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獲了一種恬靜的生活, 像一條波瀾不驚的小河, 流過春夏 流過秋冬
正文
寫在轉貼之前：我們一說文革就嗤之以鼻。隻可惜我們的文化早就流著文革的血液。現在，太多的人用文革思維看問題，用文革的手段打擊異己。當習老大的行事成為：握我左手牽你右手，容忍左中右，甚至容許牛鬼蛇神的時候，太多的人不習慣。社會本來就是大舞台，本來就該容許各方登場你上去我下來，下來的還必須以常人來對待。常心常態，壞的被淘汰好的留下來。不搞扶一派打一派，不搞激風暴雨，更不搞踏上一隻腳讓下來的萬世不得翻身。要依靠群眾，相信群眾。至少文革教會了我們許多，它讓我們明白：曆史老反反複複，沒有永恒的對錯。不要再得理不饒人，不要再妄自菲薄顧此失彼；不要今天栽了不忌嘴，明天還栽。
“對國家的治理、對權力的製衡，究竟誰是主體，或者說誰是主宰者，是精英，還是廣大的人民群眾？”文革死刑犯徐正全寫了回憶錄《雪地足跡》，胡平發表了讀後感《他為什麽還留戀文革？》，徐正全對胡平的看法做出了回應，不僅涉及對文革動因、本質怎麽看，更涉及對眼下中國問題來龍去脈的認識
老高按：蛇年春節來臨，在此謹向讀者拜年！恭祝各位平安、健康、充實、快樂！
前十天，我曾經介紹過旅居美國的學者胡平針對《雪地足跡——一個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記憶》（徐正全，中華文化傳播出版社）一書所寫的評論。很快，我就收到了該書的作者徐正全對胡平的回應，這裏予以全文刊載。
武漢的前“文革”造反派頭頭徐正全，一度被判死刑，係獄21年。去年他在香港出版《雪地足跡》一書，我曾經在我的博客上轉發了其自序和回憶錄的片段，也推薦在《新史記》的“史摘”欄目和明鏡曆史網上轉載，以期得到更多有識之士的思考。
胡平的讀後感《他為什麽還留戀文革？》，集中深入分析了徐正全的一個觀點上，即“正是‘文革’，使我們毫無意義的人生有了那麽一點意義，讓我們真正做了一回人，當了一次自己的家。……這是我們人生中唯一的亮點”。
胡平在文中說：
像徐正全這類人留戀文革，他們到底留戀的是什麽呢？
是留戀當時的隨便抄家捆綁打人殺人嗎？當然不是。
是留戀當時的侮辱人格的戴高帽坐噴氣式的的批鬥會嗎？當然也不是。
其實，他們留戀的是，在當時，他們可以寫大字報，成立組織，自辦媒體，挑戰當權派甚至取而代之。其實，他們留戀的那些東西，恰恰都是唯有在自由民主製度下才能得到規範得到保障得到實現。文革期間的所謂“四大自由”和“無產階級大民主”隻不過是自由民主製度的假冒偽劣的山寨版而已。
因此，毫不奇怪，大部分當年的革命小將在經過深刻的反思之後，最終都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我想，如果徐正全繼續學習和思考下去，也會走上自由民主主義。
老高：徐正全並沒有沿著胡平的這個思路往下想。他的思緒涉及更廣泛的層麵，例如，真正的“文革”，究竟是三年、十年，還是十一或十二年？作者認為，文革隻有三年，後麵七八年，都並不是文革，甚至是反文革。
或許有些朋友並沒有怎麽接觸文革史和文革研究，這裏要簡要解釋一下：對文革的時間，有“三年”“十年”“十一年”等幾種不同的看法，而且每一種背後都與對文革本質的一種觀點相聯係：
“三年文革論”（1966年到1969年4月九大舉行為止），強調文革的發生，源於社會衝突——九大前後，大規模社會造反運動被壓下去了，文革實際上就結束了；
“十年文革論”（1966年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抓），強調文革的發生，根子是權力爭奪——“四人幫”被抓，毛澤東和文革派係失敗，文革最終分出了勝負；
“十一年（或十二年）文革論”（1966年到1977年中共十一大或1978年十一屆三種全會），強調文革的發生，焦點是路線分野——從繼續革命路線最終被放棄，中共轉到實現四化的路線，才是文革的結局。
文革史家（包括西方的文革史家）對文革的本質、動因等等，一直爭論不休。上麵所簡述的三種觀點，隻是一種簡單化的說法，三種動因也並不是截然分開，學者們隻是分別強調其中某個側麵，認為其更是文革的主要根源。這些問題爭論至今。徐正全的文章還提出了“對國家的治理、對權力的製衡，究竟誰是主體，或者說誰是主宰者，是精英，還是廣大的人民群眾？”等等值得思索的問題。
