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下旬，跟兩個同事到哈爾濱出差。1977年以後再也沒有坐過北去的列車，小時候坐火車回錦州的時候火車越往前開心裏越黑暗，盼著什麽時候能夠不再坐來這裏的火車。然而聽說要去哈爾濱出差時心裏掠過了一絲興奮，因為火車要路過錦州，路過我不願想起又不曾忘記的地方。 
 

      還沒有確定回來時是否在錦州下車，我就買了很多當時錦州還買不到的奶糖、果脯放進包裏。12月的哈爾濱零下20多度，在外邊站不了5分鍾就凍得打哆嗦，房間裏卻異常熱，隻穿一件襯衫就可以。擔心我帶來的奶糖放在室內會化掉，最後把它們放進雙層窗戶的夾層裏去了。 
 

     從小就聽關裏人笑話東北三大怪(窗戶紙糊在外、養活孩子吊起來、姑娘叼個大煙袋)，到了那裏就知道那是自然條件決定的，一點兒也不覺得怪。覺得怪的倒是冬天吃冰棍，錦州人如此，哈爾濱更是如此，而且是在街上邊走邊吃。那次同去的兩個同事生長在內蒙，比我經凍，他們去逛什麽地方的時候，我在附近的商店裏避寒，但是他們對冰棍不感興趣，我卻吃了冰棍。吃了才知道當地人為什麽吃它，準確地講那不是冰棍，是冰果，冰的成份少，水果的成份多。那時奶油還是貴重物品，假奶油還沒有盛行，可以吃出果肉和水果原有的酸甜味兒，不知現在還是不是那樣純樸的冰果了。 
 

     辦完事，要返回北京時才知道車票非常難買。從哈爾濱這個東北端的城市到北京一天才一兩趟特快。車票預售處的小窗口前，人們頭一天晚上就開始等第二天的票了。看到這種情形想起出發前一個學生給了我他家的住址，讓我有困難找他父母。本來不願意打擾學生家長，到了這個時候不打擾也沒有辦法。那學生的父親在鐵路局工作，給我們搞到三張回北京的臥鋪票。
 

     上了火車就開始猶豫是否在錦州下車，下車後臥鋪票失效，錦州到北京那7個小時的行程是否能簽到有座位的票。擔心猶豫又怕坐過了站，沒能入睡，早上4點多到錦州的時候，一夜的猶豫消失得無影無蹤，我跟同事打了個招呼便下車了。 
 

     久別重歸的興奮壓倒了車廂外的寒氣。十年了，車站的每一個角落，候車室裏的布置都跟原來一樣。轉了一會兒發現坐在椅子上迷迷糊糊睡覺的人警覺好奇地睜開一條眼縫看我，我趕緊找了個空座位坐下。 
 

     雖然下了車，但是一點兒目標也沒有，先去哪兒？應該去哪兒？自從1979年春爸離開這裏以後，這裏就沒有了直係親屬，但這裏有比直係還親的親屬。從禮節從感恩的角度考慮，我應該先去看望三姑奶，1967年紅色恐怖的時候，若不是她隱匿了我這個“黑”孩子的戶口，托人找到小學讓我在城裏受了教育的話，還不知要受什麽樣的罪。

      三姑奶是我爺爺的三妹、我爸爸的三姑，爺爺的子孫都出生在關裏，知道關外有這個三姑，但感性認識並不多。我對這位姑奶有不盡的感激，但是如果先到她家的話就出不來了，她一定是“凍壞了吧，快上炕”，然後就去張羅做飯，她知道我喜歡吃她燉的酸菜，我也知道那有多麽費時間。 

     七點多鍾天亮了。我在候車室的盥洗室洗了臉，像小時候一樣手油當擦臉油，抹抹臉再搓搓手，有了這層油就可以保證皮膚不被寒風吹裂。 
 

     車站前麵的廣場，廣場中央的起著調節交通作用的花壇都還是原來的樣子，卻顯得小了許多。1968年第一次從石家莊來這裏的時候，我曾模模糊糊地被“州”字吸引，以為要到一個什麽大地方去似的。當時錦州火車站和站前廣場都比石家莊火車站氣派。中小學期間，在這個廣場參加過幾次人民公審大會，車站二樓的陽台恰好能當廣場的主席台，宣判人和罪犯都站在上麵，底下什麽也看不見，也並不想看。 
 

