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華慶祝建校百年,政治局九位常委去了六位,贏足了麵子。劉道玉給清華的公開信中說,清華百年校慶沒有擺脫「大造輿論,邀請名人捧場,極盡評功擺好之能事」的窠臼,缺乏反思環節。
清華最引以為傲的不是學術成就,而是作為高官的搖籃,令如今政壇有「大清帝國北大荒」之說 -- 最多的高官、最多的高考狀元、最多的出國者、最多的當今中國CEO、...... 但最殘酷的反右和文革,將第一任清華學堂校長周自齊夫人打死並殘酷地革下頭顱,確是清華曆史最黑暗最恥辱的一頁。
如今的清華,仍然刻意迴避反右、回避文革,不反思、不批判,仍然一味歌功頌德,仍然留著舍我其誰的文革左派情結。即使今天,清華仍然不敢提1911年清華學堂的第一任監督周自齊,因為怕人想起他的夫人王喜順是被清華人打死的、再用菜刀砍下了頭顱;即使在今天,不論清華的官方、還是清華的民間根本不提文革中清華非正常死亡人數和名單,也不見王喜順的名字;即使在今天,清華對“鉈”案仍然忌諱如深、根本不予自己的學子找出被毒的答案.....
2。錢偉長一生在清華園生活和工作了44年,逝世時清華網頁沒有披黑紀念
錢偉長一生,離不開蔣南翔。如果沒有蔣南翔,錢偉長一生會少了許多蘊含辛酸的傳奇故事:穿著周總理的鞋出訪美國;56歲的科學家當上爐前工; 國家科學規劃的主要執筆人變成技術革新能手;中國近代力學奠基人設計了大型水壓機和熱處理車間及其設備;中國唯一一位終身任職的大學校長;未讀大學的高中畢業兒子成為中國頂級數碼影像權威…….
錢偉長與蔣南翔天生有緣。
他們是江蘇同鄉。一個1912年出生在無錫,一個1913年出生在宜興。
他們是清華校友。在同飲太湖水19年後,又相跟著於1931年和1932年考入清華,假如不是錢偉長一報到就轉讀物理係,二位還會在同一個文學係裏攻讀學業。
他們都是“一二九”熱血青年。1936年,共產黨員蔣南翔撰寫了那句已被曆史記載的人們熟知的“一二九”抗日救國宣傳名言:“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而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錢偉長則身體力行,與20多名清華同學組成自行車隊奔赴南京,沿路進行抗日救國宣傳。
在隨後的年月裏,他兩雖一個投身革命,輾轉全國,成為青年工作的領導者;一個科學救國,遠渡北美,成為享譽全球的力學家。但獻身新中國建設和教育事業的共同理想,使他兩在10多年後,一個放棄有望進入中共領導層的青年團要職,一個舍棄海外優裕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異途同歸清華服務於母校。 1952年10月錢偉長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教務長,1個月後蔣南翔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兩個熱血校友共聚母校,本應是珠聯璧合的一對好搭檔,把清華這所眾望所歸的教育聖殿,掌管得有聲有色。然而,事與願違,就在他們再度相聚於清華園的4年後,雙方爆發了一場關於教育體製的龍虎之爭。爭論的結果大家已知,不僅錢偉長蒙受22年苦難,也使得他們共同珍愛的母校和中國教育蒙受了巨大的損失。以致在過了50年、國家大發展後,還會有難解的針對教育的“錢學森之問”問世?!