徐正全寫了書，胡平寫了書評，徐正全對胡的書評又寫了讀後感……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思想交流和交鋒，有彼此認同，也有彼此不敢苟同。梳理、厘清共識何在，分歧何在，有助於我們深化對“文革”和改革許多現象的認識。
精英之心和草根之腹
徐正全
——在胡平老師的書評後跟一帖
徐正全
胡平老師以學者、名人身份，平等地關注一個小人物的習作，不僅沒有像當權者那樣妖魔化造反派，並且給予了很中肯的評論，胡先生作為學者，自然是言之成理，我自然是受益多多。略感遺憾的是胡平先生隻是從一個層麵來分析我（們）為什麽“留戀”文革，即從人性的層麵來看待幾億人舍生忘死投入文革的動因，認為是青年人為了實現自身價值的一種自我表現欲望。這誠然是一種動因，說實話，沒有“路見不平一聲吼”和不甘寂寞的個性，很難在當時那種白色恐怖下去“強出頭”，也成不了造反派頭頭。但這決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動因。大凡比較自覺投身並深度介入過文革的造反派，都有一個共同的認知，他們之所以造反，主要是對自身所處環境中諸多不公不義之事不滿，有的人還是這種不公不義的直接受害者，出於自尊和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希望自己所處的社會現實有所改變，在“十六條”承諾不抓右派的情況下起而造反，其實質是“不平則鳴”，是人民群眾有話要說，有氣要出，有祈求要表達，這才是億萬人自覺自願投身文革的真實和根本的動因。這也是文革的人民性之所在。
文革發生，其導火索固然是由於毛主席的發動，但將人民發動得如原子彈爆炸一般，則是人民群眾有這種需求，這種需求的成因則是十七年製度設計上的弊端所導致的官民矛盾。十七年來黨內官僚資產階級一次又一次借階級鬥爭之名把普通群眾包括知識分子、一般幹部作為鬥爭對象，傷及一批又一批的人；把人民視為小綿羊、馴服工具，就是把人不當人，“治民”不“治官”；經濟上名為全民所有製，在相當大的多數企業實則是官僚所有製，勞動者無權參與管理和分配，和如今給資本家打工沒有本質區別；廣大人民群眾和各級組織之間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這一切決定了文革發生的必然性，隻是發生的遲早而已。要改變這種“和舊社會差不多”的社會現實，就必然要進行製度設計方麵新的探索，即在一黨執政的條件下，建設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以怎樣的製度設計才能使人民真正成為這個社會的主人，怎樣才能把領導人的權力製約在“為人民服務”的框架內，文革就是這種探索的一次演練，也是毛主席在“窯洞對”中對黃炎培先生承諾的一個兌現。
當代精英們開出一大堆治國藥方，有西歐的，有北歐的，有美國的，還有民國的，不外兩黨製、選票、三權分離、議會製等等，亦即先生所說的“自由民主製度”，以為這一套是全世界社會政治製度的不二法門。西方這一套連他們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或解決不好，如何能搬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就不相信美國人用美元和炸彈在全世界推行的這一條路，全人類必須走，憑什麽？我也不相信在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裏，一個雇傭勞動者拿著一張選票就能獲得民主、自由、平等，哪怕他躋身中產階級是個白領。難道老板能夠對打工者講民主、自由、平等？
毛主席從中國現實出發開出的藥方是：“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文革就是一次發動人民起來監督政府的實戰嚐試。從這個意義上說，造反派投身毛主席發動的這種製度探索沒有什麽輸理的地方，關心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匹夫有責，不應該成為知識精英們的專利。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有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已任的優良傳統，但有些人也確有自視清高的傲慢和偏見，總認為群眾運動，尤其是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群眾運動是違反理性、違反正義的多數人暴政。幾十年來對造反派的妖魔化能夠成功，這些精英功不可沒。像胡平先生這樣中肯的評論（雖然不夠全麵）確實難得，巴老先生、季老先生們把當權派對他們的整治說成造反派對他們的迫害，叫我們真有點啼笑皆非。