     我最想找的是3路公共汽車的站牌，看到它一公分不差地站在原地，像找到了約會的老朋友似地一下子安心了。3路汽車是我在錦州最親近的夥伴之一，中小學加起來8年每天都坐它，跟司機和售票員都很熟悉。3路汽車的月票乘客中我和另一位中年婦女有個“特權”：車已經起動了，看到人跑過來還給停下。早上能有這個特權很方便，當然隻是偶爾使用一下。另一位婦女在肉聯廠(即屠宰場)工作，她常常幫司機買市麵上見不到的豬下水，盡管用報紙裹得嚴嚴的，大家也知道她靠“下水”換“特權”，節日才供應肉的時代豬下水成了珍品。 坐3路車上學的孩子隻有我一人，人們都對孩子放寬一碼，所以我也有過“特權”。 
 

     早上車很擠，賣早點的飯店也很擠。我在車站廣場轉了一會兒錯過高峰期後進了爸帶我去過的站前右側的飯店。每次跟爸來都是雨天，農民隻有雨天才能休息，8年裏沒有跟爸一起慢慢逛過錦州是件遺憾。 
 

     上班的高峰過後，3路車空蕩蕩的，為了看每站的站牌我選了右側的坐位。車體跟以前一樣，開動時玻璃窗嘎達嘎達地響，寒風從玻璃縫裏鑽進來，售票員乘客都凍得緊縮著身子。行車線路也跟以前一樣，不同的是又加了兩站，以前間隔比較大的站之間又停了一站。多了兩站車票也跟著貴了兩站。車開得很慢，正好讓我看著外邊複習過去。沒有一點兒綠色的街道、灰磚紅磚的樓房，一切如故。 
 

      下一站就是前五裏營子了，我也跟著激動起來。文革期間，爸返回原籍在前五裏營子生產隊當菜農。為了在商店開門前把蔬菜送到，菜農出工比較早，中午回來的也早。每天中午我回家時爸都在睡午覺，我輕輕地推開家門，不出聲地吃爸給我準備好的飯菜。早飯午飯都是爸準備，小學中學的8年都是這樣。 
 

前五裏營子的站牌還在原來的位置。以前我像過自己家門檻似地上下3路車，那天卻對車門台階的高度有點不適應。下了車，我習慣性地往第三條街上的31號院“一步半的家”走。 
 

前五裏營子是個呈“州”字形的平房部落，街道筆直，街道兩旁是規則的四合院，如果管理得當並注意衛生的話是個不錯的居民區。由於農民市民雜居，沒人管理，再加上每家都在自己門前圈起小院，圈小院用的材料用的是秫秸、木棍、破磚破瓦，這些把前五裏營子裝扮成了貧民窟。 
 

      進了第3條街，讓人驚訝的是1976年唐山地震時街道旁邊蓋的抗震棚竟變成了堅固的小房，原來的街道被占掉了1／3，幾乎看不到原來的院子了。31號院的麵貌也變了。原來的對麵屋都從中間截開，變成了獨立的門戶。原來屋前小院的隻有一米高的圍牆加高到二米多，看不清裏麵住的是誰家。 
 

      憑感覺估計這個位置是孔大媽家，我謹慎地敲敲圍牆上的木門，沒有反應。又晃蕩了幾下門，弄出大動靜後裏麵走出一個瘦高個青年。沒見過這個人，看來孔大媽不住這裏。 
 

     “請問，這是孔家嗎？”想走開也來不及了，硬著頭皮問了一句。
 

     “新力姐”說完青年便往回跑，邊跑邊喊：“媽～、新力姐來啦！” 
 

      青年是小三，我離開這裏的時候他還在上小學，十年變成了這麽帥的小夥子。我跟在小三後邊走進了孔大媽家，屋裏的炕變成了兩個單人床，孔大媽坐在床頭，那位置依然是以前坐在炕頭兒看外邊的位置。 
 