那場爭論的焦點是清華大學的培養目標,也是後來中國的教育目標問題。
蔣南翔的觀點十分清楚:清華培養的應是工程師。他說:
“現在清華大學必須解決的一個最根本性的問題,我認為就是要在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取得大批地培養具有高度技術水平和政治質量的新工程師的實際經驗。” 、 “清華過去的工科畢業生並不能馬上擔負工程師的工作,一般隻能當技術員或見習技術員。今後我們不能再滿足於過去的水平或僅僅比過去稍高一點的水平,而是要把學生的業務、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提高到清華畢業生都能擔任獨立解決生產中實際問題的工程師的任務。”
這裏,蔣南翔就“工程師”的規格明確了兩點:不當技術員或稍高一點的技術崗位;能獨立解決生產中實際問題。也就是說,清華畢業生來到工作崗位之日,就能勝任工程師的工作。
為了達到培養高水平工程師的目標,隻能窮盡可能地將專業劃分得細而又細,進而在專業的基礎上,再劃分專門化;隻能是最大限度地將專業課程設置得完備再完備;隻能是包羅萬象地將工程師工作所急需的招數、技能傳授得無一遺漏。如此這般的後果,使學生不堪負重,教師不堪負荷,基礎課被擠占,學生知識麵狹窄,知識基礎單薄。
新中國的清華,不隻是一所大學,它是新中國工科大學的標杆,它的辦學模式指導全國。於是當時,一股否定歐美式教育製度而移植蘇聯教育模式的大規模院係調整在全國鋪開。鋼鐵學院,冶金學院,地質學院,航空學院,鐵道學院,礦業學院,石油學院,土建學院、糧食學院等蘇式單科性專業學院紛紛脫離原隸屬的綜合性大學獨立。
錢偉長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做研究4年,加州理工成功的理工合一的教育體製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針對理工分家、專業過細、知識狹窄、忽視基礎、知識單薄、課程繁重的事實,錢偉長對蔣南翔的辦學觀點提出了質疑。他說:
“高等工業學校的培養目標是工程師的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但高等工業學校必須給學生打下一定的理論知識基礎,訓練學生在一定範圍內獲取新知識的能力,為將來成為一個工程師做好準備。”
“堅決貫徹‘學少一點,學好一點’的原則,把學習時數大大削減,加強基礎課的教學,削減和合並專業課,取消專門化設置……從各方麵來為培養和鍛煉學生獨立工作能力創造條件。”
“必須下定決心加強基礎課……基礎課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基礎打結實了,可以‘舉一反三’……應當合並(基礎)課程類型,應當讓最有經驗的教師來教基礎課。”
顯然,五十多年前發生在清華園裏的這場龍虎鬥,不是口號之爭,不是文字遊戲,而是關係著如何培養和培養什麽樣的人才,這一亙古以來的國之要務。
1957年1月23日,清華大學校刊《新清華》轉載了《光明日報》題為《錢偉長談高等工業學校的培養目標問題》的采訪報道,並加了《編者按》。
有兩點甚是觸目:
其一、《編者按》說:“這篇談話,是錢偉長同誌作為個人意見提出的;發表之前也未經他本人審閱,所以還不能精確地表達他的見解”。
眾所周知,當時的錢偉長,是身兼全國人大代表、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務院規劃委員會委員、全國青聯常委等28種職銜的公眾人物。作為清華大學校刊的《新清華》,竟然把自己的教務長、副校長涉及“高等工業教育的根本問題”的、而且是“不能精確地表達他的見解”的意見公諸於眾,並且號召全校教師就此 “百家爭鳴”,豈不太過著急?
其二、《編者按》說:“錢偉長同誌提出了一些高等工業教育的根本問題:如對過去教學改革的估計”。
詳讀錢偉長的那篇訪談,除了“培養工程師的想法是不現實的”這一結論性意見外,其餘文字,盡皆“專業”、“學時”、“基礎課”、“專業課”、 “實驗課”等等,有的還十分具體甚至瑣碎,全然沒有對教學改革作抽象的評價;其文字立意,也都是在這些技術層麵上,根本無法解讀出“教學改革的估計”這類更高層麵上的含義。
經曆了1955年的那場震顫人心的反胡風運動,人們對報刊的“編者按”都異乎尋常地在意。《新清華》作為校刊,其《編者按》不僅引人注目,其效應,用轟動乃至爆炸來形容都不過分。特別是當期《新清華》配發的一篇文章—《機械製造係教研組主任座談的意見》,更令人望而生畏。 這篇文章的篇幅一倍於對錢偉長的訪談,文中幾乎將隨後許多年裏司空見慣的上綱上線大批判手法盡皆用上。現錄2句:
“按國家的需要有計劃地培養出大量能迅速擔負起實際工作的工程師,正是蘇聯教育製度區別於資本主義國家教育製度的最根本的一點”;
“我們堅決地學習蘇聯先進經驗,進行教學改革,這是正確的道路,而且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注意,誰對培養工程師的目標說三道四,則是反對學習蘇聯和回歸資本主義! 姓社還是姓資,在當年可是嚴重的兩條道路鬥爭。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就是反對和防止複辟資本主義。
敏感的清華人從1957年1月23日的《新清華》嗅到氣息:分歧已久的蔣校長對錢副校長開始發招了!
