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8 月 17 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科技日報》、《北京日報、《工人日報》、《農民日報》等首都報紙分別在主要版麵刊登了如下這篇文章：
萬潤南搬起“石頭”要砸誰
葉光
發生在首都的這場反革命暴亂中，暴徒們拋起石頭、磚塊，瘋狂地砸軍車，砸解放軍，那一幅幅血淋淋的場麵，那些駭人聽聞的暴行，人們或者身臨其境，或者通過電視屏幕，早就看到了，見識了。然而，恐怕誰也難於想到，一個西裝筆挺、溫文爾雅、腰纏萬貫的企業家萬潤南，也舉起了“石頭”……
作為四通集團公司總裁的萬潤南多次說：“我們把四通的英文名字取意為 STONE---- 石頭的意思。”“也許，我們是鋪路石； 也許，我們是新世紀紀念碑的一塊奠基石”。 5 月 21 日，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第 2 天，萬潤南借非法組織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辦的“北京之音廣播站”煽動說：政府已經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麵，它就不再是人民的政府，各界人民要動員起來，粉碎戒嚴，打倒政府……同時重申：四通公司是一個戰鬥堡壘，就象它的英譯名 STONE （石頭）一樣堅硬。怎樣用這個“石頭”（ STONE ） ？萬潤南的得力助手、公司副總裁崔銘山向鬧事的學生頭頭說：“我們幾乎每天都去天安門”，“作為四通公司，我們作出的貢獻，可以說在北京市排在第一位的。我們是冒著整個公司被政府整掉的危險！”
這就是說，萬潤南搬起塊大石頭 ---- “整個公司”砸過來了！
（ 一 ）
對於自己在這場風波中的表現，萬潤南 7 月 28 日在美國芝加哥的一次集會上做了一番自供，他說：任何國家地區的企業家都小心翼翼地與政治保持距離，但在這次國內的學潮中，“我們卻沾上了，而且涉入很深”。他不無得意地聲言：“像 ‘四通’這樣的民辦企業和個體戶，是最積極支持這個運動的一分子！”
然而，學潮之初，萬潤來還需要有一個掩人耳目的假象。當時四通公司還有過職工不得占用工作時間參加學潮活動的規定。實際的情況怎樣呢？崔銘山就曾對天安門廣場上鬧事學生的頭頭說過：“從你們走上天安門廣場那一天開始，每一分鍾，每一秒鍾，我們都監測著全國各階層的反映，監測著全世界的反映。我們了解的情況比你們要全麵一些，我們所作的判斷，比你們要冷靜一些。”四通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公共關係部副部長周舵整天不上班、和鬧事的學生搞在一起。有人問他為什麽這樣做，萬潤南直截了當地說：“是我派去的。”
那麽，這個期間他們幹了些什麽呢？
香港《明報》 6 月 28 日登了篇專訊，稱“四通”為“海外支持北京學運管道”。文章說；“ 4 月下旬大陸學潮風卷雲湧．四通公司成為海外與大陸學生溝通的管道之一。”作為海內外反動勢力溝通的一條管道，萬潤南和四通公司極少數人確實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以學潮黑手自居的劉曉波， 4 月 22 日在紐約夥同反動組織“中國民聯”的頭頭胡平、陳軍等，搞了份 10 人簽名的《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為學潮打氣加油，出謀劃策。事隔 4 天， 4 月 26 日早 9 時半，這份由劉曉波執筆的“公開信”，就張貼在北京大學的三角地了。這一代表國外反動勢力為動亂所作的謀劃，就是先從美國傳真到四通公司，再從四通公司轉遞出去的。而擔任“信使”的，正是前麵提到的受萬潤南指派插手學潮的周舵。
劉曉波受“中國民聯”派遣回北京直接參與動亂，也是這個周舵同“四通”另兩名工作人員去首都機場迎接的。劉上飛機後，他在紐約下榻處的“房東”、“中國民聯”頭頭胡平的老婆便打電話到北京，告知劉可能下不了飛機、出不了機場即被拘捕等等。劉到京次日，胡平老婆的詢查電話，又打到了“四通”。劉曉波到北京後，便成了“四通”的常客。他多次拜訪萬潤南。進行密談。 6 月 1 日中午，即在劉曉波發起的 4 人有限絕食鬧劇的前一天，他還同吾爾開希一起到四通公司拜會了萬潤南，雙方晤談了一個中午。
