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個民族如果不能麵對曆史，這個民族就沒有未來。但是，對於一個社會團體來說，情況就不同了。如果這個社會團體的曆史有很多不光彩的方麵、而且歪曲曆史欺騙輿論，那麽，真正麵對曆史，它就可能沒有未來。所以，這樣的社會團體最害怕麵對真實的曆史。
這個社會團體就是中國 GCD。
2011 年 8 月 27 日，《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中國經濟體製改革》雜誌社、《南方周末》報社在北京北達廣場索菲特酒店舉辦了紀念《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
參加座談會的有高尚全、胡德平、江平、張維迎、吳思、楊繼繩、展江、張鳴、陳有西，王長江、胡舒立等 100 餘位各界人士。
講得最精彩的，是楊繼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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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楊繼繩
這是關於曆史問題的決議。我們說的“曆史”有兩個概念：第一個概念是人們所經曆的社會實踐過程。第二個概念是對人們所經曆的社會實踐過程的記錄和評論。第一個概念的曆史是客觀存在的，第二個概念的曆史是帶有強烈的主觀性。每一個人、每一個社會群體在所經曆的曆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利害得失不同，人們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關係來表述和評論這段經曆。100個人經曆了同樣的曆史過程，但他們的記錄和評論可能有100種。人們常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就是指第二個概念的曆史。當代人寫曆史總是懷著當代人的訴求和期待、在當代所允許的政治條件下敘述和評論已經發生過的曆史過程。
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用集體認識來記錄和評述曆史，更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為了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種非常困難的事還必須做。做的結果必然不可能反映真實的曆史過程。為什麽不可能完全反映真實的曆史過程？第一個原因是時代的局限：這個曆史過程還沒有完全結束，它的真相還同有完全顯現出來；人們對這個曆史過程的認識還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第二個原因是是利害關係的約束，隻能按照各種不同的要求取其折衷。《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是屬於第二個概念的曆史。它是1981年的“當代史”，是用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當時所能允許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社會實踐。它難免受時代的局限。說它是一部曆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它是一部政治問題的決議，是對當時麵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有了這種妥協，才有全黨的共識，才有三十年改變中國、影響世界的改革開放曆史活劇。
人們說：一個民族如果不能麵對曆史，這個民族就沒有未來。但是，對於一個社會團體來說，情況就不同了。如果這個社會團體的曆史有很多不光彩的方麵、而且歪曲曆史欺騙輿論，那麽，真正麵對曆史，它就可能沒有未來。所以，這樣的社會團體最害怕麵對真實的曆史。如果一個政黨是負責任的，是有生命力的，是不斷進步的，它對過去因政治原因或政治鬥爭的需要歪曲了曆史，它會適時進行修正。《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作出已經30年了，雖然還沒有作出新的決議，但在實踐中，對這個決議中很多結論已經有了修正。
這個決議對農業合作化進行了全麵肯定。實際上，中國的合作化是集體化，而且集體化程度越來越高，從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對農民進行了剝奪，限製了農民的自由，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糧食產量20年徘徊不前，還是1958－1961年全國大饑荒的主要原因。在這個決議以後的實踐中，廢除了農業集體化，給農民以自由，農業生產很快就迸發出空前的活力。
這個決議對1956年以後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了全麵肯定。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消滅私有經濟，實行國家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這一作法不僅給中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也對中國的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如果說，社會主義改造是消滅私有經濟的過程，那麽改革開放就是它的逆過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國私有經濟利到了蓬勃發展，多種經濟成份共存，不僅促進了經濟發展，也增強了社會活力。
