竟是見不得光的，還要偷偷摸摸地作惡，而薄熙來治下的重慶當局卻是光明正大地製造冤假錯案，給異己扣上黑社會的帽子除之而後快。
一個令國民感到恐懼的政府絕不會是什麽好政府。用《獨立宣言》起草人托馬斯·傑斐遜的一句話來形容薄熙來主政的重慶最貼切不過了：“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
“黑老大”黎強
2008年11月3日，在渝強公司董事長黎強的組織下，重慶市主城區近8000輛出租車司機發動了一場罷工，罷工的原因有四條， 一是政府對黑車整治不力，導致黑車泛濫；二是運價低，起步價隻有5元；三是出租汽車公司收取的管理費過高；四是出租車有時在主城區加氣難，這四大因素都導致司機生活困難，不得不通過罷工的方式來為自己維權。
罷工發生後，薄熙來組織了一次座談會，直接和部分司機以及出租車公司負責人對話。在這次座談會上，當薄熙來談到他對重慶出租車行業作了一些調查的時候，黎強站起來打斷了他的話，說：“薄書記，你來重慶的時間很短，不了解重慶的情況，我來給你講講”。這種“犯上”的行為讓薄熙來極為尷尬，有人暗地裏說：“黎強完了，薄熙來肯定不會放過他的。”
果然，在第二年薄熙來和王立軍發起的“重慶打黑除惡專項行動”中，黎強被奉行“與政府作對就是惡”的重慶官員們扣上了黑老大的帽子。在法庭上為黎強辯護的是75歲的法學泰鬥趙長青先生。趙長青承認黎強的部分犯罪事實，例如行賄罪、逃稅罪等，但堅決否認黎強是黑社會組織的頭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的刑法裏第一次出現“黑社會”的字眼是在1997年刑法修訂後，在這次修訂中，趙長青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黑社會組織”相關問題國家級課題組組長，他本人也是中國黑社會問題的研究專家。趙長青稱檢方提交的1849件公訴證據中，沒一件能證明黎強是黑社會。 “法律對‘黑社會’的定義，是有組織地犯罪，並不是犯了罪的組織。”
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中國黑社會問題研究第一人”趙長青為黎強做的辯護最終還是失敗了，黎強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像黎強這種稀裏糊塗變成黑老大的在重慶打黑中並不是孤例，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一名涉黑案辯護律師周立太稱開庭前“律師看不到案卷，會見不到被告，所有的案子都是快起訴，快審理”。
周立太批評重慶打黑成了一場政治運動：“打黑本來就是政府分內的事情，如果運動化，很多事情就會擴大化，打擊犯罪，要建立起長期、良好的常態機製，不能是突襲式的、政治運動式的。被告人不管犯了什麽罪，不管嚴重到什麽程度，他都有委托律師的權利，律師有為他提供法律幫助的權利，有會見權，而在本案中一律不得會見。在審判階段，所有律師都看不到案卷。所有的案子也都是快起訴、快審理。如此辦案，律師如何發揮辯護權？”周立太這樣質問重慶打黑的合法性。
更為可怕的是，重慶警方在打黑過程中普遍使用了刑訊逼供等肮髒下流的手段，其中最為駭人聽聞的例子就是龔剛模案和李莊案，這兩個案子可以說是重慶打黑的縮影。
李莊案始末
龔剛模是重慶銀鋼集團銷售公司總經理，因“涉黑”而被捕。
2009年9月8日，在打黑係列案開審之前，重慶市司法局已專門發文，要求辦理涉黑案件的律師，“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不糾纏細節，不得接受新聞媒體采訪，發表對司法機關處理案件的看法或意見”。這份文件下發後，很多重慶本地律師不敢或不願接涉黑案。因為沒有本地律師敢接案子，龔剛模的家屬隻好找到了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李莊為他辯護。
2009年11月22日，李莊和他的助手馬曉軍抵達重慶。第二天，兩人看到了央視關於龔剛模案的報道。電視畫麵中，龔剛模被兩個警察架著，一瘸一拐地走路，身上顯然有傷。
11月24日，李莊向庭長申請延期審理，遭到拒絕。於是李莊就和馬曉軍前往關押龔剛模的江北區看守所，他在車上翻看卷宗時發現警方有明顯的誘供。到達看守所後李莊被警察告知必須有專案組的陪同才能會見龔剛模。李莊大聲抗議要求律師會見不被監視監聽，還說龔剛模12月7日就要開庭了，案子已經進入審判階段，公安無權限製律師會見，耽誤開庭你們要負責等等。但看守所根本不為所動，專案組到達後李莊還大聲嗬斥他們的違法行為。最後，胳膊擰不過大腿，在警察的監視下李莊和龔剛模開始了第一次會見。
李莊先介紹了自己的身份及委托經過。然後詢問龔剛模被抓經過和審訊的情況，龔剛模說：“6月份被抓，先關到南川看守所，8月份轉到鐵山坪民兵訓練基地，11月22號才關在江北看守所。”李莊又問，你以前見過律師嗎？龔剛模回答：“沒有。”
李莊指著龔剛模的口供接著問：“你在口供中承認自己是黑老大，這兒有你的簽字啊。”龔剛模聞言表情十分痛苦地說：“是我的簽字，可這些口供都是他們事先編好後逼我簽的，我要是不簽字他們就打我、吊我。”
李莊指著身邊一位監視會見的警察問：“他打你了嗎？”龔剛模說：“他沒有。”李莊再指另一位警察問：“他打你沒有？”龔剛模渾身顫抖地說：“他、他沒有打我，但打我的時候，他在場。”
隨後李莊仔細查看了龔剛模兩隻手腕上的傷痕，說：“開庭時我會申請法庭為你進行法醫鑒定，申請延期審理。”龔剛模說：“要是他們不同意怎麽辦？”李莊說：“如果那樣，我就罷庭，不再繼續辯護，法院就會休庭。”這時站在身後監視的警察插嘴道：“你走了，法院可以指定其他律師啊，你以為你走了庭就不開了嗎？”
李莊聞言轉身給這位警察義務普法道：“法院指定的前提，是被告人沒有委托律師為其辯護。”然後，李莊讓龔剛模在委托書上寫下了“拒絕人民法院為我指定其他辯護律師”。李莊還告訴龔剛模：“開庭時，我會提問你，你要大聲地把被打的事情說出來，用肢體展現出來。”
會見完畢後，李莊和龔剛模的兄弟龔剛華吃飯。席間，龔剛華對李莊說：根據內部消息，我們都被監控了，一定要小心，甚至你們都不能帶著卷宗走出重慶。當時李莊非常不以為然，他低估了薄熙來和王立軍的邪惡，也低估了重慶暴政的恐怖程度。
11月26日9點，李莊和馬曉軍第二次來到看守所。被告知必須有專案組警察陪同才能會見龔剛模。李莊又與警察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他上樓找看守所的周副處長理論，周說這是公安局長王立軍的命令，沒辦法。一個半小時後，專案組才來到看守所，和李莊一同會見了龔剛模。為了便於監聽，防止李莊和龔剛模交頭接耳，警察還把龔剛模坐的椅子往後挪，加大了他和李莊之間的距離。
當著警察的麵，李莊對龔剛模說：“我看了從法院複印的案卷，你私藏槍支、行賄等都是事實，你肯定是有罪的，開庭時對這些指控你必須承認。”龔剛模說：“我承認我私藏過槍支，也行過賄，但是我的確不是黑社會的老大，也沒有叫他們殺李明航啊。”