曆史事件的發生發展首先取決於當事各方的觀點,但不可否認的是: 當事人各自的性格特點,也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事態的發展。錢偉長的少年氣盛、詞鋒犀利、快人快語和蔣南翔的執意執著,催化了這場爭鬥的進程。
關於錢偉長的性格特點,從兩位長者的日記中,可以找尋到蛛絲馬跡。1946年9月梅貽琦自重慶飛抵北平,住騎河樓清華同學會,會見了許多清華校友,其中於10月3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晚飯李劍秋備饌,仍在何(汝楫)家,馬約翰偕其二女已搬住校內,相見甚歡。錢偉長似頗能飲,但稍嫌少年氣盛耳。”另一則,是浦江清教授1949年1月17日的日記,其中有這樣的文字:“下午出席教授會……錢偉長提出責詢學校美金賬目……詞鋒犀利,馮公 (馮友蘭,時任清華校務委員會主任)大窘。”
正是這樣的“少年氣盛”、“詞鋒犀利”,使得錢偉長在蔣南翔的發招麵前沒有三緘其口。蔣南翔發招不久,錢偉長的《高等工業學校的培養目標問題》一文就見於《人民日報》第6版。 錢偉長接招了!
在這篇文章裏,錢偉長提出:假如將工程師定為高等工業學校的五年培養目標,則必然導致“四過”與“四不”諸弊端。“四過”者:目標過高,課時過多,專業過細,負擔過重;“四不”者,基礎不牢,能力不強,就業不易,效率不高。因此,錢偉長肯定地說:“工程師是我們高等工業學校的培養方向,但是不能作為五年的培養目標。”
錢偉長在文章裏還寫道: “國家是不是要求高等工業學校的畢業生出門就當工程師呢?顯然並不是這樣。”這豈不是把蔣南翔培養工程師的苦心孤詣指稱為自作多情?
相對錢偉長的快人快語,蔣南翔的執意執著更為深沉。蔣南翔主政清華園後,對身邊的校級領導經常發出這樣的警示語:要有政權意識。自然,不能由此推論蔣南翔要把校務與政權相等同,但僅僅“意識”兩字,在當時恐怕已經是領導潮流的了。政權者,階級統治,階級壓迫也。政權的得來,靠的是艱苦卓絕的鬥爭,是浴血奮戰的犧牲,是槍杆子對槍杆子的撞擊,是處心積慮與處心積慮的周旋……作為職業革命家的蔣南翔,受命執掌清華之後很快提煉出這樣的警句,他強烈的責任心與誓在必勝的使命感可見一斑。
其實,早在1953年3月2日,到校僅僅3個月的蔣南翔,就對清華大學全體教師黨團員講了一次話,這次講話展現了他作為政治家校長的治校宗旨,當然也決定了清華以政治為主體的辦學風格。在講話中蔣南翔處處突出政治解剖了清華物理學教學大綱的缺陷:“這個大綱一方麵在量上與我們的學製不適應— 太多。另一方麵,在質上,又減去了物理學的重要部分—列寧對於唯心論的批判。”針對清華教授在學習蘇聯中作表麵文章的現象,蔣南翔說:“過去張之洞提出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認為孔孟之道是世界無雙的……現在教授中,有類似的情形:‘以英美為體,蘇聯為用’。他們不動自己的舊體係……”言簡意賅,寥寥數語,揭示了問題的本質。蔣南翔進一步教導道:“一方麵離不開他們,這要團結;另一方麵我們不能完全按照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來教育學生,這要鬥爭。放棄了鬥爭,即離開了黨的路線。”
遠者,高屋建瓴。出於對母校的認識,蔣南翔深知,要完成對她的改造,最可靠的保證在於自己培養的新生代的出現。於是果斷地提出兩大方針:“留成績最好的同學作助教……把業務好、政治好的黨團員留下……使新生力量成長起來”,“成立政治輔導處……輔導員要抽調成績最好的同學擔任”。
1956年5月清華召開了第一次黨代表大會,蔣南翔的發言裏有這樣一段:“我們學校好比一艘大船,它已經走完了第一個航程,開始轉入另一個陌生的新航程;而此時風浪很大,航線要摸索,船的發動機又出了故障,於是使人感到‘茫然’、‘模糊’、‘動蕩’、‘前進遲緩’……在這種時候,我們最重要的是不能驚慌失措……這時必須更加堅定我們前進方向的正確,動員一切力量,發揚謙虛謹慎和堅韌的精神,克服各種困難,為這個方向而奮鬥。”這一發言透露了蔣南翔的堅定、堅強和艱辛。必須注意的是,這次代表大會的成果對於清華今後的發展是舉足輕重的。蔣南翔被選舉為黨委書記,清華的領導體製自此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
