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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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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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社會裏批評者的責任

(2012-09-27 23:55:09) 下一個

我們現代人，把喜歡評論現實社會現象、問題、觀點的人，都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我覺得這種叫法有點太拔高了。在開放社會裏，尤其在現在的網絡時代，大多數人其實隻是隨意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僅此而已，是和“公共”很靠邊，但和“知識分子”非常地不掛譜。

原來我們說“公共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會給公眾老百姓提供一些專業的知識和泛泛而可理解的分析，給公眾一定的價值參考。例如，早年的李銀河，談現代的性學問題，本來一般老百姓沒性方麵的開放觀念，連大學生都沒有，所以那時候她的評論就給她樹立了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隨著這些專業人員對不同觀念的傳播，多少都改變了社會的認知，觀念，喜好，以及大眾的習慣，以至於改變或促進了社會的發展。當然有好的發展---建設性，也有壞的發展--破壞性。

這裏麵我們看到，公知不是單純的批評者。本來，他們的主要任務應該是評論，談問題的多方麵，談問題各種可能的根源，談問題各種發展的可能性。當然，發表評論的同時，一定會摻涉進自己的觀點和傾向。很多時候自己的觀點還很出格，很不合群，會被大家異議。當年所謂的“不同政見者”，就是對黨的“一元化”，一黨製，公有製等等的疑義表達，被正統或主流們，給表示出來的一個“反叛性”概念，或說一個大“帽子”。現代的人還是帽子工廠，你一表達非主流，馬上就會被戴上“左”或“右”的帽子，這種行為很不“知識”。尤其現在的極左意見者和極右意見者，都很喜歡給人家戴帽子，甚至還用很不文明的詆毀性語詞攻擊之。

另外，評論社會問題，本來是不可以隨意發泄私憤和個人情緒的，更不該簡單地引領周圍的輿論。但現實的困難正好在這裏，我們這代人不僅發表很情緒的觀點，甚至主觀上就在企圖和力催去引領輿論及別人的看法。你看媒體上的那些名嘴命筆，多是口若懸河筆下生花，很多時候不著邊際，把問題搞得很複雜，把很多問題搞混了。同時，把自己的一點看法放大了很多倍，對社會產生了蝴蝶的扇風功效。

這裏應該明白地指出一點，名人在媒體上的很多評論都是不著社會實際的，他們對現狀太不了解，尤其跟底層的大多數對立。例如x名人，離開中國20年從沒回過國，你看他品說中國現狀，給人的感覺就是那麽“道聽途說”，從無自己的分析和觀點，對記者所談的東西就是一個網結 --- 把網上的評語結論一下。給人不痛不癢沒必要的感覺。大多數海外精英都有這問題，不光為反對而反對，為評論而評論，而且實在是天天念一樣的經，連眾徒弟都沒進耳朵。象胡x這個當年的文膽，他的文筆曾經讓多少人羨慕佩服，可現在他主筆的xx，給人的感覺就是天天八卦編肥皂劇，讓人很痛心。大概是為了活著，落人口實了。

公知本來應該基於專業素養給社會一些理性的分析，讓公眾有一線參照，或比較靠譜的意見。可現在，一說誰是“公知”，就快和“不靠譜”等意詞了。很貶義。

造成公知汙名化的最大原因，就是評論者對社會的現狀不了解，跟現實的脫節。當年說要到工農中去學習，到現實中去實踐，這個道理其實是一項普世價值。你看大學裏生物係畢業了，不會做實驗，到單位需要大專生來帶。這個很諷刺的現象在各行各業都普遍存在。公知的批評和評論也一樣。

我認為，大陸人公知在國外的變化是從y2k開始的。那之後中國的發展很快，海外的輿論失去了支點，就是說失去了指導的意義和價值。這是很明顯的。你不僅不能引導中國的發展，還成了阻力，誰會聽你的說教。很多觀點與中國社會的發展背道而馳，怎麽會有市場。恐怕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評論。

另一次的大變化是2008年，那是個大轉折點。北京奧運後，國家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同時金融危機的爆發對西方社會造成極大傷害，西方原來很多被認為主流的東西，開始被現實殘酷地批判了，至少被民眾質疑了，那對影響力高速上升的中國的評說，就顯得更加無力。

還有，就是國內的變化。國內的人富有了，就開始有了更多的要求和期許，很多人就開始關注和思考國家層麵的問題，他們對現實的體會，對細節的了解，使他們看問題很透徹，很到點子。反之，所謂的公知們高高在上，跟老百姓的主體相左，看法多經不起推敲。所以，很容易被非議，被邊緣。

這幾年，國內房價上漲，醫療難，學費貴，生活成本急升，貧富加大，讓老百姓、公眾的幸福感不升反降，醪糟滿腹，怨氣漫延，尤其年輕人的反叛更甚。所以很多學生很多年輕人開始在網上批評社會，揭露弊端。相對，原來的公共知識分子，觀點不“新奇”了，在公眾中的影響力也就平談不稀奇了。

其實，這是好事，說明社會進步了，說明公眾的公民意識普遍了，不再靠一兩個精英說事了。建立一個公民社會的基礎，就是全民普遍的參政意識的提高，大眾對政治、對政策、對問題的很關心。如果有一天，連老太太小孩子對問題對事件，普遍都有自己獨立的說法說詞，那這個社會就離民主法製的實施不遠了。公民的意識是公民社會建設的根本基礎。

所以說，公知們不要沮喪，不要覺得社會不理睬自己了，反而應該感到欣慰，說明社會發展了。你當年品頭論足，不就是希望自己的國民有這麽一天普遍能覺悟嗎？現在年輕一代普遍不滿意社會，是好事，說明他們在思考，不再人雲也雲。即使他們的觀點不成熟，有過激的反叛，我們年輕的時候不也這樣嗎？過去是少數人思考，少數人反叛，多數人不思考很主流。現在是多數人思考，就不再是反叛了，反成了主流。這是國家軟實力發展的基礎，是社會發展的第一標誌。

在國家的年輕一代普遍思考的時候，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用還是有的。但你必須更加努力，必須與時俱進，你不聯係實際，不深入探討，你就不會有進步，就會被淘汰，不進則退。麵對年輕人的熱烈和尖銳的品論，你不能再去單純地尖銳和批評，當然更不能過激和理想化。你得更加理性，更多思考，更把握大方向。

這裏麵就涉及到公知的兩個基礎，一是理性，二是素養。這兩個就是多看，到民間多走多看，到群眾中多讀多看，不是一味地去看那些所謂的著名公知的文字。而是去現實中大眾挖掘問題，挖掘曆史，武裝自己，那樣才會消減無知，消減情緒化言論，提高辨別力，提高公信力。同時，推動年輕人向成熟發展，也是現代開放社會裏公知的責任和作用。

現在有一個相反的很不好的現象，公知們偏向於某個特定的價值，例如普世派，有點理想化極端化，什麽都要西化，非要中國一下子西式體製。君不見，即使現在中國的改革步步為營，結果還是很多本來好的東西越改越不好。對此，這類公知也視而不見，至少裝聾作啞，選擇性不說話，甚至還結成一個小圈子，鼓吹幾個人的看法和觀念，有時還用謾罵譏諷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見者。表麵上他們很反文革，但自己的手段卻很文革很語言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