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共產黨“氣數未盡”
前言
八九年，我流亡到海外，對國內局勢的基本估計是：共產黨“氣數已盡”。當時我經常引用法國總統密特朗的一句話：“一個屠殺自己年輕人的政府是沒有明天的政府”。再補充一句他們“偉大領袖”說過的話：“鎮壓學生運動絕不會有好下場”。
十七年過去了，前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氣數確實盡了，但中國共產黨的氣數似乎還長得很。有人可能會對此提出疑義。那麽，我們先不論它將來的氣數長不長，它在六、四之後又延續了十七年，這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十七年，雖然在曆史長河中是一瞬間，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是相當長的階段。畢竟，人生又有幾個十七年呢？從中共建政到文革，也不過十七年。老毛曾經概括過共產黨的生存鬥爭是七、八年來一次。那麽可以說，兩個回合下來，共產黨還沒有退出曆史舞台。
為什麽共產黨氣數未盡？中共靠什麽存活到今天？
（一）
許多朋友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有人從檢討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的弱點出發，來解釋中共至今還在中國存活的原因。較有代表的是曹長青的“尋找好狼論”和胡平的“犬儒論”。我們暫且稱之為“狼論”和“狗論”。
曹常青認為從改革年代到六、四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先是歌頌鄧大人，然後是尋找胡耀邦、尋找趙紫陽、現在又寄希望於作親民狀的胡和溫。最根本的想法是“寄望溫和派，希望共產黨改革，把共產黨變成好的黨”。然後又以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為例，說明“中國知識份子總是要尋找善良的狼、好的狼、改革的狼、溫和的狼，結果不斷地被狼吃掉，有些成為狼的一部分，雖然可能不是主觀上，最後中國還是被狼統治”。
曹長青的“狼論”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可以質疑的是，我們也有許多“從根本上否定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呀，我認為其中最傑出的有鄭義。曹常青先生本人，也應當是其中之一。如果非要怪罪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那麽從八十年代末的劉曉波，到今天的曹常青，你們都批了快二十年了，流毒該肅得差不多了吧？難道你真以為共產黨至今還中國存活的原因是靠知識分子的“第二種忠誠”？
我們再來看胡平的“狗論”。他引用密爾的話：“專製使人變成犬儒”，共產專製既是一種極端的專製，因此它更會使人變成犬儒。因為共產黨絕不容忍不同政見，所以隻能“無政見”，“無政見”之後便隻能憤世嫉俗、玩世不恭，譏誚嘲諷，等等。胡平非常正確地分析：“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間隻有一步之差。一般來說，憤世嫉俗總是理想主義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義。玩世不恭則是徹底的非理想主義，徹底的無理想主義。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義反倒很容易轉變為徹底的無理想主義”。無理想之後是看穿一切，看穿一切之後是物質主義的泛濫。
胡平認為：這種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
一般來說，這種說法沒有問題，但回答不了我今天提出的問題。首先，“犬儒病”不是今天才有的流行病，根據胡平的引經據典，好像從古希臘就有了；也不是中國的地方病。胡平引述了史密斯筆下的俄國人，好像前蘇聯也曾經很犬儒了一把，但並沒有檔住蘇東波的大潮和前蘇聯的劇變。
回顧八七年學潮失敗以後，當時的大學生也很有點“犬儒”的味道。流行的是“麻派”（打麻將）和“托派”（考托福），很讓人擔心他們會不會是“垮掉的一代”、“麻木的一代”。在這之後不到兩年，他們一聲呐喊，讓全世界都為之側目。在這之後又是十七年了，反而全國上下都“犬儒”起來了，這又是為什麽？
所以，胡平的“狗論”可以解釋共產專製在中國延續所造成的社會後果，但解釋不了共產專製至今還在中國存活的原因。
顯然，我們還需要作更深層次的思考。
（二）
為什麽共產黨至今還在中國存活，也有人認為部分原因是西方政府的“姑息縱容”以及海外商人的“圖利忘義”。他們無視中國的專製獨裁和惡劣的人權狀況，不僅與之交往熱絡還送去大批的投資。看看密特朗的繼任者西哈克對中國的那份獻媚，聽聽比爾.蓋茨對中國“最佳資本主義”的那種讚揚，似乎也有點道理。但我們如果平心靜氣地梳理一下過去十七年的曆史脈絡，可能會有不同的結論。
我們把鏡頭倒回十七年，八九年六、四之後，主要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是一片譴責之聲、製裁之舉。歐共體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即始於此，至今尚未解禁。已進入的外資準備撤走；原來打算進的外資開始卻步。當時哈佛商學院曾經有一個問卷要我回答：外資企業是否應當撤出中國？我的建議是可以留在那裏觀望。曾幾何時，他們何止是觀望，而是蜂擁而進。天下攘攘，皆為利忙。過去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錯了，應該是資產階級（商人）沒有祖國。哪裏有利哪安家。五十萬台商在上海早已樂不思“薯”（不是別字，因為他們的故鄉為番薯狀）。剛看了一條新聞，說也有一些韓國人開始且把他鄉作故鄉了。美國兩任總統，剛上台時都氣勢洶洶。克林頓要譴責從巴格達到北京的暴君，後來卻認老江為戰略合作夥伴；布什一上台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現在則準備把小胡看作他們在國際體係中一名負責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共產黨到底施了什麽魔法？
