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別對待'，是一大學問，一大藝術

區別對待是管理的一大藝術。學會區別對待，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門大學問。
 
我們每天都麵對千奇百怪的人和事，如何對待這些對象，考驗著我們每個人的拿捏技巧和應變能力。處理得好，叫友好接觸，友好界麵，是大智慧。處理得不好，不僅自己煩心惱火不順氣，還會給周圍的家庭/同事/集體造成不能挽回的損失。

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區別對待”的重要性。

一是加拿大的兩個華裔教授作假的問題。

滑鐵盧大學是個僅有50年曆史的年輕學府，在加拿大的地位和中國科大在中國的地位差不多，年齡也相仿。你不用懷疑這類年輕學校的實力。那裏的一位華裔教授李冬青/DongQing Li博士，因為和其女博士生Yasaman Daghighi的合作文章，涉及到了不當引用/剽竊他人的研究成果，被校方予以停止教職4個月的處分，並且在處分期間不得使用校內的任何資源。

李本人在校方調查階段，承認文章引用不當涉及剽竊，為此向全校師生作了書麵道歉，並為學校的名譽帶來的負麵影響表示歉意。滑鐵盧大學副校長Feridun Hamdullahpur在一封致全校師生的電子郵件中表示，維持學術誠信是滑鐵盧大學的核心價值，全校師生都有責任維護這個價值，都要尊重這個價值。李博士和他的研究生的行為令學校的國際聲譽蒙上陰影。滑鐵盧大學負責外聯及公共事務部的副校長Ellen Rethore表示，滑大學生一旦被發現剽竊，根據具體情況，要麽取消成績，要麽開除學籍，無論剽竊是否首次行為。為此，Yasaman Daghighi麵臨的處罰是：學校譴責函和開除學籍。

李冬青是中組部引進的國家千人學者，現是浙江大學能源工程學係與熱能工程研究所的教授，大連海事大學輪機工程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另一個加拿大的華裔教授王誌國，他是百年老店Montreal大學心髒病研究所的教授。去年秋天，因為論文中照片作假，被蒙特利爾大學心髒病研究所發現，經過調查，發現他的幾篇論文中都涉及到部分抄襲，因此被勒令走人。這王教授也是中組部的千人學者，目前任哈爾濱醫科大學心髒研究所的所長和教授。

對於兩個作假的教授，不同的學校給出了不同的處理。一個是開除，昭示社會；一個是停職4個月，昭示社會。我認為這兩個的區別對待，處理得很好，都達到了不再給自己學校造成進一步損失的效果。

這裏李教授太相信自己的研究生，被學生的抄襲或不當處理害慘了。學校對他本人申誡而不是開除，已經得到了學校的目的。這裏麵揭示一個普遍的問題：很多教授很少認真檢查自己的博士生的文章就簽字，結果很容易出漏子。還有，很多教授把別的學校送來的學生論文，交給自己的研究生/博士後去審閱。學生說什麽他都信，也不深究就簽字通過了。一旦出錯，教授多年的努力就給吹了。

而王教授就是自己作假，他沒有退路沒有替罪人，隻能他本人卷鋪蓋。對單位來講，隻有這樣才能息事完結。所以，對管理來講，這是唯一的選擇：隻有開除，才能達到治理的目的。

這兩人目前都還是中國的千人學者。網上很多人說，作假沒什麽，海歸到中國。影響很不好。中組部對此也該區別對待。要以最小的成本得到同樣的治理目的。

這個案例對比，完全可以作為管理學的大案例來研究，完全可以登上哈佛的管理學講壇。
   
二是中國的兩個階下囚的問題。

中國一大官員，劉誌軍，官至鐵道部長，是溫總理的紅人。他對中國的高鐵發展可以說不遺餘力，甚有貢獻。但作為部長，不僅自己大貪，而且部下窩貪，罪有不赦，隻能嚴懲不貸，才能滅全社會普遍巨額貪腐的囂張氣焰。嚴懲他，全社會不僅不會反彈，而且全社會大體一致，達到社會治理的目的，對全社會的發展有好處。當然，對共產黨的繼續執政也有好處。