錢偉長所麵對的就是這樣一位對手。現在無法判斷,錢偉長是否屬於蔣南翔所指的“出了故障的發動機”。 錢偉長時任教務長,是校務委員會和校務行政會議成員,算作發動機也無不可。但錢偉長不是黨員,是年10月,還升任副校長,因此不算的可能性大。不過無論如何,兩個熱血校友異途同歸共聚母校不到4年,就結下怨結。
中國那些年的政治氣候也不知道是怎麽啦,1956年還是乍暖還寒,來年剛剛入春,就已經熱烘烘的了。在這樣燥熱的空氣中,錢偉長不一而足地快人快語下去……1957年5月17日新華社記者朱繼功采寫的《錢偉長語重心長談矛盾》在《人民日報》第七版刊出。這篇報道的副標題,是“我是老清華了,但這些年來,當家作主的味道越來越稀薄了”。隨著“談矛盾”的刊出,這場龍虎之爭的要津漸漸浮出水麵。
下麵把錢偉長所談的“矛盾”與蔣南翔主管清華幾年來的所談所論做一個對比,領略一下當年針尖對麥芒的意象:
蔣南翔:
“清華大學是從英美資產階級式的舊大學改造發展起來的,在學校的各項工作中日益增強和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領導,這是勝利完成教學改革的最重要的保證。”
“怎樣來加強黨在整個學校中的領導作用呢……學校中不應再有黨和行政相互分離的兩個領導中心,而須建立全校統一的領導核心。”
“現在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期,在教育改革的戰線上存在著劇烈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低估和削弱高等學校中黨的領導作用,是極端有害的。”
錢偉長:
“我是老清華了,一向是敢說敢做的,但是這些年來,當家作主的味道越來越稀薄了。許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為有另外一條線(指黨的工作)總是比你走得快。”
“我隻參加了兩頭工作:事情還未作出決定前提意見,決定以後就保證執行。姑且稱它為‘進口’和‘出口’。究竟問題是怎樣討論的、布置的和決定的,這些關鍵性的問題就茫然無知了。”
“每當開會決定學校裏的一個重大問題時,總是由黨內負責幹部介紹一下情況,問題分析得很全麵,誰也不會投反對票。就這樣順利通過了。”
蔣南翔:
“對現在的教師來說,馬列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他們還未建立……不能完全按照他們的麵貌來教育學生。一方麵離不開他們,這要團結;另一方麵,我們也不能按照他們的麵貌來進行教育,這要鬥爭。放棄了鬥爭,即離開了黨的路線。這是領導問題。”
“對於老教授我們要團結他們,向他們學習業務,但政治上我們要幫助他們、領導他們,這也是他們最大的利益,也是我們的責任,否則,說明我們黨性不強。”
“對張子高、施嘉煬這些老教授,請他們參加校務委員會,在畢業典禮上請他們上台,講講話,他們覺得對他們很尊重,對穩定情緒有一定作用。”
錢偉長:
“在高等學校究竟應該依靠誰?應該主要依靠老教授。”
“學術、教學上的重要問題應該由老教授來領導,老教授在某門專業上應該站在權威的地位,助教升講師、講師升教授也給老教授以絕對的決定性權利。”
“校務委員會實際是形式主義的東西,並沒有發揮黨外人士的作用。”
蔣南翔:
“今後清華要解決師資的困難,必須正確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團結改造清華原有教師,一是有計劃地大膽放手地培養新的師資。”
