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歲月（16）大革文化命

   我曾經說過，要跟現在的年輕人講清楚什麽是文化大革命，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網友加了個批注：“簡單而深刻的定義”，還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為什麽一個有著古老文明的社會，居然會發生這樣的荒唐？我說不清楚，但蘆笛說得清楚。他正在發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講得清清楚楚。至於什麽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簡單：就是不要罵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裏長輩、學校老師，從小就是這樣教育我的。
   
   我這裏簡單交代幾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貫和出生地都是江蘇宜興。宜興可是個好地方，不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氣息也淳厚。這年頭標榜家鄉名人給自己貼金，是一種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幾位“鄉長”（與“學長”的稱謂類似，有人說這是台灣腔，其實是我們江浙人帶到台灣的說法），我認為必須向各位誇耀一番的：首先是儲安平，我非常為能有他這樣的同鄉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鴻，還有我們清華的校長蔣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慶這樣的學科領頭人…… 

   宜興人很重視教育。教師這種職業，在我們家鄉一般都會得到普遍的尊重。記得小時候在外婆家，鄉裏開大會，主席台上坐著的，除了村長書記，通常還有當地小學的校長。我在宜興上過三年小學，校長是宜興人，這不稀奇。後來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學的張校長、在上海五十五中學主管教學的餘校長、在北京清華大學的蔣校長，都是我們宜興人，就有點湊巧了，這也可見宜興的學風之盛。其實，我祖父就是有點名氣的私塾老先生，在鄉裏被尊稱為“大先生”。我二伯父萬達明，南開畢業後回家鄉教書，當了多年溧陽高中的校長。溧陽高中是江蘇省重點中學，考上清華的不在少數。在校時，遇到過幾位我二伯父的學生來“攀親”，還記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
   
   四九年之前，我大伯父當過縣長之類的地方官，我父親則是上海匯豐銀行的職員。我們家風厚道，鄉鄰關係極為和睦，從來沒有和別人紅過臉。我總記得小時候母親講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緞子麵絲棉襖晾在外麵曬太陽，也許是讓風吹跑了，再也沒有找回來。後來鄰家嬸嬸冬天把它穿出來了，外麵罩了一件舊布衫，下麵還露出了一大截。結果是欲蓋彌彰，反而是我母親覺得很尷尬。她特地把鄰家嬸嬸拉到家裏，打開衣箱，說有些衣服已經不合身了，讓她挑幾件自己喜歡的。這樣魚目混珠一下，鄰家嬸嬸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來了。
   
   “人有時候會做錯事的，千萬不要傷他的麵子。傷了麵子，就是傷了他的心，有時候就是絕了一個人的路。”這是我母親的教誨。受這種教育長大的孩子，很窩囊，不僅不會打架，連罵架都不會。記得小時候鄰家姐姐罵我妹妹，罵人話一串一串的，動詞、形容詞極為豐富，還有節奏感，簡直是“大珠、小珠落銀盤”。我妹妹一聲不吭，待對方罵累了，才輕輕回一句：“罵你自己。”於是又進入新的樂章，這回是疾風暴雨的快板。
   
   我總記得一句聖訓：君子交絕而不出惡聲。所以當賓雁先生剛走，就有自稱是朋友的人出來苛責先生，我心裏很是不忿，想了四句罵人的話：“這種典型的毛式語言、這種自以為真理在握的狂妄、這種不知深淺的無知、這種非黑即白的蠻橫”。斟酌再三，還是罵不出口。想想自己也有過這種不明白的時候，於是把這四句話加在自己頭上。我想罵自己總可以吧？對方非但看不懂，還回扣了我一堆帽子。我很沮喪，就把對方的文章貼到這個網上，希望聽到幾句公道話，但沒什麽人理這個茬。我想不理就不理吧，反正我決心從此再也不理那個人，那個人從此在我視野裏消失，像某個人說的，連眼白都不轉過去。
   
   對於那個以罵人、打人為時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種生理性的厭惡。老毛在天安門城樓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獸性激發到近乎瘋狂。一個個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張口就是“滾他媽的蛋！”聽得我頭皮一陣陣發麻。她們掄起皮帶來，那股狠勁，看得我心裏一陣陣發顫。我目睹過兩個場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一次是拆毀二校門的1966年8月24日，那天應當明定為“校恥日”。以幹部子弟為核心的清華大學紅衛兵，主導了清華園裏的第一場浩劫。他們用汽車拴上繩子將二校門拉倒，那麽漂亮的二校門，糅合了東方典雅和羅馬古典的二校門，頓時成為一片廢墟。更可惡的是他們用皮帶趕著原校黨委的領導，來清理這片廢墟。因為他們是“黑幫”，所以他們有的滿臉被潑上了墨汁；因為他們是反革命兩麵派，所以他們有的被剃成了陰陽頭；因為有老痞子當年在湖南農民運動中的示範，所以給他們掛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動作稍微遲鈍一點，立即皮帶伺候。被打得最慘的是李傳信，當年某個係的總支書記，十八年後，他是清華的黨委書記。讓人心疼的是何東昌，腿被打傷了，為了避免挨打，奮力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後，他是高教部的部長。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聯的火車上。一個小女生押送一位頭發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掛著大牌子，上書“地主婆”還打上了紅叉。她故意讓“地主婆”站在兩節車廂的對接部分。列車劇烈的晃動讓老人很難站穩。她顫巍巍地想靠一下車門框，女紅衛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掄起了皮帶，每一次抽打都帶著呼嘯。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漢。麵對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沒敢喊出來，其實我內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帶落到自己的頭上。
   
   文革過去四十年了，那麽多人在總結經驗教訓，說得各有道理。我的總結很簡單，或者說，我的願望很卑微：無論目標多麽偉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間清華園裏還死了人。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關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學薑文波；羅征啟的親弟弟羅征敷；“羅文李繞”一案的劉承嫻。
   
   我參觀過華盛頓DC的越戰紀念碑。橫臥在坑道裏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滿了陣亡將士的姓名，給人一種莫名的震撼。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紀念碑，上麵鐫刻著包括他們三人在內的數千萬文革受難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