李莊說：“要是按筆錄中的內容，你就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人。”龔剛模聞言情緒激動，哽咽著說道：“我也知道筆錄中的事大部分與我無關，都是他們事先編好筆錄讓我簽字，我要是不簽，他們就一直折磨我，我實在是被逼無奈才簽的啊。”
李莊問：“你說你被打、被吊了，他們在哪兒、用什麽方法打你、吊你。”龔說：“當初抓我後，關在南川看守所，在那裏沒有挨打，從南川看守所轉來後，當天就隻在江北看守所辦理了入所手續，一天沒住，就把我拉到鐵山坪民兵訓練基地了，我是在那裏挨打的，吊了我八天八夜。地點是鐵山坪的民兵訓練基地204房間，用一個手銬吊起來的，吊在2米多高的地方。”
李莊驚訝地問：“八天八夜，那手腕不就物理性斷裂了？”龔剛模回答：“是在八天之內發生的。有時單手吊、有時雙手吊。腳尖可以踩到電腦桌上，但腳跟夠不著。吊我的叫彭偉、打我的叫張科。吊的我大小便失禁，那些糞便順著褲腿往下流，叫彭偉的警察放我下來，命令我手捧大便到衛生間，再脫下內褲擦地板，之後裸體繼續吊我。刑警支隊的一個姓何的支隊長從門口經過，看到後還訓斥彭偉‘太不像話了，趕緊穿上衣服’，彭偉放我下來，叫我穿上剛剛擦過地板的內褲，繼續吊我。在鐵山坪有一男一女兩名醫生一個姓王，一個姓唐，他們都為我治過傷。”
11月30日，重慶一中院的陳庭長給李莊打電話，希望庭前溝通，北京律協也督促他開庭前與法官交流一下。律師開庭前還要和法官溝通，也算是一大“中國特色”了，所謂中國特色，無非是人治而非法治。12月3日，李莊和馬曉軍來到重慶一中院，法院稱此案程序完備、證據充分，具備開庭條件, 希望李莊能配合法院做好開庭工作，“開庭時間早已確定，準備工作也已經就緒，法院連盒飯都訂好了。”
“那不行，”李莊斷然拒絕。他說：“配合了你們，我的當事人就沒命了。”
然後李莊又激動地抗議道沒有證據目錄，不能合法會見，起訴書缺頁等問題，說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無法配合。臨分手時，李莊問：12月7日的庭審還能否進行，法院讓他回去等通知。
12月4日上午，李莊第三次來到江北看守所會見龔剛模，看守所仍然要求有專案組陪同，李莊當即電話陳庭長，如果還是監視會見，12月7日肯定不能開庭，陳答應馬上協調，2分鍾左右，陳庭長回電，你們現在可以不受任何監視的會見了。但看守所還是置若罔聞，聲稱法院指揮不了看守所。
一個小時後，專案組才姍姍來遲，李莊開始會見龔剛模，在會見室內外，都有專案組警察監視，這次李莊徹底被激怒了，與警察發生了最為激烈的爭吵。期間，李莊用手指著在審訊中毆打龔剛模的警察張科的鼻子怒斥道：“你是重慶最大的冤假錯案製造者，你已經是刑訊逼供的犯罪嫌疑人了，你將來要買單的！你出去！”爭吵中，進來一個年齡大的警察將張科替換走了，但張科仍然在門口往裏麵張望。
12月5日下午，負責協助李莊的重慶律師吳家友到酒店找到李莊說已經找到了為龔剛模看傷的醫生。李莊說：“你做做工作，看能不能讓他們出庭作證。”吳家友說：“他們還要在重慶混，不可能的。”李莊說：“那你能不能給我安排一下，我見他們一麵。”吳家友說：“盡量吧，不知道人家願不願意見你。”
晚上九點左右，重慶市一中院書記員來電話通知李莊7號不開庭了，開庭時間另行通知。當即，意識到危險的李莊對馬曉軍和龔剛模的堂弟龔雲飛說：趕緊收拾行李，我們很有可能被抓，這兒非常危險，咱們去成都，然後他們連夜開車上了成渝高速，臨行前，他還給一個記者通報了這裏的危險。
12月6日淩晨一時許，李莊一行到達成都的凱賓斯基酒店。在酒店李莊分析龔案可能出現的後果：1、重慶方麵抓律師。2、把龔案退回補充偵查。3、把龔剛模的名次往後移。他分析抓律師的可能性最大。
12月7日下午，李莊讓馬曉軍回重慶一趟，通知龔剛模開庭日期有變，安慰他一下，順便回酒店的房間看看，有無警察去搜查過的跡象。龔雲飛也擔心龔剛模在看守所裏“被自殺”，馬曉軍就和龔雲飛包了一輛出租車回到重慶。此時的李莊已經不敢用移動電話和外界聯係。這天晚上，他用固定電話聯係媒體記者，反映龔剛模案存在刑訊逼供等嚴重違法取證行為，聲稱自己正處在危險當中，不得不異地住宿。
12月11日上午，李莊接所裏通知，要求盡快返京。原來早在11月底前，重慶市公安局即給司法部和北京市司法局發去明傳電報，稱重慶警方有錄音錄像證明，李莊在承辦案件過程中，教唆龔剛模翻供。此後北京市司法局與李莊所在的康達律師事務所溝通，建議李莊退出龔案代理。
12月12日，李莊在北京振國腫瘤醫院會見龔剛模的妻子程琪時被衝進病房的重慶警察以“涉嫌妨害作證罪”押回了重慶。原來在此期間重慶警方已經搞定了龔剛模，引誘他檢舉揭發李莊來換取減刑。李莊的罪名是在會見龔剛模時通過眨眼為暗號來誘使龔剛模翻供，如果這能成立的話。李莊就可以去申請犯罪時間最短的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因為眨一下眼隻要零點幾秒哈！
馬曉軍的遭遇
次日，李莊的助手馬曉軍也被重慶警方在北京抓獲，被關在北京朝陽區看守所，第二天被押回重慶。下飛機後，馬曉軍被像被對待恐怖分子一樣帶上黑頭套押上汽車，和龔剛模一起被關進了江北看守所。
到達看守所後，馬曉軍被連夜審訊直到第二天上午10時。在此期間受到虐待，不能睡覺，隻能吃些剩飯果腹。專案組問馬曉軍與李莊會麵的過程。馬曉軍回答說“會見時你們在場，又有監控錄像，幹嘛問我啊。”在長時間訊問無果的情況下，警方對馬曉軍說李莊已經檢舉揭發你了（實際上李莊在庭審中多次闡明由他完全擔責，與助理馬曉軍無關，要求重慶方麵盡快釋放他。）。由於連續九十多小時沒有睡覺，神誌不清，再加上專案組的高壓威脅等，馬曉軍被迫在他們事先編好的筆錄上簽了字，他試圖修改筆錄，也被拒絕。就這樣，馬曉軍和同樣被限製人身自由的吳家友和龔雲飛一起成為了李莊妨害作證罪的控方證人之一。
2010年1月8日晚11點左右，專案組讓馬曉軍看手機新聞，對他說李莊已被判兩年半，你們肯定是有罪的，但是你還年輕，跟李莊不一樣，所以我們準備對你進行監視居住，讓你愛人過來陪你。
1月9日中午12時許，馬曉軍被押解到一個居民住宅區監視居住。重慶警方為了編造馬曉軍被“監視居住”後自願在重慶租房居住的事實，強迫他在一份租房合同上簽字。
第二天趕來探望的馬曉軍妻子也被強迫監視居住並切斷與外界的聯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警方還逼迫她寫下了“自願與馬曉軍被監視居住”的保證書。馬曉軍的嶽父母還以為自己的女兒和女婿失蹤了。退一萬步說，就算李莊和馬曉軍有罪，這件案子又和馬曉軍的老婆有什麽關係呢？重慶警方憑什麽抓馬曉軍的老婆？這不是在搞株連九族嗎？
1月24日淩晨兩點多，在巨大的壓力下，馬曉軍被迫同意向檢察院做虛假陳述證明李莊犯罪。此後重慶警方為了營造“輕鬆、和諧、自由”的氣氛，強迫馬曉軍夫婦去商場買東西、去重慶“統景溫泉區”旅遊，上飯店，看電影，並且全程錄像，作為馬曉軍自願和警方合作的“證據”。不明真相的人還以為馬曉軍和重慶警方合作得非常愉快呢！然後馬曉軍按照警方給編好他的台詞，經多次演練後，打電話給李莊的辯護律師高子程說：“李莊二審我還是不願出庭作證”，並反複撥打兩次，且全程錄音。