胡平老師說我（們）“留戀”文革，這個說法不太準確。正如先生所說，文革沒給我帶來任何好處，連當公司革委會主任也非我所願。相反我被文革打到了九地之下，而改革開放的九十年代我騰身九天之上，雖沒當老板，但也運作著七八家企業，出則奔馳代步，進出“天上人間”，與高官們推杯換盞，用我們的山珍海味換他們的迎來送往，這些在習作《雪地足跡》中有記敘。但我並不留戀那種醉生夢死，也不留戀文革，準確的說，我的習作《雪地足跡》是在肯定文革，當然不是肯定文革的打倒一切、全麵內戰、武鬥、派性以及一切非理性的東西，而是肯定文革的大方向，肯定文革的兩大核心內涵：一是對真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製度的探索，希望摸索出一種優於西方的社會製度；二是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使“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合法化、規範化、製度化。文革作為一場前無古人的製度探索，又是采用群眾運動的形式，即使失誤多多，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改革開放算不得前無古人，國際上經驗不少，又有黨內外精英出謀劃策，尚且要摸著石頭過河，結果仍然失誤驚人，有的失誤甚至是致命的，例如貪腐成風、貧富懸殊、社會動蕩、環境破壞，但精英們也沒有否認改革開放的大方向。
文革中許多背離文革大方向和正確軌道的非理性言行應該否定自不待言，但有些時段有些事件根本就不能算是文革，比方“五十天”（這個概念，今天的年輕人或許不了解了，指的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劉鄧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那段日子——老高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高幹子弟為主的“紅五類”紅衛兵搞的“破四舊”紅色恐怖，“九大”前後長達七八年對文革的反攻倒算，那已經不是文革，而是反文革。文革的核心內容一是製度探索，二是階級鬥爭，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種界定毫無歧義，十分明確，鬥爭的對象既不是一般幹部，也不是廣大知識分子，更不是工人、農民等廣大人民群眾，甚至也不是所謂的“五類分子”，而隻能是黨內資產階級。背離了這個大方向，就是借文革之名行十七年階級鬥爭擴大化、“五十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實，那還能是文革嗎？所以，真正具有人民性質的、貨真價實的文革實際不到三年的時間。“十年文革”的說法是有意把那一段曆史攪成一潭渾水，使人對文革產生完全錯誤的認知，弄得廣大幹部群眾人人擔心，怕文革再來；廣大文革參與者寒心，被醜化得鬼怪不如，一腔熱血付諸東流，還要承擔不應承擔也不堪承擔的責任；廣大群眾灰心，搞了上十年，你鬥我，我鬥你，兩派都錯了，整去整來還是整到群眾頭上。當權派文革中個個“受迫害”，看群眾的臉色行事，官複原職之後彈冠相慶，又開始輕車熟路地整群眾，他們根本就不承認中國有什麽走資派。但是曆史卻十分無情，事過三十年，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現實存在地球人都知道。當局說文革幾千萬人受批鬥、上億人受衝擊，什麽人是操盤手，哪個作的惡，梳理一下“九大”之後那七八年，親曆者應該心知肚明，不就是黨內資產階級對文革清算的結果嗎？