4 月 27 日，周舵從機場接回劉曉波之後， 4 月 30 日，他又以《世界經濟導報》和《亞太經濟時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參加了《亞太經濟時報》兩名記者串連召開的“五四精神與時局”座談會，參與起草了為欽本立鳴不平的請願書。 5 月 3 日他們再次聚會通過了請願書，並議定 5 月 4 日策動新聞界“集體圍觀”學生遊行。 5 月 4 日 12 時，一些新聞單位的 200 來人在新華社前集合後，到民族宮前“集體圍觀”近兩小時，有人打出了事先準備好的橫標，隊伍便卷進了學生遊行的行列，並由此打開了社會參加動亂行動的缺口。這是事先策劃好的預謀，香港報紙當天早上便預報了 1000 名記者要參加遊行的消息。周舵集合時遲到，硬是追到西單、天安門，趕上隊伍，自稱“欣然”參加了遊行。這以後，他賣力地參與文化界、知識界、新聞界、學生界的一係列活動；他多次參加“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兩次代該會起草“告人民書”：他領著海外來“客”去“四通”購買通訊器材支援鬧事的學生；他被王軍濤（《北京之春》頭頭、經濟學周報副主編、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負責人）指定為海外捐款的 3 位財務監督人之—……作為受命於萬潤南的“特派員”，應該說，周舵幹得相當出色。
萬潤南的一位得力助手曾經說：現在社會上盛傳，我們“四通”是學運的後勤部，參謀部和指揮部。這些評價，萬潤南是當之無愧的。
7 月 30 日香港《明報》刊登了該報記者芝加哥 28 日專電，報道了萬潤前的一次講話。萬說：“爭取民主是開銷很大的，在廣場上每天開支起碼要四萬元人民幣。當然海外籌集了許多資金，但大部分未能進入大陸。”靠什麽呢？ “美國之音” 7 月 30 日播出的萬潤南講話中，萬自己作了回答：“廣場上的學生主要是靠北京市民、北京的民營經濟象‘四通’這樣的公司，以及北京的個體戶的資助。”公開地亮明了學潮“後勤部長”的身份。
“四通”的一位副總裁曾對學潮頭頭透露：“四通”支援了 20 多萬元。除了大批直接送到“高自聯”等非法組織的食品、飲料、藥物，還提供了一批供反革命宣傳煽動用的器材，如無線電話、高音喇叭、電講儀等等。天安門廣場“高自聯”指揮中心那部為動亂立下了汗馬功勞的高效率的造謠機器，就是“四通”供給的！
除了“四通”自己的資金，還有“許多海外金錢的支援通過四通公司源源流入天安門廣場”（香港《明報》 6 月 28 日）。 4 月下旬以後，海外反動勢力就利用“四通”向非法組織“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高自聯”等，陸續提供了油印機、打字機、複印機、微型收錄機以及傳真機多台。充當聯絡員和提貨人的，是王丹的一位摯友、北大民主沙龍的積極參與者。
“援助”是有條件的。“四通”下邊有個鷺島公司，該公司又下轄一個華成托運服務公司。這個公司的頭頭就曾直接從天安門廣場找來一名“工自聯”常委和幾名鬧事的學生頭頭，當場付給 18000 元現金，一部無線電話，派給一輛解放牌卡車，並應允代印傳單等等。條件隻有一個：支持黨內“改革派”，反對黨內“保守派”，倒李（鵬）保趙（紫陽）。他毫不掩飾地說：“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觀點去影響廣大學生。”
前邊提到的那位從“四通”提取美國“資助”的“高自聯”提貨人，還借助“四通”的通訊條件，多次向海外匯報北京學潮情況及下步打算，並接受指令。 5 月初，高校紛紛複課、學潮麵對難題的時候，在美國的一位提供“援助”的神秘人物就曾在電話中指示說，一、要堅持學生組織合法化的要求，這是當務之急。二、除了要求恢複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的職務外，還可要求江澤民、李錫銘下台。三、要把學生辦的《新聞導報》堅持辦下去。
海外的反動勢力遠隔重洋的指揮，就這樣通過萬潤南主持的“通道”不斷下達。
（ 二 ）
5 月 20 日，在首都局勢越來越嚴重，許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亂和白色恐怖的情況下，國務院斷然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
