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安排在春末的聖誕，歌詩班用合聲讚美著無限的詠歎。用心底寂靜的虔誠仰望十字架上受難者那尊抽象，是感戴還是牽動？猶如爍爍淚滴垂下自己的心情。
窗外，開花的日子過去了，長長的風似乎不想再撫摸發梢的柔軟，心靈也就等待，等待不期而遇的雷電撞擊和暴雨淒厲。
三十年前，父親帶回家一套舊書。端詳書名後暗竊何人如此傲慢，“文存”不行還要“獨秀”，狂也。細辨頓覺惶恐，大托派頭子，革命的叛徒，還還還……“文存”。也就是從那時起，自己才更有著一種關注，這個人，他的生平他的浪漫和他的執著，以後才真正看懂曾經閃過的那道燦爛。
不大懂戲劇，也就很少看，但是依舊反複看了不少次“八個樣板”，所以非常熟悉楊子榮唱腔那還沒上台的亮相。把它和曆史聯係起來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五四的喝聲之所以在我們心目中震響，是不是恰恰在於日後的統領正在悄悄走上轟隆隆的舞台？
火燒趙家樓，大概是中國書生們的第一次暴力。“愛國運動”，不錯，可依舊是反政府的，所以政府通常以動亂或者風波來譴責。其實這樣的事情也僅導火索而已，地雷已然埋下。然後張國燾呢？許德衡呢？所有的旗幟性人物都未能給我們留下更多的思想，那些燎燎身影都褪跡成可疑或者黯淡的殘痕。
“啟蒙”？究竟誰在啟蒙？“打倒孔家店”，在槍杆子林立的時代，更應該是袁世凱和北洋軍政府的代詞，說的好像是康有為的滿腹經綸。說“德先生”和“賽先生”，是誰又是誰？又從哪裏請來的呢？日本麽？“帝國”和“早稻田” 大學麽？就是那個啟蒙嗎？那個時代的口袋裏潛藏這那麽一大堆畢業和肄業證書，這是被後人輕輕忽略的鏽色。
老佛爺的改革和今天“學院”們摘牌兒叫“大學”相差不遠，私塾統統改名叫學堂或者學校。所以半生不熟的先生也就成為稀缺，各類人等紛紛蹽到東洋去鍍金。這些文言者八股者當然看得懂漢字累累的日本文章，也就有了速成的便捷和吞吞吐吐的方便。相比他們，孫中山也是醫學的文憑，可是長期走行幫會，革命也就有了下三道的氣派。
當時代的輪聲向我們撲來，永遠呼嘯著尖銳的撕裂，當它漸漸遠離而去，卻沉重著低徊的傷感，拉動幾許多普勒的傖然。陳獨秀給出另外一種感慨另外一種思索。
1903年的陳獨秀打理起《安徽俗話報》，承襲明清小說潛盎的直白卻開始講述著社會和人生的由緣，向平樸的大眾做起呼喚，讓今天的正統傳教士都意外。那時節同盟會在哪了？革命者在哪了？當我們不經意地接過被打了包的五四，縱然自以為還能詮解出新文化的精彩，又有誰能想著揚起這束長長的飄帶？
除了自由主義者，很少有人破解民主追究的就是人權，所謂科學即便今天朗朗上口，其實講的就是一種客觀辨細本質的理性。但是陳獨秀看到了，說到了，反而五四運動的學生們懶得理解背後的深奧，匆匆忙忙做起了革命。後人們也就有了口頭禪，用作巫術的前導。
“曆代換了一姓做皇帝，就稱作亡國，殊不知一國裏，換了一姓做皇帝，這國還是國，並未亡了，這隻可稱做‘換朝’，不可稱做‘亡國’。必定是這國讓外國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權被外國占去，這才算是‘亡國’”。
這是誰的透徹？這是什麽時候的話語？讀到這裏，我不由心頭一動，比照“驅逐韃虜恢複中華”，這又是什麽樣的思想境界？這就是1904年陳獨秀，而此時的孫中山剛剛組建同盟會。
所以，今天我們應當還是回去讀讀陳獨秀，讀讀還在孤寂在文存中的靈光。撕下兩張扉頁的張狂，即便就是五四，也不可能有著思想。在這個高度上，不僅我們，連魯迅看起來都象在逃荒。
五四後的陳獨秀，買錯了車票。當意識形態的快車顛簸起來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跳車而逃。這個頭破血流的英雄再一次返回到孤獨，而且更堅定。直到我們今天重新回到他打製的路標前，他那被我們遺忘的沉靜給我們心靈一次次震撼，今天的每一個發現都可能需要用“重新”來使形容曆史的錯亂。
張開手掌，才知道抓住的是一場空夢，看不到血淋林的溫熱，也就不知道被凝固在執迷中的矯情。呻吟的，是我還是你？是擱淺在瑟瑟的淺灘還是觸礁在大河的彼岸。
上一個世紀之交的日本，蘭學已經盛行過兩百多年，同樣的過程在我們這裏叫做“西化”，而被拒絕了。所以如此眾多的青年少年，用白話的心態孜孜不倦地讀取日本漢化的西方語言。為我們今天帶來如此眾多的現代詞、現代語甚至現代的語法。
“字”已經成為精神世界的甲骨文，在故宮的皇輿上才能讓那種心緒動情。“字”文化的儒雅今天隻是一種筆端，如果用來做言語，唾腺都會厭倦成闌尾。
所以我們今天生存在“詞”的精神世界，沒有這些抽象的名詞，我們的思想又如何承載在搖動的舌頭上或者吸附在毛茸茸的耳道裏呢？
“詞話”不單純是白話，明清的白話從來沒有給我們這些後人留下認知世界的思想，也就永遠不要指望能把《肉蒲團》改編成《羊脂球》。
