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漢：中國現代文學史要重寫 （南方周刊）

　　牛漢簡介

　　1923年生。原名史成漢，又名牛汀，山西省定襄縣人，蒙古族。1940年開始發表作品，主要寫詩，近20年同時寫散文。曾任《新文學史料》主編、《中國》執行副主編。

　　86歲的牛漢臉上，刻滿歲月的刀痕。與他同時代的人，誰臉上不是如此？

　　幾十年沉沉光陰將他的身高壓縮了5公分。即便如此，他站起來還有1米86。

　　牛漢的祖先是鐵木真的嫡係，叫忙兀特兒。兀特兒是姓氏，忙是部落名，這支部落早年在今天察哈爾、張家口一帶。元朝亡後，忙兀特兒遷徙山西，改姓史。他的祖先驍勇善戰，常能虜獲異族美貌女子。講到這一點，牛漢笑嗬嗬的。

　　他的脾氣，用祖母的話說，像家鄉的滹沱河。滹沱河平時不像河，除去沙土，盡是石塊——潘光旦當年質疑“潮流” 時用一條河作比喻，河裏有落葉、有魚卵、有石塊，河水斷流之際，河床中惟一留下的，是它們。家鄉的人們不敢走近滹沱河，不知道什麽時候它就發大水了。發大水時，全村人都不敢出氣，連狗都不敢叫了。

　　父親史步蟾早年懷有革命熱情，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回到家鄉，虔誠地種地。他囑咐兒子：“還是好好念書吧。”牛漢對美的尋求，也是在父親的啟發下開始的。父親的笙、簫、笛，以及那些古老的元曲譜本，讓他敏感於美妙的聲音。父親在油燈下朗讀詩歌的樣子，他滿滿兩架子的書，讓徐誌摩、郭沫若、朱自清、周作人、魯迅，以及《新青年》、《語絲》、《譯文》等等，陸續走進他的視野。

　　抗戰流亡，牛漢跟父親到了甘肅天水。在那裏，他學畫，他晚年畫的詩人穆旦、聶魯達、普希金、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真是有趣。他接觸了更多詩歌，兩本口袋詩集——田間的《呈在大風沙裏奔走的崗位們》和胡風的《野花與箭》，是他隨身必帶的。“我喜歡田間的激情，像一把火。胡風的詩很有湖畔詩的味道，沒有口號，寫得寧靜、淒切，有大革命前後青年的憤懣悲傷，但當時我還不十分理解。”

　　牛漢的三舅牛佩琮畢業於清華大學，曾任《清華周刊》主編，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牛漢崇拜三舅。他的邏輯是：三舅那麽好，他是共產黨，我就跟定了共產黨。他在三人小組裏入了黨，但負責人回了延安，“沒有人管我們了”。

　　第一次考驗很快來到。高中畢業時，校長宣布文理兩個班七八十人必須集體參加國民黨，否則不發畢業證書。“我不幹，寧可不要這個畢業證書。那時候進(共產)黨比較困難，我通過特別困難。所以心裏是很純潔、很堅定不移的，怎麽能夠背叛自己的理想，背叛對黨的誓言呢？那我還是個人嗎？”他和同學郗潭封逃跑了。一年後，牛漢考上西北大學外語係，向教育廳要回了高中畢業證書。

　　心向聖地延安，盼望拋頭顱灑熱血去抗日。願望暫時不能實現，牛漢隻好拋頭顱灑熱血一般地去寫詩。天天寫，白天寫到晚上，晚上寫到黎明。1946年7月，他跟黨組織接上頭，重新宣誓入黨。那一段生活，動蕩、絢麗、澎湃、神秘。

　　1948年，牛漢把長詩《采色的生活》(采色即彩色)通過朋友寄給胡風，從此開始通信。胡風的回信有20封，現存16封。

　　1955年5月初，最高領導人在審閱舒蕪交出並整理的胡風信件後，指示有關部門成立“胡風反黨集團”專案小組。根據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的複查報告披露：這場清查鬥爭共觸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 62人，停職反省73人；1956年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其中骨幹分子23人。1955年5月1 4日，牛漢第一個被捕。兩天後胡風被捕。因為牛漢的性格和曾流露與胡風等人不同的觀點，“上麵”想從他這裏打開缺口，讓他好好揭發。