後來馬曉軍的愛人因為請假期限已到，向重慶警方懇請回家時，收到了這樣的回答：“李莊二審開庭前，你不能離開！”
李莊二審宣判後，2月10日，警方才為馬曉軍辦理了取保候審，之後，警方出資給他買了機票，還買了大量土特產送給他。離開前，刑警隊何支隊長威脅馬曉軍道：“這是一起政治事件！馬曉軍，你是法律專家，你要知道出去後改變證言的後果！”
馬曉軍逃出重慶後，找到李莊的家人，在他們麵前長跪不起，痛哭流涕，訴說自己是如何被迫作偽證構陷李莊的。
一審
李莊被從北京押往重慶之後，專案組連夜審訊李莊，說：“大三長（指市公檢法領導，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檢察院院長和法院院長）已經開會拍了板，必須定你罪！就憑你這態度，不把你送進監獄，我警察就不幹了！……強大的國家機器開動起來，可以將任何人碾的粉身碎骨……你記住，在中國，沒有警察做不了的筆錄。”然後他話鋒一轉說，“但隻要態度老實，也可以從輕處理……”。
一審開庭前，李莊的辯護律師高子程、陳有西會見了他，高子程向李莊轉達了法庭提出的交易條件：隻要李莊態度好點，服個軟，認個錯，配合庭審，可以讓北京司法機關內部處理，免於刑罰。李莊當即讓高子程轉告法庭：“我不但無錯，而且有功，往大了說，為法製進步，往小了說，提醒他們，以後刑訊逼供悠著點，不要把人家打出外傷。”
12月30日，李莊案一審。從12月12日李莊被抓到30日開庭，僅僅用了18天，“李莊案”就完成了偵查、起訴、審判的全過程，創造了中國法製史上的新紀錄。被海內外稱為“重慶速度”的背後，有著一個手段拙劣、漏洞百出、令人啼笑皆非又不寒而栗的訴訟過程。
首先，所有控方證人在12月30日庭審當天，均未出庭作證。審判長解釋說：證人程琪因病在京不能出庭，其他七位證人不願出庭。
事實上，除了程琪，其他控方證人，包括前文提到的馬曉軍、吳家友、龔雲飛等均被羈押於看守所，處在警方的嚴密控製之中，可以說睾丸都被薄熙來王立軍捏在手裏。
李莊的辯護律師高子程指出，警方拘留下的證人不出庭，是取證程序嚴重違法。他進而指責公訴方說：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檢察院對偵查機關違法行為視而不見，還將違法取得的證據出示在法庭上，可見公訴人嚴重失職。
李莊的另一位辯護律師陳有西批評重慶警方道：偵查機關限製證人自由，辯護人無法接觸證人核實證言，“這是漂漂亮亮走過場，實實在在辦錯案。”
這番大實話激怒了公訴人。控方指責辯方坐姿不好，還對公訴人指指戳戳，“有失法庭禮儀”；辯方則指責控方回避實質問題，“在搞大學生辯論會”。
為了反駁對李莊的指控，兩位律師提供了多份龔剛模的審訊筆錄，其中一份顯示有超過24小時的疲勞審訊，還提供了重慶法醫驗傷所出具的《司法鑒定檢驗報告書》。但控方對此置若罔聞。
更可笑的是，李莊案的公訴人和後來龔剛模的公訴人居然是同一人。要知道“李莊案”是“龔剛模案”的衍生案，在龔剛模案尚未開庭，一切尚未明了的情況下，一審提前判定李莊有罪，無異於宣告了龔剛模案中沒有刑訊逼供情節。對李莊的有罪判決，使得龔案在開庭前頁已蓋棺定論。換言之，重慶方麵也隻有使李莊“被有罪”，才能搞定龔剛模案。這正是“李莊案”的公訴人，同時兼任“龔案”公訴人的奧妙所在。龔剛模案還沒開庭，他的辯護律師李莊先被抓了起來，這種荒唐的做法，赤裸裸地顯現出了薄熙來和王立軍製造“李莊案”的真正動機：通過構陷“敬酒不吃吃罰酒”的李莊來殺雞儆猴，震懾所有質疑重慶打黑的司法界人士。
庭審一開始，李莊就提出：“申請江北區法院、檢察院所有人員回避。因為我在接手這個案件以後發現了一些問題，並且在看守所和民警發生過激烈的爭吵。”但遭到了拒絕。李莊接著請審判長和公訴人回避，也遭到了拒絕。這種全然無視回避製度的違法行為，讓有著火爆脾氣的李莊氣得當庭斥責：“你們哪怕是去一趟衛生間，走走過場，裝裝樣子，回來再駁回也行啊！”
當看到控方自始至終支支吾吾不能舉證自己如何“妨害作證”時，李莊又氣的當場咆哮公堂道：“你們哪怕找出煙頭大小的一片證據，判我100年，我也認！”但這都沒有用，這是一場早已定下結果，純粹是表演給外界看的審判，李莊最終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
1月8日一審宣判後，怒火中燒的李莊回到看守所，一氣嗬成了近萬字的《上訴書》,對一審判決逐字逐句地進行了駁斥。
冷靜下來後，李莊意識到薄熙來和王立軍在重慶一手遮天，自己如果上訴，肯定一周之內完成書麵審理，即：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最遲超不過10天，不會開庭給自己一個揭露真相的機會。更要緊的是被抓當天，他將三次會見龔剛模的錄像和兩部手機藏在了程琪就醫的北京振國腫瘤醫院三樓330病房衛生間的水盆下麵，這是可以證明他無罪的鐵證，盡快出去找到能證明自己無罪的錄像才是當務之急。
最終李莊透露出願意接受一審前重慶法院提出的條件“承認錯誤免於刑罰”，這一消息馬上引來了重慶警方的濃厚興趣。
為了向外界透露自己認罪的動機李莊寫下了如下嵌有藏頭詩的《悔罪書》
一、被刑事拘留、逮捕、至一審宣判，經過了幾個刑事訴訟程序，對我思想觸動很大……缺失了一名職業律師基本的職業道德基礎。
二、比較其他的民事代理，律師在刑事辯護中應當識大體、顧大局……從思想上徹底訣別過去。
三、認真的反思……給打黑工作造成了嚴重的阻礙，浪費了極為寶貴的司法時間。
四、“罪行法定”是《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它不是靠偽證可以推翻的……非常明顯的在大是大非上執迷不決。
五、緩慢的思想轉變，對我來講“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也是一個人應當具有的精神。
六、《刑法》的宗旨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最後，懇請二審客觀公正的審慎對待本人的上訴。
上述六條，李莊用首尾相連的“被比認罪緩刑，礎去間決神訴”的諧音向外界透露了信息，自己是“被逼認罪緩刑，出去堅決申訴。”
重慶警方也沒看出李莊的悔罪書中暗藏玄機，找到他說：“你寫了《悔罪書》，說明了你的態度已經轉變了，但判你無罪，我們沒有絕對的把握，緩刑應該沒什麽問題。”
李莊：“我們還是按一審法官原來說的辦吧，免於刑事處罰，司法機關內部處理。”
警方：“一審時本來是想給你這麽辦，可你在一審的表現太囂張了，你哪裏是在受審啊，簡直是在審我們，全國人民對你意見可大了，法學家們都批判你。”
李莊：“你想啊，任何一個沒罪的人被抓起來，態度能好得了嗎？”
警方：“一定要認清大形勢啊，你一審的表現太惡劣了，還有那個陳有西。”
李莊：“我和我的辯護人所說的一切，都經得住法律檢驗，可你們的一審漏洞太大。”
警方：“李莊啊，你知道為什麽人沒有老，牙齒先壞了，可舌頭到死也是完好的嗎?”
