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鮑彤談時局（轉貼）
鮑彤，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主任，趙紫陽的政治秘書。本文是鮑彤2011年10月的談話，根據錄音整理。
我講四點：
第一、關於張木生的講話
前幾天在成都的一個座談會上，張木生先生有一篇講話，我認為很重要。他一開始就說明，他這篇話是遵朋友之命而講的。我想，他的朋友中間，大概有劉上將（編者按：指劉源）。張木生又講，這不代表五代領導的意見，我想，這是他的慎重處，以免發生“代表習李”的誤解。我估計大概就是這麽個意思。張木生所講的，可能接近於劉的競選綱領，就好比 “唱紅，打黑，分蛋糕”屬於薄， “開放，把蛋糕做大，幾個月內不進行新聞檢查”屬於汪一樣。各位政要在十八大前亮相，實際上起著競選的作用。所謂競選綱領，就是希望能夠引起國人特別是黨內廣泛關注的一些觀點。
看來，十八大換屆有了一種政見上的競賽。毛澤東正位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準黨員獨立發表政見，那叫“非組織活動”，是犯忌的。十八大換屆前，有三位政治家鮮明地發表了自己的主張，這就是新氣象了，就重要了。我認為,能夠有競賽，有各種政見發表出來，是好事情。
進一步的問題是，這些講話到底是準備實施的綱領，還是吸引一下人們眼球的姿態？那不能著急，得耐心等待。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本來也是綱領，一度還經全國政協鄭重其事通過，成為《共同綱領》，可是後來，毛一揮手，拿出“總路線”,取而代之，就把它撕毀了，廢掉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本來就存在著內在的矛盾，一方麵認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另一方麵又堅持領導權必須屬於共產黨。後者和前者怎麽兼容？但當時，大家隻知道國民黨有限領導的滋味不好受，還想象不到共產黨無限領導的威力，所以不少人曾經認為，既然共產黨願意承擔領導責任，來實行別人沒有在中國實行過的好政策，起碼比國民黨好。
張木生現在提出“回到新民主主義”，是什麽意思呢？我想，有可能是要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拉開距離。講工會農會，應該是對工人農民這兩大勞苦群體表示關切和同情；講選舉，應該是跟不登大雅之堂的“等額選舉”拉開距離。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對資本家，對工人農民，對國營對民營，都照顧到了。國營企業的所有製可以不變，央企的壟斷地位可以不變，但是主張把它們的壟斷利潤拿出來建立全社會的福利基金，由全民共享，特別要給農民這個最弱勢群體作出一些補償。今天能夠有政治家出來關心無權無勢的窮苦人，這在經濟上、政治上是個大綱領，值得歡迎。這個綱領本身仍然有內在的矛盾，但不怕有矛盾，隻要不掩蓋矛盾，把它提上議程，矛盾應該可以設法解決。
張木生講到黨內派係合法化。的確，共產黨員也是公民，共產黨內也應該有言論自由。“黨內有派”，本來就是國際慣例，是文明社會的常識，連毛澤東都不敢公然否認，我想也代表了劉少奇“黨內民主”的意思，沒有離開黨的傳統，似乎又給黨內各種不同意見提供了自由發表意見的平台。張特別講了堅持黨的領導。我想這是對黨的幹部打招呼，要大家放心：共產黨不會垮。我認為這篇講話相當全麵，願意照顧在生存線上掙紮的窮苦人和無權的知識分子，照顧黨內黨外，照顧四麵八方、照顧了傳統，也照顧了這些年來的新興力量，在八股充斥令人氣悶的低氣壓下講了不少新內容。
新內容中也包括司法獨立，這很好。當然，張也同時提了堅持共產黨領導。我想，所謂“共產黨領導”，應該是“依法治國”的同義語，應該決不是玩弄權力枉法舞弊的同義語，江澤民和胡錦濤大概不會挺身出來反對。既然司法獨立，既然共產黨堅持依法治國，各級黨委就不應該在幕前或幕後、公開或秘密地幹預審案子，幹預抓人，幹預判刑。趙紫陽和當時的各級黨委早在1988年就做到了，十八大後的新領導應該能夠做得更好。
新民主主義可能是個公約數，具有內部矛盾的公約數。說比不說好，改比不改好，能夠主動說，主動改，就是了不起。我們老百姓，當然與人為善，樂見其成。這是我要講的一個意思。