為什麽共產黨“氣數未盡”，也有人把部分原因歸咎於海外民運的不成氣候。海外民運確實沒有能成氣候，這其中也有本人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我們還是要問，在可比較的海外反對運動中，又有誰成了氣候？蘇東波之後，我們訪問波蘭，曾問過團結工會的朋友一個很傻帽的問題：當年在波蘭軍政府鎮壓之後，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政見者流亡到海外，這些人在後來的波蘭變局中起了什麽作用？他們毫不猶豫地回答：沒有任何作用。他們馬上意識到我們的尷尬，然後用安慰的口氣對我們說：那些流亡者有過一點作用，給我們送了一些傳真機什麽的。
海外民運沒有成氣候，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夠“流氓”。我們不想流氓、也不能流氓。因為我認可這樣的說法：手段是檢驗目的的標準。如果說我們將來的目標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那麽我們今天的手段也要符合這樣的標準。我很早就對海外民運的作用有了自知之明。在海外我遇到戴晴，她對我說：在中國未來的變化之後，將沒有你們的位置。我回答：是啊，中國的變化好比一場化學反應，有參與物，也有生成物。我們是促成這場化學反應的溫度、壓力、催化劑，在將來的生成物中當然沒有我們的位置，但我們願意，可以嗎？這就是為什麽我常說“收獲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可惜有些人至今還聽不懂。
也有人把責任歸於民眾的素質。一般而言，這當然有道理。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但這就是共產黨氣數未盡的全部原因嗎？我們從知識分子、從外部環境、從自身、從民眾，都可以找到部分原因，但都沒有切中要害。
其實，我們應該換個視角，從共產黨本身的演變來討論這個問題。今天的共產黨，還是原來的共產黨嗎？一方麵，它還是原來的共產黨，甚至比原來更共產黨；另一方麵，它已經徹底蛻變，完全不是原來的那個共產黨了。套一句李敖堪稱經典的流氓話來比喻今天的共產黨，除了該硬的部分硬了，其餘的部分都軟了。
該硬的部分，是指共產黨鎮壓反對力量的意誌和決心。
（三）
為什麽共產黨氣數未盡？因為共產黨在八、九民運和蘇東波大潮之後，在麵對任何反對力量出現的時候，鎮壓的意誌和決心更堅定了。在這一點上，它更共產黨了，該硬的部分更硬了。
共產黨同國民黨爭天下靠什麽取勝？其中有一條就是敢於犧牲的意誌和決心。所謂敢於犧牲，就是敢於犧牲戰士的生命，大規模地、成建製地犧牲戰士的生命。林彪有段語錄，清華414在文革中曾把它拿來當戰歌：“在需要犧牲的時候，就要敢於犧牲。槍一響，上戰場。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就死在這個戰場上！”
共產黨打天下靠這一條，坐天下同樣也靠這一條。政權是什麽？還是林彪說得明白：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維護政權就是維護鎮壓之權。中共建政之後搞所謂鎮反運動，就是要殺人立威。在需要殺人的時候，就要敢於殺人。槍一響，上廣場，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殺，就殺他個二十萬，保共產黨的天下二十年太平！這就是六、四屠殺時共產黨所表現出來的鎮壓意誌和決心。
六、四事件中有這樣一個畫麵，這個畫麵曾經感動了全世界。一個青年站在長安街上阻擋坦克的前進。坦克向左轉，青年站到左邊去阻擋；坦克向右轉，青年站到右邊去阻擋。這被認為是中國青年敢於反抗暴政的標誌性畫麵。對此還有更深一層的解讀。1990年，我們在東柏林參加歐洲民主論壇。波蘭團結工會的首席理論家致開幕詞。他說：“這是一個沒有理論的時代，這個時代隻給我們留下了一些畫麵”。他列舉了兩個畫麵。一個畫麵是在布拉格之春期間,許多市民企圖翻過鐵柵欄進入美國使館，政府的衛兵“例行公事”地拉著他們的腿。另一個畫麵就是長安街上的坦克企圖繞過阻擋它的青年。他認為這些畫麵形象地說明了專製政權在反抗麵前表現出了猶豫。正是因為這種鎮壓意誌的動搖和猶豫，才使得東歐共產黨政權的氣數到了盡頭。
他的話，對東歐共產黨政權來說，是講對了；但對北京的共產黨政權來說，他低估了鄧小平的鎮壓意誌和決心。的確，當時趙紫陽猶豫了，所以他隻能出局。當時鄧小平說，幸虧他們這些老同誌還在。江澤民在封殺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事件中表現了鎮壓的意誌和決心，所以被欽定為第三代領導核心，；胡錦濤在西藏戒嚴時曾頭戴鋼盔。據說鄧小平指著錄像畫麵問：這個娃娃是誰？他欣賞小胡在關鍵時刻的鎮壓意誌和決心。
在六、四之後，東歐和蘇聯發生劇變之前，共產黨內相當一部分幹部對動用軍隊和坦克來解決學運問題很不理解。但在蘇東波大潮之後，他們凝聚了共識：要維護共產黨的政權，鎮壓反對勢力的意誌和決心絕不能有半點動搖。任何心慈手軟，都會葬送他們的紅色江山。殷鑒不遠，東歐和前蘇聯就是他們的前車之鑒。
從這一點出發，才能理解他們提出的那些口號。“兩手要硬”，主要是說鎮壓的那一手要硬；共產黨要有“執政意識”，就是說要有鎮壓意識；要提高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說的是要提高共產黨的鎮壓能力；“穩定壓倒一切”，說的是為了我黨政權的“穩定”，可以采用“一切”鎮壓手段。記得一些讀書人寫文章跟他們理論：穩定不是一切，穩定也壓不倒一切。這簡直是雞同鴨講，根本沒搞清楚共產黨是什麽東東。
老江毫不猶豫鎮壓法輪功，說明第三代政治成熟、考試合格了。小胡關於要學古巴、北朝鮮的內部講話，說明第四代也不負鄧望，在思想上已過硬了。最近發生的廣東汕尾事件，他們稱之為突發群體性事件，張德江處置果斷，開了六、四後的第一槍。外麵就傳什麽張到中央去作檢討，過不了關；廣東要發動什麽驅張運動了。全是胡說八道。照我看，張德江今後應該官符如火才對。
但是，如果認為共產黨僅僅依靠有了鎮壓的意誌和決心，就能維係它的氣數不絕，那就把問題想簡單了。當年齊奧塞斯庫也有鎮壓的意誌和決心，如今安在哉？中共比他們高明，不僅有鎮壓的決心，還在不斷提高鎮壓的能力，講究鎮壓的手段、擴充鎮壓的資源。共產黨是如何做到這些的？我們不僅要認清共產黨的硬，還要搞懂共產黨的軟。