這個決議全麵肯定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導思想。實際上所謂“兩類矛盾”的劃分，完全沒有法律界限，任何一級領導人都可以把反對他的人說成敵我矛盾麵加以迫害。在這個決議以後實踐中已經不再采用按政治標準將人們劃成敵人和朋友的做法。
由於上述原因，這個決議在很多方麵違背了曆史事實：
這個決議說：“1956年到1966年這10年，雖然遭到嚴重挫折，仍然取利了很大成就。”完全回避了1958年冬到1962年春全麵大饑荒造成三四千萬人不正常死亡的史無前例的悲劇。
這個決議把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批評黨的政策說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發要的”，隻不過是“被嚴重擴大化了”。這顯然是違背曆史事實的，完全回避了這場政治運動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迫害、對中國文化和別政治生態的全麵傷害。
這個決議說文化革命“是一場上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和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說“給黨和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是對的，但是，這個決議完全回避了造成文化革命的製度背景，完全回避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官民矛盾。簡單地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惡推到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身上不是符合曆史事實的。把罪惡推到響應毛主席號召的年輕的“造反派”身上並對他們進行懲罰，也是不應該的。
剛才德平說“在黨中央出現反革命集團真有點荒唐”，其實，黨中央是最容易出“反革命集團”的地方，建國60年來黨中央出現了多少個“反革命集團”？這是有製度原因的。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說：“忽視錯誤、掩蓋錯誤是不允許的，這本身就是錯誤，而且將招致更大的錯誤。”這個決議對我黨的錯誤作了一些分析，但是，這些分析僅限於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僅限於政策層麵。對錯誤的揭露和分析很不全麵，很不徹底。這是可以理解的，在30年前的曆史條件下做到這一點也是不容易的。
時間又過去了30年，在這30年間，世界上發生了很多事情，中國也發生了很多事情。蘇聯解體、東歐易幟以後，暴露了大量的過去不知道的重要信息。這些事件和信息使人類對共產主義運動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對列寧、斯大林建立的製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對原來以為“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重新認識，……這些反思和重新認識，使中國人回到了啟蒙時代：人類本來是要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發展，從專製政治向民主政治發展，從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學發展。而我們卻有一段時間脫離了人類這個發展軌道。脫軌時間正是兩個決議（1945年不宜一個決議）所涵蓋的時間。用這些新的思想成果來重新審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會對它提出更多的問題。
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0年，前30年是“極權製度加統製經濟”，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建立的是“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今後的努力方向是“憲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
我這裏說前30年是極權政治，不是照抄西方學者的那種概念(talitariansystem)，而是對當時中國政治現狀的一種描述：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中央行政權力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的控製比曆代帝王的專製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僅是一個理想，那時還有荒蠻之地、化外之民。而在毛澤東時代現代，權力真正嚴密控製著每一寸國土，嚴密控製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和個人生活的方方麵麵。專政的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複加的地步。為什麽不說前30年是計劃經濟、而稱它為統製經濟？因為每一個五年計劃都沒有計劃好，但高度集中是實實在在的。