無論總結為“救亡葬送了啟蒙”還是破題為“革命終結了民主”，都沒有道明那個時代所有的思想意識以及歸結出來的詞匯，都還不足以對新世界有一種真正明澈的認知，甚至補上個“至今為止”都不為過。今天的辭典還不可能收編“卡拉OK”、“DVD”的時候，或許是流行的快樂，或許是時髦的哭泣。
從陳獨秀開始獨自點燃新文化的燭燈到今天，整整一百年。再早五年是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避難日本，也適逢嚴複的《天演論》首次刊行。康有為沉陷在皇權主義中至死不悔，梁啟超被後人公推中國民族主義濫殤之宗源，而此前嚴複留學英國海軍學院後長期參與清廷的北洋水師的建設，竟難逃甲午海戰一敗，可見嚴複傾力譯著之所在。
沒有白話文的嚴複又何如？精功於文言的嚴複又何如？嚴複是一張永遠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標準像，在今天唯一值得讚許的也就是“信達雅”的訓言，他的思想呢？有人讚許“圖騰”是嚴複最精湛的名詞創造，其實是文化上的無能為力，聽說過什麽叫“格致”，嗬嗬，這才是嚴複的經典。
中國，所有的思想波動是在上個世紀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十年，但是西方的文化卻是在第三個十年和以後勉強擠進。五四時代對西方文化精神的認識是殘疾的，這是為什麽如此快捷地吸納了來自俄國的暴力主義和專製主義的根本原因。而且特別是麵對日本軍閥的虎視眈眈，暴力和專製對於蒙昧的精神有著直覺上的吸引力。
是袁世凱斷送了中國的民主革命嗎？辛亥的意誌是與宋教仁一同在龍華倒下的嗎？孫中山斷然想不到武昌的猝變成功也就注定了缺少思想上的指導。這就造就了袁世凱的醜劇，也造就了軍閥林立和自身的分裂與嘩變。現象的根底就是社會精神對新文化的殘缺認知。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事實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河上肇送來的，“十月革命”送來的是列寧的暴力的專製主義。
陳獨秀早年在日本時即與鄒容、張繼甚熟，也就斷定和孫中山相隔不遠。可是為什麽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權威一直擦肩而過，直至一同錯登上了通向俄國的革命快車。當共和為暴力所一統，也就注定了為專製所聚合。也就解答了今天依舊對外在世界的恐懼和焦慮。
黨史的、五四的、學術的和悼念的陳獨秀，靠寬容而同情的陳獨秀，靠托洛斯基光複而平反的陳獨秀，這樣的陳獨秀再多也不能使這個時代重新啟蒙，也就回避了民主的人權和科學的理性。可是這個時代終究要逃向哪裏。
隻有政治意義上的五四，文化意義上的五四時不存在的。隻有學術意義上的新文化，精神意義上的新文化是禁口的。
今天的新儒們在用“文革”和專政暴力向五四追債，一隻手張開，說討要欠下的租子，另一隻手其實拿著的是與暴君分紅的股票。“外聖內王”的心念，念叨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向專製者做出“為萬世開太平”的鼓勵。
新文化為什麽批判儒教？因為儒教不僅為君權張目也為袁世凱登基舉綱，不僅反對民主也蔑視科學。今天他們把曆史的賬冊掩藏起來，滿臉無辜地在責難誰啊？政治上他們追捧新權威，在精神上直接勾結晚清的保皇黨。
魯迅抨擊的是儒教的道德，逼迫的是禮教的吃人，批判的是國民性的卑劣，破題到奴性而已。陳獨秀撩開的是忠孝的麵紗，追究的是與人權（民主）的不合、與理性（科學）的對峙。都是想抽幹那一潭混沌，誰更見底兒？
抽倒了陳獨秀，抽倒了胡適之，為了讓新文化時代有個交待也就必須留下一個魯迅，真名叫樹人，曾經何嚐不是一尊偶像。
“中庸”？並非僅僅是一種曖昧，拒絕和淘汰的是理性的精確。對俗人，鈍化直覺上的判斷能力；對高人，是集權社會的逢官場做戲的謀術。
不是每一個分子的存在狀態，所以成為大海，不是每一個分子狀態所以成高山，也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存狀態所以成社會，也不是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所以成發展。這是科學給我們的認知，也是民主給出的要義。所以胡適說“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
合上這一百多年曆程的精神書卷，無語良久。或是賣國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烽煙彌漫，或是飽受屈辱的災難和堅強不屈的奮爭。當一切似乎沉寂下來，我們兀然發現所有的人文精神都是權力鬥爭的表演。把心境中這扇窗扉豁然推開，塵霧褪盡留下的是滿眼蒼涼。
（作者：李大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