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沙葉新：三個女人向我推薦，我向所有男人推薦

三個女人向我推薦，我向所有男人推薦

沙葉新

很難遇到這樣的巧事：3月9號、10號、11號，接連三天，接連三個女人向我推薦同樣一部影片。先是香港的英文報紙《南華早報》的女記者，後是上海的一位女歌唱家，第三位女士是加拿大某機構駐上海的首席代表，她們共同向我推薦的是這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竊聽風暴》。

她們不是順便對我提起此片，而是專門打電話向我鄭重推薦。她們對我說，我看了此片一定會震驚，一定會感慨，而且這部影片中的主要角色也像是我，職業都是劇作家。她們還說，如果你沒這部電影碟片，她們馬上就用特快專遞寄來，或者親自送到我家。

這是一部什麽了不起的影片使她們如此熱心而急切地向我推薦？難道隻是因為片中的主要角色的職業和我相同？我想，她們都是敏銳和智慧的女人，隆重向我推薦影片，定有深意在焉。

中旬的一個夜晚，月光如水，我鎖在書房內，正襟危坐，關掉電話和手機，聚精會神地在電腦上看完了《竊聽風暴》的碟片。果然，我震撼……

這是一部情節並不複雜的影片，敘述手法也簡潔而傳統，說的是前東德國安部“斯塔西”的秘密警察魏斯樂竊聽劇作家德瑞曼的故事。影片中，沒有槍戰、沒有殺戮，沒有血腥的場麵，沒有驚駭的鏡頭。但它比很多戰爭片、武打片更能讓人緊張、戰栗。

影片一開始是秘密警察魏斯樂審訊在押犯，沒有慣見的嚴刑拷打，沒有淒厲的大哭喊叫。審訊者魏斯樂的語氣也出奇的平靜，不像是在對犯人審訊，而像是在對熟人問訊。魏斯樂在劇作家德瑞曼家安裝竊聽器時，被對麵的鄰家婦女窺見。魏斯樂對她說：“麥尼克太太，如果你向任何人透露半點，你就永遠再也見不到你的家人了。”語氣也絕不像恫嚇，像是在給這個婦女發個平常的通知。以後在多次出現的魏斯樂監聽的場麵中，他總是麵無表情地戴著一副耳機竊聽，或注視著錄像屏幕，那感覺就如同在實驗室裏進行科學實驗。還有一個場麵也耐人尋味，在國安部大樓的餐廳裏，頭目格魯比茨聽到另一部門的青年在說前東德最高領導人的政治笑話，這絕對是大逆不道之事。這個青年被發覺後非常緊張，但格魯比茨非但沒有製止，反而鼓勵他說完，並且大笑，以致這個青年也隻得跟著笑起來。這樣的氣氛顯然不是恐怖片，但比任何恐怖片還恐怖。

所有國安部的官員，包括那個文化部長，都不是惡狠狠的、氣洶洶的，都不是以猙獰的麵目出現的，有時候比如在劇院首演之後的酒會上，文化部長“彬彬有禮”、“和藹可親”，他甚至可以一邊和劇作家德瑞曼說話，一邊偷偷的摸他妻子的屁股，顯得極為從容。這些惡魔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無比自信，無比狂妄，他們深信自己永遠是勝利者，也毫不懷疑他們奉行的“主義”的正義性，魏斯樂在課堂上就曾對他的特工學生們說：“你們做審訊工作是在和社會主義的敵人進行鬥爭，罪犯們知道他們麵對的是我們的正義。”因此他們無需對“主義”的敵人發威，無需聲色俱厲，無需暴跳如雷；他們知道隻要他們一出現，就足以令人喪膽；隻要說出“斯塔西”這個名稱，就立即讓人毛骨悚然。他們根本無需表麵的恐懼，因為恐懼早已無處不在，深入人心。這個恐懼印刻在在押犯的臉上、埋藏在麥尼克太太的心窩，植根於說政治笑話的青年的神經末梢中，注滿在劇作家的妻子克裏斯塔·瑪麗雅·西蘭的全身血液裏……

該片的德文廣告上有這麽一句：“在一個極權體製裏絕無任何私密。”前東德便是鐵證，他有全世界最強大特工機構，有12萬諜報人員、1千多名電話竊聽人員和 2千多名郵件檢查員。更為恐懼的是還有龐大的17萬5千線民，因此除了特工外，被監控者很可能是監控他人的線民，監控者也往往會被另一個線民所監控。因為到處都是線民，致使當時僅有 1千8百萬人口前東德，竟有三分之一的人即6百多萬人被建立了監控密檔！監控者在暗處，被監控者在明處，被監控者不知道究竟是誰在監控他們，除了暗藏的特工之外，或許是他們的妻子和丈夫，或許是他們的朋友和同事。監控在前東德不但是人們政治生活同時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成為一種潛在的但又必需奉行的生活方式。人們在這樣一個密不透風的監控網中生活，怎不恐懼！這是一種沒有任何私密、沒有任何自由、每天都在提心吊膽、誰都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恐懼。這種恐懼讓人窒息，讓人瓦解，讓人精神崩潰，讓人徹底絕望。