第二、我自己對新民主主義怎麽看
最近我為胡績偉同誌的一本書寫了一篇序言。胡老全麵分析了新民主主義。 新民主主義是個很複雜的概念，毛澤東當年提出新民主主義，起了兩個作用。一個是正麵的、積極的作用。你看，毛居然跟斯大林拉開了距離，居然跟 “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拉開了距離，居然願意搞新民主主義而不去搞社會主義。毛還給了人們這樣一個印象：新民主主義就是羅斯福，就是林肯，就是孫中山，換言之，就是民主主義，隻不過蔣介石不做，共產黨當仁不讓，挺身而出，所以就“新”起來了。當毛澤東在這個限度以內講新民主主義的時候，它曾經起了正麵的、鼓舞人心的、很大的曆史作用。但是曆史最後又證明，新民主主義在毛澤東手裏，是假冒偽劣的贗品，是他縱橫捭闔，建立反蔣統一戰線的口號。毛1949年把統治權奪到了，1953年臉就變了。他在1952年底1953年初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親手把新民主主義否定了。否定之後所發生的一係列的事情，是中國的災難。因此新民主主義有負麵的作用，它在毛澤東手裏是一張空頭支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曆史。我在那篇序中說，胡績偉同誌有充分的理由把它重新提出來，要求中國共產黨兌現這張空頭支票。這是合情合理，有根有據的，誰欠債，誰就應該還債。
提到“新民主主義”，使我聯想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二十多年前，在組織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我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沒有用“新民主主義”的概念。當時如果用了“新民主主義”，一定是百分之百通不過。為了讓文件百分之百被通過，我不可能用“新民主主義”的概念，隻能用中央文件中已經出現過的現成的概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現在張木生同誌敢於提出回到新民主主義，說明現在人們的思想比那個時候更活躍，說明現在人們頭腦普遍更清楚，說明張先生比我勇敢。
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我腦子裏有一個藍本，這個藍本，不是別的，就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早在胡耀邦辭職前幾個月，十三大報告起草小組已經成立了，那時沒有我。有一天上午，我接到耀邦辦公室通知，臨時去列席。那天的會，耀邦主持，聽起草小組意見。我遲到，進去的時候，袁木在匯報。他說，準備寫這麽幾個部分，第一部分偉大的成績，第二部分豐富的經驗，第三部分今後的目標，第四部分黨的建設……諸如此類，袁木是這樣講的。輪到要我發言，我建議講初級階段。耀邦說，已經研究過了，這是要講的。我聽說起草組已經研究過了，就不再重複。過了幾個月，耀邦下來，紫陽代理總書記，有一天，紫陽通知我去開會，那天是紫陽想聽聽起草組的想法。仍然是袁木匯報，仍然是第一偉大成績，第二豐富經驗……。紫陽問我，有什麽考慮。這一次，我多說了幾句，我說，希望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命題作為十三大立論的基礎，從這裏出發，抓住根本，把我們所以采取改革開放的政策，而不采取毛澤東時候的政策徹底講清楚。紫陽說，好，就這麽寫。會後，紫陽要我把這個意思寫成簡報，告訴小平。小平回覆，“這個設計好”。
我講“以初級階段作為立論的基礎”時，我腦子裏在想什麽？我腦子裏就是想寫一篇新的《新民主主義論》。當年，大家都認為共產黨必須搞社會主義，毛澤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搞社會主義，必須搞新民主主義。毛澤東以什麽為根據？以中國的社會性質為根據，他以此駁倒了共產黨隻能搞社會主義的天經地義，使共產黨贏得了反對社會主義的人的擁護。其實，不僅三十四十年代搞不得社會主義，八十九十年代同樣搞不得社會主義，再過一百年以後怎麽樣，讓後人去思考，去判斷，反正我們這一代，乃至我們的兒子代，孫子代，免談社會主義，隻能搞搞初級階段。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就是這個意思，隻是當時沒有明說，說了也是徒費口舌。