（四）
六、四之後，鄧小平講過三句話：一是“不當頭”；二是“不爭論”；三是“發展是硬道理”。這三句話，高度概括了共產黨的軟。“不當頭”是對美帝國主義輸誠、服軟。“不爭論”是全麵背叛共產主義之後的嘴軟；“發展是硬道理”則是為新生資產階級的成長掃除障礙、鋪路架橋的身段軟。你說這樣的共產黨，還是原來的共產黨嗎？如果張春橋地下有知，他一定會作這樣的評論：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義的兩個投降，“在國際上向帝國主義投降，在國內向資產階級投降”。平心而論，共產黨裏頭還是很有些明白人的。往右看，鄧小平算一個；往左看，張春橋算一個。
在蘇東波之後，原來的社會主義陣營沒有了“頭”，剩下的“小貓三兩隻”鼓動中共出來當頭。鄧小平的回答是“不當頭”。這自然是“守拙”、“韜光養晦”的意思。但這個世界總得有個頭，鄧小平的意思很清楚：讓美國當頭。當然話不能說的這樣白。經過包裝後的表述是這樣的：中國謀求的是“和平崛起”；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決定接受全球化”；中國“不認為自己正與資本主義進行殊死鬥爭”；“中國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識”；“中國不想與美國發生衝突”。再看看他們從此在聯合國投票時再也不敢擋美國的路；老朱正在美國舔著臉要給老板們“消氣”的時候，自己的大使館被炸了，老江隻會躲起來當縮頭烏龜；最近薄家公子為中國交了幾千億美元的保證押金，還換不來美國老板的信任而抱屈。聽其言、觀其行，說他們“在國際上向帝國主義投降”，不委屈他們吧？
本來號稱“鋼鐵公司”的鄧小平身段放得如此之軟，所為何來？為使中共政權的氣數不絕，爭取一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你看這十七年來中共外交如何從千夫所指、四麵楚歌的狼狽中東西連橫、南北合縱、迂回脫困，就不得不承認鄧小平軟得其所、軟得有成效。
我們再來看“不爭論”。因為理虧，所以嘴軟；因為嘴軟，所以不敢爭論。看看共產黨這十七年來的所作所為，有幾宗符合共產主義的基本教義？這就是為什麽不識時務、不能“與時俱進”的老、少左派不時要搬出黨章和憲法來和當局理論。小平同誌本來就耳朵聾，可以裝聽不見；澤民同誌則拿出上海生意人的基本功，“悶聲大發財”；小胡同誌一方麵不分左、右，幹脆利索地通通封殺，另一方麵懸賞一千萬，給老、少左爺們去辦一個馬列主義學院，讓他們關起門來鼓噪。單就這一招，可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隻能做、不能說的，鄧小平的“改革”就屬於這一類。既不可說，就不爭論，為的是減少社會成本，爭取時間，少廢話、快幹活，把經濟搞上去，為延續中共政權的氣數多積累一點資本。
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其實應該讀作“發財是硬道理”。道理是硬的，話卻是軟的。按照春橋同誌的點評，這是“在國內向資產階級投降”。在這個問題上，我稍微有點發言權。當年我辦的四通，八八年時銷售收入已超過十億人民幣，在中關村一條街上獨占半壁江山。被西方媒體稱之為“鄧小平與資本主義十年調情的一個最傑出的成果”。當時有西方記者問我：“你認為鄧小平是站在你一邊的嗎”？我毫不猶豫的回答：“當然，因為我是站在他一邊的”。六、四屠殺，使我沒法繼續再同他站在一邊，從此我就同共產黨分道揚鑣了。許多朋友因此為我扼腕，我想給這些真正關心我的朋友捎一句話：在絕對重要的利益之上，還有絕對重要的人類良知。
共產黨原來標榜自己是“領導窮人翻身解放”的黨，現在蛻變為赤裸裸地為有錢人服務的黨，因而贏得了全世界資本家的歡心。他們帶來了投資、上繳了利稅，朱老板曾拍著自己的口袋說：我這裏每一分可都是真金白銀啊！共產黨的軟，換來了資本家的真金白銀。資本家的真金白銀，又滋潤和延續了中共政權的氣數。這好像是一筆不錯的交易。
共產黨真的就這樣脫胎換骨，變得軟扒扒了？如果你真這樣認為，那你就小看共產黨了。毛曾經評價鄧是“棉裏藏針”。知小平者，老毛也。我們分析了中共的硬；又分析了中共的軟；我們還要分析中共的軟下麵還藏著的硬，也就是棉裏所藏的針。共產黨的軟，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叫做“卷旗不繳槍”。
（五）
據說，“卷旗不繳槍”的提法出自鄧英淘，被認為是對改革開放的經典概括。共產黨玩這一套，由來已久，並不是什麽新把戲。玩得最大的一把是抗戰期間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摘下了紅五星、紅領章，換上了青天白日滿地紅。不但“卷了旗”，而且是換了旗。不但“不繳槍”，反而奪了槍，最後奪了江山。這一幕，堪稱是共產黨“卷旗不繳槍”的經典傑作。
“卷旗”是軟，“不繳槍”是藏在後麵的硬。明乎此，才能讀懂共產黨的政治口號。“改革開放”是鄧小平提的，“四個堅持”也出自鄧小平。前者是“棉”，後者是“針”，這就叫“棉裏藏針”。“不當頭”是軟，“學古巴、北韓”是藏在後麵的硬；“發展是硬道理”，講的是軟話；“穩定是硬任務”，說的是硬話；“關心社會弱勢群體”，是軟性語言，是裝模作樣的“菩薩心腸”；“把動亂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則是硬性語言，是“菩薩心腸”後麵的“霹靂手段”。
在過去的十七年當中，江澤民在位十四年。前幾年作不了主，因為小平同誌說得很明確：“我在，我說了算”。太上皇一走，江還真當了幾年家。所以我們分析共產黨的十七年，不能不說說“江核心”。江澤民這個人，一般人都看不慣他那種“輕骨頭”的樣子。江喜歡不分場合到處作“才藝表演”：拉著賭王姨太太的小手引吭高歌；抱著法國總統夫人翩翩起舞；陪州長夫人彈吉他、唱情歌；吊在葉利欽的脖子上表示友好；當著西班牙國王的麵梳頭。這類讓人惡心的鏡頭比比皆是。江澤民骨頭雖輕，塊頭卻很大。他為共產黨做了兩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提出了三個代表，明確地改變了共產黨的性質；二是下台的身影雖不是很利索，但終於為共產黨權力繼承的和平過渡找到了可行的方式。
說起三個代表，許多人都把它當笑話講。有個笑話是這樣的：有一天，三國領導人在一起商量如何對付本.拉登。小布什說我拿三顆導彈炸死他；普京說我派三個美女迷死他；江澤民說我用三個代表“煩”死他。這個“煩”字，用得極為傳神。當年國內鋪天蓋地的宣傳、言必稱三個代表，讓人不煩也難。其實這種庸俗的宣傳手段，反而淹沒了三個代表的偉大的曆史意義。