李莊：“你說的對，咱們可是有言在先，不管什麽方式，得出去。”
警方：“沒問題，實在不行，我們給你辦保外就醫。”
李莊：“那你們現在就給我辦吧，不用二審了，隻要盡快出去。”
這時看守所領導插話道：“現在辦理保外就醫很嚴啊。”李莊聞言道：“得了吧，我在全國各地辦了很多保外就醫，很多公安局知道辦了錯案，逼著當事人辦，而且還協助當事人偽造病曆呢，不就是抓錯了人，自己找個台階下嘛。”
警方：“外界都知道有二審了，程序還是要走的。”
李莊：“好吧，盡快結案，宣布緩刑，立即釋放，你們轉告法院，可以用最重的緩刑，判三緩五也無所謂。”
警方：“好吧。實在不行，再保外就醫，這個我們說了算。”
李莊：“如果判緩，二審就不要開庭了，耽誤時間。”
警方：“好，我回去協調一下。”
李莊：“看來，在重慶，還是公安說了算啊。 ”
三天後，二審法院給李莊送來了開庭傳票。此時，李莊已經完全明白了他們要通過公開審理，炫耀“勝利”的意圖，後來聽說，重慶警方確實在歡慶“勝利”的宴會上喝的酩酊大醉。
後來在法院提訊尚未結束時，李莊偷偷將早已捏成紙團的“藏頭詩”扔給了自己的辯護律師高子程，並告知高二審時自己會采取認罪的戰術，重慶警方已經答應自己最低是緩刑，弄好了還可以免於刑罰，甭管怎麽著，先出去再說，隻要拿到三次會見的錄像，就不怕翻不了案。
二審出乎李莊意料的是，他的助手馬曉軍在看守所辦理了監視居住，出來之後就人間蒸發了（仍被警方控製），無法在二審出庭作證，連馬曉軍的嶽父想要出庭作證也被法院拒絕。
更為搞笑的是，二審經控方訓練後的證人們出庭時，個個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公訴人，不敢與李莊對視，以前說的非常流利的普通話，在法庭上也統統不會說了，隻說當地土話，故意不讓辯方聽懂。因而上演了在中國的法庭上，在北方語係的漢人之間要配備普通話翻譯的鬧劇。麵對李莊以及辯護律師所有的要害提問，證人們全部回答：不曉得、不清楚、不知道、記不清、腦殼痛……為此，李莊當庭拍案而起震翻水杯，怒斥龔剛模、龔剛華、龔飛躍、吳家友等人背信棄義，配合重慶當局構陷一心幫助他們的自己，上演了一出現實版“農夫與蛇”的寓言。
最終李莊二審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沒有緩刑。李莊聽到判決後勃然大怒，他搶過話筒大聲指責重慶方麵不守信用，向著觀眾大爆“訴辯交易”內幕。李莊在法庭上公開申明：“認罪為假，鬥智是真。”，推翻了此前所有的認罪態度，搞得法院非常尷尬，幾乎下不來台。在被帶離法庭時，李莊衝著觀眾席呐喊道：“16萬中國律師會替我上訴,時間會把真相暴露在陽光下！”
李莊被判刑後，輿論紛紛指責薄熙來王立軍操縱司法，顛倒黑白的下流行為。就連體製內也有人看不下去，重慶南岸區分局民警蔣萬淵在李莊被判刑後，在“天涯社區重慶版”發了三個帖子批評重慶警方在李莊案中扮演的角色，表達了對薄熙來王立軍的不滿。結果他先被開除，多次申訴後又被勞教。
一坨屎勞教案
2011年,4月21日,重慶市民方洪在騰訊微博上發表了一篇諷刺薄熙來和王立軍在李莊案中所作所為的微博。
“勃起來窩了一坨屎，叫王立軍吃，王立軍把這坨屎端給檢察院吃，檢察院端給法院吃，法院端給李莊律師吃，李莊說，這坨屎太臭了，誰窩的，誰自己吃。”
第二天方洪就被網監勒令刪除微博，接著被處以拘留十天的處罰，這還沒完，最後他居然因為這條微博被勞教了一年。薄熙來和王立軍為了立威，打造了這起震驚海內外的“一坨屎勞教案”。還好這倆人隻能管到重慶，如果全中國都歸他們管的話，那中國人就要回到批評政府就要坐牢的文革時代了。
方洪因言獲罪後，他的兒子方迪在網上發文向外界求助，不斷有網友轉載聲援，還有大量維權人士願意向方迪提供幫助。但2011年6月7日，重慶涪陵公安分局局長以談論案情、了解情況為名，將方迪和方洪的其餘家人非法拘禁。維權律師許誌永等人曾前往重慶了解情況，也未能找到方迪和他媽媽、女友。方洪和他的家人就這樣人間蒸發了。
迫害批評者對薄熙來和王立軍來說是輕車熟路了。麵對外界對“重慶黑打”如潮的批評，王立軍在2010年10月一次警察維權會議上說：“今後，凡是報紙歪曲事實真相攻擊我市公安機關和民警的，就以單位起訴當事報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個人，且造成後果的，民警拿著證據到法院起訴記者，相關部門和民警所在單位要支持和協助。這就叫‘雙起’，公安機關起訴報社，民警起訴記者。”
王立軍是這麽說的，但並不是這麽做的，他並沒有正大光明地起訴誹謗者，而是偷偷地抓捕，一切都在黑暗中進行。早在2009年底，《華商時報》總編室主任高應樸僅僅因為在qq空間中寫了幾篇日誌批評重慶打黑中薄王的違法行為，就被重慶方麵秘密逮捕判刑三年，並且不允許其上訴。甚至警察還恐嚇高應樸的妻子，警告她不要向外界透露這件事。薄王倒台後，高應樸的朋友實在忍不住了，發網帖抖出了這件事，這樁令人發指的文字獄才大白於天下。
高應樸先生自身就是媒體人，但在因言獲罪後，卻無法通過任何媒體為自己喊冤叫屈，這真是天大的諷刺，從中也可以看出薄王在重慶一手遮天，所有批評他們的報道都不可能發表，隻能像前文提到的《晶報》稿件那樣被斃，直到薄王倒台後才能夠重見天日。事實上，李莊被抓後，重慶媒體就大肆抹黑他，誹謗說龔剛華曾招待李莊嫖宿，李莊是一個品德有問題的“流氓律師”。這種充斥著人身攻擊的有明顯偏向性的報道不禁讓人聯想到文革中造反派貼的大字報。
李莊“漏罪”案
李莊入獄後，薄熙來和王立軍依然沒有放過他，他們知道李莊隻要一出獄就會將重慶公檢法知法犯法，顛倒黑白的行為公之於眾，為了不讓外界得知真相，他們將李莊再次押回看守所，準備繼續偵查他的“漏罪”，好讓他在牢裏多呆個幾年。
為了找到李莊其他的罪名，重慶警方從各看守所挑選餘刑在兩年以上的已決罪犯，先對他們進行嚴格訓練，然後安排他們與李莊同一監室進行“臥底”，以閑聊的方式套取李莊曆年來所承辦的案件線索，搜集上報。
之後，重慶方麵又組織了若幹專案組，按照“臥底”所提供的線索，奔赴北京、四川、遼寧、上海等地逐一偵查、搜尋李莊多年來所承辦案件中的每一細節，試圖發現李莊的把柄，此項“工程”耗資巨大，共曆時14個月。
在“漏罪”被偵訊過程中，李莊突然驚訝地發現，與個別罪犯在監室私下閑聊的內容，專案組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這些“臥底”，後來都因“臥底”立功，獲得減刑，予以提前釋放。
為了構陷李莊，重慶方麵將李莊與龔剛模家人依法簽約收取的律師費誣為“合同詐騙”，先取得司法管轄權，再用“重罪吸收輕罪”的手法，將認為有“文章”可做的上海孟Y案“偽證”、遼寧朱LY案“偽證”，吸收到重慶“李莊合同詐騙案”中，打算再操縱一次司法，讓李莊多坐個幾年牢。
但人算不如天算，薄王最終還是失手了。2011年3月29日，李莊的兒子李亞童，在網上得知父親被控“漏罪”之後，迅速尋找證據，當晚，他從家中多年前一台閑置電腦硬盤中找到了一段2005年的談話錄音，暗自保存。直到2011年4月18日，李莊“漏罪”開庭前夜，李亞童將這份能證明父親無罪的錄音悄悄交到辯護律師斯偉江的手中。斯偉江當庭提交了這份錄音，令重慶方麵猝不及防，隻好選擇撤訴，放棄了繼續構陷李莊的企圖。