　　被拘留一周後，牛漢收拾好行李，對看守說：“一個星期了，我要依法離開這裏，再見！”一番搏鬥之後，上級出馬，牛漢返回囚室。

　　經過兩年的隔離審查，1957年5月牛漢被通知“可以回家了”。派出所每周來人，聽取匯報。1958年2月，他被正式開除黨籍，回原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降級使用，仍當編輯。

　　“這人沒法改造了，上麵肯定這麽看。我就這個脾氣。我就當編輯，編好書寫好字就行了，比當皇帝都強，嗬嗬。” 牛漢說，虧得人文社領導王任叔(巴人)多有相幫。

　　1965年冬，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牛漢見到了10年未見的胡風。發言時，他照著稿子念，念著念著激動起來。 “我說胡風問題不是反黨反革命，是文藝思想問題。‘停止發言，下去！’把我趕下去了。別人講牛漢你真是頭腦簡單，那種場合你怎麽能替胡風辯護呢？我不是感情衝動，人活著就應該是這樣的。不同看法嘛，正常的嘛。”

　　他後來的日子，被切割為兩年的勞動改造，半年的“四清”工作隊，5年半的五七幹校……在鹹寧幹校，他迎來詩歌創作的第二個高峰，並養了一隻狗叫小白。“我跟它那種同屬生物的情誼，真可以說是勝過了人。”回頭一看，寓言一樣。

　　1979年9月，牛漢獲平反並恢複黨籍。他說，25年裏，他始終沒認過錯，也沒出賣過任何人。胡風去世前說， “牛漢是個可依賴的人。”別人則叫他“倔強的詩人”、“一個被詩神看中的誠實的孩子”。

　　1980年春，他在北京又見到胡風，“他真正衰老了，很深沉。別人跟他講這講那，他隻說幾個字，但詞意準確而有分量。”

　　現在，牛漢住在讓前來拜會的台灣詩人瘂弦略微吃驚的簡樸公寓裏，跟陽台上那些小小的綠色植物“相依為命”。偶爾出門，舍不得打車，坐公交和地鐵。他的詩作，跟餘光中、洛夫的詩歌一道，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悄悄取代了賀敬之的《回延安》、《三門峽-梳妝台》，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紗帳》，以及柯岩的《周總理，你在哪裏》。

　　這個唇齒間已有些漏風的老人慢慢地講啊講，講出“受組織信任者”這樣的概念，給出“中國的大人物都比較複雜” 這樣的判斷……

　　 “胡風分子”後來各走各的路

　　人物周刊：您怎麽看胡風的30萬言上書？

　　牛漢：我沒參與。但我一直不同意“文藝為政治服務”，這是否定人性的。應該像魯迅他們說的，為人民、為人類和人類的精神服務。《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這個提法，42年從《新華日報》第一次看到，我就不同意。50年我做成仿吾的秘書，跟他談這個問題，他完全同意我的觀點。他是創造社的骨幹、長征幹部啊，當時就不讚成。所以後來政治上，怎麽說呢，一直壓著他，抬不起頭。

　　胡風53年回了北京，沒有正式安排工作，沒有安身立命。我想他有過巨大的苦惱，在我心裏他有一種思考人生和文學的本能，不管處在什麽條件下。他肯定是經過思考，才寫30萬言書向上反映的。

　　人物周刊：他們把您歸入“七月派”。

　　牛漢：“七月派”裏也很複雜，人好多，我不是最早的。《七月》37年從上海移到武漢，到重慶改成月刊。我和胡風是解放後(1950年)才見麵的，我隻是他的追隨者，覺得《七月》這個刊物辦得好，包括後來的《希望》，都不錯。幾個作者：路翎、曾卓，人都很好；阿壟是特別好，雖然有偏激的一麵，但他正直率真、決不背叛，真的是個人！他跟胡風關係其實不是那麽緊密，也不是絕對地認可胡風所有的觀點，他跟胡風辯論我看見過。(上述3人都是“胡風分子”，其中阿壟1 967年因骨髓炎在天津的監獄裏去世。)

