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第一位新聞司長：龔澎（女） （曆史摘錄）

     
                 龔澎,外交女傑。逝世時，年不足56歲。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正一室。
                 被安放在這裏的女性，僅有她和前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女士兩人。目前沒有達
                到部長級別而能享此哀榮的，也隻有她與鐵人王進喜。

在中國外交史上，有一批風華卓越的外交家，周恩來、陳毅、王炳南、姬鵬飛、喬冠華、章漢夫、章文晉，黃華、黃鎮，韓念龍，也有過一批聞名中外的女外交官和夫人。最為出名的就是龔普生和龔澎一對“姐妹花”。龔澎就是喬冠華的原夫人，她是新中國的第一位新聞司長。

五六十年代，外交部有“二章一喬”才子之說。“二章”指章漢夫、章文晉，兩人都任過外交部副部長。“一喬”指喬冠華，任過四人幫時期的外長。

章漢夫的妻子是龔普生，喬冠華的妻子是龔澎，她倆是親姐妹，安徽合肥人，不僅是燕大的一對姊妹花，也是中國外交界的一對姊妹花。

龔普生1913年生於上海，龔澎1914年10月10日生於日本橫濱，取名慶生，後來改名維航，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改名龔澎。龔澎曾是周恩來的秘書和英語譯員，在外交部當了14年的司長，是外交部建部44年來任期最長的司長。當年在諸如《紐約時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駐華記者眼中，龔澎是“寰球新聞界最出類拔萃的婦女”，是外交才女，更是外交奇女。

龔普生龔澎姐妹的父親龔振鵬，字鎮洲，是辛亥革命時期安徽籍的著名人物。1911年11月4日，時任清軍第十三協二十五標掌旗官的龔振鵬曾率部在江蘇清江（今淮安）發動“清江之役”，響應武昌起義。南京光複後，他任革命黨人範鴻仙組建的“鐵血軍”參謀長，在討伐袁世凱及倪嗣衝的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次革命失敗後遭袁世凱通緝，帶著夫人及剛滿月的長女普生流亡日本。1932年淞滬抗戰開始後，龔振鵬積極支持並參與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並接觸了一些共產黨人，思想上開始由反蔣向同情、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政治主張方麵轉化。


未名湖畔臨湖軒初露頭角

由於受到父親進步思想的影響，長大後姐妹倆都積極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1928年，14歲的龔澎和姐姐龔普生一道進了上海著名的聖瑪利亞女子中學就讀。1933年夏，龔澎考取了燕京大學曆史係，與韓素音為校友，與美國記者斯諾夫婦交往密切。為了抗議日本策動的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中共北方局於1935年12月9日領導北平大、中學校數千人舉行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運動。

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時，龔氏姐妹倆同在燕京大學讀書。22歲的龔普生是燕大學生自治會副主席，21歲的龔澎是燕大學生自治會的執行委員兼財務部長。那時候燕京大學外國人多，適合對外聯絡輿論工作。燕大學生準備繼續舉行“一二·一六”大遊行。為擴大影響，製造輿論，著名記者斯諾建議，應該在遊行之前於臨湖軒舉行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

1935年12月12日，龔氏姐妹在未名湖前的臨湖軒，主持召開外國記者招待會。到會的10多個外國記者中，除斯諾夫婦外，還有當時很有影響的合眾國際社記者鮑威爾、《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弗蘭克·斯馬瑟斯，《華北明星報》（天津）、《亞細亞雜誌》、《密勒氏評論報》（上海）和《大學》雜誌記者等。學生召集的記者招待會，尤其是龔氏姐妹伶俐的口才、潑辣的作風，給到會的“老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關“一二·九”當天情況的真相、學生們對時局的看法和要求，通過龔氏姐妹的介紹，迅速傳到全國，傳往世界。可以說，這是龔氏姐妹在外交上嶄露才華的開端。盡管和龔澎後來在中國外交部、在日內瓦主持的外國記者招待會相比，這次發布會的規模可謂不足道哉。但是，這是龔澎有生以來“第一次”走上新聞發言人的講台。沒有人想到若幹年後，這個小女子會成為新中國外交部第一位新聞司司長。


