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潤南談六四（1）

六四以後，風聲鶴唳，我並沒有所謂“逃跑”。本來在六四前，我要去香港參加一個由IDG召集的計算機行業世界性的年會，大會還安排我作為speaker，因為當時想為和平解決盡最後一分努力，我就拖延了去香港的日程。六四搶響後，事態已不可為。於是我從容召集了兩次四通的幹部會，一次在北京，一次在蛇口，到6月8日才啟程去香港，持有合法護照和合法簽證。

期間，通緝令已發出。我當時接到過數次無名電話，內容隻有一句話：“趕快走，你隨時有危險！”然後立刻掛斷。我至今不知道是誰打了這些電話，但可以肯定的有兩點，一、他們是有相當地位的知情人；二、他們有良知。我一直對他們心存感激。

通緝令到海關後，無人執行，互相推諉說上級沒有明確指示。到9日明確以後，我已在8日過關。因為9日還有一些四通的幹部要來香港，海關一聽是四通的，就全部扣留了他們。

不管是幸還是不幸，差了一天。

在香港，得知通緝令以後，我的第一感覺是：TMD，GCD太抬舉我了。當時我判斷：如果我回去，肯定要吃眼前虧，但最後不會把我怎麽樣，因為我實在沒做什麽出格的事（即使按GCD的標準）。

當時我對周圍的朋友說了幾句心裏話：文革十年，低著頭、哈著腰；改革十年，半抬起頭、半哈著腰。這一回，老子不伺候了。

從此，走上了一條十分艱難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