　　所謂的“胡風集團”也比較複雜，後來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有的人當官了，就不敢講真話了，這種人見了麵我根本不理他，手都不握——這是我的脾氣，毫不含糊。這種人還寫什麽詩！王元化後來跟我說，人的變化真是令人吃驚、不可想象，當初是那樣誠懇而且有個性的人，唉……有的政治上“進步”了，就“超越”別人了。

　　人物周刊：給您平反時這個國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已經開始了。

　　牛漢：但是對我們好像還是有點隔離的意思，後來慢慢地、一點一點在改。第一批就4個人：我、曾卓、王元化、劉雪葦。後來胡風去世(1985年6月8日)以後，遺體在醫院裏冷凍了七八個月，為什麽？就因為大家不認同上麵的批示，對他的曆史問題沒有徹底平反，怎能讓逝者歸安？就是“胡風集團”也受影響。後來也慢慢改了。現在說起來很簡單，一句話就過去了，實際上我們當時真叫痛苦。

　　 假如魯迅活著

　　人物周刊：近年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左翼文人、包括魯迅多有微詞，好像有意重新評估左翼文學作品的價值和曆史意義，您覺得有沒有道理？

　　牛漢：有道理。這個我和施蟄存深談過好幾次。詩人戴望舒、杜衡、施蟄存都是所謂“第三種人”。他們原來都是共青團員，大革命失敗後有了一點冷靜。我特別欣賞施蟄存，哪怕不算大徹大悟，也是一直在堅持自己的人生態度。魯迅寫文章批判他，他一直沒有寫過文章去反駁。他告訴我，理解魯迅，理解他受身邊左翼文人的影響。

　　毛澤東在《講話》中樹魯迅為旗手，意在團結知識分子和文藝界的人。為什麽是魯迅呢？他有個性。“人性”、“個性解放”、“人道主義”魯迅都提過，《講話》全部否定了。但初期總需要一個眾望所歸的人來“統一”，想來想去隻能是魯迅。

　　解放後看出來了。1949或1950年，周作人寫信問《人民日報》文藝部：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他？我看到過這封信，收信人是編輯李離。當時郭沫若是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信轉請他答複。郭沫若的回答是：魯迅和大家一樣，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據改造的情況分配適當工作。以魯迅的脾氣是不會接受改造的，對不對？魯迅身邊親近的朋友全被打成異己、“反黨分子”、“右派”，一個沒剩，是不是？把魯迅作為一個旗手、一個神壇上的人物看待，是政治的需要。

　　人物周刊：王元化先生晚年對“五四”、對魯迅也有過一些反思。

　　牛漢：王元化看問題要比我更清楚一點，他思考問題很周到很冷靜很細致。80年代初他到我這兒來過，我也去過他家裏。我們談過魯迅。我們當時準備出個刊物，就是《新啟蒙》，王元化領頭。光這個名字就肯定不許的：你們要重新啟蒙、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周揚的眼淚

　　人物周刊：說到胡風、王元化，不能不提周揚。賈植芳先生說，“胡風要是做了周揚，比周揚還要周揚。”

　　牛漢：周揚這個人啊，文藝界的人對他不信任。晚年周揚有變化，王元化先生寫過文章的，我也當麵見過。好像81 年吧，政協禮堂，開春節團拜會，我去參加了，周揚坐著，旁邊有徐遲、張光年這些人。他握著我的手說：“牛漢啊，我對不起你們，對不起你們這些‘胡風分子’，對不起你們家裏的人。由於我的錯，55年讓你們遭受了很大的苦難，我向你們全家人道歉……”邊說邊流淚。唉！我就說：我也老了，快60了，請保重身體嗬！

　　人物周刊：周揚為什麽掉眼淚呢？

　　牛漢：我回去跟嚴文井說。嚴文井說，哎呀，他在延安開會的時候就是這樣，會表演。當時跟你痛哭流涕，很誠懇，第二天照樣毫不含糊批鬥你，不要相信他。後來艾青打電話來也說不要相信他。但我作為一個晚輩、《新文學史料》主編，因為工作關係需要走近他。你回顧一下他一生的經曆：一個有影響的左翼老作家，從延安時期開始，特別是《講話》確立文藝思想以後，他是文藝界的主要領導，建國以後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實際上是全國文學藝術界的大前台。