姐姐龔普生的外交生涯

1937年抗戰爆發後，龔普生受黨派遣在國統區和國外從事統戰和宣傳工作。1941年到1944年，她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並於1942年獲得碩士學位。

1944年春，龔普生學成回國。1945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聯合國醞釀成立。中國是聯合國發起國之一，董必武作為解放區代表參加中國代表團。4月25日，聯合國製憲會議在美國舊金山歌劇院開幕。中國首席代表是宋子文，龔普生的丈夫章漢夫是董必武代表的秘書。不久，龔普生也來到聯合國，擔任秘書處的研究員。在聯合國初創的3年中，她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1948年回國後，龔普生任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 從解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龔普生一直在外交部工作，任國際條法司的副司長、司長。

1950年，新中國外交工作剛剛起步。當時，美國阻止中國人民解放台灣，並武裝侵略朝鮮。12月23日，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通知聯合國秘書長賴伊，中國已組成代表團將出席“聯合國安理會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的控訴武裝侵略台灣的會議”。不日，中國代表團出現在安理會講壇上。代表團的大使級特別代表是外語係畢業的伍修權將軍，顧問是喬冠華、龔普生。時年伍修權44歲，而喬和龔均37歲。

在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的直接領導下，龔普生致力國際條約和法律的研究，致力於涉外法律、法規的製訂。“文化大革命”破壞了國際條法的研究工作，直到1977年龔普生才重回國際條約司裏擔任顧問。

1979年至1983年，她出使愛爾蘭，成為我國第二位駐外女大使。她還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中國聯合國學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


重慶新聞發布員

而妹妹龔澎也走上了革命道路，並和姐姐一樣在解放後成為共和國的外交官。1936年，龔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她輾轉奔赴延安，入成方吾為校長的陝北公學。後又轉到洛甫（張聞天）任院長的馬列學院。1938年底，她被分到晉東南八路軍總部當秘書。在太行山區生活了兩年，經受了戰爭的考驗，又於1940年來到山城重慶，到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組工作，擔任周恩來的翻譯兼秘書。自此，她受周恩來言傳身教達30年之久。

1938年冬，朱總司令告訴大家：即將有一位在德國留學八年的人來八路軍秘書處工作。他名叫劉文華，在柏林科技大學學水利工程專業，精通文學，寫出的文章極有文采，他1936年在柏林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除夕，秘書處的人在一個老鄉家裏籌備節日活動，劉文華和龔澎第一次認識。劉文華書生氣，聰慧之餘不乏質樸，清秀之中透露著英武。文華少年時代也曾在大城市的教會學校讀書，他的弟妹都是龔澎在燕京大學時的同學。類似的出身和經曆使他倆很快由相識、相知到相愛了。後來龔澎談起這段感情時曾自豪地說：“我愛他的才，更愛他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1940年8月1日，他倆結婚了，樹上刻下了兩人的姓名和這個喜慶的日期。1940年8月30日，龔澎接到了調往重慶工作的命令。朱總司令對她說：中組部可能不知道你已經結婚了，可向組織上反映一下，讓你暫時留在總部工作。”龔澎謝絕了總司令的好意，堅決表示服從組織分配。令人痛惜的是，龔澎和劉文華的生離竟成了他們的死別！南方局負責人周恩來得知龔劉新婚離別的情況後，曾一再向北方局調劉文華來重慶工作，可事業有成的劉文華卻身患疾病並日益嚴重，由於缺醫少藥，導致了他英年早逝。臨終前，他在遺書中表達了對黨的信任，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以及對妻子的思念之情。組織上暫時隱瞞了劉文華病逝的消息，因為龔澎也正在病中。待她病體初愈，周恩來才把實情告訴了她。

龔澎奉黨中央之命到重慶後，被分配到南方局的外事組，組長是王炳南，公開身份是《新華日報》記者。當過中共駐重慶代表秘書等職。但是她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來與外國記者招待所的聯絡員和新聞發布員”。