張木生講:有人問過鮑彤，什麽是初級階段；鮑彤說，就是新民主主義。這是事實。我講初級階段，我腦子裏就是以新民主主義為藍本，就是從中國社會性質出發，來考慮我們的社會政策。
拿新民主主義來跟社會主義拉開距離，這是毛澤東正確的地方，聰明的地方，他抓住了人心民意，抓住了中國人的要求。需要抗日，所以有民族主義的要求；需要反封建專製獨裁，所以有民主主義的要求；中國落後，因此有民生主義的要求。這樣一來，新民主主義就跟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全麵掛上鉤了。毛澤東還拿這個東西和蔣介石區別開來，劃清界限。毛澤東當時把蔣介石的東西概括為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很好，但為什麽必須反對一個主義呢？因為在任何一個國家裏，不應該隻有一個主義唯我獨尊，一個黨內部也未必隻許奉行一個主義。總而言之，任何主義都不能稱王稱霸，中國的大事必須由四萬萬同胞公決，四萬萬同胞又分成這個群體那個群體，其中有知識分子又有工農又有資本家地主，有左派又有右派又有中間派，有多少派就有多少主義。一部社會發展史就是各種群體又合作又鬥爭又互助又競爭的多元共存史。到了什麽時候，社會才會變成鐵板一塊？我想，恐怕要等到人類社會的生命結束的時候，人類毀滅了，到了那個時候，“一個主義”就能大功告成了。
毛拋棄新民主主義，連劉少奇也毫無思想準備。劉少奇有個根本觀點：中國苦於資本主義太少而不是太多。所以，新民主主義是劉少奇願意長期認真堅持的綱領，他主張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他因此從1953年起，就“跟不上”毛澤東了，直到文革，被鬥至死。在毛手裏，社會主義又是一把刀子，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翻臉不認人，不管你是黨外的章伯鈞儲安平，還是黨內的劉少奇彭德懷習仲勳。我不知道希特勒有多大的權力，反正毛在中國，有權肆無忌憚，有權為所欲為，盡管鬥死餓死了幾千萬人，至今毛還供奉在憲法中，盤踞在國門上，象征著中國特色的四個堅持。這就是中國的是非，中國的倫理，中國的現行製度。這就是腐敗。製度如此腐敗，老百姓怎麽活？這種製度，不改行嗎？
毛澤東是不是一開始就準備作假？我當然不得而知。即使當時就是假的，這個假綱領仍然在曆史上起了作用：巨大的欺騙作用。你看，工人因為共產黨自稱代表無產階級而擁護它；農民因為共產黨願意實現耕者有其田而擁護它；知識分子因為共產黨認同羅斯福、林肯、孫中山而擁護它；資本家因為共產黨講勞資兩利也擁護它……。
平心而論，在中國共產黨以往的綱領中，隻有新民主主義比較實事求是，它真的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出發，從社會性質出發，來立論的。後來，毛發動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他建立的所謂“社會主義製度”，都是做夢，不僅他自己做夢，而且裹脅全中國的人統統做夢，不準不做夢，誰不做夢誰就是右派，走資派，反革命，自由化分子，階級敵人，打倒在地，格殺勿論。如果說馬克思所從事的是從空想到科學，毛澤東所從事的就是從科學到空想。按照馬克思，隻要沒有成為禁錮生產力的桎梏，舊的社會形態“決不會滅亡”，新的社會形態“決不會出現”。瓜熟才能蒂落。社會主義不可能也不應該依靠超經濟、非經濟的強製力量去建立。但是按照毛澤東，社會主義是可以隨心所欲，召之即來的，隻要手裏掌握槍杆子，就能驅策老百姓，就無往不利。鄧小平所謂“科學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係”，無非是依靠槍杆子強行摧毀和建立社會關係的體係。這個理論，說來話長，十三大不是談理論的場合。
十三大應該回答現實生活中最重大的問題：為什麽必須廢除人民公社，什麽必須發展個體經濟，為什麽必須改革開放……？不能不回答，也不應該弄玄虛，必須老老實實回答。盡管共產黨的綱領上寫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是在實踐中，這些東西不僅無用而且有害。中國如果非跟社會主義套近乎不可，充其量隻能套個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當然不是社會主義，中國沒有資格搞社會主義，應該起碼拿出上百年時間來補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課。