　　89年夏天周揚去世，他的兒子叫周艾若，魯迅文學院教務長，特地來我家，希望我去。我去不是代表個人，是代表《史料》去的。我催請他寫回憶文章，他答應下來。一次電話裏告訴我他摔了一跤，講話也變得很慢。他說他記得一些事，但夏衍比他更清楚，以後再說。當時夏衍不在北京，到日本去訪問了。後來嚴文井看到追悼會的報道，就說：“牛漢啊，你怎麽去參加周揚的追悼會呢？”

　　人物周刊：文匯出版社不是出過一本《晚年周揚》嗎？

　　牛漢：好像看過。我這個人脾氣比較倔，但處理問題還注意邊界，不能因自己的情緒影響了工作。我也不知道延安“ 表演”那段，就看他還挺誠懇的。人都是會變化的，即使周揚那樣的人，他也會變化的。當時我就是這個觀點。王元化也跟我說過，“周揚是有一點變化哦。”至於別人，艾青啊，嚴文井啊，跟他有誤解，批判太多。

　　 為什麽我問題老出在右邊

　　人物周刊：您最初寫詩時受過艾青影響？

　　牛漢：38年就認識他啦。那時在西安民眾教育館漫畫班，我是學生，他是“蔣先生”。後來在華北大學見到他，當時他是副院長。

　　我一直喜歡他和田間的詩。他早期的詩論對我很有幫助。他天天鼓動我，我寫了幾首讚美大自然的小詩，挺得意，請他看，他卻說：“不要再讓別人看了。”他是善意的。艾青去延安後沒寫出好詩來，我當麵跟他說的，他點頭承認，光歎氣。

　　我回北京以後，跟他經常來往。印象最深是57年被劃進“胡風集團”以後，有一天開批判大會，突然聽到有人高聲叫我名字，是艾青，離我就一丈多遠，很大聲問：“你的事情完了嗎？”我說，“沒有完，算告一段落。”想不到他站起來，眼睛睜得很大很亮，不是對著我，對著文聯禮堂坐滿的人，大聲說：“你的問題告一段落，我的問題開始了！”然後像朗誦詩歌一樣用拖腔說：“時—間—開—始—了！”這是胡風一首詩的題目。他簡直就像一座青銅雕塑站在那裏，那種神態和聲音，今生今世我都不會忘記。畢竟是寫過《向太陽》、《火把》、《蘆笛》的詩人！

　　人物周刊：後來他們一家人去了新疆吧？

　　牛漢：是啊，76年他回來我見到了。有天下班在西單買熟肉，看見一個排在前麵的老人，身上是又髒又舊的黃棉軍裝，戴頂戰士冬帽。我看看像他，走近了叫“艾青，艾青”，他認出我，大叫一聲：“你還活著！”快20年沒見了。他告訴我他右眼快瞎了，回北京是來治眼睛的。我後來在西城找到他家，一家人擠在10平米的一間破平房裏。後來他跟我談到失明的右眼，自嘲：“為什麽我這一輩子問題老出在右邊？”也有感傷：“人活在世上隻靠左眼可不行！老摔跟頭。”艾青……唉，也很複雜。

　　人物周刊：您提到好些人，都用了“複雜”這兩個字。

　　牛漢：對對對，大人物都如此。每個人都不簡單，不複雜就沒法生活。何其芳、成仿吾、丁玲……都是。人與人之間，針鋒相對時都會展現某一麵。隨著時間流逝，又都在變化。

　　人物周刊：您的那本口述，等於梳理了一遍中國新文學史上那麽多人的名字。

　　牛漢：我對許多人的詩有偏愛，像阿壟、曾卓、路翎、戴望舒、馮至……太多了。我覺得文學史上應該留下他們的名字。

　　人物周刊：北島最近出了本新書《青燈》。

　　牛漢：他老打電話來。我跟他關係不一般。他和我兒子是同學，北京四中，他高一，我兒子初三。76年，他每次來，俺跟俺老伴兒都招待他吃飯。

　　人物周刊：那時候他在做什麽？

　　牛漢：他修馬路，後來不幹了，生活困難。我不是執行副總編麽，就給他搞了個特約編輯，給他每個月發120塊錢，嗬嗬，又抽煙又喝酒的。出差嘛就帶他去，到上海、青島什麽的，好吃好住。他是真正有才，當時《中國》發了好多朦朧派的詩，都是北島拿來的。跟我談他的詩，碾稿，幾乎每個禮拜都來我家，嗬嗬。