當時，歐美記者雲集重慶。龔澎發布新聞消息，向這些記者介紹解放區的抗日戰爭以及解放區統一戰線的真實情況。很多記者很清楚龔澎作為共產黨人自然是為共產黨講話的，龔澎自己也不諱言這一點。但是龔澎的話得到了時間的驗證，因而受到外國記者的歡迎。對一些受蒙蔽蠱惑的外國記者，龔澎極為冷靜，不卑不亢，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耐心說服。龔澎所作的一切，很自然地贏得了記者們的敬重、欽佩。

1943年11月龔澎再次結婚，丈夫就是曾先後留學日本和德國，當時公開身份是《群眾》周刊主編和《新華日報》編委，在黨內則屬於南方局外事組成員的喬冠華。周恩來為這對伉儷在曾家岩五十三號三樓安排了一個房間。他們的新房裏經常高朋滿座：夏衍、胡繩、吳祖光、徐遲、張友漁、楊剛、馬思聰等都是常客，還有外國使節也常來光顧。

1944年，龔澎在重慶生下了第一個孩子喬宗淮。由於龔澎的工作任務繁忙，孩子滿月後，就請“周公館”裏的同誌們照顧，而龔澎有時要忙到深夜才回到小孩身邊。

1945年年8月，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赴重慶談判。9月16日，毛澤東在八路軍辦事處會見了三個美國士兵，還同他們合影留念。當時龔澎是毛的翻譯。9月29日，龔喬伉儷負責安排毛澤東周恩來與司徒雷登共進午餐，交換對時局的看法。 

由於國民黨無誠意和談陷入僵局。龔澎被中共南方局外交事務委員會調往駐上海的新聞處任負責人。她在上海除了照常與中外記者聯絡、召開記者招待會、代表中共發布新聞外，還根據黨的指示，組織力量出版了《新華周刊》——中共創辦的第一份英文版刊物，該刊由喬冠華任主編，龔澎為發行人。1946年8月，內戰迫在眉睫，龔澎伉儷轉移到香港。龔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委員、外事組副組長；喬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一任社長，並創辦了《群眾》周刊香港版。龔澎化名鍾威洛主編英文半月刊《中國文摘》。1949年9月，龔喬伉儷奉命北上，以新聞界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召集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新中國的女新聞發言人

新中國外交部建部後，周恩來以政務院總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長和對外政策研究委員會主任，喬冠華任對外政策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亞洲司司長，龔澎任情報司（後改為新聞司）司長，她的姐姐龔普生任國際司副司長。龔澎不僅是外交部的第一位女司長，而且在情報司/新聞司的位置上一幹就是十四年，直到她１９６３年升任部長助理為止，這在外交部是絕無僅有空前絕後的。

1954年第一次日內瓦會議期間，龔澎和黃華一起成為中國代表團的發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內瓦會議時，周恩來親自提名，龔澎擔任中國代表團首席發言人。20年中，龔澎多次以新聞司長、部長助理身份隨周恩來、陳毅出訪，足跡遍及亞非歐。


都是周恩來重慶南方局的人

抗戰開始，周恩來在重慶的南方局聚集了一大批熱血精英，其中包括二章一喬，和後來他們各自的愛人：龔普生、張穎和龔澎。龔澎當周恩來的英文秘書，張穎當周恩來的文化秘書，龔普生後來被周恩來派到美國，她在那裏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女兒交上了朋友。那裏的人普遍認為龔澎、喬冠華是才女才子，天生一對。可他們倆誰也不願先開口提這事。

一天，周恩來急了：“唉，你們到底準備拖到什麽時候？”喬冠華局促地拍口袋摸煙。一看周恩來桌上放了一塊“請勿吸煙”的小牌子，把掏煙的手垂了下來。龔澎看在眼裏，對周恩來說：“我從小說裏看的，人家西方人不抽煙情緒就不高。”“你們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嗬，你看龔澎連你抽煙都不反對，你還有啥子說的？”周恩來望著喬冠華，起來拿著禁煙的小牌子，哈哈大笑：“我這裏是禁煙不禁婚呀，你們商量個時間。”

1942年，經馮亦代、安娜夫婦介紹，龔澎和喬冠華結為伉儷。婚後，周恩來鄧穎超曾把重慶曾家岩50號南方局代表團住所樓上自己的臥室讓給他們夫婦住。喬冠華才氣橫溢，每每語驚四座；龔澎活潑近人主意多。可說是周恩來的一對愛將。