三個代表說的是：共產黨要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要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要代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個代表是虛晃一槍，多頭則無頭，誰都代表就是誰也不代表。所以這是句空話。關鍵是前兩個代表。什麽叫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說穿了，就是要代表有錢人的要求；什麽叫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講白了，就是要代表社會精英的價值取向。江澤民同誌在這裏明確宣布了：今天的共產黨，不再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而是代表有錢人和社會精英的政黨。作為組織上的配套措施，就是宣布資本家也可以入黨。
我之所以能說清楚、講明白，因為我曾經也可以是他們當中的一員。我主張過中產階級改造中國論。當年一位左派大人物點名批過我的謬論：
“流亡海外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萬潤南一針見血地指出：‘新生的中產階級要求保護自己的利益，在根本上同共產黨的現行製度是對立的。’‘中產階級一方麵憎恨這個製度，一方麵為了賺錢要與這個政府合作，這是他們的利益所在。他們用金錢物欲來腐化這個政府，又從消極方麵促成這個社會的演變。’‘他們要發展，就要用種種手段， 主要是用金錢去推動、運轉、潤滑共產黨僵化的官僚製度，這就使中共政權無可挽救地腐敗了。是中產階級的錢使共產黨腐敗。這個政權越腐敗，這個社會轉型的可能性也越大。當新生中產階級在經濟上取得一定地位後，就會希望有知情權、議政權，進而有參政權。這就是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可以認為，這些話相當透辟地指明了資產階級產生所導致的政治後果。”
最傑出的政治後果就是江澤民同誌宣告了三個代表。
共產黨權力繼承的不確定性，曾經是可能給社會帶來巨大不安定的動亂因素。在江澤民這一代，基本上解決了這一難題，其意義非凡。以年齡劃線，一任不超過兩屆。規則簡單明確，創造了專製權力繼承的新模式。它比血緣繼承更合理；比民主選舉的社會成本低。這就使得中國未來政局變化的方向和他們的行為方式變得更可預測。
從以上分析，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1， 鑒於前蘇聯和東歐的教訓，共產黨鎮壓反對派的意誌空前明確而堅定；
2， 經過合縱連橫，共產黨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較為安定的國際環境；
3， 經濟的持續增長為他們提高執政能力提供了充分的資源；
4， 在“不爭論”的掩護下，共產黨已經全麵揚棄了原來的意識形態；
5， 共產黨已經成為代表有錢人和社會精英的政黨，這些新生的中產階級是今天中國社會的穩定基礎。
6， 權力繼承模式的確定為他們的持續執政消弭了隱患。
如果說一樣東西的存在包括兩個方麵：精神的存在和軀體的存在，那麽，作為精神上的共產黨，它已經不複存在，它氣數已盡，它已經自我了斷。作為軀體上的共產黨，它還在，沒有了靈魂，現在講的“以民為本”、“八榮八恥”，大多是從中國曆代統治思想庫中尋找到的精神資源。在可預見的將來，我看不到“中共的崩潰將突如其來”這樣的可能。也許“梟”眼是從天上看，能看到我們凡人在地上看不到的願景。
麵對這樣的局麵，我們不禁要提出一個疑問：“共產黨的這種氣數難道可以永續嗎？”我們將在另文討論這個問題。
（全文完）
快二十年的忙忙碌碌，今天偶然看到你的博客，對您老先生極失望。
我現在不是中國公民了。生活很安定。共產黨也沒收買我。二十年的時間和經曆讓我領悟了許多。而您老，您這二十年真白活了。SORRY。
共產黨不死是中華民族的福氣。好好保重，我相信在您的有生之年您會看明白的。
BY THE WAY，您的生活回憶小文寫的不錯。我喜歡。而且認為這才是你有能力和見識做的事情。
看到國外還有很多人以意識形態來論斷任何事，實在不知說什麽好。國內現在最大的進步是拋棄了這些意識形態的東西，而實實在在的去做事，去解決問題。
當然，作為當年89事件的參與著，我個人一直認為這次事件最大的功勞是使大部分中國人拋棄了對主義的幻想和對黨/政府的依賴，明白了自己的幸福（利益）要靠自己來爭取。比如，在那之前所有人的人生道路都依賴國家來管，生老病死吃喝拉撒，都由國家負責，每個人也理所當然的認為應該這樣。而不滿意的時候，就隻能抱怨－－分配的單位不好拉，沒分到房子拉，工資漲的少拉...（64是否也是這些怨氣的積累？）但是，從沒想過可以拋棄這些依賴去自己創造自己的生活。從我們畢業時開始，人們已經開始醒悟到沒有必要去等分配，沒有必要等分房子，沒有必要非要在國家單位裏混飯吃。明白了這個以後，人們的巨大的積極性，創造性就迸發出來了..
倘若民運成功壓倒共產黨, 隻不過又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又一個一窮二白白手起家而已.
共產黨倘若真的能成為所謂的所有精英的代表, 而精英們如果真的能夠和弱勢群體和諧, 共產黨怎麽會滅亡呢? 共產黨為什麽要滅亡呢?
基督教在嚴重阻礙生產力進步的時候, 進行了新教改革, 然後生機勃勃. 共產黨如果能夠在新的形勢下與時俱進, 適應中國的生產力發展, 人民現狀, 並且能更好地領導中國邁向現代化強國, 難道不能同樣生機勃勃嗎?
馬列理論失去了吸引力, 傳統文化生機勃勃. 倘若中共搞理論的能夠將馬列理論中適合現代生產力的部分剝離出來, 和傳統文化結合起來, 作出突破, 中國也許真能成為一個具有超強影響力的大國.
而大國, 也許以影響力來區分, 更為適宜. 這包括製度建設, 經濟成就, 文化豐富.
而為了成就這個大國, 海外民運作為一種監督力量, 如果隻是停留在無關痛癢的吹風上, 恐怕就沒有和國內的民主建設結合起來來得好, 而且也會越來越脫離實際.
而懷抱著愚蠢的英雄理想, 試圖利用國內的矛盾激化推翻共產黨, 重新建立一個新的什麽的想法, 恐怕是一種禍國殃民的行為.
