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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 對 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許小年 的訪談記要 〈一〉）
邢少文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許小年一直在不斷地抨擊全球範圍內的政府救市方式，批判凱恩斯主義思潮，同時否認中國存在金融危機，認為中國根本不需要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而縱觀其多年來的言論，無不在反對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幹預。在國內經濟學界，他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敬璉都給外界留下了市場經濟堅定信仰者的印象。
今年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公布以來，各種關於中國經濟會否二次探底，政府是否該出台二次刺激政策，貨幣政策是繼續放鬆還是緊縮，中國經濟何去何從的討論也甚囂塵上。本刊為此對許小年教授進行了專訪。
曆史的教訓
《南風窗》：當大家都在談論金融危機的時候，您認為中國不存在金融危機，當政府出台擴張貨幣政策的時候，您否認刺激政策的必要性，那您如何看待目前關於中國經濟是否放緩，中國所受金融危機影響何時過去，是否需要二次刺激這樣的討論和擔憂？不管有沒有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本來的結構性問題都會導致二次觸底？
許小年：我對這些熱點問題沒有太大的興趣，這樣的討論是舍本求末。學界爭論這些東西，因為他們以此為生，有了凱恩斯主義以後，學經濟的人算是有了就業機會，能混碗飯吃，分析分析經濟形勢，給政府出出招，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怎麽操作啊之類的，但這些問題根本就不是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當前的關鍵所在。
美國政府搞了經濟刺激，現在怎麽樣？一樣是二次探底。現在美國的新房開工率已經二次探底了，房價回升後也二次探底，失業率高居不下。奧巴馬政府采取所謂凱恩斯刺激方案，它的作用就像興奮劑，現在藥勁過了，而病人的根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二次探底不可避免。凱恩斯主義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發燒了潑冷水，溫度低了蒸桑拿，不問體內的病灶是什麽，如同江湖郎中。
《南風窗》：病灶是什麽呢？
許小年：美聯儲在貨幣政策上犯了重大的錯誤，這是人們公認的。從2001年開始貨幣政策過於鬆寬，偏離了泰勒法則，基準利率長期保持在低位，資金太便宜，鼓勵借錢，美國的家庭、企業和金融機構過度負債。危機之後，美國人不得不削減負債，這就是我們講的“去杠杆化”過程。在“去杠杆化”未完成之前，財政刺激帶來的複蘇是暫時的，不可能持續，政府一旦停止燒錢，經濟就又掉下來。
《南風窗》：如果凱恩斯主義解決不了問題，為什麽眼下它仍然很流行呢？|
許小年：現在的情況和上世紀20~30年代的“大蕭條”非常類似，在“大蕭條”的早期，人們處於恐慌的狀態，華爾街崩盤了，能夠挽救危局的看上去隻有政府。當年西方的知識分子跟今天是同樣的心態，認為市場本身存在問題，需要政府幹預。有些人在悲觀絕望之餘，將蘇聯視為希望和榜樣，因為計劃體製下的蘇聯經濟避免了“大蕭條”。有些人走得更遠，甚至鼓吹向納粹德國學習，因為在集權政府的強力幹預下，德國經濟很快就恢複了。針對這種思潮，哈耶克寫了《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他警告世人，為眼前救急而放棄市場經濟的原則是危險的。德國人很快以他們的實際行動教訓了西方各國和知識界，人們這才發現哈耶克是對的，一個不受約束的強勢政府意味著戰爭和奴役，而凱恩斯主義的危害正在於助長了政府的強勢。
今天西方也是病急亂投醫，一個現成的郎中就是凱恩斯主義。西方不少人對中國的應對政策大加讚賞，就像當年在蘇聯那裏看到希望一樣，這不是荒唐可笑嗎？改革開放的中國怎麽能和舊時的蘇聯相提並論呢？
《南風窗》：中國也在采用凱恩斯主義的救市方案，這和其他自由經濟體相比，有著怎樣的區別？所造成的影響有什麽不同之處嗎？
許小年：救什麽市啊？西方的房子著火了，大廈要燒塌了，隻好靠政府滅火。我們的房子沒著火，金融體係基本上是健康的，沒有係統崩潰的危險，你慌什麽呀？你學著美國人拚命潑水，到處撒滅火劑，幹什麽呀？我們的問題是經濟結構失衡，財政刺激、貨幣政策治不了結構的病，凱恩斯主義用在中國是文不對題，莫名其妙。
發展模式的固化