如果有可能，在起草十三大報告時，我很願意退到新民主主義。不僅如此，我更願意退到“舊”民主主義，因為“舊”民主主義才是林肯、孫中山、羅斯福。剛才說了，如果那樣寫，報告就通不過，因此在“社會主義”四個字下麵加了四個字，“初級階段”。這八個字是吃現成飯，《曆史決議》裏已經有了，不是我的發明。可惜它在曆史決議裏被一筆帶過，驚鴻一現，才亮相就退席，白白浪費掉了。因此這次起草十三大文件，就抓住這個概念不放，把它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作為中國 “至少上百年”不搞社會主義的立論基礎，作為中國現行的非社會主義政策的立論基礎。如果一定要說什麽“發明”，這倒可以算是一點 “發明”。
初級階段至少得搞“上百年”，這就和毛劃清了界限。毛澤東出爾反爾，彈指一揮間，就把《共同綱領》撕毀了。十三大報告非但不準備撕毀，而且怕被人撕毀，所以特別寫了“至少”需要上百年。“至多”多少年呢？誰也不知道。“至少上百年”當然不是一代人，起碼是幾代人，我們這一代，至少加上兒子代、孫子代……，誰也別再去做社會主義的夢。兩種人，不讚成馬克思的人和真讚成馬克思的人，聯合起來。你不讚成馬克思，你不會去做這種夢。你真讚成馬克思，你也不會去做這種夢。在物質條件和社會關係不充分成熟的條件下，不能實行社會主義，隻能為社會主義做準備。什麽叫“為社會主義做準備”？主要就是經濟上建設自由競爭的市場，政治上建設自由競選的民主。這是社會主義的最好的準備。所以，讚成馬克思和不讚成馬克思的人，在別做社會主義的夢這一點上，是完全可以達成共識的。
聲明一下，我在這裏講的當然是我的觀點，和張木生無關。如果他認為他講的新民主主義跟我講的初級階段差不多，我理解。他如果和我大不相同，我也理解。將來有朝一日，如果有哪個政黨哪位大政治家決定要“回到新民主主義”，或者簡單明了，直截了當，把 “新”字幹脆去掉，“回到民主主義”，我認為更正常，本該如此嘛！
總而言之，“回到民主主義”，這就是中國的必需。無民主則死氣沉沉，有民主則生氣勃勃。中國在生病，很危險，應該靠民主主義起死回生。
社會主義是什麽？毛澤東知道嗎？根據毛的實踐可以斷定，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其實是斯大林聯共黨史的某些章節，加上東漢末年的五鬥米道。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好像有點研究，時而提出生產力發達，時而提到貧富差別小，我願意替鄧小平的這兩條標準唱讚歌，按照這兩條標準，美國和西歐無疑都比中國更有資格被稱為社會主義，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相形見絀，隻能無地自容。可能鄧小平也發現自己陷了無法自圓其說的絕境；所以他又說，不爭論姓社姓資；又說，什麽是社會主義，誰說得清楚！“鄧小平理論”的水平，可見一斑。鄧小平在跟全體中國人做遊戲，一方麵承認社會主義是說不清楚的東西，另一方麵又拿出坦克車衝鋒槍來捍衛這個不知道是什麽東西的“社會主義”。作為鄧小平理論主體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本來就是如此這般，隻因為中國臣民有禁止和皇帝爭論辯駁的傳統，所以，“鄧小平理論”至今尚能保持冠冕堂皇的體麵。
新民主主義跟舊民主主義之間的區別，好像隻有一點：新的，有共產黨領導，舊的，沒有共產黨領導。為了弄清楚“共產黨的領導權”是什麽東西，我們最好把它的發明者毛澤東請出來作證。毛澤東說，領導權這個東西，不是要領導人當做口號一天到晚放在嘴巴上喊。光憑毛的這句話，叫人聽不懂是什麽意思，但聽他下一句就清楚了，毛澤東接著說，也不是硬要人家服從我們。講得太好了！那麽怎麽辦呢？毛澤東回答說，要靠第一正確的政策，第二模範的工作，第三感動黨外人士，使他們接受黨提出的建議。好極了。這種“黨的領導”，誰不讚成？這三條是毛澤東處於清醒而不胡塗狀態下的主張。離開了這三條，一定是壞領導。毛澤東的這三條，是關於“黨的領導權”的最權威的真定義；至於那種利誘威脅強製人們非服從黨的領導不可的管理體係，當然是反毛澤東思想的，人民理所當然不必“服從”。假貨和民主主義水火不兼容，真東西和民主主義則可以和諧相處。順便說說，毛澤東這些真貨，鄧小平當年也是讚成過的。毛在延安一發話，鄧小平就緊跟，在山西也有一篇講話，但好像沒有收進《鄧小平文選》。也許鄧小平變卦了？我不知道。