解放後，龔澎成了外交部第一個女司長，以後又擔任了部長助理，兼任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秘書。從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龔澎經常隨同周恩來、陳毅出訪，並參加國際會議，是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在外交方麵的得力助手。在出訪的中國政府代表團中，龔澎往往又兼新聞發言人，她敏捷、伶俐而不失莊重的發言頻頻贏得歐、亞、非被訪問國主人和國際會議代表們熱烈的掌聲。龔澎為新中國外交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63年龔澎升任陳毅部長的部長助理，再前進一步就是副部長了，同仁們一致認為她是最理想的副部長人選。一場厄運降臨了，文革中，部長陳毅、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多次被批判、揪鬥乃至遊街示眾，龔澎被打成了裏通外國的“三反分子”。一天，造反派闖進她的家，對她嫉妒侮辱和摧殘。 

文革中龔澎被“解放”時，健康狀況已極度惡化。1967年，造反派衝擊外交部，周恩來在外交部開會。他麵孔威嚴，環顧四周，突然放開嗓子喊：“龔澎，你不要躲在角落那裏！往前頭來坐下，你不是走資派，怕什麽？聽說你的家被抄了，拿走了所有的記錄本，有這事嗎？”龔澎那麽堅強的人，聽了這話，眼圈一下就紅了。周恩來繼續說：“誰抄走的，立刻全部交出來！” 
 
1970年初春，龔澎在洗澡間摔倒了。診斷結果是大腦內動脈瘤破裂。周總理要求醫院組織最好的醫療小組，對龔澎實行二十四小時監護。但總理的關心和愛護未能挽救傑出的女外交家龔澎的生命。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登了一則訃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外交部部長助理龔澎同誌，於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

這位外交女傑逝世時，時年不足56歲。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正一室。被安放在這裏的女性，僅有她和前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兩人。目前沒有達到部長級別而能享此哀榮的，也隻有她與鐵人王進喜二人。龔澎的人生，是求知的一生，是剛健耿介、無私奉獻的一生，尤其是她的優良品行和才華，成為人們永遠的記憶。


----------------


外交界的其他名女人：

張穎：

龔澎外事太忙，章文晉就做了周恩來的第二任英語翻譯。抗戰勝利後，周恩來從延安回重慶，張穎隨行。她上飛機較晚，一位年輕人給她讓座。張穎問他：“你是章文晉吧？”章很奇怪：“你怎麽認識我？”年輕活潑的張穎笑了：“延安有人說你啊。”後來重慶人員移到南京，章文晉跟著周恩來先走了。張穎跟董必武後去，在南京他們第二次見麵。

章文晉不愛說話，與活潑天真的張穎正好相反。張穎到上海《群眾》雜誌任編輯。有天周恩來問：“小張，你到底怎麽打算？”張穎有些為難，她有個男友在國外搞地下工作，可老是陰差陽錯聯係不上。周恩來說：“你這事虛無飄緲得很，你也不小了，要疏散了，兩條路，一條去香港，一條去解放區，你怎麽打算？”張穎仍然猶豫。周恩來有一天請張穎和章文晉吃飯時問張穎：“章文晉去解放區，你呢？”張穎笑著回答：“我去香港。”

喬冠華和龔澎也在香港。龔澎對章文晉印象好，也勸張穎。在香港工作不好開展，加上原來的男友聯係不上，張穎決定回南京。張穎到達上海時，章文晉意外地出現在碼頭：“到我家去吧？”1947年春節，張穎成了章文晉的新娘。

1964年春天，張穎搭乘周恩來的飛機回北京。途中，張穎向周恩來匯報：去年年底，上海華東現代戲會演，劇協主席田漢要求參加，但組會方不邀請，還監視田漢住的房間。張穎到上海勸田漢回京，也受到監視，她氣憤不已。