《南風窗》：曆史在重複。靠政府主導的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結構失衡的問題也說了很多年了，危機一來好像又把這些問題拋在腦後了。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改變的難點在什麽地方？
許小年：傳統增長模式有著深厚的製度基礎，現在的經濟和政治體製不變，增長模式就不會變，投資拉動、政府主導就不會變。轉變發展模式，必須推動改革，在經濟、政治體製上取得實質性突破。
近些年，改革停頓，甚至出現倒退，打著改革的旗號，擴大和鞏固政府部門的利益，原因在哪裏呢？我們陷入了改革的兩難困境——改革需要政府來推動，而改革又要觸動政府的利益。這就是難點所在。
我們的改革早期是自下而上的，安徽小崗村的農民首先發動農業改革，農村改革不是政府規劃的，而是在民間自發產生的。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看到了民間對舊體製的突破，及時地承認了民間的創造，以政策和法律的形式推廣到全國。這就是鄧小平的偉大之處，不是以高明的領導自居，規劃這個，指導那個，而是相信民眾，相信市場，總結和推廣民間的創造。
現在的改革和30年前不一樣了，由民間啟動、取得局部性突破的機會少了，改革的整體性、係統性提高了，而且經濟體製改革越來越多地涉及政治體製，民間的力量就不夠了，民間推不動，要靠政府來推動。但任何體製的改變，都會觸及政府的既得利益，政府已經深深地卷入經濟，卷入市場。改革要求政府退出經濟，那它的利益怎麽辦呢？卡殼就卡在這裏，政府利益這一關過不去。
《南風窗》：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失掉了？
許小年：自下而上的動力還在，但在現有體製之下，把民間和市場管得太死，不允許民間進行嚐試。這就像蛇一樣，要把身上的一層皮蛻掉，才能進入新的成長階段，但現在這層束縛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皮蛻不掉，因為它和政府的利益緊密相連。
例如我們現在城裏的房價成了大問題，主要原因是樓盤供應跟不上，而樓盤供應又取決於土地供應。土地的一級市場是由政府壟斷的，要打破這個壟斷，讓市場機製發揮作用，在地價高樓價高的時候，土地進入市場，供應增加，平抑地價樓價。如果讓市場調節地價，就要把地權還給農民，改變現在名為集體實為官員所有的土地製度。改革土地製度，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這樣一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怎麽辦？官員個人的收入怎麽辦？改革動了政府的奶酪，它會主動去改嗎？
邢少文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許小年一直在不斷地抨擊全球範圍內的政府救市方式，批判凱恩斯主義思潮，同時否認中國存在金融危機，認為中國根本不需要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而縱觀其多年來的言論，無不在反對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幹預。在國內經濟學界，他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敬璉都給外界留下了市場經濟堅定信仰者的印象。
今年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公布以來，各種關於中國經濟會否二次探底，政府是否該出台二次刺激政策，貨幣政策是繼續放鬆還是緊縮，中國經濟何去何從的討論也甚囂塵上。本刊為此對許小年教授進行了專訪。
曆史的教訓
《南風窗》：當大家都在談論金融危機的時候，您認為中國不存在金融危機，當政府出台擴張貨幣政策的時候，您否認刺激政策的必要性，那您如何看待目前關於中國經濟是否放緩，中國所受金融危機影響何時過去，是否需要二次刺激這樣的討論和擔憂？不管有沒有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本來的結構性問題都會導致二次觸底？
許小年：我對這些熱點問題沒有太大的興趣，這樣的討論是舍本求末。學界爭論這些東西，因為他們以此為生，有了凱恩斯主義以後，學經濟的人算是有了就業機會，能混碗飯吃，分析分析經濟形勢，給政府出出招，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怎麽操作啊之類的，但這些問題根本就不是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當前的關鍵所在。
美國政府搞了經濟刺激，現在怎麽樣？一樣是二次探底。現在美國的新房開工率已經二次探底了，房價回升後也二次探底，失業率高居不下。奧巴馬政府采取所謂凱恩斯刺激方案，它的作用就像興奮劑，現在藥勁過了，而病人的根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二次探底不可避免。凱恩斯主義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發燒了潑冷水，溫度低了蒸桑拿，不問體內的病灶是什麽，如同江湖郎中。
