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麵：我很喜歡看文懷沙，尤其在他主編《四庫文明》巨著之後。
由於《四庫文明》要媲美《四庫全書》，他的名氣大了，議論的自
然也多了。從那時候開始，質疑文懷沙本人、他的文字、尤其《四
庫文明》的文章和報道就沒斷過。
人品歸人品，學問歸學問。李輝的文章說的是他自己知道的那一麵
到底是真是假，我們無從考起。但他敢於真槍真名跟大名家叫板，
想來離事實大概也不遠。
馬道夫可以造假騙人暢通無阻，因為有那個瞞天過海的金融環境，
有那個本來就建立在沙灘上的金融製度，有那一係列的論虛作假的
金融產品。---- 整個體係從裏到外、從內容到表象，就沒一點是
真的。
如果文懷沙的履曆是假的。我們不免會想到，那種社會環境、那種
社會風氣、那種文化製度、那種人文表現，造假司空見慣非常正常。
不造假就成不了人上人，就難得出人頭地，甚至不可能生存---- 從
上到下，從權貴到貧民，從大學到到奶廠，從教授到導演，不造假
成了不現實，不造假成了不正常。因此，多一個造假的文懷沙履曆，
也就沒有什麽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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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文懷沙的真實年齡及其他
----- 作者 李輝 發表於《北京晚報》2009.2.18
１,三個疑點
這些年，特別是進入新千年之後，文懷沙先生頻繁亮相於電視、報紙、網絡各種媒體，故事越講越生動，名頭也越來越大、越來越響了。
在各媒體發表的自述或專訪中，此公生平的耀眼傳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點：一，自稱出生於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體稱作“百歲老人”；二，自述“文革”經曆，係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鋃鐺入獄，同時，又因寫藏鋒詩“反江青”而被視為“英雄”。三，被譽為“國學大師”、“文史大家”、“楚辭泰鬥”。
事實果真如此嗎？
２, １９１０年出生，還是１９２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記者采訪或演講中，文懷沙都自稱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寫出生時間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況，卻大相徑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懷沙工作過的單位與呆過的地方主要有三處：１，１９５３年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編輯；２，約１９５３年調至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現與中央實驗話劇院合並為中國國家話劇院）任劇本編輯；３，１９６３年底入獄勞教至１９８０年釋放回原單位，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離休。
據查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冊，文懷沙的出生時間填為“1922年”；據中國國家話劇院記錄，其出生時間填得更為具體：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1963年１２月被判勞教時，年齡記錄為“4３歲”，推算一下，出生時間也在１９２１年初。三處記錄的出生時間雖略有差異，但相差不到一年。
因此，有一點可以明確，即：在２００９年的今天，所謂“百歲”老人，真實年齡應是８８歲左右。
年齡虛報近一輪，是為了便於給早年經曆加上一個又一個耀眼光環。突出的一個光環是：文懷沙多次自述中稱章太炎是其老師，故與魯迅是前後弟子。
據查，１９３４年秋天，６７歲的章太炎由上海遷居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４日，病逝於蘇州。但在１９６３年文懷沙的勞教記錄中明確寫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學院肄業”。如果他出生於１９２１年，１９３６年才１５歲。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後，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是否繼續辦，文懷沙“肄業”的“上海太炎文學院”與之是什麽關係，是否為同一學校？也有待考證。即便是同一所學校，也應是在１９３７年抗戰爆發後，由蘇州遷至“孤島”上海。按此時間推算，當文懷沙入學時，章太炎早已去世。
由於年齡提前了近１２歲，抗戰期間的經曆也就容易豐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記：“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歲秋，於重慶作《聽雨》詩：‘滴滴更絲絲，江樓聽雨時。一燈紅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亞子評曰‘詩出王摩詰而勝之。’”實際上，此時他還在上海念書，隻有１７歲，如何在重慶與柳亞子交往，得柳亞子如此嘉評？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飄動，步履輕盈，思路敏捷，皮膚滑潤，已相當了不起，足可誇耀，大可不必多說一輪十二年。虛擬年齡，於天，於父母，似均為不敬。如果僅僅限於自家庭院，別說虛增十二歲，就是自稱二百歲、五百歲，也是個人之事，不必較真。但是，如果以 “百歲”之假，行大做商業廣告之實，對消費者無疑有誤導和欺騙之嫌。一旦進入文化史範疇，人際交往與學術軌跡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細加訂正，予以澄清。
３，到底為何入獄？
文懷沙的“文革”經曆，特別是多年牢獄之災，受他的自述影響，媒體的不同版本大同小異，故事神奇，繪聲繪色，被渲染為英雄般的壯舉。
關於其入獄原因，一篇報道說：“文懷沙曾經在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為在一次公開場合說了鄙視江青的話，於是被抓到秦城監獄，之後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處報道稱：“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
這些敘述都不符合史實。
首先，文懷沙不僅從來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時表現得十分積極與激烈，吳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對人(包括我在內)說過， “反右”時他最不能原諒的人之一就是文懷沙。劇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與文懷沙同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作為“吳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員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憶說：“在１９５７年批判吳祖光和我的大會上，文懷沙表現得非常積極，慷慨激昂。他指著吳祖光的鼻子說：‘你就是現代的西門慶，專門玩戲子。’他這是拿吳祖光與新鳳霞的結婚說事。當時把我們氣死了。”（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與李輝的談話）