周恩來聽後，沉默很久，才說：“要學會顧全大局啊！”這年夏天，文藝界對夏衍、田漢進行大批判。

在劇協的張穎受命為批判者，給她的題目是《謝瑤環》，而且要提到“影射現實”的高度。張穎很矛盾。《謝瑤環》正是她主編《劇本》時，向田漢約的稿。她很欣賞這個劇本，田漢改一幕，她就發表一幕。

田漢看了張穎的批判稿，苦笑道：“你這樣批判恐怕通不過啊。”說完，田漢交給她一份由他自己寫的信，讓她交給周恩來。張穎看了信，內容既有檢查又有申訴，全是肺腑之言。周恩來看過信後，濃眉緊鎖。他看了一眼張穎：“你有話就說吧。”張穎悶頭不語。周恩來拿筆給田漢回信，肯定了田漢多年對戲劇的貢獻，要他正確對待當前的景況。張穎見信寫得語氣和婉，興衝衝地去給田漢送信。

1970年，龔澎去世。1972年，早就有高血壓的章漢夫也離開人世。共和國第一批外交官的夫人有的去了“五七幹校”，有的離開了人間。

又一個冬天來臨，張穎從外交部湖南幹校回京，走進中南海西花廳，和鄧穎超握手，雙方都沉默。這時，看上去更加消瘦但仍然保持炯炯目光的周恩來走進來，第一句話就是：“田漢同誌1968年病故了，死於獄中！”周恩來又補充了一句：“田漢是很有才華的，他詩和詞都寫得好，《關漢卿》中的‘蝶雙飛’更是一曲人間絕唱！”

張穎淚流滿麵。她在劇協的老戰友老導師走了。她在鄉下什麽也不知道.....

康岱沙

康岱沙，她父親康心之是四川有名的大資本家，大革命時期由李大釗介紹入國民黨。父親開明好客，常有國民黨要員如於右任、邵力子等人長住家中。康岱沙在重慶二女師就加入了地下黨，向父親提出去延安。父親火了：“如果你去延安，我就與你脫離父女關係！”女兒康岱沙倔，偷著去了延安。

在延安，有次鄧穎超告訴康岱沙：“你父親找恩來和林(伯渠)老要人，自從你離家後，你奶奶去世了，你媽想你也病了，要求我們把你送回去。你看怎麽辦？”康岱沙說她已和家庭決裂了，想去前線抗日，決不回四川。鄧穎超啟發地問她：“幹革命人多好還是人少好？”康岱沙回答當然是人多好。鄧穎超笑了：“延安才有多少人啊？你看恩來和董老在國統區工作，就是要爭取更多的人抗日。你回四川工作不更具備條件嗎？還是要跟家裏建立聯係，盡量多團結一些人。”於是康岱沙跟周恩來回到重慶，在紅岩村休整了兩天。周恩來耐心地教康岱沙做統戰工作，他自問自答地說：“如果家裏人問你去延安這麽久了，為什麽還不是共產黨員呢？你就說，他們看我是資產階級家庭出來的，不會要我入黨的。再問，你就說你加入了青教會，多的就不要談了。你先要你父親送你去美國讀書，不行，就爭取考入國內大學。”鄧穎超又讓重慶辦事處給她趕製了一套衣服，好適應上流社會的眼光。三天後，周恩來與鄧穎超一起親自把康岱沙送回她家。她母親一見她，病立即便好了。

康岱沙後來再次回延安。有一次鄧穎超問她有無男朋友，康岱沙臉一紅：“有，但1939年，他隻說要去敵後工作，從此沒了音訊。”康岱沙早已對此不抱希望了，可有一天，鄧穎超告訴她：“你的男朋友找到了！”1946年3月，康岱沙奉調去北平軍調處。一到執行部，素來嚴肅的李克農也開起玩笑：“鄧大姐叫我打聽一個叫陳朗的，哪兒也找不到，原來就是我身邊的陳叔亮！”叔亮是陳朗的字，但不為人知。幾天後，康岱沙與陳叔亮完婚，葉劍英親自主持婚禮。 後來陳叔亮成了駐柬埔寨的大使。


朱仲麗

王稼祥去任首屆駐蘇大使，中央的保健醫生朱仲麗當起了大使夫人。朱仲麗是名人朱劍凡之女，到過蘇聯，對出國當夫人可接受。反應強烈的是那些不懂外語，又沒出過國，從黃土地下來的“土八路”夫人們，叫她們脫下軍裝，穿上旗袍，可炸了窩。