有人歸咎於毛澤東，但他老人家如果是始作俑者，何苦臨終前苦苦求告當權者“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文革後造反派被一網打盡，無一幸免，不必怨天尤人，為了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為了自己活得象個人，既然敢造反就要敢作敢當。一個社會如果多數人都有了主體意識、平等意識、自由觀念，那麽任何社會製度的掌權者想不民主都不可能，反之權力將永無邊界。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行動，雖然是在體製內進行的，但其本質就是上述意識和觀念的具體表現，這就是造反派在中國曆史進程中的貢獻，也是造反派應有的曆史地位。
造反派的結局是不幸的，但更不幸的是文革對十七年的弊端不但沒有觸動分毫，這些弊端反而變本加利，愈演愈烈。文革被搞得麵目全非，非理性地看待文革成為認知的主流。其實如果我們靜下心來，不從個人恩怨得失出發，公正地看待真正的人民文革時期（1966年9、10月至九大召開前後），起碼有三條我覺得是應該肯定的：
第一，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人民民主、社會公平正義的啟蒙運動。在中國曆史中，隻有文革時期（兩年多）中國徹底破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尊下卑、民不和官鬥的封建枷鎖，廣大人民群眾能挺直腰杆“說大人則藐之”，切身感受到應有的做人的尊嚴和政治權利，自己當自己的家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而且自由民主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一種像穿衣吃飯一樣實實在在的東西。中國的官吏（或曰當權派）幾千年來第一次對民眾有了敬畏之心，有良知的封建官僚認為“小民易役蒼天難欺”，其實小民一旦有了覺悟同樣是不易役也不好欺的。這種啟蒙的廣度和深度，它的曆史意義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封建意識根深蒂固的大國怎樣估計都不過份，西方的文藝複興、啟蒙運動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假設沒有文革的啟蒙，沿著十七年那條愚民之路走到今天，中國的政治現狀將比現在的朝鮮還要朝鮮。
誠如胡平先生所說，我（們）沒有受到八十年代自由民主氣息的薰陶，所以至今思想還停留在毛澤東時代。言外之意是不是說一個先進時髦一個落後過時？我認為兩種“氣息”、兩個主義在學理上、在實踐意義上各有其價值，分別受兩種不同氣息熏染、懷抱兩種不同信念的人都應該努力互相理解，都應該彼此尊重，這也是自由、平等、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吧？我還想說，要是沒有文革、沒有億萬造反派以犧牲政治生命和血淚的抗爭能有八十年代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嗎？能有八十年代那些新思潮的出現嗎？四五事件中的一首詩說“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已不是愚不可及”，為什麽？不就是剛發生了一場人民文革麽？曆史是有傳承的，人類覺悟的提高和認知的進步同樣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再者說，如果我們中國老百姓尤其是工農大眾，至今仍像十七年中那樣把報紙上的話都當作聖旨，現在精英們提倡的自由、民主憲政、選票，老百姓能關心會討論嗎？更別說不少人響應了。一個社會進步真正的動力，也來自多數人的需求和認知，政治，文化、精神層麵尤其是這樣，沒有多數人的需求，精英們再多的理論也隻能是自說自話。文革客觀上極大啟動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在政治、文化、精神上的需求，當人們處於更關心“飯票”的精神狀態時，你說“選票”比“飯票”更重要有什麽用？知道老百姓心裏想什麽要什麽的精英是人民的精英，反之即使號稱“大師”也不過是幫閑文人。所以精英可以詛咒文革，但不要否定文革對中國百姓的啟蒙效應。沒有文革不會有今天精英的話語權，即使有也是陽春白雪和之必寡。
