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我的中學同學 北京建築界的當紅小開 (圖)

我正在受資本家的剝削，驚聞我的中學同學，北京建築界當紅小開因骨癌不幸於昨晚去世，真是悲哀惋惜不已。我在等同學的電話，看治喪之事能幫上什麽忙。

 

我們班那時聚集了周圍幾十所出名小學的尖子生，由於是第一批實行重點教學的實驗班，全校最好的師資，最好的教具和教學大綱，在高考時，拿下了傲人的成績。我的這位同學考上了清華的建築係。

 

由於術業專攻不同，我們在求學時來往並不多，但保持著聯係。我最後一次見他，是2010年回國探親時，記得晚宴後是他開車把我送回家。

 

他最為令人稱道的，除了主持設計一座奧運場館，還有主持設計了首都國際機場2號航站樓。形如一把“大折扇”的國家體育館，在奧運期間承擔了競技體操、蹦床和手球比賽項目。鮮為人知的是，與鳥巢和水立方不同，國家體育館的設計方案並不是全球招標，而是一個與奧運村捆綁的BOT(建設—運營—移交)項目。也就是說，在國家體育館的全球招標過程中，招標方更看重的是業主的建設資質、綜合能力以及財務方案(原則是政府負擔越小越好)，而不是場館設計方案的孰優孰劣。按他的說法，設計方案在整個評選中可能隻占有15%的權重。

最後，在一場並無懸念的競爭中，國奧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順利地中標，成為國家體育館和奧運村的業主，負責整個國家體育館的投資、建設和運營。彼時，申奧成功的激情尚未平息，政府和國人對奧運場館都抱有較高的期待。國家體育館被設計成“8字形”，正暗合了中國人“發”的吉利數字，其造型之大膽和施工難度絲毫不遜色於鳥巢和水立方。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接手了優化設計的任務，他率領一個團隊努力把“8字形”變成現實。誰知道，2004年8月，專家組審查國家體育館設計方案的可行性研究，結果是徹底推翻原方案，要求重新進行設計。

原來，此時趕上了“奧運瘦身”，申奧成功的狂熱逐漸被務實和理性思維所取代。“我們要舉辦曆史上最好的一屆奧運會”，日後被調整為“有特色、高水平的奧運會”、“平安奧運”。很倒黴，也很不平。“不管原方案好壞，徹底否定都是不正常的。如果尊重BOT招投標的理念，就隻能在原方案基礎上進行優化和發展，畢竟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當時必須解決四個棘手難題。

首當其衝就是時間不等人，施工必須方便快捷。重新設計後，國家體育館於2005年5月28日開工，比水立方晚了一年半時間。二者建築體量相當，但要求是同時竣工，不能耽誤奧運會比賽使用，因此方便施工是第一位的。

其次是要節約投資。企業投資的根本就是以最少投資創造最大的經濟效益。此時，國家體育館的業主——國奧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不可能拿出太多錢供建築設計師去自由揮霍。像鳥巢那樣使用11萬噸鋼材？或是像水立方那樣試驗一下ETFE膜？對他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節省投資的根本途徑就是不買名牌，采購市場通用的優良建材。另外盡可能縮小建築麵積，設計優化後，由11萬平最後做到8萬多。

第三是賽後經營問題。奧運會閉幕後，國家體育館的目標是成為集體育競賽、文化娛樂於一體，提供多功能服務的北京市民活動中心。尤其在演出方麵，國家體育館能夠比工體多容納7000人，這一點演藝公司無法忽視，而且奧運村周邊的交通十分便利。

一個建築是要使用上百年的，其內在品質包括許多內涵。很多市民更加看重建築的外在形態，這與“以衣裝取人”一樣的不靠譜。在他看來，國家體育館更加“內秀”。

盡管同為奧運村裏的三大比賽場館，但與鳥巢和水立方相比，國家體育館的重要性隻能屈居第三。“做建築與拍電影有相通之處。一部大片需要一個很棒的主角，同樣離不開一個優秀的配角。而配角並不輕鬆，他所付出的心血智慧甚至要超過主角。很多特定的因素都使主角出采，而配角既要表現出高深的演技，又不能搶主角的戲。”

國家體育館就是奧運村中心場館區的明星配角。他設計的“大折扇”造型，巧妙地從“水立方”的正方體外形自然過渡到國家會議中心屋頂的弧線，處於中間的國家體育館是曲線型的，三者構成了一組和諧的建築群。

盡管不事張揚，國家體育館的“內秀”遠不止於此。“綠色奧運”是北京奧運會重點宣揚的三大理念之一。由於國家體育館地下室需要回填大量配重物以增加分量抵抗浮力，設計方就這個問題采用了廢鋼渣代替天然沙石料。在新能源利用上，國家體育館還是中國第一個應用了太陽能發電項目的體育場館。這套太陽能光伏發電係統累計發電232萬度電，每年可提供9.7萬度電。

他推崇貝聿銘。與貝老相比，鳥巢設計師雅克·赫爾佐格、CCTV新址設計師雷姆·庫哈斯都屬於自我意識特別強，喜歡在舞台上唯我獨尊、不顧周圍環境的莽撞漢。他的概念裏，建築師的角色定位並不是導演，而應該是一個演員。接手一個項目設計時，一個理智的建築師首先想到的不是做得多搶眼，而應考慮安全問題、功能性問題，以及與周邊環境協調的問題。

在巴黎羅浮宮擴建項目中，貝聿銘設計了一個倒立的、透明的金字塔出入口，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對羅浮宮的影響。他認為是絕妙設計，建築師的理性和優秀正體現於此。“如果不是由貝先生設計，而是雷姆·庫哈斯，天知道中間會出現一個什麽東西。”

高樓和怪樓聳立的北京、上海、深圳，反而顯得有些雜亂無章，缺乏組織性。“他們給老百姓造成了一個錯覺，非得做出一個從來沒見過的建築才夠厲害。”“建築不僅僅是一幅畫，不能認為北京所有的房子都設計成CCTV新址、鳥巢那樣才叫設計建築，這是最大的悲哀。”一組奇形怪狀的昂貴建築，是否代表一個城市的開放程度的名片，這也許是一個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命題。但種種故事已經表明，從狂熱回歸理性已是一個必然趨勢。

 

他跟我講了未來北京的城市規劃，衛星城：由地鐵連接的整體概念。

 

他算早婚，太太是同班同學，兒子已經上了大學。“我希望他別那麽快給我弄出孩子來，我還沒準備好當爺爺。”

 

沒想到那晚回家路上的一席暢談，勾勒出他不到50歲華年的精髓，竟成了永訣。

 

嗚呼哀哉，安息吧，老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