“年輕助教和講師,論資曆不如老教授,但我們打破舊規支持他們,讓他們當係秘書,實際上起助理係主任、副係主任的作用,行政上開會也找係秘書一起來。有時先告訴他們領導上的方針、意圖,有意識給他們以便利條件,使他們更好地負起責任。”
錢偉長:
“我不讚成蔣校長的說法:‘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發揮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養青年教師’……這話表麵上看起來似乎很全麵,實質上這個全麵是為片麵服務的……如果把老教授同青年教授擱在同等地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戲’。”
蔣南翔:
“我們對學校中的教師和工作人員,一概采取團結和尊重的態度……但是必須說明,關於全校教師和工作人員的團結,我們認為必須適當地建立在馬列主義的思想基礎上,並不是無原則的一團和氣。”
錢偉長:
“清華總是對教授持懷疑態度……清華大多數係和教研組主任沒有真正地當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物工作中。”
“往事,似乎是值得留戀的……現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繃起麵孔來辦公事。特別是師徒關係不融洽……你要在學術上幫助他,他卻抱著懷疑、批判的態度來學習,甚至還要鬥爭你。”
蔣南翔:
“清華大學的中心工作,是進一步深入教育改革和學習蘇聯經驗,來實現為國家培養工程師及高等工業學校師資任務。這就要求清華黨的組織,不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動中發揮作用,而且必須在經常的教學工作中發揮作用。”
錢偉長:
“我還是要談我的看法。我反對大學畢業生就是工程師的提法,大學學習不過是打個基礎,真正的學習是從生產實際中開始的。”
這些話語的對比,終於揭示了這場龍虎之爭的許多本質的東西,諸如領導體製、依靠力量、教授作用、傳統繼承、學術氛圍乃至人際關係等等。這裏,沒有了事務性的糾葛,沒有了詞語性的修飾,有的是原則與原則的相對立。
幾年來的感受使錢偉長似乎悟出這樣的道理,僅僅討論諸如課程設置、學時安排等等方麵的問題是無濟於事的。蔣校長不是梅校長。為了自己所鍾愛的清華,錢偉長隻得在更深的層次上,快人快語一番了。
對於蔣南翔來說,僅僅在課程設置、學時安排、培養目標稱謂上持有歧見的人,還屬於可以爭取或者挽救的對象;而“依靠教授”、“教授領導”這些問題,則是根本不容談論的了。在蔣南翔的心目中,政權更迭前的清華實行的不就是把“依靠教授”、“教授領導”推到極致的“教授治校”嗎?結果治出的不就是一所“打著國恥烙印、適應美帝國主義需要的封建買辦的貴族化學校,一所親美、崇美、媚美的典型的資產階級大學”嗎?
果然不久,蔣南翔在題為《反右派的鬥爭保衛了黨的領導保衛了清華大學社會主義方向》的反右鬥爭總結裏,給了錢偉長以明確的回答:“錢偉長是全校右派的旗幟,不僅在學校中是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在全國也有相當廣泛的影響,他是章羅聯盟中六大教授裏最活躍的一員大將。過去他運用兩麵派手法,曾經欺騙過許多黨內外教師和學生,這次在運動中混水摸魚,顯露了原形。”
錢偉長劃右派以後的遭遇,不需本文再說。這裏,再介紹幾個鮮為人知的小插曲:
錢偉長就理工分校問題,曾向蔣南翔叫陣:“在大操場劃一條線,相信絕大多數會站在我一邊。”當時清華“物8”全班站在錢先生一邊,幾乎全班成右派。
反右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黨組書記的張勁夫專門找到蔣南翔,請他不要定錢偉長為右派, 因為當時錢偉長還兼任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的副所長,但蔣南翔不聽。