但是，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是曆史必由之路，那麽，共產黨還是為老百姓在所有最壞的結果中選擇了較好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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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談六四劫難：
看了江洋貼的誰之過？1989年的共和國實錄（視頻） ，才發現六四流血難以避免，因為某些民主誌士已經下定決心，不見流血，決不退出廣場。看了許多網貼，許多人認為必須推倒共產黨才能有民主，換言之，認為改良改革是沒有出路的，必須流血革命才能達到民主。如果這種觀點是對的，中國又要倒退回一百年前了。
一百年前中國是什麽樣呢？一百一年前的戊戍變法就是為了建立君主立憲的民主國家，結果改良主義被滿清腐敗政權鎮壓，譚嗣同等烈士英勇就義。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得出的結論，就是必須流血革命才能建立民主中國，這與現在一些人“必須流血推翻共產黨才能建立民主”結論相同。
其後，根據這一結論，孫中山領導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製，這下中國該民主了吧？沒有，因為不久袁世凱就又恢複了帝製。其後，蔡諤起義再次推翻了專製帝製。這下中國該民主了吧？又沒有。很快，外國民主國家又在中國支持軍閥割鋸。看官或許會問“等一下，為什麽民主國家不支持中國民主建設呢？民主不是當今道德標準嗎”？“不自由、勿寧死”，不就是為了民主自由嗎？錯了。民主從來不是什麽道德理念，而是一種政治體製，君不見英國議會民主程序通過發動鴉片戰爭？君不見日本民主程序認可並支持日本軍占領中國？這些民主程序與鴉片戰爭和日本侵略戰爭的道德觀念有什麽關係？中國需要民主，是中國強國的需要，但如果認為民主可以不惜國家動亂分裂，不惜容忍外國侵略和幹涉，那就是割裂曆史，無視國際政治中弱肉強食的現實而建立的空中閣樓。因國際環境而使中國無法實現的曆史離去我們並不久遠，希望中國人還不至於把幾十年的曆史望得一幹二淨。
麵對西方民主國家不單不支持中國民主建設，反而扶持中國軍閥專製統治，孫中山隻好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發動大革命，東征北伐，再建共和國。當時共產黨的政策是接受國民黨領導，不要武裝。大革命轟轟烈烈，所向無敵。中國民主應該差不多了吧？在南方說不上多黨製，至少也是國共兩黨製了吧？結果這次革命比前兩次革命還慘，還沒等到大革命結束，蔣介石就發動大屠殺，殺手無寸鐵的共產黨，迫使共產黨發動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建立共產黨軍隊。其後國共第二次合作，擊敗民主國家日本的侵略。以後國民黨政府專製腐敗，被共產黨推翻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隔半世紀，我們又聽到了不惜流血實行民主的聲音，一個我們百年重重複複聽了多遍的聲音，一個無數誌士仁人流血犧牲為之奮鬥的聲音。
西方民主是我們向往的，人希望能夠表達思想，希望自由，但民主政治的建立不馬上能夠保證國內外人民的這種權利。英國實行民主政治曆史悠久，據說800年前英國的大憲章就保障了平民的平等政治權利和自由。但是其後的工業革命，農民享受了這些權力嗎？由於圈地運動，農民被驅趕出土地，讓他們有選擇饑餓和低工資的自由，有做童工的自由。在英殖民地，則有販賣奴隸的自由，奴隸當然沒有人身自由，更不用說政治權利和言論自由了。美國建立的民主政治堪稱當今民主政治的楷模，但美國建立了這一民主政治以後，不僅在國內維持了一百年的奴隸製度，而且在法國革命後廢除奴隸製之時，聯合老牌民主國家英國一起製裁封鎖法國，以維持全球奴隸製度。對比之下，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半個世紀的民主比老牌經典半個世紀的民主政治要好多了。對，中國今天急迫需要民主建設，中國離真正的民主還相差太遠，中國有嚴重的腐敗現象，但即便如此，我們也不應該為了民主而把中國推向戰亂和分裂，因為那隻能是與中國民主進程背道而馳。
中國百年的曆史，就是中國爭取民主的曆史，其中曆盡了無數劫難，六四隻是這些劫難之一。曆史告訴我們，民主政治不是道德至高點，中國人民在沒有免除外國威脅，沒有擺脫饑餓貧困之前，所謂的民主政治權利隻是一句空話。曆史告訴我們，民主政治不是推翻專製就可以一蹴而就的，民主進程受到社會、文化、經濟和國際政治等各方麵影響。六四事件，隻是在這民主進程諸多因素中間，某一因素亢起而其它因素無法匹配導致的悲劇。
看過了江洋貼的“誰之過？1989年的共和國實錄（視頻）”，我為所有為中國民主奮鬥的誌士仁人表示敬佩。這一係列視屏，展現了六四事件所有的曆史風雲人物，猶如看水滸傳一百零八好漢一樣，看到不同的人物性格，看到人物在事件中表現的不同的角色。六四事件是中國人民百年民主奮爭事件之一，是一個幾乎無法避免的劫難。中國百年民主進程已經經曆了無數劫難，六四是其中之一。在所有這些民主革命嚐試中，我們至少得出一個結論，民主的實現是一個涉及麵廣泛深刻的社會變革，不是一個簡單的打倒獨裁統治就能完成，因為中國百年來已經打倒獨裁統治至少有三次了，每次都有進步，但我們無需倒退一百年重來。中國百年走到今天不容易，中國獨立了，經濟上來了，我想，六四死難者是不會容許中國倒退一百年的。
看到視屏中爭取民主的人繞開民主程序，放棄理性而訴諸情緒，我們至少得出一個結論，民主不是推翻一個現政權就能完成，不是一套法律程序就能完成，中國民主進程多災多難，或許是因為中國還沒有一個理性思維主導的文化，中國需要一個文化啟蒙運動、一個文藝複興運動，建立一個與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對應的理性文化。這一理性包括這樣一個問題，就是不要把民主作為至高無上脫離國際環境和國內社會經濟現實的道德目標來追求，而是真正理性思考什麽是中國和人類利益所在。
讓我們紀念六四死難者，無論他們是軍人還是學生、是知識分子還是市民、是工人還是民眾，我們紀念所有六四死難者，因為他們是在中國百年民主進程中的劫難中倒下的。我們慶幸中國挺過了六四這一關，使得中國在其後十五年中國際地位大幅度上升，我們也為六四的悲劇感到悲哀，悲哀的是為什麽沒能避免流血，悲哀的是平民的社會和政治地位沒有提高。
我們紀念六四，要從自身做起，從網上論壇做起，在網上建立民主賴以生存的理性和寬容文化。如果我們不能在論壇上建立理性寬容的思想探討風氣，我們無法指望中國在以後的一百年能實現思想自由的民主，因為文學城已經提供了我們言論自由的天地。
如果我們要紀念六四，就讓我們用實際證明中國人能理性寬容地享受言論自由，享受如文學城環境這樣的言論思想自由，讓我們在文學城裏理想寬容民主一番。什麽時候文學城造謠惑眾和人身攻擊的言論攪不混網民的思想了，我們才有信心期盼中國民主的希望。我們在虛擬空間中屏蔽了所有的經濟利害衝突，如果這樣我們還不能心平氣和地討論問題，那麽我們無法指望充滿現實矛盾的社會能有自由的理性思維。
雪紅血白 評論於：2006-05-25 22:30:28
我認為，一個以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為目的之黨，以統治的手段達到統治的目的之黨，
是沒有道德底線的。文革，鎮壓都是不可避免的。讓步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定要流氓才能成功，知識分子為什麽一定要追求所謂的成功？
如果共產黨或不管什麽名字的黨已經揚棄自宮，正如中國已經不是原來的據世界中心的中央帝國，為什麽一定連名字也要消滅，不讓姓共，不許稱中？
如果不是為了革命而革命，為什麽一定要共產黨氣數殆盡，不再永續？
我看樓主這篇寫的有點問題,以致被人反駁了.我的建議,樓主真有警世經緯之材的話,在美國,賺錢即可.有了錢,中國政府就是你的了.抽象的事難寫,難免對人不對事.您的心還太年輕,說話還太衝.嘿嘿.
