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作者： 南林
馬來西亞聯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建立於1963年，簡稱馬來西亞或大馬，是東南亞海島國家之一。馬來西亞聯邦被南中國海分為兩個部分：位於馬來半島(Malay Peninsula)的西馬來西亞，北接泰國，南部隔著柔佛海峽，以新柔長堤和第二通道連接新加坡；東馬來西亞，位於婆羅洲島的北部，南部接印度尼西亞的加裏曼丹，汶萊國則夾於沙巴州(Sabah)和沙撈越州(Sarawak)之間。
馬來半島的考古學研究(包括文物古跡的保護)屬國家博物館部(Museums Department)管轄，而東馬來西亞各州卻有自己的管理條例和研究項目。 馬來半島考古研究簡史可歸納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工作主要是由古董商和殖民地行政官員進行的。厄爾(G.W. Earl)是第一個報道馬來亞半島文物的人。1886年，他調查了一個貝丘遺址。大約就在同時，科洛內爾(Colonel James Luo)展出了南吉打(South Kedah)布揚(Bujang)河穀發現的文物。對洞穴遺址的探索最初是由裏奧納德(Leonard Wray)進行的。他是馬來亞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此外，當時由黑爾(A. Hale)和斯旺(R.M. W. Swan) 偶然發現的一些文物也已發表。
第二個階段是從埃文斯(I.H.N.Evans)被聘為馬來亞聯邦博物館(Federated Malay States Museums)的人種史學者開始的, 即本世紀初年到1957年。這一階段的標誌是考古研究的發展和係統發掘技術的引進。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新加坡拉菲爾斯博物館(Raffles Museum) 的研究人員便參與了馬來半島的考古發掘。科林斯(H.D.Collings)以西海岸為主，特威迪(M.W.F. Tweedie)以東海岸為主。 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是尋找人類遷徙在馬來半島留下的證據。這是海涅 . 革爾登(Heine-Geldern) 的建議。這個建議得到卡倫菲爾(Callenfels)的大力支持。他的論 “美拉尼西亞” 文明的文章和巴克洞穴(Gua Baik)的發掘報告，都是出自同樣的思維。這種觀點對後來的研究者尤其是席維京(Sieveking)和特威迪影響很大。在此期間，對典型遺址的發掘主要是由威爾斯(Dr and Mrs Quaritch-Wales)在布揚河穀進行的。
很明顯，在這個時期中，對出土物的解釋受傳統理論的影響很大，認為東南亞是一個文化的背水區域(backwater)，在這地區發現的早期的各種石器，陶器，和金屬器物均是來自其它地方，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然而，這個階段發現了相當多的遺址，如哥打坦潘(Kota Tampan)，武吉朱平(Bukit Chuping)，查洞(Gua Cha)等，為以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第三個階段發生在馬來西亞獨立以後。這一時期無論各個方麵都對整個國家的考古學發展影響很大。研究人員更注重發掘的質量，而不是某一時期內開挖的遺址的數量。記錄和寫報告的標準是提供遺址文化序列發展的詳細資料。研究的性質從鄧恩(F.L. Dunn)在彭亨(Pahang)克奇爾洞穴(Gua Kechil)的發掘便可看出。
這一時期的一個主要課題是關於怎樣認識東南亞早期農業的產生和動物馴化的問題。對此，鄧恩和皮科可(B.A,V. Peacock)根據克奇爾洞穴和哥打通卡(Kota Tongkat)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馬來西亞獨立以後，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和吉隆坡(Kuala Lumpur)的曆史係，扮演著指導和促進考古研究的積極作用。1964年，馬來亞大學考古學會成立。民族考古學研究第一次把焦點放在這個國家的史前森林資源的利用和森林產品的貿易上。對於這個新獨立的國家來說，考古學研究，尤其是人類起源和文化史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拉姆(A. Lamb) 在布揚河穀的多次發掘和對印度佛教遺址(Hindu-Buddhist Site)的複原，以及在其它地區的發掘，出土了許多新的文物。為解釋威爾斯早期發現的布揚河穀居民的起源，斷代，及其與馬六甲海峽的室利佛逝(Srivijaya)，印度，中國和斯裏蘭卡的關係提供了新的依據。
前三個階段，考古研究都是掌握在外國考古學者的手中，進入第四個階段以後，考古研究才徹底成為馬來西亞自己的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博物館部的成員積極地從事考古研究。1969年國立考古調查研究所(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Research Unit)成立，加強了在馬來半島的調查工作。特別是對布揚河穀區域的五十多個遺址進行了調查。該所的任務是對過去發現和發掘的遺址進行普查，製定長期考古發掘研究規劃。然而，由於缺乏人員，工作並未完成。
馬來西亞的地方大學，間歇地開設了考古學課程。由於與東南亞史前史有關的新的證據不斷出現，有必要對馬來半島的遺址進行科學的發掘。博物館部通過國立考古谘詢委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Archaeology) 尋求與田野工作有關的考古學者和專家的幫助。
過去，馬來西亞的考古學重點是曆史研究，而不是人類學研究。注重於已知文化的起源和相互關係。第四個階段的研究則轉向研究遺址的文化進程和變化。本地和區域的文化序列，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發展的影響程度等。
