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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為什麽中國的政治模式是優越的？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2月16日文章】題：為什麽中國的政治模式是優越的（作者 上海成為基金創始人兼合夥人李世默）

許多人都把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競爭說成是民主和專製之間的衝突。但這是錯誤的。美國和中國以根本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政治製度：美國認為民主政府本身就是目的，而中國則認為，其目前的政府形式，或任何與此有關的政治製度，僅僅是一種實現更大的國家目標的手段而已。

在跨越幾千年由人類治理的曆史上，有過兩次民主的重要試驗。首先是雅典，曆時一個半世紀；第二是現代西方。若把民主定義為每個公民一票，則美國的民主隻有92歲。在實踐中，如果從1965年通過的投票權法案算起的話它隻有47歲，與中國的大多數朝代相比，要短暫得多。

那麽，為什麽有這麽多人大膽地宣稱，他們已經為全人類發現了理想的政治製度，它的成功永遠得到了保障？

答案就在當前的民主試驗的源頭。它以歐洲的啟蒙運動為開端。處於其核心的是兩個基本的理念：個人是理性的，以及個人被賦予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兩個信念為現代世俗信仰奠定了基礎。而這種信仰的最終政治表現是民主。

在其初期，政治治理的民主思想促進了工業革命，迎來了西方世界空前的經濟繁榮和軍事強大時期。然而，就在開始的時候，正是這場運動領導者中的一些人意識到了在這個試驗中嵌入的致命缺陷，並試圖加以遏製。

美國聯邦製擁護者闡明，他們要建立的是一個共和國，而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並設計了種種手段來限製民意。但是，就像在任何宗教中一樣，信仰被證明超越了規則。

公民權範圍的擴大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參與越來越多的決策。正如美國人所說：“加州就是未來。”而這種未來就意味著無盡的公投、癱瘓和破產。

在古希臘雅典，不斷提高的民眾參政程度導致憑借煽動進行統治。在今天的美國，錢是蠱惑人心的偉大推動者。正如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邁克爾·斯彭斯所說，美國已經從“每個有產者一票、每個男人一票、每人一票向一美元一票發展”。用任何標準來衡量，美國都是一個名存實亡的憲法共和國。選出的代表沒有自己的思想，在尋求當選連任時，他們表現出響應輿論的心血來潮。在特殊利益集團的操縱下，人們投票支持不斷降低稅收和不斷增加政府開支，有時甚至是支持帶來自我毀滅的戰爭。

因此，西方與中國目前的競爭並不是民主和專製的對峙，而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政治觀的衝突。現代西方把民主和人權視為人類發展的頂峰。這種信念以一種絕對信仰為前提。

中國所走的道略則不同。如果讓民眾更多地參與政治決策對經濟發展和中國的國家利益有利，中國領導人就準備這樣做，就像他們在過去10年中所做的那樣。

穩定開創了中國經濟增長和繁榮的世代，從而推動中國獲得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

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看法的根本區別在於，究竟政治權利是上帝賜予的，因此是絕對的呢，還是應被視為可以根據國家的需要和國情來加以談判的特權。

西方似乎越來越無力減少民主，甚至在其生存可能就取決於這種轉變的時候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的美國類似於昔日的蘇聯，因為當年，蘇聯也認為自己的政治製度就是最終目的。

曆史對美國的道路來說預兆不祥。事實上，基於信仰的思想傲慢可能很快就會讓民主製度墜下懸崖。



英媒體人稱“中國模式”不可複製


據6月27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道，英國《金融時報》總編輯萊諾-巴伯、副總編輯兼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副總編輯兼首席政治評論員菲利普-斯蒂芬、首席要聞撰稿人喬納森-福特、國際新聞主編肖恩-當南等日前與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馬利率領的人民日報代表團在該報倫敦總部舉行小型午餐會，談及中國模式內涵、中國經濟發展未來走向及國際地位、中國現當代史研究及新媒體作用等內容。

沃爾夫、斯蒂芬等資深專欄作家認為，中國這些年的成功發展表明，中國模式是獨特的，其內涵具有不可複製性。中國數十年實行一黨政治，沒有采用西方的三權分立、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方式，但維持了國家穩定，取得了驚人的經濟發展成就。中國式民主的發展，尤其令人關注。西方學者對中國的估計總是過於保守，關於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國家實力的不斷提升，西方傳統經濟學家很難作出解釋。西方學界正在研究中國模式的內涵、實質與效應。中國模式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它與中國幾千年的曆史文化積澱密切相關。中國的發展雖然具有獨特性，但與東亞、東南亞地區各國的發展仍有一致性，也將麵臨這些國家發展過程中所經曆的挑戰與考驗，比如貧富差距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等。