　　 每個人都有寫不盡的故事

　　人物周刊：聶紺弩先生說過一句話：監獄是學習之地，而且裏麵衛生醫療之類都很方便。他好像出來以後還想回去？

　　牛漢：他那麽說就是了。他是關在山西，無期徒刑，“四人幫”垮台以後出來的。回來以後給他生活費很低，18塊錢一個月，還不如在監獄裏呆著舒服呢，胡思亂想，看書，寫文章，都可以。他回來後談過這個。晚年的時候外號叫散宜生。

　　人物周刊：散宜生是西周的一個大臣哎。

　　牛漢：對對，他就是在鐵板一塊的體製下，引出一個“散”字來，是個人意識、自由的覺悟，這真是太難得了。所以後來我出了本書叫《散生漫筆》，喜歡這兩個字，連起來就是“散漫”。聶紺弩跟我特別親近，什麽事都找我談——他悶，總要找個人解悶吧。我們不是自由主義，隻是求得真正的自由……唉，我們這一生每個人都有非常非常慘痛的寫不盡的故事。

　　人物周刊：胡風先生說過，心有餘力的話，他要論一論郭沫若、茅盾和田漢。

　　牛漢：對，他在給我的信裏麵提過。他對茅盾有看法，對郭沫若更不要說了。

　　人物周刊：那田漢呢？

　　牛漢：就我的印象，他覺得田漢還可以。老前輩，人很好，跟我關係也不錯，晚年沒什麽錢。

　　人物周刊：重論茅盾是為什麽？

　　牛漢：茅盾就比較複雜了，說了大人物都複雜，不能絕對肯定地談。他解放後當了第一任文化部長，但他又不是黨員，沒給他恢複黨籍。1954年年底吧，開一個黨內的會，我作為《人民文學》的黨組織代表去了，馮雪峰也參加了，茅盾列席這個會。我看茅盾那麽氣憤，舉了好多例子，在台上批了一個鍾頭。後來周揚馬上就把他的文化部長撤掉了。

　　這段茅盾回憶錄沒寫。這說明他內心並不是沒有痛苦的，他曉得實際上他沒有權，周揚在操縱他，所以很氣憤。

　　 就怕搞得不是人了

　　人物周刊：是不是可以這樣講，你們這幾代人經曆了漫長的、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其中一些人終於有了自己的思想？

　　牛漢：是的。就我接觸到的，像丁玲，晚年對曆史，對政治，對那些觀點、路線，她有她的看法了。巴金是比較善良、單純的人，最後比較純淨，就算政治需要他當個主席，就當著吧。

　　人物周刊：如果生命可以重來一遍，您還會走當年那條路嗎？

　　牛漢：唉，我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38年想去延安沒去成，我父親不讓去；40年、42年也想去，路費都準備好了，父親又把我拉住了。我父親早年也參加地下黨活動，對政治有一些清醒的看法，不是絕對服從的。他就怕我搞得不是人了，就害怕這個。唉，中國曆史，任何人類曆史，都不是單線的，都很複雜，都是慢慢地往前流。所以我有個座右銘：有容乃大，得大自在。你容納，才能讓心胸闊大，不那麽狹隘；心胸開闊以後，你自在了。

　　人物周刊：現在這個時代您跟得上嗎？

　　牛漢：中國是有變化的，比過去那個時代要好多了。但曆史性的變化，不光是樓蓋高了，衣服穿好了。

　　人物周刊：這個時代好像沒有詩人了，文學也凉了。

　　牛漢：是，現在是這樣，可怕哎。文學藝術，以前是無產階級的、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沒有人性哪有詩歌文學？現在這個也不正常。中國這部現代文學史啊，得重新寫。對中國作家作真正全麵的調查、遴選，重新評判、識別，哪些是真正的作品，哪些不是，這個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