原想借東風，卻反被人利用。
一步錯，而全盤皆輸。
且欲罷不能。
於是，有了汪精衛，有了今天的民運們。
從21歲到31歲
直言無忌
十年前，1989年，我21歲。那一年我大三，一頓吃八兩米飯五個肉菜。6月4日的那天，我被老爸鎖在家。清晨起床，就本能覺得不安，打開收音機，才知道開槍了。收音機傳來陳百強的“一生何求”，我坐在收音機旁，嗷嗷地哭了起來!
我以為我是為了我的同學們而哭，是為了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而哭，是為了我們的民族而哭。我哭得很傷心，很真誠。老爸在一旁隻是冷笑，我早就說過，中國的事情你們懂個啥？就憑你們這幫學生，就能把中國搞好，我才不信！我哭喊著，中國的事情就是被你們這些老家夥搞壞了！我當時心裏隻有一個恨字，我恨，我恨鄧小平，我恨不得殺了鄧小平
可是，時間能夠改變一切，實踐就更能證明一切
讀書的時候，在1000把人的小校裏，我多少是一個公眾人物：任學生會屬下演講與口才協會會長，參加過電視辯論並獲勝。
當北京學生上街的多時後，我們這個地處廣州的學校，以南方人慣有的冷漠在看熱鬧。可是到了遊行發展到絕食後，到了華工和中大這些大校在省府門前靜坐聲援後，我們終於坐不住了。 在一個已經息燈睡覺的夜晚，一群學生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一齊，爾後是越聚越多，開始有人站出來大聲疾呼。我也不知不覺成了站起來大聲吆喝的一個。班上的一位靚女生使勁勸我冷靜，卻激發了我體內雄性激素，跳得更高。外班的一位好友X使勁抱著我別激動，我卻叫得更來勁。最後，終於有人喊：我們出去！於是大夥衝出校門。在遊行去省府的路上，我不自主地成了一個頭，站在一旁指揮大家。一轉身，卻發現X也站在我身後。我們開進了省府，喊了口號。而作為校代表之一，我上台發表了支持北京學生的聲明。之後，我校也正式開始介入遊行示威
五•一九宣布戒嚴令後，我回家拿東西，卻被老爸逮個正著。這位老黨員把椅子往門口一放，他就躺在那不給我出去。就這樣連鎖我三天在家，堅決不讓我出去。經不住拳拳父愛，我逐漸淡出了學校的示威活動
我們學校的情況後來發展得出乎意料。X同學竟越來越投入，最終成主要“頭目”，並在六四後態度不能及時扭轉，最終竟然被校開除！多年後談起往事，X無不感歎地說，“第一天晚上我之所以去遊行，完全是怕你出事，所以就跟著你出去了，想勸你。”我一時無語，內心十分愧疚，害了別人多年的寒窗苦讀，大學不成竟為一高中生.
六四後，學生們掀起了出國狂潮。我也趕時髦，跟著考了托福和GMAT，成績還不錯。畢業前，又趕上另一時髦的尾班車，談了女朋友。分配時，由於是學運活躍分子的原因，遲遲不予分配。一直到了七月份要離校了，等到廣東省學生分配指標都過期了，校方才宣布我可以自己找工作。學校不予我分配，意圖不僅僅是懲罰我，更主要是告誡低年級學生。十年過去了，再看當年，真是要感謝我們學校的英明決策。如果給分配，可能我至今還呆在一個國營大企業裏唉聲歎氣，或者是人過三十才下海去闖世界。我們那一代大學生，都盼望能分個好工作。實際上，大部分人美好的願望都落空。而我，是一開始就被學校懲罰性地推到了海裏。 那年我22歲，檔案放在了省人才交流中心，其它得靠自己了。第一份工作是在外企幹，作秘書翻譯。職位是老爸找的，那年“治理整頓”，找工難得很。我的英語不錯，翻譯是百分之百稱職。但一大老爺們作秘書，辦公室自然一團糟，跟男生宿舍似的.
23歲那年，我收到兩所美國大學的MBA錄取通知書。想了半宿，決定不去。原因有二：第一學費太貴，一年萬把美金耗盡父母畢生積蓄，下年的還不知有沒有著落。第二沒有“僑屬證”-----特殊年代的產品，沒它不可以出國留學。我隻有對自己說，留下來吧，會有更多更好的機會給自己。但我的那個她卻走了。和千萬個留學生一樣，她一去渺無音信。若幹年後，我接到一個同學的投訴，說她借了該同學的1000美元做學費，錢到手後，她人就銷聲匿跡了。女友的離去，並沒有給我太大的打擊，我的結論隻有一個：沒有錢，怎能留住人呢？所以，當我的第一份工作合同期滿後，就沒有續約，因為我早已有自己的打算.
91年8月，去深圳治病，帶了一萬元去住院。卻發現深圳股票可試試，因為深圳指數跌至45點新低，發展約14元。於是我拿出一半住院費買了發展.
後來股史證明，我很幸運，在我23歲時抄到大底，發展十月份就開始一路上漲。92年廣州開通炒股，我就將工資加碼進了股市。股市上賺了小利，誰知全線套牢在法人股NET市場，全軍覆沒.
93年5月20日，我僅揣了1000塊錢，買了張火車票南下深圳，跟千千萬萬的南下者一樣，開始了特區淘金夢。那年我25歲.
每一個人的深圳故事一開始大都辛酸，我並不例外。93年的深圳恰逢宏觀調控，股市一路下跌，傾家蕩產的並不罕見。到深圳淘金，晚上到哪睡是大多數人不可避免的惡夢。我住在深大的學生宿舍（因為租金低），為房租發愁。到市區2元中巴太貴，最好是坐5毛錢的公共汽車。吃飯當然是學生食堂最實惠，一日三餐的著落實在是讓我為難。所以我經常到證券部去混盒飯吃。請莫笑，這是真的，人要是餓了，什麽事都幹得出來。對那些報上披露來深圳找不到工作而淪為男盜女娼的人們，我至今充滿同情，因為我餓過。幸好沒餓太久，否則，我也不知道會幹出什麽事來。
經過三年的跌打滾爬，其中好幾次剛起步又被打回原形，終於在我27歲那年，即1995年，掘得第一桶金。在那一年，我在深圳有了自己的房產和小車.