      我像小時候一樣叫了聲“孔大媽”。 
 

也許是太突然了，孔大媽什麽也說不出來，抬起兩手去堵眼裏湧出的兩行淚。淚怎麽也止不住，平舉著兩個胳膊手心手背地來回擦。我明白她眼淚的意思，站在她對麵看她哭。這個粗魯直率善良護孩子的女人，她所有的優點都在我身上用過，她所有的缺點都對視我家為階級敵人的人用過，她看著我在這裏艱苦地長大，陪我哭過、跟我笑過。 
 

    “真好、真好”孔大媽抽泣著說出了見到我後的第一句話。我明白這兩個“真好”的意思：“你們父女離開了這裏真好”、“你還記得來看我真好”。 
 

     孔大媽笑了，臉像開了花一樣地笑了。盯著看了我一會兒說：“越長越漂亮了”，完全是“孩子是自己的好”那種口氣。小三也被孔大媽突如其來的眼淚嚇著了，見孔大媽說話才敢開口：“我一眼就認出來是新力姐了”。說來奇怪，我帽子圍巾口罩捂得很嚴，進村的時候有人看我，沒有人認出我。 
 

     孔家的大兒子結婚了，住在院裏的抗震棚改建的小房裏，他們的兒子已經六歲了；孔老二也結婚了，一家三口不住在這裏；二丫嫁給了賣肉的個體戶，經濟比較富裕。正說著二丫回來了，她那個月臨產。孔大爺從三線的工廠退休回來了，上班時他給工人做飯，退休了給全家做飯。看我們談得熱鬧插不上嘴，一個人拿起麵盆和麵去了，一邊和麵還一邊嘮叨“閨女回來了，包餃子”。那麽多年我沒有在孔家吃過飯，三男一女、四個正在成長期的孩子，糧食不夠吃，兄弟們常常為誰多吃了誰的東西打架。倒是我家自留地的土豆、芥菜熟了的時候送給他家。
 

     正聊著的時候，一個小男孩胳膊夾著幾根樹枝喊著“奶奶、奶奶，我撿來的”跑了進來。孔大媽眼睛笑成一條縫說：“這是老大的兒子，嘴可甜了”。 
 

     天這麽冷，時間還早到哪兒撿樹枝去了。小男孩讓我想起1969年3月我家搬進這個院子那天的情景：我膽怯地走進院子的時候孔大媽罵罵咧咧地走出來，看到我時一下變成笑臉說：“家裏玩兒來”。然後馬上讓她家的二丫來找我。二丫遞給我一個小耙子說“咱們撿煤核去吧”。我看看爸，爸也不好駁小姑娘麵子，給我換了件厚棉襖讓我跟她去了。 
 

因為穿了我一直不舍得穿的花棉襖去撿的煤核，還因為我手慢、不知道什麽樣的爐灰是沒有充分燃燒的煤核、不知道該撿什麽，所以記憶才特別深。大概是帶我太麻煩，那以後她再也沒有帶我去過。 
 

孔大媽家不燒炕了，屋子裏也挺暖和，為什麽孩子還在撿燃料？難道還跟當年一樣撿樹枝撿煤核是玩兒的一部分？孔大爺、孔大媽生在舊社會沒有上過學，不識字。孔大媽怕自己的孩子成了“知識青年”還得下鄉，小學畢業後就讓兒子輟學在家，主動放棄了新社會給予的受教育的權利。真擔心第三代仍重複上一代人的活動方式。  

 

1  前五裏營子的第3條街，31號院在堆了很多東西的後麵。(1990年攝)

2 “一步半的家”的一角。我爸走以後，房東的二兒子結婚住到拆遷。以前的窗戶上麵是紙窗，下麵是玻璃，照片是改裝後的。(1990年攝)

3 孔大媽夫婦和二丫一家在他們住的一步半的房間前。(1990年攝)

沒有時間在孔家吃飯，告辭後讓小三帶我到二爺家。不光是為了看二爺，還想看看國家退還的房子。太爺爺是這個村的地主，他的房產土改時被沒收作了大隊部。80年代初國家退還了當年沒收的房產，重新給蓋了5間房，還帶個大院子。我那已返回石家莊原單位退休的爺爺還分得了一間房子。
 