第二，文革讓老百姓出了氣。毛主席在文革中為老百姓撕開了一個出氣孔，雖然這個氣出過了頭，傷害了一些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尤其是一些本不算當權派的基層幹部，但比起造反派所受的冤屈應該說還是好多了。不管怎麽說，老百姓能出氣總比有氣無處出要好。無論什麽社會製度，隻要有國家就有官民矛盾，這是任何社會的永恒主題，一個一黨執政的國家尤其如此。加之我們的國家又不是政權隻建到縣級，而是一竿子插到底，政權建到了家庭以外的方方麵麵，執政者與人民群眾始終麵對麵，毫無緩衝的餘地。經濟體製上的所謂全民或者集體所有製，這誠然是在這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家實現工業化必然要經曆的高積累階段，也相應地帶來了與民爭利的弊端，使人民根本就無利可言。政府的機構設置又因人設事，結果越管越多，越管越寬，從農民如何種地，種什麽怎麽種，幾時種幾時收，到怎麽生孩子，連農民遇災外出討飯都要管，總之是時時管，處處管，管多了又管不好。這樣一來，官民沒有矛盾也會生出許多矛盾。文革鬧得幾乎不可收拾，皆因官民矛盾所致，人民心氣不順，有話要說，平時沒機會說也不敢說，怕輕則戴帽子、打棍子，重則打你個反革命。文革一來，機會來了，所以才出現上至六七十歲的老頭老太婆，下至上十歲的娃娃，都義無反顧地投身文革。我們的父輩投身文革，應該不是想出人頭地，也談不上自我表現，應該是“不平則鳴”吧，說嚴重一點，應該是“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吧。曆史上大凡太平盛世都被概括為國泰民安、政通人和，何為民安？何為人和？不就是老百姓心平氣順，心中較少怨氣嗎？百姓心平氣順，不但能商商量量辦好事辦成事，更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所在。使老百姓少些怨氣，有了怨氣有通道有地方發泄，才是人間正道。文革就開了一個讓老百姓出氣的通道，隨著文革的徹底否定這個通道也被徹底關死了。於是出現了一個怪現象，現如今老百姓的生活比十七年好上千百倍，雖然貧富懸殊日益擴大，但畢竟雖有“朱門酒肉臭”，卻很少“路有凍死骨”。政治上也不再用一味高壓的方法，官員也比過去親民了。而社會卻成天鬧不穩定，群體事件層出不窮，更可怕的是一旦發生群體事件，哪怕是一場普通的交通事故引起的，群眾的矛頭無一例外直指政府，而政府發布的任何信息民眾一律質疑，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政府說句公道話，包括八千萬黨員。這是為什麽？不就是老百姓心中有氣找不到地方出，一有風吹草動就借題發揮嗎？這種現象對執政黨來說比貪腐更可怕。所以文革讓老百姓出氣的思路（或者說治國方略之一）是可以借鑒的，當然方式不一定是文革。
第三，文革真正治了吏。治國就是治吏，這是封建時代的政治家都懂的道理。美國前總統小布什也說人類至今最偉大的成就是把權力關進了籠子，但他那是自吹，前些時美國人占領華爾街不可謂聲勢不大，可當局理都懶得理，結果煙熄火熄不了了之。再看文革吧，無論你是三公九卿，位高權重，隻要群眾對你有質疑，就必須接受質詢，問題大一點的，態度不好的，則難免被批判甚至挨鬥，就是新上台的造反派新貴們也是同樣的待遇，我在《雪地足跡》這本小冊子中有過敘述。一次我們工代會的三個勤務員（還不是革委會成員）出於禮節，陪來慰問演出的黃梅劇團演員演出結束後吃宵夜，人均標準八毛錢。就因為陪吃，第二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指責質詢，三人乖乖掏錢，還要作檢討。