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動亂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們感到極大的恐慌。他們明白：一旦戒嚴實施，部隊進城，動亂被製止，社會秩序恢複正常，他們設想的從北京亂起，搞亂全國，借動亂搞垮國家政權的預謀，就將完全破滅。於是．反對戒嚴，阻止部隊進城，搞垮政府，便成了他們當時行動的總綱領、總目標。他們要“進行決死的鬥爭”（“體改委”一批人 5 月 19 日在天安門廣場的演說）了。
麵對這種形勢，萬潤南及其得力助手們感到不能再待在後台了。“與其束手待斃，不如拚死一搏！” ---- 正象他的一位得力助手描述的那樣，他跳到前台，赤膊上陣，舉起“石
頭” ----STONE ，“拚死一搏”了。
5 月 21 日，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第二天，他先召集北大等校的 4 個學生頭頭商談，再次派助手去天安門廣場“調查”之後，召開了“四通”全體幹部大會，鄭重其事地宣布他要親自介入學潮，並提醒說：“我介入就是四通公司介入了！麵對員工們的疑惑，他交底說：“上邊支持我們這樣做！”有了“上邊”的授意，萬潤南不顧“四通”廣大員工的意願，決心破釜沉舟地孤注一擲。
萬潤南的一位得力助手曾描述當時他們的心情：“如果能勸說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撤走，趙紫陽也許還能複出。”於是，一個以學生撤退為籌碼，逼迫政府取消戒嚴、逼迫鄧小平、楊尚昆、李鵬下台、保趙紫陽複出的策略形成了。這是萬潤南下的第一著棋。
從 5 月 21 日至 23 日短短 3 天裏，萬潤南不僅兩次召開四通公司幹部大會，五次與“高自聯”的頭頭王丹等人個別接觸談話，還兩次召集天安門廣場鬧事的學生頭頭開會、商談。
5 月 22 日下午 4 時許，萬潤南派人派車直接從天安門廣場召來了首都和外地近 80 所高等院校的近百名靜坐學生頭頭。來到國際飯店彩虹中餐廳之後，萬潤南謝絕飯店服務人員任何服務，關起門來，以大老板身份揮舞起了指揮棒。他首先肯定學生們的行動“已經取得了很大勝利，作出了很大貢獻。”接著打氣說：“如果把你們的行動比作一部作品，那將會是一部傑作。這部傑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經寫完了。如果寫好下篇，寫好結尾，那就更加傑出偉大了。”
怎樣才能“寫好下篇”？萬潤南出主意說：“你們應該不失時機地撤離廣場，主動撤回學校，堅持校園鬥爭。”他特別強調：“這樣，就會受到整個社會的讚揚，更有利於下一步的鬥爭。”“下一步”是什麽？他意味深長地說：“你們知道，軍隊進京意味著什麽嗎？如果學生回學校了，就使得外邊的部隊進京的理由少了一分……那時候你部隊進來，要幹什麽？”他亮出底牌說：“撤退，我們是有前提的，是有要求的”“第一條，就是軍隊回去，你們回校；第二條，取消戒嚴，秩序正常；第三條，李鵬下台，鄧小平、楊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榮退休；第四條，擁護趙紫陽同誌。”他還特別強調這最後一條“很重要”。
在這次國際飯店會議上，萬潤南儼然以一個“指揮官”的身份，做出了具體安排：“你們首先開新聞發布會，向中外記者亮明觀點。其次，撤離廣場時，可以舉行‘凱旋在子夜’的大活動，大進軍。”他還著重地說：“是進軍，是為了新的目的才回學校。”
5 月 23 日，萬潤南一邊派車去天安門廣場接昨天到會的學生頭頭到“四通”飯店繼續開會，協商通過由“四通”副總裁曹務奇代行起草的所謂撤離《倡議書》；一邊把首都新聞界近 20 名記者邀請到四通公司，企圖通過他們造成輿論壓力，迫使政府按照萬潤南們的意願行事。
然而，絞盡腦汁策劃的《倡議書》，盡管在最後成文時刪去了一些露骨的反動內容，終因戒嚴令已經頒布，報紙未能刊登，他們精心籌辦的所謂“凱旋在子夜”的示威活動，自然也成了泡影。
萬潤南不隻有這一著棋，為了推翻合法政府，他還有另一著棋正在同時進行。這就是迫使人大常委召開緊急會議，進而召開人大特別會議，撤銷戒嚴，罷免總理。