聽村裏的人說太爺爺為人正直大方。太爺爺家的長工解放後一直是這個村的黨支部書記。也許因為太爺爺口碑好，我家遣反回來後還得到了和別人家一樣麵積的自留地，除了上麵派工宣隊軍宣隊還有榴花派出所來搞運動以外，除了那地痞何二白話想整人立功以外，村裏人很少整人，都很通人情。 
 

出了二爺家我漫無目的地朝以前自留地的方向走，那裏已是排排廠房。前五裏營子的農民都被這個工廠接受當了工人。聽說他們閑聊時還常常談起“右派和他的小女兒”，有年為什麽事情我的照片上了報紙，他們最先發現，於是“右派和他的小女兒”的故事又添了許多枝葉。 

再往前走看到一個工廠的牌子，居然是我同學工作的單位。我進去找到她，她興奮地收拾起桌子上的東西，請假跟我出來了。 
 

暫短的兩天，我幾乎走遍了以前到過的地方。二高中時教我們化學的老師當了校長；我們的班主任、還有偏愛我的田老師都調到師範學院任教去了。市中心的百貨大樓裏站櫃台的同學從裏麵蹦了出來；百貨大樓門口沒看到板油組長家的冰棍車；何锛在我們挖過地基的樓裏工作；……
 

4 二高中正門 (1990年攝)

5 二高中教學樓 (1990年攝)

人在憶舊的時候，有憶好不憶壞的傾向，隻願重新見證一下幸福的部分，緊緊捂住不幸那塊暗地。1968年底---1973年春文革最黑暗的時期在站四小學度過，想起站四就想起當時的成年人的自私扭曲和醜陋。十幾年過去了，還是不願走近那裏。
 

一直擔心回北京的車票簽不到座位，同學說：你隻管好好玩兒、好好吃，到時候去火車站就行了。果然同學的丈夫幫著簽到了座位。第一次站台上有那麽多人送我，以前都是爸一個人默默地送我上這趟夜車。
 

爸1927年出生在錦州前五裏營子。1931年日本占領東北後，祖父帶著妻兒投奔天津的親戚，最後落腳在石家莊。祖父那一支視石家莊為故土，沒有回過錦州。爸再次回到錦州是1966年秋作為“黑五類”遣反改造，直到1979年胡耀邦給右派平反在故鄉當了13年菜農。對爸來說，故鄉是屈辱孤獨艱辛窮困寒冷的綜合代名詞，爸不願再踏上這片土地，並勒令我：1不許出關、2不許嫁東北人。這第2條也是怕我再次出關。
 

在一步半的家度過漫長的冬夜時，爸常給我講唐詩裏“夜半鍾聲到客船”、“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景色。在寒風呼嘯的幹冷地區想像一片湖、一條江的景色跟饑渴的人想飽食一頓的感覺差不多。我生活安定後，車船飛機都用上帶爸走遍了曾經想像過的地方。但是，我最大的願望是帶著爸重返錦州，拂去故鄉在爸心中的陰影。 
 

這個願望直到2005年才實現，能夠實現這次旅行還得益當年村黨支部書記的兒子。村支書的兒子跟我年紀相仿， 1976年我離開錦州後他跟爸成了忘年交。後來他當兵休探親假、出差過石家莊時一定下車來看望爸。每到夏季天氣預報說出全國幾個高溫城市的名字(準有石家莊)時，他就來電話叫爸去錦州避暑。有他牽，有我推，爸終於動身了。 
 

那次親戚朋友過於盛情，時間幾乎都用在請客吃飯上了，爸遺憾沒能慢慢走慢慢看。2009年我又陪他悄悄去了一次錦州，陪他逛以前走過的街道，找以前吃過的小吃店。爸很愉快，但時常表現出沉默，也許那時爸正在心裏整理過去。 
 

過去可以回憶、可以在心裏整理，但永遠也找不回來。

6 現在的前五裏營子，孔大媽一家已經搬到這裏的高樓裏。

7 跟二丫撿煤核的地方，以前是小樹林現在是住宅區了。

8 仍然是3路汽車，“前五裏營子”已經省略為“前五裏”。

9 錦州的熬排骨、蒸餅，這是一個人的份。

10 錦州的朋友一定記得老馬路上的這個商場吧。

《再見、錦州！》

有機會去參加一次同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