其次，所謂“１９６６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１９７４年因‘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的說法，同樣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懷沙早在“文革”爆發前的１９６３年年底，就已經被判處勞教。其罪名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其它原因。據知情者回憶，逮捕文懷沙的宣判大會，１９６３年年底在東單的青藝劇場（９０年代因修建東方廣場而拆除）舉行，青年藝術劇院的不少人都參加了那次大會。查閱史料，他的罪名定為“詐騙、流氓罪”（其罪詳情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顧問，稱與周恩來、陳毅很熟，與毛主席談過話，以此猥褻、奸汙婦女十餘人。）。先是判處勞教一年，１９６４年５月正式拘留，後長期在天津茶澱農場勞教，勞教號碼：23900。他從來沒有關押在秦城監獄，直至１９８０年４月解除勞改。沒有聽說他的勞教是冤假錯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卻寫為：“1978年，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下被釋放。”
由此可見，“文革”期間文懷沙並不是因為政治原因而入獄，也沒有被關押在秦城監獄。
關於文懷沙在“文革”中的經曆，敘述得最生動的莫過於寫藏鋒詩“反對江青”的勇敢之舉。
正好梁效寫作班子缺人手，一個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讓文懷沙給江青寫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這個朋友將會幫助文老結束監禁和勞改生涯，並且可以進入梁效寫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當優厚。……文老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實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寫下這樣一首詩“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連起來讀乃是“龜主江青”。當時江青看後隨手就把這首詩扔到了沙發上，可能覺得沒什麽，這一點卻被王洪文看出來了。
故事實在太生動了！無法考證其真實性。讓人生疑的是，按照當時他的處境，即便真有此詩，又如何能到達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將之“扔到了沙發上”，她沒有看出這是一首“藏鋒詩”，王洪文反倒看出來了？
關於這一“英雄”般的吟詩行動，徐晉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見聞錄》中有雲：“又謂其在獄中拒入梁效，且報以詩雲……此詩每句第六字連讀，則為‘龜主江青’也。據雲至今懸於文家書房。然此事純係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學派所謂層累之曆史也。”
我讚同徐先生的判斷。
層累曆史固然可以為編造者增添光環，但我們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們的在天之靈？
４，是國學大師、楚辭泰鬥嗎？
一個人是否為國學大師或文史大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似不必過於較真
將文懷沙稱為“國學大師”“楚辭泰鬥”的主要依據，是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過《屈原集》以及隨後陸續出版的《九歌今釋》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發表過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舒蕪先生與文懷沙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共事，一同參與了整理出版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工作。據舒蕪在《老吾老》（載《萬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憶，當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馮雪峰先生，安排編輯部同人各選一種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馬列主義指導古典文學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舒蕪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內的顧、汪、張、文、李、舒、黃幾位整理者，都不是作為專家被聘請來，而是作為本社編輯人員被交派下編輯任務。從時間順序來說，他們每一個都可以說是新中國整理某書的第一人，但這個‘第一’完全不包含價值意義，不是開辟者、創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還說：“ 這幾本書陸續出版，除四部長篇小說外，其實都隻是薄薄一本，注釋完全是簡單通俗式的，那時講究普及，談不上什麽學術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問世後，隨即受到過其他專家的批評，而“文先生一出手就這樣砸了鍋，隨即調離人民文學出版社”。
關於《九歌今釋》等書，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發表“:紅塵過眼錄之十”《文懷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糾”、聶紺弩、江青》，其中寫道：雖然，沙之白髯飄飄，仙風道骨之貌，極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學界知其底數的人則都明白，文的楚辭學問至多可抵一名中學教員。
僅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繹》（以下簡稱《今繹》）為例，即遭到諸多學者質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辭研究論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對文懷沙的《今繹》提出批評。
李一氓說文的“譯文非常不連貫，僅是有一句譯一句，前後句無照應，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脫節。有些地方譯者更是沒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則對沙的《今譯》有如下批評：“還必須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麵二人所談，均依據史實，且有當年黑白文字為證，當不謬也。
最近，我請湯序波先生編選其祖父湯炳正的書信集以備出版。湯炳正先生是真正見過章太炎受其親授的弟子，通信集中即有寫給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湯先生是學界公認的楚辭專家，曾任中國屈原學會第一任會長。湯炳正生前在１９８８年致湯序波的信中寫道：“從報刊上看，不少人的學術成就並不大，卻由於大事宣揚，名氣很高。我一向反對這一套，現在看來，應當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懷沙’，此人學術水平不高，僅僅翻譯了幾篇屈賦，怎能與郭（沫若），遊（國恩）二公並稱呢？”湯先生所言，與舒蕪、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幫助我們解開疑竇。
如今，口述實錄盛行於各媒體報道及出版物，為曆史研究、傳記寫作等提供了許多重要素材。但是，魚目混珠，良莠不齊，同樣讓人感到憂慮。在此情形下，人們特別是媒體中人特別需要認真甄別，嚴肅對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編造並以此混淆視聽。
於是，草就此文，求教於文懷沙先生，求教於讀者和各媒體同仁。並希望拋磚引玉，使時間脈絡漸趨清晰，曆史盡可能接近於真相。
完稿於２００９年２月１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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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輝: 畢業於複旦大學。現為《人民日報》文藝副刊編輯，傳記文學作家，出版策劃人。作品曾獲魯迅文學獎。作品有：《蕭乾傳》，《世紀悲歌》，《秋白茫茫》，《巴金論稿》，《監獄陰影下的人生》，《恩怨滄桑》，《人。地。書》，《深酌淺飲》，《滄桑看雲》，《殘缺的窗欄板》，《風格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