《南風窗》：病灶是什麽呢？
許小年：美聯儲在貨幣政策上犯了重大的錯誤，這是人們公認的。從2001年開始貨幣政策過於鬆寬，偏離了泰勒法則，基準利率長期保持在低位，資金太便宜，鼓勵借錢，美國的家庭、企業和金融機構過度負債。危機之後，美國人不得不削減負債，這就是我們講的“去杠杆化”過程。在“去杠杆化”未完成之前，財政刺激帶來的複蘇是暫時的，不可能持續，政府一旦停止燒錢，經濟就又掉下來。
《南風窗》：如果凱恩斯主義解決不了問題，為什麽眼下它仍然很流行呢？|
許小年：現在的情況和上世紀20~30年代的“大蕭條”非常類似，在“大蕭條”的早期，人們處於恐慌的狀態，華爾街崩盤了，能夠挽救危局的看上去隻有政府。當年西方的知識分子跟今天是同樣的心態，認為市場本身存在問題，需要政府幹預。有些人在悲觀絕望之餘，將蘇聯視為希望和榜樣，因為計劃體製下的蘇聯經濟避免了“大蕭條”。有些人走得更遠，甚至鼓吹向納粹德國學習，因為在集權政府的強力幹預下，德國經濟很快就恢複了。針對這種思潮，哈耶克寫了《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他警告世人，為眼前救急而放棄市場經濟的原則是危險的。德國人很快以他們的實際行動教訓了西方各國和知識界，人們這才發現哈耶克是對的，一個不受約束的強勢政府意味著戰爭和奴役，而凱恩斯主義的危害正在於助長了政府的強勢。
今天西方也是病急亂投醫，一個現成的郎中就是凱恩斯主義。西方不少人對中國的應對政策大加讚賞，就像當年在蘇聯那裏看到希望一樣，這不是荒唐可笑嗎？改革開放的中國怎麽能和舊時的蘇聯相提並論呢？
《南風窗》：中國也在采用凱恩斯主義的救市方案，這和其他自由經濟體相比，有著怎樣的區別？所造成的影響有什麽不同之處嗎？
許小年：救什麽市啊？西方的房子著火了，大廈要燒塌了，隻好靠政府滅火。我們的房子沒著火，金融體係基本上是健康的，沒有係統崩潰的危險，你慌什麽呀？你學著美國人拚命潑水，到處撒滅火劑，幹什麽呀？我們的問題是經濟結構失衡，財政刺激、貨幣政策治不了結構的病，凱恩斯主義用在中國是文不對題，莫名其妙。
發展模式的固化
《南風窗》：曆史在重複。靠政府主導的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結構失衡的問題也說了很多年了，危機一來好像又把這些問題拋在腦後了。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改變的難點在什麽地方？
許小年：傳統增長模式有著深厚的製度基礎，現在的經濟和政治體製不變，增長模式就不會變，投資拉動、政府主導就不會變。轉變發展模式，必須推動改革，在經濟、政治體製上取得實質性突破。
近些年，改革停頓，甚至出現倒退，打著改革的旗號，擴大和鞏固政府部門的利益，原因在哪裏呢？我們陷入了改革的兩難困境——改革需要政府來推動，而改革又要觸動政府的利益。這就是難點所在。
我們的改革早期是自下而上的，安徽小崗村的農民首先發動農業改革，農村改革不是政府規劃的，而是在民間自發產生的。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看到了民間對舊體製的突破，及時地承認了民間的創造，以政策和法律的形式推廣到全國。這就是鄧小平的偉大之處，不是以高明的領導自居，規劃這個，指導那個，而是相信民眾，相信市場，總結和推廣民間的創造。
現在的改革和30年前不一樣了，由民間啟動、取得局部性突破的機會少了，改革的整體性、係統性提高了，而且經濟體製改革越來越多地涉及政治體製，民間的力量就不夠了，民間推不動，要靠政府來推動。但任何體製的改變，都會觸及政府的既得利益，政府已經深深地卷入經濟，卷入市場。改革要求政府退出經濟，那它的利益怎麽辦呢？卡殼就卡在這裏，政府利益這一關過不去。
《南風窗》：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失掉了？
許小年：自下而上的動力還在，但在現有體製之下，把民間和市場管得太死，不允許民間進行嚐試。這就像蛇一樣，要把身上的一層皮蛻掉，才能進入新的成長階段，但現在這層束縛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皮蛻不掉，因為它和政府的利益緊密相連。
例如我們現在城裏的房價成了大問題，主要原因是樓盤供應跟不上，而樓盤供應又取決於土地供應。土地的一級市場是由政府壟斷的，要打破這個壟斷，讓市場機製發揮作用，在地價高樓價高的時候，土地進入市場，供應增加，平抑地價樓價。如果讓市場調節地價，就要把地權還給農民，改變現在名為集體實為官員所有的土地製度。改革土地製度，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這樣一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怎麽辦？官員個人的收入怎麽辦？改革動了政府的奶酪，它會主動去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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