改革開放建立的“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經濟得到了高速發展，但社會很不公平，很難持續下去。隻有建立了“憲政民主中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國才真正走出了唐德剛先生所說的“曆史三峽”。
2011年8月27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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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楊繼繩的發言，還有許多精彩的片段：
人民日報前評論員馬立誠：國家要舉什麽旗？如果縱容毛左，國家將有大難。唱紅是違背科學發展觀。如果回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義，那就開放言論、真正選舉等。如何舉鄧小平旗幟？一、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擋，不要阻擋；二、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執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
清華大學郭道暉：沒有憲政，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社會至上，他是和國家至上相對立的，而不是與資本主義相對立。三件重要事，一、開放三十年前大討論的檔案（應該公布十一屆六中全會四千人黨內大討論的全部檔案。）;二、開放對毛澤東的討論;三、開放對些年改革開放的大討論。黨的執政地位到了最危險時刻，要再次解放思想，進行大討論。
胡德平：近來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為什麽民主集中製，民主總是弱勢，集中總是強勢？隻有封閉的社會才感覺自己什麽都好？開放社會才知道這兒那兒不如人。孤立於世界有什麽好？
清華大學李楯：文革為什麽還能沉渣泛起？因為很多該否定的沒否定。我六十多的人，很多曆史還不知道！我們缺少憂患意識，隻有敵情意識。政權在你手裏，就說造反有理；政權在我手裏，就說維護穩定。缺乏一種真正實現穩定的價值觀。改革早已停滯。黨把人民當小孩子，看中學教科書，國家沒有前途。
中國經濟體改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左派有市場，因為製度有問題。堅持，還是回潮？當然是往前走。現在是地方不聽中央，GDP 勁頭特別大。不能再收權中央，要向社會放權，民主。不能後退。
北京大學張維迎：我們現在看到的曆史多是假曆史，不徹底否定文革，中國人靈魂不可能幹淨。要公開檔案。要落實憲法。我認真看了《憲法》，隻有一條是真正得到落實的。那就是黨的領導。其他的，我們的憲法條款都落空了。……今日中國社會處於亞健康狀態。隻有利益，沒有理念。
何 方：個人崇拜是體製問題，到現在都沒有好好反思。鄧小平說過，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麽時候到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
江 平：兩個謬論，一是穩定高於一切論，誰來判斷是否穩定？有違法治。二是中國情況特殊論。穩定的標準是有權的人自己理解的。製度上的差別是理所當然的，過分強調了特殊性，把人類的共同的理念給忽略了。共同的憲政、法製、人權的理念是最重要的。(此言一出，全場鼓掌)
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四種模式對付腐敗，一是政變，二是民主和法治。三、開明專製，新加坡這樣。有個基本條件是規模小，大國從來學不好。十幾億中國還可能搞這個。四、暴民運動。前提要有個權力極強的君主，今天沒這種人。中國隻有一條路，民主和法治。這個繞不開。中國拖的時間太長，代價將更大。
黃炎培之子黃方毅：當年共產黨向國民黨提議案，要求結束黨治，實行憲政。新民主主義第一版框裏隻有兩字，憲政。有人笑評，現在最困難的是，不知道什麽是毛澤東真正思想。
社科院雷 頤：曆史經常被遺忘，要和遺忘作鬥爭。血統論也起來了，文革時有。揭開曆史傷疤會痛，但有益。
中央黨校王長江：一、悲哀在於聲稱要長期執政，實際上沒人有這想法;二、當年決議幾千人討論，現在行不行？越南全黨討論，我們討論成泄密。製度建設讓部門進行，成為部門謀權。
中國駐瑞典哥德堡原總領事：現狀是一部分人掌握政治權力，還掌握經濟權力，還害怕，往外跑。國外報紙從來沒說領導英明的，那有這麽幹的？現在在火山上，有錢人跑了，我這沒錢人隻好等著。
看看曆史，遠的的不說，就從民國算起，民國扒了清朝慈禧的墳，GCD又扒了民國的墳，老鄧扒了老毛的墳，現在又出來一夥人嫌老鄧扒老毛的墳不徹底不幹淨，準備再扒一次老毛的墳。有時俺很困惑總在想，咱們中國人是不是骨子裏就有扒墳基因啊，要不然為何曆朝曆代都對扒墳樂此不疲，興趣盎然啊。
中國人的聰明舉世聞名，可惜有的時侯用的不是地方。我們總是喜歡用後5千年的文明觀點去批判前5千年的愚昧落後，特別是一些無恥文人慣於此道，個個都是諸葛二世，全然忘了當年他們自己是如何的瘋狂愚昧。
中國有句古話，舉賢不避親。現在看來已經過時。俺覺得應該改為扒墳不避親，比較與時俱進。真希望艾未未能把他老子當年一進城就娶二奶，也就是他親媽的醜事刨一刨，還有胡德平能把胡耀邦當年如何頭腦發熱的一些舉動好好的說清楚。
待續。。。。。。
當年陳雲要造反奪權，自己又不想出頭，就慫恿胡耀邦等一幫人在黨代會上搞大鳴大放，結果搞出老鄧奪權當頭。
這一次倒是想看看習進平的幕僚們是些什麽人。能不能將這些想架空習進平的人一棍子打下去，不走華國鋒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