2011年6月11日,李莊出獄。出獄後，已經被吊銷律師執照的他一直在申訴薄熙來和王立軍對自己的構陷，試圖為自己討回公道。
薄王聯盟的覆滅
就像中國唐朝時有名的酷吏來俊臣最終因為在政治鬥爭中失勢而被武則天處死一樣，作為薄熙來忠實打手的王立軍最終也被主子拋棄了。
2012年2月2日，王立軍被免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的職位，安排到了主管教育的閑職。紐約時報稱這是因為王立軍的部下偵查到了薄熙來家屬的犯罪證據，惹怒了薄熙來。預感到自己已經被心狠手辣的薄熙來拋棄，再留在重慶有生命危險的王立軍，最終出乎所有人意料地選擇了一種和主子同歸於盡的做法。
2月6日，王立軍支開薄熙來安排在自己身邊的眼線，獨自帶著薄熙來的罪證躲進了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避難。在王立軍政治生涯的末期，這位玩弄法律的“打黑英雄”非常清醒地意識到中國不是法治社會，是最高統治者說了算的人治社會，法律既然保護不了黎強李莊方洪蔣萬淵，同樣也保護不了自己，他寧願相信作為“境外敵對勢力”的美國領事館，也不願相信曾經的“親密夥伴”薄熙來。就像林彪在政治生涯的末期寧願信任蘇修也不願意信任偉大領袖和親密戰友毛澤東一樣。
2012年2月6日至2月7日，王立軍在成都美國領事館逗留10小時，與美方人員會晤，後自願離開，原因不明。2月8日，重慶市政府發布消息：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這份消息實際上是薄熙來為日後構陷王立軍是精神病，所說的話都不可信，防止他吐出自己的醜事做好了準備。
3月15日，薄熙來被中央免職，政治生涯和王立軍一樣走到了終點。
李莊出獄後，因為律師執照被吊銷，隻好賦閑在家寫一本叫《我的律師生涯》的書。得知王立軍和薄熙來翻臉，進入美領館並受到調查的消息時，李莊起初非常驚訝，繼而五味雜陳。他對采訪他的《時代周報》的記者緩緩道出了和王立軍僅有的兩次交往。
“我和他有兩次見麵，印象深刻”，李莊對記者說到。
李莊第一次見到王立軍，是2009年12月2日夜，北京飛往重慶的最後一班航機上。在飛機頭等艙裏，他見到了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當時李莊和王立軍並未打招呼，李莊後來才知道王立軍此行正是到北京向政法委反映他涉嫌偽證犯罪的問題。
10天後的12月12日深夜，李莊被重慶警方在北京秘密抓捕，押解回渝。在重慶機場的飛機舷梯下，王立軍帶著上百名防暴警察和一群記者迎接李莊的到來，飛機被幾十輛閃著警燈的警車包圍。
防暴警察分列三路縱隊，身著迷彩服，頭戴鋼盔，腳蹬皮靴，每人佩帶一把微型衝鋒槍，十分威嚴。在相機的閃光燈閃爍中，李莊走下舷梯，與身穿米黃色風衣的王立軍展開了兩人間唯一的一次對話。
王立軍：“李莊，我們又見麵了！”
李莊：“不是第一次，但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王立軍：“你不要以為你的網我們撕不破。”
李莊：“我沒有任何網，我隻知道有一張法網。”
王立軍：“我們重慶打黑除惡的決心是任何人動搖不了的。”
李莊：“我雙手讚成打黑，但堅決反對黑打。你這樣大的陣勢，是迎接奧巴馬來訪呢，還是抓住了本拉登？你得浪費納稅人多少錢呀，對我這樣一個律師不值得。”
王立軍：“我們任何一項工作都是有成本的。”
李莊：“好，我願意做你們的成本。”
話畢，王立軍指著李莊，扭頭對專案組人員喊：“你們開始執法吧！”隨後李莊被戴上手銬，聽到王立軍吩咐專案組警察：“你們麵對的是一個懂法的人，一定要依法辦案。”警察們回應道：“明白意思！”現在看來，王立軍的這句話極具諷刺意味。
李莊被押上警車，警車呼嘯而行，直奔看守所。從機場到看守所幾十公裏路途，全程戒嚴。李莊坦承，這給他精神上帶來了極大的威懾，同時感覺王立軍“太作秀，小題大做，鍾情於‘戲劇化’的情節”，給人的感覺像個演員。
2010年2月終審宣判後，李莊寫過一封言辭誠懇的信，托看守人員轉交王立軍，要求見他一麵，信中寫到：“給我20分鍾時間，我會說服您，讓您重新認識李莊案。”但王立軍並未赴約，隻是派了一個副局長見了李莊。
直到出獄，李莊也未見到王立軍。但在出獄前幾天，王立軍曾派專案組人員警告李莊說，出獄後就看他表現如何，要他不要亂說話，不然就再抓捕他。不過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王立軍已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恐怕沒有機會再玩弄法律逮捕李莊了。
現在是2012年3月25日，“黑老大”黎強正在牢裏服刑，發微博諷刺薄熙來王立軍的方洪全家都杳無音訊，被吊銷執業執照的李莊在為自己申訴，他每天都要接到大量來自重慶涉嫌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的申訴案件，而這些冤案的製造者薄熙來和王立軍下落不明，不知道什麽樣的懲罰在等待著他們。
正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所說的那樣：“在中國這種專製國家沒有法律，有的隻是統治者變幻無窮的意誌，隻有最高統治者是安全的，其餘的人，從頂層的皇親國戚到底層的販夫走卒都是不安全的。”但在我看來其實在專製國家統治者也是不安全的，雖然他能玩弄法律迫害他人，就像薄熙來和王立軍曾做的那樣，但要知道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也沒有人能永遠掌權。如果沒有民主法治，那手握絕對權力的獨裁者也是不安全的，卡紮菲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果法律保護不了黎強、李莊、馬曉軍、方洪、蔣萬淵、高應樸這些無權者，那它也同樣保護不了薄熙來和王立軍這些曾經位高權重，隻手遮天的人。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保護不了一個人，那它就保護不了所有人。法治遭到踐踏，危害的不是個別人，危害的是整個社會。
在三權分立的法治國家，一個公民不必害怕另一個公民，就像方洪曾懼怕王立軍，王立軍曾懼怕薄熙來一樣，因為他知道有法律保護自己的權益不受侵犯。隻有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把統治者給關進籠子，建立一個民主法治的共和國才能保護中國人的自由與安全，讓重慶恐怖不再重現。
本文根據公開資料寫成，東西都有出處，而且基本上全是國內媒體。像什麽薄某做紅衛兵時打死兩彈元勳姚桐斌，踢斷他老子三根肋骨等來源不太可靠的坊間傳聞都沒寫進去呢！這算什麽黑？而且李莊說，隻要重慶方麵敢公布兩次庭審錄像還自己一個清白，他願意再回去坐牢一年。孰是孰非，難道你們還不明白嗎？薄熙來王立軍把重慶的治安搞得再好，都不是他們能罔顧法律刑訊逼供，殘害無辜的理由。