沃爾夫、當南等認為，在一定的發展時期，全球化國際環境中合作與競爭將會交替出現。這對中國的今後發展而言，是個挑戰，尤其是競爭性挑戰，比如亞洲及中國周邊鄰國如何對待中國的崛起、南海問題如何解決等。中國政府如何成功應對一個更具競爭性的多變環境的挑戰，保持空前的發展速度，非常引人關注。

他們表示，中國經濟增速連續幾十年保持10%左右，這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非常罕見，是中國政府取得的不容否定的成就。人們目前關心的是中國今後向何處去？中國今後的發展方向是什麽。中國的巨大成功說明，其政策方略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如果今後中國經濟出現低迷或者進入低速發展階段，對中國政府、中國社會和人民將產生怎樣的影響，中國政府將如何應對可能由此引發的一係列問題，中國媒體將起什麽作用等，都是英國（西方）媒體非常感興趣的問題。

《環球時報》記者在與這幾位英國傳媒界資深人士交流時感覺，隨著中國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西方各界了解中國的願望更加迫切。沃爾夫、斯蒂芬等都是歐洲傳媒界的“重量級人物”，其發表的專欄文章，對歐盟及歐洲國家的決策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比起別的西方專家更顯均衡和理性。

與《金融時報》資深媒體人的看法相似，25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英國《經濟學家》雜誌也聚焦中國前景，其中提到“中國模式”的獨特性。《經濟學家》稱，中國的經濟現狀讓人喜憂參半，快速發展帶來的高通脹壓力是不爭的事實，但若是看到在1994年，中國的通脹率居然高達27.7%，就該知道中國政府目前的宏觀調控獲得的成效來之不易。其實，對於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中國領導人並不喜歡用“盛世”來描繪，因為人口老齡化、城鄉差距以及中產階級麵臨的發展瓶頸，都讓中國的發展變得不輕鬆。但是，中國無法複製西方資本主義的模式，而西方的民主模式也不可能在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中浮現。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在尋找適合自己的“中國模式”。

近年來，西方有不少著作論及“中國模式”。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東亞國家與其表象相反，既不會走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也不會趨向西方的民主製度。西方必須放棄中國會變得比較西化的理想化期望，轉而專注恢複自身的實力。

中國模式的優勢是“百國之和”

中國崛起是一個五千年文明與現代國家重疊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如果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能夠延續至今，並實現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麽它們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國家”。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隻有一個，那就是中國。

中國“文明型國家”具有八大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曆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以及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些特征本質上反映了中國漫長曆史整合而形成的“百國之和”大格局。這一切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所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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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獨特的政治為例。中國的人口、疆土、曆史、文化這四大“超級因素”決定了中國政治形態也是獨特的，因為治理這樣的“文明型國家”隻能以自己的方法為主。在漫長的曆史中，中國人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觀，普通百姓把國運昌盛、國家長治久安看得很重。很難想象多數中國人會接受每四、五年換一個中央政權這種源於西方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

中國執政黨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執政黨本質上是中國曆史上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爭的西方政黨。如果執政集團隻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那麽國家將陷入混亂和分裂。“文明型國家”本質上是曆史上形成的“百國之和”，這種國家如果采用西方多黨競爭製度，定會陷入黨爭而四分五裂。

西方不少人隻認同多黨競爭產生的政權合法性，這是十分淺薄的政治觀念。縱觀人類曆史，最常見的合法性就是曆史合法性。一個“文明型國家”數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曆史傳承是最大的合法性來源。中國合法性的論述關鍵是兩個理念：一是“民心向背”，二是“選賢任能”。這是中國在數千年曆史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都遠遠領先西方的關鍵所在，也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的體現。在今天對外開放、國際互動的全新基礎上，這種源遠流長的合法性來源仍然是中國超越西方的核心競爭力。

如果我們放棄中國模式，轉而照搬西方模式，那麽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最大優勢就可能很快變成我們的最大劣勢：“百國之和”變成“百國之異”，強調和諧的政治變成強調對抗的政治。“百國之和”的人口將成為中國混亂動蕩的溫床，“百國之和”的疆土將成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國之和”的傳統將成為無數傳統紛爭和對抗的借口；“百國之和”的文化將成為不同文化族群大規模衝突的根源。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獨”勢力、“疆獨”勢力、“台獨”勢力、西方的所有反華勢力，天天都在盼著這一天。不過他們會失望的，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實在是人類現代化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作者是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