在德國上一世紀的曆史上，希特勒的集中營製造了人類最殘酷的恐懼，德共的“斯塔西”製造了人類最深刻的恐懼。

看完了該片，我當然明白我的三位女友如此迫不及待的向我推薦這部片子的深意。當然我也不會幼稚地認為該片描述的全部就是我的生活，但我完全可以認為這部影片敘述的決不僅是前東德故事；凡是警察國家，這類的故事都是相同的！我想這便是我的三位女友向我推薦該片的深意，這當然也是我向所有男人轉介此片的用心。

東西德統一之後的第五年，當時的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在漢堡演出我的《東京的月亮》，我作為該劇的編劇隨演出團來到漢堡，並去了柏林。我在勃蘭登堡門、在柏林牆的原址盤桓甚久。柏林牆高3點5米，長約100多公裏，是世界上第一堵不是用於抵禦外敵，而是用來對付自己百姓的牆。它把自由擋在外麵，它把人民囚禁在裏麵。它建立於1961年，在1989年終於被憤怒的群眾搗毀。但這28年以來，有7萬5千多前東德的百姓因為企圖逃亡而被監禁，有8百多人因為逃亡而喪生。在出售紀念品的地攤上，我買到柏林牆的幾張圖片，還買到一塊柏林牆牆體的碎片，那是一塊巴掌大的水泥塊，正麵還有當時紅漆塗寫的標語筆痕，像是血跡，像是逃亡者的血跡。

逃亡者在他們企圖翻越柏林牆時，這座高大的、堅固的、綿長的、冰冷的牆體已經在他們的心中倒塌，因為從那一刻起，他們已不再順服，不再恐懼，並以自己的勇敢，以自己的尊嚴，以自己的生命來對抗它，來摧毀它，不論成功與失敗。《竊聽風暴》中的德瑞曼本來是個體製內的劇作家，他愛國，但從不反黨，他是柏林牆內的順民；當他拍案而起，開始撰寫前東德藝術家自殺的文章，並秘密送往西德發表時，這個牆內的劇作家在精神上已經越過了柏林牆，他同樣不再順服、不再恐懼，同樣以自己的勇敢、以自己的尊嚴、以自己的生命來對抗它、來摧毀它了。這堵牆在他心中倒塌了，已經成為碎片了。當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終於開始搖晃的那一刹那，那最初的一擊，就是來自28年以來所有逃亡者們和所有德瑞曼們的合力，那是第一推動力！

德瑞曼本來不是這個體製的敵人，但這個體製硬是將他當作必須監聽的“假想敵”，而後他妻子的被迫被奸和他朋友的絕望自殺，終於使他領略了體製的非正義和恐懼，使得他這個“假想敵”，才變為“真正敵”。恐懼使人軟弱，也會使人堅強；恐懼使人投降，也會使人戰鬥。極權體製不停地在製造恐懼，也就不停地製造著“假想敵”，最終的結果是不停地在製造這個體製的反對者和掘墓人。

《竊聽風暴》讓觀眾再次深刻的感受到免於恐懼這一自由的重要，但是，當還沒有這個自由的時候，切不可期望恩賜，那是與虎謀皮；隻能像德瑞曼一樣，麵對恐懼而不恐懼。極權統治者的目的就是要所有的人都對他們心懷恐懼，這樣才能牢牢掌握權力；如果人們都蔑視恐懼，都拋棄恐懼，都戰勝恐懼，那統治者的目的就一敗塗地，該恐懼的便轉變為統治者自己。德瑞曼偉大的了不起，正是以自己無畏戰勝了統治者施加給他的恐懼，於是他勇敢地越過了“柏林牆”，獲取了自由的權利！

前東德的柏林牆存在了28年，“後極權”的“柏林牆”還要存在多久呢？

所幸的是“1984年”早已成為過去，那時的柏林牆還是堅固如鐵的牆體，而“後極權”的牆體業已鬆動，布滿縫隙。“斯塔西”們也已不再自信，他們自己也在懷疑所奉行的“主義”的正義。如果在“1984”年魏斯樂的良知發現，幫助了被他監控的劇作家，是當時絕無僅有的特例，那麽在“後極權”時代，盡管“斯塔西”仍未絕跡，甚至有時還橫行無忌，但醒悟了的魏斯樂肯定將會越來越多，我堅信！

我是個開朗的人，真不喜歡寫這種沉重的文章，為了使讀者不過多地受我情緒的感染，我轉發一篇今天在網站上看到的笑話，讓讀者和我共同輕鬆一下。

國務院各部委大調整！

新謊社北京4月1日電：

在前不久結束的“兩會”上，國務院通過了一個重大決議，決議稱，為了克服長期以來國務院部委繁多，權力過分分散，互相扯皮，人浮於事的弊端，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國務院決定，將一些部門進行合並。決議決定，首批合並的部委有“勞動部”、“民政部”、“商業部”、“財政部”，該四部合並為一個部，簡稱“勞民商財部”。

如果這則笑話能夠輕鬆無礙地流布，而不再被視為別有用心，不再出現《竊聽風暴》中因說政治笑話而被“斯塔西”發覺時的恐懼，那“柏林牆”便會自然的、和平的甚至“和諧”地倒塌……


2007、4、1愚人節，上海善作劇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