——————————————————————————————————————————
歸一：《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
有一本書叫《第三帝國的興亡》，那裏麵記載了德國人民在1930年代在他們的偉大元首的領導下是如何結束民族屈辱，自強不息，把一個經濟落後，國際地位低下，民不聊生，國力衰弱的戰敗國在短短的幾年內建設成一個民富國強，人民安居樂業，科學技術世界領先，在國際上昂首挺胸，甚至橫掃歐亞大陸的強大的德國的曆史過程。 那時的德國人民的幸福感，成就感，主人翁感遠高於薄熙來領導下的重慶人民。 當年德國那個偉大的元首，得人心，備受人民愛戴，他的威望堪比重慶的薄熙來。 而且他是通過民選，合法地上台。 他上台後的各項政策都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當他決定廢除民主製度，建立獨裁製度時，全民進行了投票，對他的獨裁統治的讚成票高達80-90%。 那個時候的德國，無論什麽階層：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軍隊、保守派、自由派、知識份子、工人階級都大力支持那個偉大的元首。他是社會各階層的代表。 德國在他的英明領導下一日千裏，德國軍隊是當時歐洲最強大的軍隊，德國甚至舉辦了奧運會。 這位偉大的元首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是怎麽上台的？ 他就是用各種實惠和利益，利誘和欺騙。 他深知當時德國百姓的痛苦和期望，他明確地了解當時德國各個階層對於自身利益的訴求，他的計謀在人民看來就是希望。 當人民得到所謂的幸福後，人民開始向虛偽跪拜，並為陰謀的勝利歡呼雀躍。 一夜間民眾自以為成了世界的主人。 他們容忍民主與魔鬼的交易，即便把自己變成傀儡，聽任集權的統治，他們也興高采烈。 甚至當盟軍和蘇軍的鐵蹄踐踏德國大地，把德軍壓成肉餅，把成千上萬的德國婦女的衣服扒下肆意強奸的時候，很多德國人在心裏還在高呼元首萬歲。
那個時候德國雖然有了民主製度，但封建殘餘還很嚴重。 所以希特勒輕而易舉地廢除了民主政治。 今天的中國，在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看薄熙來前些年的表現還以為他會聽他老爸的那些死去的戰友們的告誡，走向民主法治呢。 結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與民主法治背道而馳。 他把重慶變成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薄氏獨立王國。 他自己儼然成為一方的皇帝。 請讀讀他在二月份的一個發言，再把那和希特勒早年的演說對照一下，何其相似乃爾。 和當年的希特勒一樣，他有敏銳的政治嗅覺，他知道如何利用社會矛盾來兜售自己的“高見”，然後用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 這個善於蠱惑人心，剛愎自用，口是心非，歹毒心腸的政治賭棍會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嗎？ 笑話！
所以，我說薄熙來既不是薄澤東，也不是薄小平，而是薄特勒。 他所謂的打黑，不過是用一種罪惡取代另外一種罪惡。 他所謂的重慶繁榮，不過是過眼雲煙。 一個以拋棄法治為代價的幸福社會，終將是曇花一現，終將成為人民的深淵。 納粹德國人民幸福過，所有的大獨裁者都曾經許諾甚至兌現過“幸福生活”，但結局如何？
你要是自我標榜是中國的“左派”的話，那請你在網上搜索一下“德國國會縱火案”。 我相信薄熙來一旦博到了他的“上位”，類似的案件會在北京不斷發生的。 不要以為薄熙來是人民的大救星。 救星和災星隻有一字之差。 對薄熙來的任何仁慈或幻想，就是對中國人民的犯罪！
做了不厚的狗能打你嗎？
————————————————————
沒有問題幹嘛那麽緊張，還是有問題，這招真高！！
左唱紅、越唱越毒
這次會議是重慶市公安局副處以上幹部會議，王立軍主持會議。會場武警全副武裝，殺氣騰騰。
會上，王立軍點到誰就報誰的罪名：“陳光明，女，重慶市公安經偵總隊總隊長，犯有某某罪，抓！”
“陳洪剛，男，重慶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長，犯有某某罪，抓！”
“陳濤，男，重慶市公安局治安總隊原總隊長，犯有某某罪，抓！”
“李虹，重慶市公安局治安總隊原總隊長，犯有某某罪，抓！”
…… ……
此次會議上一共抓了六七人。都是當場點名，當場抓人，都不用公安，全是武警。
好手段！不如此單憑薄王二人如何在如此幾年內給重慶帶來如此的變化？官黑勾結的的現象如何得到很快的治理？
本人如此評論並不是說薄王二人在打黑除惡過程中沒有這樣和那樣的問題。就像不能因為當年“嚴打”過程中的一些問題而否定“嚴打”一樣，也不能徹底否定重慶的“唱紅打黑”！
------------------------------------------------------------
中國社會腐敗文化探源——儒文化與世俗權力的神化
中國的社會腐敗是令人痛心的。它發展到今天，幾乎已經無藥可醫。雖然腐敗是當今世界的普遍現象，但是，中國的腐敗之所以觸目驚心，還因為它與中國的文化遺傳基因密不可分，而傳統文化中的儒文化，就是社會腐敗的文化根源。
為什麽這樣說？因為是儒家文化把世俗權力神化了。是儒文化把皇帝的最高權力與上天意誌聯係起來（董仲舒），是儒文化維護了專製社會的倫理綱常，是儒文化的“禮”維護了人間不平等的社會秩序；是儒文化論證了專製統治的合法性，是儒文化把下層社會（包括女性）的生存狀態的悲慘歸結於上天的意誌（天命）；是儒文化的道德理性過早覺醒排除了宗教信仰中最高權威對人間權力的監督，最後導致失去監督的權力的濫用和腐敗的滋生；是儒文化成功地實現了政教合一，把人間權力絕對化；是儒文化排除了鬼神意誌對人間善惡的獎懲，導致了惡人的肆無忌憚；是儒文化導致了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管理模式，以至於關係網盤根錯節，官場之中的相互勾結牽一發而動全身；是儒文化導致了官本位的文化傳統，以至於直至今天公務員熱始終不能降溫…總之，是儒文化把世俗權力絕對化，引起了權力監督的缺位，從而導致了根源性的社會腐敗。
要想根治腐敗，就必須從中國文化的源頭上抓起。而儒文化，就是中國社會腐敗的文化根源。中國社會若要進入現代化，就必須清算儒文化的餘毒，而尋找中國文化的真正源頭——道家文化。文革時代，毛澤東發動批儒評法，是用心良苦的，他老人家真正找到了中國社會發展停滯、治亂交替的文化根源，那就是儒文化的腐朽性，我們今天對此應該高度重視和重新評價。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至少沒有類似於西方的上帝觀念。這表現在中國文化和哲學隻關心人，也就是所謂“人本”，這比西方哲學的“物本”更顯出中國先哲們的人文關懷。弘揚人的價值，凸顯人的生命意義，這是中國哲學的特色。