蔣南翔對錢偉長等清華右派教授毫不留情,但他對“右派學生”,卻仍然保持著父親般的溫暖。他曾找來“右派學生”,發誓清華會100%地努力團結他們,對他們仍然“望子成龍”。對“右派學生望子成龍”這句話,讓蔣南翔在文革中吃盡了苦頭。
錢偉長之子錢元凱是當年北京四中“明星級”的學生,學習成績非常優秀,且在思想品德、體育鍛練、課外科技活動等方麵均表現突出。 1958年盡管在高考中取得了華北考區總分第二名的好成績,卻依舊名落孫山。那時考生的政審結論必須就是否能錄取簽署意見。撥亂反正查出檔案,在他的高考檔案批有“大右派錢偉長之子,不予錄取”的字樣,而執筆批字的就是蔣南翔。
文革中錢偉長被送到到首鋼做爐前工,他曾發表勞動體會說:“工人階級真偉大,他們從不在自己的勞動成果鋼錠上寫上自己姓名,而我遠不如他們,寫書一定要落上自己的名。” 錢偉長這段話成為當時臭老九被工人改造好的典型例子。
文革後錢偉長的右派遲遲得不到改正,在清華的日子不舒暢,表達了想離開清華去南方發展的想法。華中工學院院長朱九思有意讓賢請錢做院長,但錢偉長說:“要我到蔣管區(蔣南翔時任教育部長,華中工學院是教育部管院校)中去任校長,這是不可能的事”。錢偉長由此與華中工學院結緣,其女錢開來 1979年考上華中工學院力學係,後到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留學,筆者在華中工學院力學係讀研時目睹過錢先生與她女兒在校園漫步。錢偉長到上海工大做校長後,好幾個博士生都來自後華中工學院力學係,如周哲瑋、王蜀、邵仁興。
蔣南翔的師妹韋君宜晚年回憶說:蔣南翔是好人,但有些事情我沒有想通。韋君宜指的是,在所謂“反右”鬥爭中,蔣南翔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把清華黨委第一書記袁永熙、副校長教務長錢偉長、水利專家黃萬裏打入十八層地獄,而且事後也不願向這些曾被他冤屈的同事和教授賠禮道歉。而1979年中國文聯第四次文代會期間,周揚在作協代表大會作了長篇發言,主要是檢討自己過去的左傾錯誤。他誠懇地向過去被他粗暴傷害的好同誌,如丁玲、蕭軍、艾青、羅烽、劉紹棠等,賠禮道歉,引起全場熱烈掌聲。
1988年蔣南翔逝世。他再也沒有向錢偉長道歉的機會。7月30日錢偉長逝世,上海大學和錢偉長擔任董事長的暨南大學網頁同時披黑,以示悼念。從7月30日到8月7日,作者一直期望著清華大學網頁同樣披黑,那怕隻在8月7日錢偉長遺體火化時隻披黑一天,用此方式代表已故老校長向錢偉長的在天之靈道歉懺悔。因為此時的錢偉長雖是上海大學校長,但我想直到他永遠閉眼的那一刻,他對清華仍夢牽魂繞,如果在“上大人”和“清華人”之間隻能抉一,他會毫不猶豫選擇“清華人”。這不僅是因他在清華園生活和工作了44年,在上大隻工作和生活18年。而是清華集結著錢偉長一生太多的夢與情。但是,我失望了!
蔣南翔能在天堂向與他再度重逢的錢偉長道歉嗎?
曆史與現實:校長的紀念牌在建國後不知去向
清華的第二任校長唐國安1913年8月去世。為緬懷他的功績,清華為他鑄了一塊紀念銅牌,鑲在工字廳入門的東壁上。後來因政治不正確被摘,如今仍不知去向。
歪打正著,清華如今在珠海的科技園,就建在唐國安的老家唐家灣,也算老天給與的紀念吧。
1901年八國聯軍侵華,清政府被迫簽署《辛醜條約》,賠償八國白銀4.5億兩(即當時中國人每人賠一兩),史稱庚子賠款。後來美國同意將賠款部份退還中方,建立基金,逐年退還,用於人才培訓。清朝遂以此款於1911年創辦了清華學堂。
民國政府遷台後,時任清華校長梅貽琦前往美國處理清華基金事宜。1956年,台政府在新竹建清華學校,後改稱清華大學,庚子清華基金繼續向台灣清華付款。現在由台灣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代管的庚子賠款基金之紅利和利息,仍然每年將庚子賠款支付給新竹清華大學。
新竹清華校長陳力俊說,新竹清華每年還收到來自美國的庚子賠款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