5 月 20 日以後，動亂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們深感從黨內解決問題已經沒有多大可能了，便把希望轉寄到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緊急會議上。嚴家其、包遵信等先是致電人大常委會領導人，攻擊國務院按憲法授予的權力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胡說“目前憲法受到極少數人的粗暴踐踏”，因而“緊急建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解決當前麵臨的嚴重問題”；隨即又在香港《明報》上，拋出《在民主與法製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 ---- 並告李鵬書》一文，叫喊“每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每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投下神聖的一票，廢除戒嚴令，罷免李鵬總理職務”。
與此相策應、相配合，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在萬潤南的直接支持和指揮下，立即行動起來，策劃征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簽名的非法活動。
5 月 20 日，宣布戒嚴的第一天，萬潤南就找該所所長曹思源商談，麵授機宜。 5 月 21 日一早曹思源口授起草了一封《提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短信，派該所辦公室主任中午送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胡績偉家，胡略作修改後第一個簽名。下午，該所所有人員一起出動，有的登門拜訪，有的電話征詢。有些人大常委會委員對四通研究所插手有懷疑，拒絕簽名，胡績偉委員便給加上了個“由我委托你們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進行”的名義。盡管征集簽名信隱去了他們取消戒嚴、打倒李鵬的真實目的，但是直到 23 日，簽名的人大常委會委員仍然不多。於是，曹思源便把在戒嚴以前表示過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而沒有在征集信上簽名的人大常委會委員名單拉進來，還把幾位沒有同意簽名的人大常委委員也擅自列入，拚湊了個 50 多人的名單。胡績偉提議將“征求”的結果交香港《文匯報》發表，曹思源便多次給香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劉銳紹通電話聯係，商議發出事宜。
5 月 25 日，香港《文匯報》在頭版頭條位置以“人大常委 57 人上書要求召開常委緊急會議”的通欄大字標題，發表了綜合消息，並強調指出：“據悉，緊急會議的重點包括罷免李鵬。”
其後，知悉香港《文匯報》這條消息的一些人大常委委員，紛紛辟謠，並提出了嚴正抗議。“四通”內部也議論紛紛，許多員工表示懷疑和不滿，插手簽名活動的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也亂了陣腳。針對這個情況， 5 月 31 日晚，萬潤南緊急召開了四通公司全體職工大會。會上。萬態度強硬地重申：“四通研究所就是四通集團公司的！”並就 5 月 30 日部分人大常委委員的指責，發表了 3 點意見：“一是血要熱，二頭腦要冷，三是骨頭要硬。”公開為他的同夥撐腰打氣，要他們站穩反動立場，與黨和政府頑固對抗到底。
（ 三 ）
無可奈何花落去。
發生在首都的這場反革命暴亂，在黨的領導、人民的支持、戒嚴部隊官兵和武警、公安幹警的共同努力下，被平息了。萬潤南的美夢破滅了，孤注一擲的掙紮失敗了。他躲過公安部門的緝拿，和海外反動勢力相勾結， 6 月初私逃出了國境。
到了國外，在洋主人的卵翼下，再也沒有必要繼續偽裝，萬潤南便赤裸裸地坦露出他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真實麵目來了。為了實現他們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既定目標，萬潤南到了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立刻和海外反動勢力、新近叛逃國外及先期出國的“政治精英”們勾結起來，沆瀣一氣，公開亮出旗幟，開始了他們反革命活動的新階段。
7 月，趁法國大革命 200 周年紀念活動的契機，萬潤南和通緝犯吾爾開希、嚴家其以及蘇紹智、劉賓雁等麇集巴黎，又是參加所謂“民主女神”像揭幕式，又是籌建“民主中國陣線”，萬潤南還被推為這個的反動組織的秘書長。事實表明，萬潤南是橫下一條心，要和人民作對到底了。