1996年，28歲的我求婚成功。家有賢妻，使我的事業更上一層樓。妻子的名言有二：1、在你還是一無所有、窮得叮鐺響的時候，我就發掘了你，你是一隻最好的原始股。2、隻要你不透支，包你永遠在大戶室裏坐著。如果你透支，有可能是李嘉誠第二，但更可能被掃地出門。
1997年春節後，股市開盤急跌，有關小平健康問題開始流傳。市場一時動蕩不安。
2月19日晚十點多，我家的電話響了。一位北京朋友急促地撂下一句：鄧小平死了，看中央電視台12點新聞吧。放下電話，我抱膝坐在床上，渾身發抖。妻子忙問怎麽拉，我也是說了一句：鄧小平死了，看中央電視台12點新聞吧。妻子啊地叫了一聲，跌坐在床上，我們倆就這樣默默的坐在床上。電視機開著，12點鍾到了，沒有新聞。我們倆還是緊張不安地坐著，一直守到一點鍾，噩耗終於傳來。那一刻，真是百感交集，我的思緒回到了六四。想起那天我哭著喊著要殺了鄧小平，真是造化捉弄人，現在他的去世卻使我悲傷不已。
我是怎麽變過來的呢？
從一開始工作，我就被我們這個國家所深深吸引。在短短的數年內，我幹過秘書、翻譯、報關、廣告、軟件推銷員、XX分析員和某兩大報的專欄作家。我從不懷疑我的能力，從不懷疑市場給我的機會。我用我的眼去觀察社會，用我的心去理解國家的政策。有道是天道酬勤，我的拚命工作給予了我應有的回報。回首一看，十年中國大發展，而我是其中深深受益者之一。我今天寬裕的生活，雖說是自己勞動所得，每一分錢都賺得問心無愧，但跟我們國家這些年來的社會安定和改革開放是息息相關的。我常問自己，要是那年去了美國讀MBA，現在是在唐人街洗碗還是送外賣？
所以，在不知不覺中，我徹底改變了對六四的看法，不僅原諒了鄧小平，而且視鄧小平為中國的脊梁。如果讓我選本世紀最偉大的中國人，我會毫不遲疑地選鄧小平，將他排在孫中山和毛澤東之上。孫中山結束了帝製，卻沒有統一內戰的中國。毛澤東統一了大陸，但在他的威嚴下，在下雨的寒冬，我連一雙雨鞋都買不起。而在鄧小平時代，我靠自己的智慧給我和我的家庭贏得了舒適的生活。所以，小平的去世，怎麽不讓我傷心和難過？我真擔心，我們的未來會是如何。
妻子和我決定第二天上午去給小平獻花。到了街上，才發現有無數的深圳人與我們同往一個方向。人人都是手捧鮮花，神情哀傷，自發地來到深南路和紅嶺路的交界處，那裏常年掛著一幅小平畫像。有老人和小孩，有幹部和工人，有老板和打工者，各式各樣的人聚在畫像前。有人大哭，有人輕咽；或抬頭凝視，或低首不忍；又喃喃自語，又緊攥雙拳。大家都心事重重地排著隊，輕輕的把花放在綠草上，深深地三鞠躬，然後邁著沉重的步伐，一步三回首地離去。妻子和我並排站在小平前，一齊向他老人家鞠躬敬禮。那一刻，我仰望著小平，竟從未覺得他是如此之高大。小的時候，我隻見過爺爺一麵，對他的印象十分模糊。但那一刻，我仰望著小平，竟發覺他的像貌是那樣的慈祥，就象是我的親爺爺。晚上，我又開車去看小平的畫像。那裏人群卻更密了。除了鮮花，還多了點點的燭光。開追悼大會的那天，也就是中國人傳統的頭七，妻子和我手捧著一大束菊花，來到了仙湖，深圳人都知道這裏有一棵小平親手植下的高山榕。這裏距香火旺盛的弘法寺很近，因此，在頭七的那天，有大批的禮佛者，點著香燭、佛香和冥紙，在一棵小平親手植下的高山榕前磕頭祈福。看著放在樹下的一紮紮風箏，捆在樹枝上的一朵朵白花，我在想，小平是怎樣的一個無神論者，竟贏得這麽多有神論者的禮拜？我長久地佇立在那棵高山榕前，許了一個願，隻要我活著在深圳，每年2月19日都來這，給小平獻上一束芳香的菊花。
1998年，我30歲。我沒有失約，2月19日來到了仙湖，給那棵高山榕敬上一大束黃白菊。 同年，我遇見了數位自願免費來中國教英語的老美。我送他們去教堂作禮拜。他們出來後，都表示對有這麽多的基督兄弟姐妹感到驚訝，說你們政府不是在壓製宗教信仰嗎？我帶他們在繁華的大街遊車河，他們一致認為除了廢氣太多外，深圳的外表和美國南方的大都市差不多。我又帶他們去了一家五星級酒店。在大吃了一頓粵菜的生猛海鮮後，在品嚐潮州工夫茶後，他們不禁感歎中國的現況跟他們來之前所想的很不一樣.