胡濟邦

周恩來專門為她們請來了禮賓教官。這教官正就是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全體起義）回國的胡濟邦。胡濟邦是個傳奇人物，是中國派到蘇聯的第一個女記者，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國外，她曾打入國民黨外交部，擔任國民黨駐蘇大使館新聞秘書。直到國民黨駐蘇大使館於1949年3月起義之後，這個在隱密戰線上戰鬥了近30年的紅色戰士，才公開身份回到祖國，參加人民政府外交部的籌建。

1954年3月，周恩來帶領200人組成的龐大的政府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龔澎作為新聞發表官，朱仲麗作為隨團醫生同行。龔澎和另一位發言人黃華每次會議後都要去新聞中心發布消息，總是能夠對各種問題對答如流。一些不懷好意的記者刁難，她也能出色地進行駁斥。後來一些西方記者攻擊另一些稱讚龔澎為“年輕優秀的發言人”的記者時，說他們是被“女發言人的美貌所迷惑”。龔澎聽了捂著嘴直笑。因為在她和黃華背後，有好幾個“後台老板”：有喬冠華準備“炮彈”，更有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大政治家在指點。

1956年，東歐風雲突變，發生了匈牙利事件。胡濟邦以人民日報記者的身份前往匈牙利采訪，一年多寫了大量的戰地通訊和內參，為毛澤東和中國政府決策東歐事務提供了依據。後來，匈牙利總理卡達爾訪華時對毛澤東說：“你們派的記者胡濟邦很勇敢，工作非常出色！”

朱霖

1956年宋慶齡副主席訪問印尼，住在總統府，由即將擔任印尼駐華大使的夫人陪同。有一天，宋慶齡站在陽台上，黃鎮的夫人朱霖和印尼大使夫人在一旁陪伴。忽然，印尼大使夫人把宋慶齡拉到陽台中間說：“我們照個相吧！”說著就把攝影師叫來，她自己站在中間，讓宋慶齡站在旁邊，朱霖站在另一邊。朱霖一想：不對，宋副主席怎能站在旁邊呢？她從印尼大使夫人背後一下繞到了宋慶齡的右邊，剛站好，哢嚓一聲，相照好了：宋慶齡居中，她和印尼大使夫人站在兩側。

對於像朱霖這種外交官夫人來說，常年在外，生兒育女是一大難題。因為長期在國外忙，無法帶養孩子，幾年一過，許多孩子個性變得十分孤僻。回國後一進家門，孩子們都跑了，拉過來也不肯叫爸媽，更有甚者因太調皮跌斷了胳膊。看到這些，朱霖和其他大使夫人都哭了。外交官即使在國內，也很難顧及家庭。有一陣子，章文晉參加一個邊界談判，日夜不回家，很小的兒子和女兒同時出麻疹，女兒還得了肺炎，燒到40度。張穎曾經看到一個孩子因病而死，所以很擔心。張穎也隻有傷心地流淚———她知道，有多少外交官都把辦公室當家啊！

在法蘭西，1964年6月18日，朱霖去愛麗舍宮拜會戴高樂夫人。一見麵，朱霖說：“今天是6月18日，23年前的今天，戴高樂將軍在倫敦發表了自由法國宣言，這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戴高樂夫人非常高興：“噢，你們還記得呀？”朱霖又說起戴夫人在兒童和殘疾人方麵的貢獻，勾起戴夫人對自己殘疾女兒不幸夭折的懷念。朱霖這時把一副披肩禮品送上，戴夫人興奮得連聲誇獎。不久，戴夫人回拜朱霖。這在巴黎和各國外交界都少見。朱霖最後一次見到戴夫人，已是“文革”時期。夫人們早已不敢穿旗袍，朱霖便穿著女幹部的首都服到了愛麗舍宮。次日巴黎各大報紙都登出大幅圖片，報道說：中國在進行“文化大革命”，中國大使夫人穿著“文化褲”來了，愛麗舍宮有史以來第一次接待了一位穿長褲子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