馬來西亞的考古創始於一世紀以前。然而，許多理論問題迄今仍未搞清楚。比如文化序列的性質，舊石器遺址的年代，以及和平文化與新石器時代的技術序列問題等。
關於東馬來西亞的考古學研究，沙撈越博物館(Sarawak Museum) 建立於1891年，是1964年以前婆羅州唯一的博物館。在沙撈越的係統發掘始於1948年，在此之前實際上沒有什麽考古可言。博物館的成員負責進行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在過去三十多年中，發掘了七十多個遺址。
蘇恒翰(Wilhelm Solheim II) 把沙撈越的考古劃分成三個時期：即先哈裏森(Pre-Harrison)，哈裏森(Harrison)，後哈裏森(Post-Harrison)。先哈裏森時期曾有一些偶然的發現，並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由達爾文(Darwin)，華萊士(Wallace)和赫胥律(Huxley)倡議，為尋找所謂從猿到人之間“缺環”(missing link)，對沙撈越的洞穴進行了探索，曾引起短暫的世界關注。
哈裏森時期始於1946年或1947年，是隨著在三圖崩(Santubong)的初步工作的開展而開始的。1950年，哈裏森和特威迪探索了班洞穴群(Ban Caves)。哈裏森的田野工作一直延續到1966年。1967年他從政府民族學者，博物館館長的位置上退下來。更積極地在西馬來西亞，沙巴(Sabah)和文萊(Brunei)從事考古活動。
博物館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哈裏森引見的外國專家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動物學家麥德威(Lord Medway)，他長期致力於研究尼阿(Niah)和其它沙撈越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遺存的研究。1970年，哈裏森完成了沙撈越和婆羅州史前史概論的寫作。1972年，他又概述了“石器時代”。他和斯坦利. 奧康納(Stanley O’Connor) 的研究，為沙撈越古代史及三圖崩冶鐵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當哈裏森在沙撈越開始做考古工作時，婆羅州的史前史幾乎是空白。他工作的結果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從40，000年以前到現在的碳14年代序列。
哈裏森聘用了許多有才幹的科研人員在博物館工作。不幸的是這些人員過去沒有參加或受過正規的考古發掘，出土物分析，報告寫作的訓練。象文萊和沙巴一樣，沙勞越隻有一個經過部分訓練的考古學者，但他有參與完整的考古發掘的經曆。沙撈越的考古發掘多是屬於搶救性的。
有關出版物方麵，其中一個重要的項目就是朱麗娜(Zuraina Majeed-Lowe)的有關尼阿洞穴的博士論文。她執教於馬來西亞大學(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人類學係，已很少直接參與考古發掘。另外，盧卡斯.清(Kucas Chin) 最近發表的一本有關沙撈越文化遺產的專著，也配有許多考古遺址出土物的精美圖片。馬來西亞主要的考古刊物有<<馬來西亞考古雜誌>>(Jurnal Arkeologi Malaysia)，和<<馬來西亞博物館雜誌>>(Malaysia Museums Journal)。定期刊登馬來西亞考古學者的研究文章和發掘報告。
沙巴的考古研究工作做的很少。第一個階段隻是有一些偶然的發現。第二個階段就是湯姆和巴巴拉. 哈裏森(Tom and Barbara Harrison) 時期(從1952-1968年)。主要工作是進行了幾次短期的田野調查和小規模的發掘。哈裏森夫婦出版了一本書<<沙巴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Sabah) 。第三個階段是當地考古研究的發展。戴維.馬克裏迪(David W. McCredie) 是哥打基納巴盧(Kota Kinabalu)沙巴博物館的館長。他積極支持考古研究工作。該博物館建於1965年，是國家自然，文化，曆史文物的收藏所。致力於收集，整理物質文化遺產，包括當地人製作或使用過的藝術品，文物等。
外國考古學者與博物館進行合作研究和田野工作沒有任何限製，隻需根據當地的古董珍品收藏法辦理有關手續。實際上，為了進一步發展哈裏森夫婦早期的研究，係統的考古調查早已經開始。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彼得. 貝爾伍德教授(Prof.Peter Bellwood)的指導下，在東海岸開始做田野工作，發掘了洞穴和露天遺址。晚期的遺址文化層的中部和底層時代為3000至2000年前，與印度尼西亞東部和菲律賓南部的遺址有一定的關係。而可能是晚更新世-早全新世時期的文化層和遺址則出土了石片和石器。很可能屬於兩個不同的文化組合，並且與澳大利亞的石器相似。發掘報告已在沙巴博物館館刊上發表。
馬來西亞的考古學者卡瑪魯紮曼(Kamaruzaman)和佐基夫裏(Zulkifli)也在彭亨(Pahang)發掘了一個新的遺址，該遺址稱為安吉洞穴(Gua Angin), 又稱空氣洞穴(Air Cave)。靠近過去發掘的哥打通卡(Kota Tongkat)和哥打巴萊(Kota Balai)遺址。此外，馬來西亞的考古學者還先後對以下考古遺址進行了田野調查或發掘：迪克遜港(Port Dickson)的荷蘭沉船納紹遺址(Dutch ship Nassau); 霹靂(Perak)的克鑾旁島(Kelunpang)的史前晚期遺址；雪蘭莪(Selangor)的貝南(Bernam)石板墓(slab grave)遺址；吉打(Kedah)的馬斯河(Sungai Mas)的原史時期(proto-historic)遺址；東沙巴(East Sabah)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群；彭亨的古農森育(Gunong Senyum)和平文化(Hoabinhian)/新石器遺址；以及柔佛(Johore)的朱爾拉瑪(Johor Lama)遺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