一位正在讀大三的小年青很嚴肅地對我說，我的女朋友現正在柬埔寨，在離金邊不遠的一個小鎮上教英語，她說那裏沒有自來水洗澡，晚上經常沒有電，她不敢離開小鎮，因怕踩中地雷；而我和你相處了一天，到你家參觀過，又和你交談過，我更加理解到為什麽我所接觸到的這麽多的中國人，都強調STABILITY（穩定），我相信中國正沿著一條正確的道路前進，我相信你們很快戰勝金融危機。我笑著對他說，中國需要小平式的、溫和的、漸進的REFORM（改革），而不需要蘇聯式的REVOLUTION（革命）。
1999年，我31歲。2月19日，我再一次給小平捎上了芬芳的菊花。同年，我駐南斯拉夫領館被炸，我對我們國家需要一種什麽樣的製度，認識得更清楚。十年前，我們這一代大學生唱著“血染的風采”去呼喚民主，唱著“國際歌”去爭取自由。槍聲並沒有讓我們驚醒，反倒讓我們主觀地認為中國從此漆黑一團，個人前途從此完蛋。於是能出去的出去，不能出去的悲觀失望。但是，事實證明，中國並未從此倒下，留下來的自強不息者都得到了豐厚的回報。而那些出國留學生，出去找份工作不難，但要大發展還是要回到祖國，比如說“搜狐”的張朝陽。
看看因柏林牆倒下而獲得民主與自由的國家們，他們的國家經濟實力和中國對比，十年來誰進步的快？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後成為一個民主國家，米洛舍維奇和克林頓都是民選總統，但是北約還是對南斯拉夫進行了以人權為由的轟炸，米洛舍維奇還是被通緝。十年前蘇聯紅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如今一戰車臣大敗，二戰車臣還在和區區遊擊隊鏖戰在冰天雪地中。當年蘇聯在人們眼裏是一個能摧毀地球的超級大國，現在俄羅斯則被認為是一個充滿黑幫、毒販、貪汙和洗錢、謀殺和爆炸不斷的恐怖國度。當年赫魯曉夫敢在聯合國用皮鞋敲打桌子，現在無論是在國際問題如科索沃還是在國內問題如車臣，俄羅斯喊破嗓子，西方國家隻是撇撇嘴，你再不聽話就沒貸款啦。在年初江澤民訪俄羅斯時，正逢科索沃問題緊張，葉利欽十分激動地拉著江的手，往自己胸口上放。任何人都看得出來，葉表達的意思是，還是中國同誌好啊。我不敢奢望葉後悔當年反共、反社會主義，因為他不反，就沒有今天總統的位置。但我卻想，如果中國被反掉了，中國如李登輝和石原獸太狼所願被卸成七大塊，中國會不會因台灣問題和美國開戰？那個民選總統會不會因他所標榜的人權而被通緝？他還能握著哪位同誌的手而激動萬分？
此時此刻，我不禁想起金庸對六四的評價。金大師原本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 六四後憤然辭去國內一切職務, 並且用他那香江第一筆在報上猛烈批鄧、批六四。但是，金大師最終根據這些年來的國內外風雲變幻得出結論。在小平去世後，對著千千萬萬的電視觀眾，金庸先是沉痛地說了一番緬懷和高度評價小平的話。然後他說，六四其實是一場民族的悲劇，也是小平的個人悲劇，因為留給小平的選擇實在是太少，現在看來，我們當初是錯的，而小平才是正確的。金庸的評論，至少代表了一大批中國人對六四的情節，對小平功過的結論。
回顧從1989年到1999年，在這二十世紀最後的年代，中國的大事，我認為其主線一直是沿著小平的思路，進行市場經濟改革，其支流是不斷的反思六四，思考什麽樣的民主適合中國的國情。而每一個人，都在這一場不知不覺的巨變中，重新尋找並且去實現自己的位置
我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歸屬，親愛的網友，你們呢 已是年底，一開年，又要到小平的周年紀念日了。我相信，我會在那一天給他老人家奉上一大捧菊花。親愛的網友，你們呢
受一些七零八碎的報道的影響,我一直對萬潤南沒有太好的印象.但看了萬先生的文章(不管對其中闡述的觀點是否完全同意),覺得老萬是一個勤於思考和學習的人。曆經波折之後還能以一種平和客觀的心態來看待問題,令人欽佩!
很多人習慣以好壞,善惡，忠奸這種簡單的二元論評判人和事， 而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人（可推及到公司、團體、政黨）是通過教訓和錯誤來學習的。不能單純以結果的好壞來推論動機是否正義或者邪惡。我不相信製度有絕對得好壞之分。生活在一個民主體製中的百姓並不必然比專製政體下的百姓幸福。很多的時候體製是否完善比什麽樣的體製更為重要。在美國生活了幾年，也見識了美國政體的種種荒謬之處。
我想大多數的中國人，和我一樣，應該承認，我們不知道什麽樣的體製對我們來說更為優越。既如此，我欣賞和感激一個花甲老人和我們分享他的經曆和觀點。
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複興靠誰來領導? 中國國內重大利益(如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和貧富的差距等)的協調靠誰? 一些民運人士也不掂掂自己的份量，怨這怨那，自以為很高明、很文明，是否有點可笑? 如果光發表不同意見還能給人以提醒作用，如果真正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就會成為民族的罪人。對作用小不要有怨言，挨罵也少呀!
作者看來是個比較明白的人，但在最根本的問題上還是糊塗的，或者是裝糊塗!
中共所以金槍不倒，靠的是民族主義的春藥。從老毛到小胡，中國人到現在還大口灌著這劑千年老記號。中國人天天夢想強國，複仇雪恥。這種變態心理正是中共狼奶喂養的。
今天，如果中共說對老弱病殘必須人道毀滅,咱中華帝國立馬滅了小日本,炸了他半個美國,榮宗耀祖,99%國人肯定二話不說,殺豬刀對著自己老娘去了.(想想計劃生育,有人從道德上想過嗎?)
據說日本有這種傳統,也確實讓小日本風光一時.
強國,強國是為了什麽? 為了強國什麽都能幹?!
看看北美,人們有絕對道德理念.所以有反墮胎,反克隆人.加拿大的軍隊裝備那麽破,人民還在抱怨他們花太多納稅人的錢.沒人發什麽強國的春夢.
中國在今天,成為異數,正是因為民族主義,實用主義的毒劑對國人的傖害.
砸碎這千年藥罐,樹立絕對得道德人文觀, 乃是國人的希望所在!
讀後有所啟發,謝謝.
久聞大名，不過如此。
中國最重要的還是不能亂，不能失控。中國需要的是建設，改良和改革，而不激進的革命。
在組織上，人才上，經驗上，目前沒有其他組織能取代共產黨去有效的管理國家，建設國家 。中國最佳的選擇和最大的希望在於共產黨的自身演變。
現在已經早就不是你們這些精神病的時代了.
中國亂了，民運分子們你們有什麽好處？你們這些讓人惡心的伎倆，快收起來!
真心勸你回國找個養家糊口的工作過個天倫殘年吧,現在已經早就不是你們這些精神病的時代了.
對了,最後跟你說一個也許你一輩子也弄不明白的詞:國家利益
你們這些民運分子，什麽時候真正做過有益於國家、民族的實事？除了當西方反華的政治工具，你們還有什麽存在的價值？自己的同胞都這麽厭惡你們，都不能接受你們，你們還有什麽前途可言？
就象你們所說，共產主義的名聲已經被共產黨給搞臭了，那麽同樣的，自由、民主的名聲也被你們給糟蹋、玷汙了。自由、民主是好東西，但是我們知道曆史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我們也懂得耐心，我們相信隻有通過腳踏實地的苦幹、實幹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你們這些心理陰暗，隻會抱怨、仇恨和詛咒的民運分子，永遠不可能成為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相反，你們隻是一些將被曆史洪流衝走的殘渣餘孽。曆史終將證明你們不過是一幫跳梁小醜而已。
是沒有道德底線的。文革，鎮壓都是不可避免的。讓步是不可能的。
雪紅血白
姑且不駁斥你的觀點，難道你別的國家的政黨就是完全為人民服務的，那些天文數字般的競選經費難道是你我這樣的老百姓能承擔的了的。在你看來，共產黨就是萬惡的，中國一切罪惡的根源？推翻了共產黨，天下就大同了。看看蘇聯，共產黨垮了，社會亂了，是現在的俄羅斯政府更多的代表有錢人的利益還是前蘇聯政府。現在俄羅斯的生活水平怎麽樣。滿口說國內的知識分子屈服於共產主義，你何嚐又不是屈服於西方式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