第三、我主張和平改良
有人擔心，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暴力，或者出現權力真空的無政府狀態，從而付出本來可以避免的重大代價。這種擔心很正常。我給《劉曉波文集》寫序，寫的就是和平道路，改良。
我主張和平改良，我反對革命。我坐牢的時候，他們說我 “反革命”，所謂“罪證”，是捏造的，但帽子倒是戴得很對。我沒有力量反對別人革命，但我堅決反對自己再去參加什麽革命。現在反革命好像不再有罪了，反革命罪好像已經在《刑法》中刪掉了。本來，革命觀點和反革命觀點都不是罪，文明社會裏不應該有思想罪。但是，在唯我獨尊的革命領袖眼裏，當然容不得異己：領袖昨天要造反，就宣布反革命思想有罪；領袖今天要維穩了，就立馬倒過來，革命變成有罪了。反正翻雲覆雨，有罪無罪，都取決於領袖的心情和胃口。
至於我，我為什麽現在反對革命呢？我在那篇序言裏邊講，中國兩千多年以來沒有一次革命是成功的。據說有過兩次成功，據說朱元璋革命成功了，但是朱元璋成功，不等於農民成功，隻不過明太祖成了總地主而已。還有誰成功呢？劉邦、項羽不是農民，真正的農民是陳勝吳廣，陳勝吳廣失敗了，劉邦成功不等於農民成功。隋末呢？瓦崗寨成功了嗎？沒有；誰成功了呢？李世民的爸爸李淵成功了，軍閥成功了。太平天國占了半個中國，隻能算半個成功，但洪秀全個人完全成功，他腐敗成功了，這位革命領袖的腐敗，超過了皇帝。中國革命，隻成功過兩次，除了朱元璋，就是毛澤東。毛成了國家主席，但耕者沒有得到土地。毛依靠農民打倒了大大小小的老地主，使國家成為總地主，使國有土地成為搖錢樹，誰有權有勢誰就來支配土地，發土地財。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舊社會的資本家，新社會的權貴又成為新的資本家。革命成功了嗎？沒有。革命叫全民替它付出代價，結果是以暴易暴，對勞苦大眾有什麽好處？代價慘重，好處沒有，我為什麽不反對革命？
簡言之，從起因說，從道義說，革命無疑是正義的，可歌可泣的；從利害說，從後果說，革命使全民付出很大的代價，而且常常以暴易暴，未必能夠實現革命的初衷。所以，無法選擇則已，誰也身不由己；如果可以選擇，我願意選擇和平改良，和平演變。
講到和平改良，和平演變，講到暴力和權力真空的代價，不應該責備被逼上梁山的民眾，他們是值得同情的被侮辱與損害者；應該責備的，是把民眾逼上梁山的製度，是有責任主動進行和平改革但麻木不仁的統治者。識時務的政治家應該懂得，把民眾逼上梁山的製度，好比活火山，坐在上麵是永世不得安寧的。主動改，真改，既不會激起暴力，也避免了權力真空。老百姓是善良的，願意給你主動改的機會。但是如果不抓住和平改革的機會，革命說不定真的就會來了，誰也左右不了，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
和平改良拒絕暴力，但不拒絕壓力，而且需要壓力。向統治者施加壓力是絕對少不得的。沒有壓力，舒舒服服，何必改革？對蔣經國先生，過去臧否不一；現在可以肯定，他以最後的業績，奠定了自己在曆史上不可動搖的地位。蔣經國其實也是被民意逼出來的。官員把老百姓逼上梁山，是死路，是悲劇，對誰都不利。但是還有另外一條路，活路，正路，這就是老百姓把領導人逼上和平改革！這條路，台灣走通了。台灣老百姓用壓力幫助了蔣經國，把他和他的同道們逼成一群偉大的曆史人物。大陸人也應該用壓力,幫助逼出一群大政治家來。
最後一點，第四、中國到底怎麽辦？
在說了前麵那些話之後，回答可以非常簡單。
海峽彼岸有成熟的豐富的轉型經驗，代價小，效果好，值得此岸受用不盡。我主張以台灣為師，以台灣人把蔣經國逼成偉人為師，以蔣經國為師，開放黨禁，開放報禁。開放黨禁和報禁，打開總閘門，活水所到之處，一切皆活，好整以暇，從容不迫，水到渠成，有條不紊，用不著害怕什麽暴民政治無政府主義，也用不著去支付這筆學費那個代價了。
所以說他們這些人啊，馬腳總是要露出來的，原形總是現出來的，不然人家整這幾千字長文，為什麽啊？
毛，華，鄧，胡，趙，江，胡， 習8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