中國哲學是精神力量指向於內，指向人自身的。人隻要向內，就可以發現一個內在完滿的自我，一個道德自我，一個可以體現宇宙自然之大道的生命體，這個生命本體的內涵是那樣豐富，那樣深邃，甚至可以達到至善至美。這與西方文化視人性為惡，因此必須接受外在力量的監督是截然不同的。
中國古代哲人的智慧，其精神指向是向內的。向內，就發現了一個道德自我，可以和天地之道合而為一，也即天人合一，人與道合，這樣的人生，也就是體道的人生，人的生命就是道的體現，人用自身的生命實踐，體現著永恒的“道”。而在儒家，就是“仁道”，落實到社會政治層麵，就是行“仁政”，把社會管理的外在監督，替換為管理者的內在道德自覺，用管理者和所有社會成員的道德自覺來維護社會秩序，這就是儒家的理想，也是儒家想要起的社會曆史作用。
應該說，精神力量指向於內，向內發現人的價值，人的生命內涵，這種哲學是深刻的、自覺的，因為它抓住了人的根本。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這種特色，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闡釋的。這裏隻能粗略提及。
中國文化的世界觀是一元論，是天人合一，人與天地萬物不可分。儒家所謂“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從來沒有把人從自然中分離出去，人的活動、人性與天命渾然為一。在這種理性中，既然天人為一，也就沒有什麽外在於人的最高存在，人自身就可以達到頂天立地的生命境界，就可以“人參造化”；人的修養達到最高，就可以體現大道，可以體現天地自然的生命意誌和生命精神。
然而，需要注意和借鑒的是西方文化。西方是基督教文明，它的世界觀是人與世界的分離也就是二元對立的。這種對立，產生了人與自然的對立，理性與情感的對立，最終產生了人與神的對立，人與上帝這一絕對存在的對立。
西方文化既然是分裂的，人與世界分裂為二元，因此人的精神力量也就容易指向於外。無論是作為最高權威的上帝，還是自然，都是外在於人的。隻不過外在於人的自然可以認識，外在於人的神祗不可認識，是絕對的存在。
在西方，上帝是淩駕於一切之上的最高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最高權威。一切世俗利益的紛爭，最終都會在上帝麵前擺平，一切矛盾，都將在上帝麵前化解，上帝是人的行為的監督者，又是一切人間利害關係的裁判者。她絕不會偏袒於哪一方，絕對是超越的存在。因此，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是被所有人接受的。故在西方社會中，平等觀念在已經深入人心。
中國人沒有上帝觀念。在儒家看來，隻有世俗權力是高於一切的。天地之間，隻有人是自覺的存在，是道德理性的覺悟者。因此，對於人，無需上帝來監督，人自己就可以約束自己，孔子所謂“吾日三省吾身”，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首先從自我修養、自我約束、自我管理開始的。人是自覺的道德實踐者，不需要有一個淩駕於人之外的上帝來約束、來監督，這就是儒家的道德自覺。
這當然是好的。儒家之所以認為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約束，是因為儒家的人性論是性善論，孟子的性善論是人所共知的。至於孔子，雖沒有明確人之性善與性惡，但卻有“中和之性”，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每個人都可以按照中和之性塑造自己，人之自覺，無需外在異己力量來約束，他自己就可以無限完善，就可以達到盡善盡美。既然如此，那麽在社會中用以維係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也就隻有靠人自身，而不是什麽外在於人的上帝，不是神的權威。
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不需要外在神祗，隻有人自己對自己的約束和控製。這種控製，如果說是一種精神控製，那麽就是關於人的道德倫理，關於心性涵養方麵。儒家用“禮”來維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用“修身”也就是加強心性涵養來約束自己。這樣一來，人對自己的約束和人與人之間的約束就都有了，社會有了這樣兩層次的約束，也就沒有不穩定的了。社會的穩定，是靠人對自己的約束和人與人之間的約束來維係的。而在西方文明中，就沒有“修身”這一層含義，基本沒有人對自己的約束，如果有的話，那麽也隻是上帝的監督。所以，人們必須每星期去教堂禮拜懺悔，這就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明的不同。
儒家的自我反省要比西方的上帝監督更自覺，因為不管上帝是否在，是否缺席，人都是自覺的道德實踐者，中國儒家認為人性善，所以隻要反省自己的良知就行了；而西方，則認為人性惡，無所謂良知，在上帝麵前，每一個人都有罪，這就是原罪。因此隻需要向上帝懺悔就行了，任何人，在上帝麵前都是惡的，都需要懺悔，這就決定了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每一個人都需要接受上帝的監督。
而中國儒家文化就不同了。中國有聖人，而所謂“聖人”，就是道德自覺程度最高的人，自我約束最強的人。在中國儒家，由於道德自覺的程度不一樣，人群就有了“君子”和“小人”之分，“聖人”與庶人之別，這樣一來，人與人之間就出現了等級差別，這一點絕對不同於西方文化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由於有聖人和庶人的區別，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人與人之間，是不平等的。
當然，儒家講天命，雖然，“天命以為性，修道以為教”，人之性本乎天，也就是人性秉承了上天的意誌。人之道德本乎天德，而在天之德在於“生生”，體現於人性的道德層麵，就是“仁”。而人性本善，就是人的道德自覺的內在依據。這與西方基督教文明假定人性惡是完全相反的。性惡，就容易幹壞事，就必須有監督；性善，就可以自己約束自己，自我約束的程度不同，也就是道德修養水平的高下，這就決定了君子與小人，聖人和庶人。
問題還在於，儒文化不是具有平等意識的文化。這一點和道家文化截然不同。儒家規定了有君子和小人，這就製造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而道家尤其是莊子，對於君子小人之分是完全否定的。“同乎無知，是為天德；同乎無欲，是為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焉。惡乎為君子小人哉”。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君子小人的劃分，是違背自然的，隻能有利於少數人淩駕於多數人之上。而更為重要的是，儒家有“為賢者諱”的傳統，也就是大人物有了毛病可以掩飾，有了私心和見不得人的事可以隱瞞。而對於“小人”，則沒有這種優惠。這種向一方傾斜偏袒的文化心理，是儒文化虛偽性的體現之一。
