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生活在此刻的北京,可以輕易地感受到彌漫在空氣中的,除了汽車尾氣與高密度的浮塵,還有那種不可扼製的自大與傲慢。北京正在陷入一種莫名的亢奮,人們談論“大秦帝國”、“大漢帝國”、“大唐帝國”、“大清帝國”的熱情,就像房價上漲得一樣快;我們將四十八個非洲國家的領導人邀請來此,並準備在一年後舉辦一次曆史上規模最大的體育賽事,媒體上“如何從經濟大國演變成政治與文化大國”的論調此起彼伏;《論語》、《周易》乃至《三國演義》中的帝王術,似乎都再次變成了“中國智慧”——他們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於世界文明具有重要價值。蜂擁到世界各地的中國遊客們發現,倫敦的房子太舊、白金漢宮怎麽能與故宮相比,曼哈頓的高樓大廈比不上上海陸家嘴的金融區,美國人真笨竟然搞不清天津在哪兒,柏林的購物中心根本就不夠大、營業時間也不夠長……如果再說下去,他們的抱怨就令人想起乾隆皇帝在二百年前口氣:“我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本不需外夷貨物……”
情緒真的轉變了。二十多年前,中國人還為未來墜墜不安。國門在封閉了多年之後打開了,人們發現什麽都缺,不僅沒有“那些需要拯救的人們”吃得好、穿得好,建築比他們的更破,燈光比他們的更昏暗,個人生活沒有他們快樂,甚至我們的文化都是值得懷疑的。我們曾經嘲笑他們曆史短暫、缺乏根基,而我們則是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禮儀之邦,卻旋即發現似乎並非如此,並為自己是否會被“開除球籍”、海洋文明是否必將取代陸地文明而爭論不休。
文化上的虛無主義,伴隨著那場政治風暴結束了。隨著,整個國家,從政府到個人,從無業遊民到知識分子,開始忙著掙錢,意識形態破滅了,政治變革希望消退了,金錢既是生活的目標也是唯一的安全感。
我們的運氣很好。我們受惠於新的世界產業分工,技術與產品的流通變得輕而易舉,因為有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並可以輕易地引進與複製先進的技術;我們也不用擔心環境汙染與勞工組織,事實上,隻要得到當地權力機構的默許,它們通常不被計入成本;我們還如此勤勞和充滿餓感與靈活性,想想那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同胞,他們人數少得多、卻創造了如此龐大的商業網絡;我們也不用在乎其他的價值座標,比如在其中是否生活得幸福,他們的權利是否得到保證,一直以來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很多事都在國家權力的強製下,迅速變成了全民性的運動;我們遭遇了全球性的商業革命,他們都像投資股票一樣,把賭注押在了這個國家的未來市場,而不管現在是否賺錢……
總之,很多因素發生了作用,當我們再抬起頭時,發現自己將五十年前的夢想實現了一半,超過了英國成為了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我們頗為興奮,似乎一點沒注意英國是一個四千萬人口的國家,而我們則有十三億人,它的麵積還沒有我們河南大,他們的牛津、康橋,和我們的北大、清華可不是一回事,他們的世界觀是《經濟學人》,而我們則是《環球時報》。
我們的血液缺乏懷疑精神,就像中國那位著名的心理學家唐鉞說的我們往往不考慮事情的實際狀況,隻聽到一句話說得巧妙,就信以為真,經常“把感情替代理智”,沉湎於語言的快感。我們曾經沉湎於“科學”、“民主”、“共和”、“社會主義”,似乎這些抽象的概念能夠解決一切。現在,我們則開始說“大國”、“崛起”,似乎順著這條路走下去,我們就逐一超越德國、日本、美國,五十年之後、甚至更早,我們就回複了盛唐景觀、四方來朝。我們沒耐心去分析,這一路我們是怎麽樣走來的,其中有多少偶然成份、多少不確定因素,而如今又充滿了哪些艱險。
在談論“大國”、“崛起”、“盛世”時,我們似乎對於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的警告一點興趣也沒有,他說國家實力包括地理、自然資源、工業能力、軍事準備、國民性格、國民道德、外交與政府的能力諸多因素,在衡量實力時切勿“給予任何單一因素以壓倒一切的重要性”。
難道生產了世界上最多的電冰箱、帽子、玩具就是大國嗎?一個大國也不該所有的電視台都在模仿英國的Pop Idol?看起來,我們一邊在辯解自己是“和平崛起”,一邊又率先誇大了自己的實力。更重要的是,在這些泛濫的語言狂歡中,我們似乎丟棄了謙虛的態度、反思自己的願望和能力。一個缺乏現實態度的國家,多容易被傲慢與偏見衝昏頭腦,中國與世界的曆史上不是充滿了這樣的例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