走到這一步，決非偶然。四通公司本來是以高科技開發為己任的，萬潤南也借此換來了巨大榮譽。然而，萬潤南本人早就聲明過，他辦“四通”並非著眼科技和經濟，他要搞政治。 5 月 30 日，動亂高潮之際，萬接見香港亞洲電視台記者談話時就明確地說：“政治民主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社會穩定要有一批中產階級。”“中產階級”雲雲，正是他們心目中的資產階級。如何使“中產階級”大量湧現？萬潤南叛逃國外後，點得更透了：關鍵在解決“產權關係問題”，“就是財產所有權的問題，必須要明確的界定”。說白了，就是要否定社會主義公有製、呼喚資本主義私有製。
而要解決所有製問題，用萬潤南自己的話講，“這已經超出經濟改革的領域，變成一個政治改革的問題。”同時，“活躍的經濟勢力必然會有它的政治代表”。萬潤南除了自己充當這樣的“政治代表”以外，還組織了一個專門班子探討、推行他的政治主張，這就是由曹思源牽頭的“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該所從開張之日起，就把引進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和修改憲法作為自己的重要課題。
今年 3 月 26 日， 該所和《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等單位聯合舉辦了一次“修改憲法理論研討會”。曹思源在開幕詞中就明確提出要把毛澤東、孫中山等人的名字統統從憲法中勾去，否則他“感到羞愧”。有人則挖苦“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由一個階級、一黨一派、一二個人的權力來‘決定一切’”。這次會議嚴格謝絕外人進入，然而，英國《衛報》記者還是作了報道說：“這次 4 小時會議的參加者們要求刪除憲法中任何提及毛澤東思想和‘四項基本原則’的文字。”
一個實現私有化，讓一批所謂“中產階級”占主導地位；一個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實現所謂“議會民主” ---- 這就是萬潤南所夢寐以求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藍圖。這，當然是一枕黃梁！
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的陰霾終於被廓清了。萬潤南帶著破碎的夢逃到了國外。四通公司廣大員工看清了萬潤南及其親信策動、支持和參與動亂，與人民為敵的反動麵目。最近四通集團公司、四通新技術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已撤銷萬潤南在公司的一切職務，將其開除出公司。至此，萬潤南搬起石頭終於隻能砸在自己的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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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當時在報紙上看到了，記得很清楚。
惡有惡報。總有一天殺人的劊子手要償還血債的。
Look back we Chinese people, we all should be shameful what happened in China. From Mao to Deng, Chnese people worship these dictators like gods. 悲哀。每次看到那些攻擊六四的人`，都感到中國人是多麽的愚昧與`殘忍`。 隻有象萬先生這樣`的人， 我才感到中國人還有高尚的英雄。
萬先生為了柳絲，付出了許多；18年過去了，一點收獲也沒有。萬先生的這個投資（萬先生當年可能並不是作為投資來經營的），我感覺可能太情緒化了，目前來看是賠大發了。有沒有翻本的可能？
好馬不吃回頭草？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公道自在人心。
誰要是不相信死了人,他們當時一定不在北京.
誰要是忘記了這段曆史,他們就是政府今天養著都嫌是負擔的畜牲.
這塊壓在政府背上的石頭不放下,早晚砸了它自己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