人民文革那兩年多，當權者不論新老幹部，個個隻能兢兢業業，不敢稍有懈怠，真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哪敢有丁點特殊，更不敢越雷池半步，當官成了一份工作、一種職業，權力被實實在在關進了籠子。這是為什麽？一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人人都能監督政府製約權力；二是有製度保證，即十六條規定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員有無條件接受群眾監督的義務。雖然對權力的製約並不徹底，製度也不盡科學，離形成製度化、常態化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畢竟有了一個開端。如果能把這種多數人監督少數人的做法製度化、常態化，加以完善使其更合理更有操作性，這何嚐不能成為一種製度設計。而西方的兩黨執政、三權分立、議會製等固然有其優越性的一麵，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即從根本上講是一種精英治國的製度，而且這種製約的廣度和深度都難與群眾監督相比，況且往往流於事後監察。而文革中人民監督政府的思路就象警察管理社會治安一樣，它能警之於事前察之於事後，且無處不在，這兩種對權力製衡的理念和方式很難說誰是正版誰是山寨版。
深層次的問題，在於對國家的治理、對權力的製衡，究竟誰是主體，或者說誰是主宰者，是精英，還是廣大的人民群眾？文革的製度嚐試也是希望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在一黨執政的條件下，如何建立一種新型的官民關係。可是精英們對這種探索鄙之為“多數人的暴政”。真是奇怪，多數人監督少數人就是暴政，少數人管控多數人就成了秩序，這實際是精英們追求精英治國的一種理論。
誠然，任何現存社會管你喜不喜歡，終歸是精英治國，這不可避免，人們在別無選擇下接受的東西卻不一定是正確的，所以文革退而求其次，承認精英治國，但讓群眾及其代表來監國，文革中“三結合”的革委會就有點這個味道，但同樣失敗了。文革作為“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的嚐試，作為當權者理所當然要反對，換作你和我，如果成了當權派也一樣會反對。可一些精英們也跟著起哄，說把官員搞得官不聊生，對官員不公平。是有點不公平，但你選擇了當官這個職業，掌握著國家公器，就應該承受這種不公平。曆史和現實都反複證明，如果不把權力關進籠子，官員沒有一點官不聊生的感覺，那多半會是民不聊生。精英們說還是要靠製度，這誠然不錯，但再好的製度總是要人來執行的，所謂經要和尚念，法要官來行，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時時處處警之於事前，察之於事後，製度就是一張廢紙。所以文革作為一場“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的嚐試，不但是建立民主政治的現代國家所必須的，作為一種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治國理念也是有價值的。
文革被徹底否定，得到很多人的認同，這表明文革在當今確實失敗了。但人類曆史的發展進程不同於自然科學的實驗，後者的失敗往往意味著錯誤，而對人類曆史進程的探索，就不能輕率地把一時的失敗與錯誤劃等號，更不能以全盤否定的草率方式下結論，那樣固然簡單省力，但絕對不是科學務實的追求真理的態度。當權者從政治層麵考慮全盤否定文革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知識精英，作為應該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人群，且肩負開風氣之先、啟發民智的曆史責任，更應該以科學的態度理性看待文革。人類對社會製度的探索遠不成熟，這種探索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世界上沒有一種絕對好的製度設計，更不是隻有一座獨木橋可走，一切探索和設計都必須從實際出發，否則斷無出路，探索能否成功根本取決於該社會多數人的需求和認知，而不是任何個人的偉大理想和良好願望。文革探索的失敗根本原因是脫離了很多人當時的需求和認知，真理不合時宜也往往會被判定為謬誤，即使它終歸是真理。在這個世界上真懂文革的人不多，包括我自己，這才是文革失敗的根本原因。正因為我並不真懂文革，所以我不敢曲解它，更不願醜化它，還是讓曆史去作結論。
我學識淺薄，沒讀過多少書，西方的書讀得更少，無任何理論素養可言。憑著良知寫下這一些想法，算是對胡平先生關注我的習作《雪地足跡》作一個求教的回應。希望有機會得到先生的再次教正。