中國另一大官員，薄熙來，官至重慶書記，是溫總理的對頭。他對中國探索新形勢下共同富裕、城鄉結合以及房產稅可以說有一定的實踐和建樹。但作為領導，他不僅沒管好部下叛逃出走，老婆也沒管好。對此問題，要是中央在第一時間能正確認識正確對待，下掉他的頂戴，削為平民，那左右派都不會疑義，社會會同心。從而達到治理官吏、治理社會的大目的。對社會不會造成任何傷害。但一開始，溫總就錯了。他以文革的手段、以“文革複辟”為說辭，不僅給自己製造了敵人，更可恨的是把社會撕裂了。如今，不論你如何羅列罪狀把他投入天牢，還是一樣有太多的人不服氣，並且使中央對社會處於離心離德的境地。重慶已經換了兩茬領導，社科院的研究員最近在重慶做了個調查，有超過66%的被訪者還是說薄熙來好。顯然，中央的處理方式錯了。不僅沒有得到治理社會的效果，而且執政者自己給自己添亂。並且，該報告還說，中國十年來的最大問題就是貪腐嚴重和貧富不均，這是目前社會不穩定的最大因素。而重慶模式涉及的正是反貪打黑和減少貧富差距的再分配問題。所以，報告進一步指出，目前習李要做的就是要響應社會的訴求，繼續走不提重慶模式的重慶模式，那就是繼續兩個中心工作： 一是嚴厲反貪（打黑），二是減少貧富差距（進行工資改革，即財富的二次分配）。你說，是不是很諷刺！

其實，當年先帝處理劉主席和鄧書記的問題，就采用了分別對待。後來鄧大師對待文革運動和反右運動也是采取了分別對待。這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都是折中的、具備一定合理性的處理手段。我們不能用現在去求全責備曆史。如今，隻有理性地對待文革時空，才能正確地反思社會為什麽出現那麽嚴重的偏離，才能避免極左的災害，避免極右的過枉，避免社會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文革走了極端，是錯了；現在的中國又在走極端，也錯了，否則哪來的無官不貪？過去剛反思文革，有人想不通，不敢麵對，百般抵製；如今到了要反思改革，又有一些人不敢正麵，不認存在錯，也竭力阻撓。當前中國社會的最大問題“腐敗泛濫 + 貧富極距”，就是一係列從左的極端跳到右的極端所導致的。這不僅造成共產黨的最大危機，也成為中國社會的最大危機。造成社會矛盾不能解決而且步步惡化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正確麵對文革錯誤的反思，太極端太偏離。現在，我們是該對改革30年的大問題，進行徹底反思的時候了。不僅要嚴厲反貪，而且要大力推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否則，當前社會的尖銳矛盾不僅無解，並且隻能更惡化。
 
這裏我必須強調一下：區別對待，不是說那對象沒有錯，而是在認識他有錯的前提下，用區別對待和手段的不一樣，達到能處理問題、管理社會的最佳目的。僅此而已。

理性地區別對待是大藝術，學會區別對待是社會的大學問。
 

真的假的？        祁誌龍指馬為鹿，說這不是他的“消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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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滑鐵盧大學的李教授造假問題

2012年夏初，李冬青教授和他的攻讀工程學博士學位的學生Yasaman Daghighi因涉嫌剽竊，撤回在Microfluidics and Nanofluidics期刊上發表的一篇有關芯片實驗室製備最新技術。文章應作者要求被撤回；作者在撤回聲明中稱，文章援引麻省理工和加州大學有關誘導電荷電現象的研究成果，未作適當說明，援引的數據也沒提供適當的參考來源。作者在撤回聲明中為自己的疏忽道歉。該撤回聲明被美國學術監督機構—“撤回觀察”搜索到了。麻省理工化學工程兼數學副教授Martin Bazant在撤回觀察上發表了自己的質疑，說整個撤回過程中有許多可疑之處。接著，李冬青便不再任Microfluidics and Nanofluidics期刊的主編。

Martin Bazant表示，自己是在瀏覽2011年科研文獻時，發現2人在Microfluidics and Nanofluidics期刊上發表的上述報告，公然抄襲了自己和同事Todd Squires大量數據，其中許多數據是直接複製和粘貼，連標題都一樣。

 

[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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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炅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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