儒家給“大人”和“聖人”以種種“優惠政策”，如果這些人手中掌握了權力，當然也就不需要監督，監督就可以免除或可有可無。而儒文化鼓勵人們從政，“學而優則仕”，“大人”和“聖人”皆有官職，他孔夫子不就是幾度從政而不得誌，最後死了還要追封為“文宣王”嗎？
這樣一來，就失去了對有社會地位的人的行為的外在監督（請注意，對於社會地位低的人則絕無這種優惠），這對於行使權力的人來說，無疑是網開一麵。儒家說教靠人的內在自覺來約束自己，因而不需要外在監督；但內在自覺究竟達到何種程度，並無檢驗的尺度，隻是一種理想而已。但這樣一來，“大人”“君子”甚至皇帝這些可以行使權力的人，就可以不受外在監督的約束，而形成特權了。
當然，這隻是就道德修養層麵來說的，但是，道德修養自覺的人群往往也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道德修養較高也就意味著社會地位也高。這一點不同於現代社會。但是，這樣就出現了“大人”與“小人”之分野。加之世俗用“禮”來維係社會等級秩序，所以“大人”與“小人”也就被固定下來了，從而形成了製度性的社會等級差別。
問題是，天命和天意這外在於人的超越存在，現在可以由人來體現，人能體現到什麽程度，那是沒有一個統一標準的。在儒家文化中，人之外並沒有一個超越於人之上的絕對存在，作為價值參考係而規範人間秩序，擺平不同人群和階級之間的利害關係。如果說有，那就是儒道兩家都有的“道”，也就是天的意誌。甚至高高在上的“道”也可以有人來體現。“人能體道”。但是儒家之道在人間，道家之道在自然。在儒文化的視界中，人與人之間出現了矛盾，出現了利害衝突，沒有一個絕對的力量可以擺平，而隻是用同樣具有私心和利益考慮的“大人”來做出有傾向性的選擇。因此，這種超越人間利害關係之上的最高權威的缺失，導致了人間不平等，是人為製造人間不平等的精巧設計和安排。這就是儒家之學中隱藏的貓膩，這就是為什麽曆代專製統治者都要弘揚儒學，獨尊儒術，把儒家之學作為官方學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深層原因。儒家，可以利用來維護人間不平等的社會秩序，進行精神控製，這就是儒家的高妙之處，也是儒文化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
有等級差別的社會需要維護其穩定，就需要有一個世俗的權力。而世俗權力，無非是“君權”和地方長官的權威。在西方，上帝是人間事務的監督者，而在中國，既然沒有上帝，人自己就是最高存在，所以人間事務也就沒有監督。在西方，人間權力比如說國家權力，應該置於上帝的監督之下；但是在中國，國家權利沒有上帝監督，國家權力的行使者自身就是上帝，就是“聖上”，就是完人，就是民眾必須無條件服從的天然統治者，就是代表上天意誌的最高權威。
當然，在中國文化中，皇帝之上也存在一個有人格有意誌的“天”，是為“天命”。有時天降災異，皇帝也要下“罪己詔”，甚至大赦天下。但是除了這一特殊情況之外，皇帝本人就是天之子，就是“真命天子”，就是上天意誌的體現者，所以“天意從來高難問”。所謂“聖上”，那是道德人格與權力的合一，絕對是“金口玉言”，不容懷疑的。本來是世俗的權力，現在終於被儒文化神聖化了。“神”的缺位，導致了人間權力的絕對化，導致了權力的濫用。沒有了神的幹預，帝王行使起權力來，就無所顧忌，而他的臣民，也隻有絕對服從了。
在西方文明中，由於上帝高高在上，所以神權與人權對立。但是在中國的儒文化中，沒有上帝也就沒有神權，結果一切權力都集中在帝王手中，所以帝王的權力也就被神化了。沒有上帝，沒有神權，那就隻有絕對化了的世俗權力。於是世俗權力至高無上，一切人世間的價值都以世俗權力為轉移，而皇權以下，各級地方政府的權力也與之類似，都需要人們絕對服從。結果導致了官本位的文化習俗，它沿襲至今，產生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問題在於，把世俗權力絕對化，世俗權力卻並不是最公平的。因為掌握權力的人也有私心私欲，甚至欲望膨脹。這就決定了，掌握權力的人總是要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謀私。而一旦權力失去了監督，那麽就可以為所欲為，驕奢淫逸，橫行霸道，甚至無惡不作。而腐敗黑暗，就成為專製社會的痼疾。西方有句格言，“失去監督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沒有監督的世俗權力既然已經被神化，那麽一旦腐敗起來也就不可救藥。所以，中國曆朝曆代都伴隨著腐敗，而腐敗至極，則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揭竿而起，群起造反。結果就是，中國曆史永遠在治亂循環中震蕩，而改革三十年後的今天，麵臨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也許我們正處在治亂交替循環的臨界點上。
延安時期，毛主席在與民主人士黃炎培談話時曾說，中國的新政權完全可以走出治亂循環的曆史怪圈，GCD避免治亂循環的辦法就是真正實現民主，實現對權力運作的監督。但是今天呢？今天的中國曆史，已經走到了哪一步？想當年，有偉人躊躇滿誌，指點江山；看今日，危機四伏人心不安，社會腐敗令人不堪。原因何在？是我們倒行逆施，又恢複了私有製，還是法製不健全導致了社會整體失控？改革以來，灌輸法製觀念可謂家喻戶曉，可是“法令茲彰，而盜賊多有”，並未改善社會治安，也沒有能夠製止腐敗，反而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原因當然有許多方麵。而溯其根源，傳統文化的惰性至關重要，在這裏，就是儒家文化。它是滋生社會腐敗的文化酵母。根治腐敗，不僅是政治層麵的問題，更有曆史文化的遺傳因素在內。不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永遠滋生腐敗。
儒家文化是反動的。不管它外表看來有多麽精巧，多麽完備，多麽深刻，它骨子裏那種為專製皇權合理性作辯護、論證其合法性的本質是不能改變也不容懷疑的。雖然儒文化已深入人心，迷惑民眾，雖然新儒家氣勢洶洶，尊孔鬧劇愈演愈烈，但是它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格格不入的。中國要進入現代化，第一個任務就是批判儒文化，揭穿儒文化為專製統治合理性作辯護的本質，構建起自己新時代的新文化，也就是說，我們首先需要的是文化革命。中國的現代化，如果沒有文化領先，是免不了要走彎路的，注定是要把現代化搞得不倫不類，失去了民族自我，而成為別人的文化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