二〇一三年二月一日於漢陽王家灣家中
沒錯，推翻偽共，共產共妻。
謝謝視頻，為了避免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所以人民要起來發出自己的聲音，這點我們達成一致了！
謝謝你的視頻鏈接。
按說我也應該給你回條歡樂的視頻，但是抱歉，俺準備讓你憶苦思甜一次了。
請看鳳凰衛視：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ZnYcrE5058
送你一首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enjoy i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maTNf4YhEs
這三點對文革的總結完全是是非顛倒的胡說八道,第一,文革什麽時候成了人民民主的啟蒙運動,毛為了自己一人大權永握,親自發起文革,發動紅衛兵通過一張大字報先把劉少奇打下台,然後把周圍與他共同打天下的其它老幹部也全打下台,最後是把全國的知識分子打下台,關進牛棚,目的是扶持自己的老婆上位,造反派不過是毛政治鬥爭的工具,毛是最大的獨裁者,造反派敢反他嗎?你們不敢反獨裁,談何是為了"人民民主、社會公平正義",第二,你說文革讓老百姓出了氣,文革的受害者就是全國千百萬的普通知識分子,他們就是老百姓的一部分,他們得罪了其它老百姓嗎?其他老百姓對他們有什麽氣要出?為什麽他們要被殺被辱被踐踏,以這樣的邏輯希特勒讓德國軍人殺猶太人也隻是出氣.第三,文革真正治了吏,文革不但沒有治吏,反而徹底摧毀了吏們的道德規範,看看今官員們史無前例地腐敗墮落,就是文革種下的禍根,文個對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摧毀和踐踏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毛賊的罪孽謦竹難書.造反派不過是毛手裏的猴子,被利用來實現其個人權力欲望的工具,別把自己抬地太高.
其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古希臘式的民主早就玩完了。現在的民主都是各說自話。
到底什麽是民主，你有沒有個明確的說法？
不管怎樣吃飽飯比較容易做到，當年美國黑奴基本上吃飽飯沒問題，而且比大多數中國人吃的好。毛的時候有發生過吃不飽的狀況。
所以你覺得民主就是所有的事要所有的人一起討論，最後根據大多數人的意見來定？
美國的民主製度不是隻選總統，美國總統的權力有限，很多事情要議會決定，還有大法官等機構。另外每個州和城市也都有議會等權力機構。州和市有很大的自主權。美國總統也是長期層層篩選出來的。最後2選1的方式比較合理。你要同時給100個候選人的話，那沒法辦。
奴隸社會你家就吃得飽飯，夠牛的啊。
第二條：大家坐下來討論憲法什麽的，沒結果就是民主；有結果，民主就OVER了。因為那時你就該服從法律了，沒人和你商量事了。比如出兵打誰不打誰，鈔票印多少，你該交多少稅，這些都有人替你做決定，您就不用操心了。您的權利就是4年一次的投票權，被選的那兩個人你誰也不認識，就是看過幾次表演。
第一民主要能保證吃飽肚子。
如果在毛時代搞選舉，誰會當選？你爹還是老毛？
還以為你對民主有什麽高見呢？原來就是一個選舉形式。
你才是SB！如果你爹隻“總統”你一個人，當然隻要你同意，你爹就可以當總統。如果，總統要管理100個人，那起碼要這100人裏的多數同意，授權，才行吧？你這點道理都不懂，還敢上網？你還不是SB？
民主誰古希臘人創造的，如果從古希臘的民主形式來判斷誰是真民主，應該說毛的文革是真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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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敢反毛？毛不是皇帝嗎？
和徹頭徹尾的人禍。否認人類文明的積累以及相關的秩序和權威，那叫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