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演講辭
(2007-12-08 10: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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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有開放兼容,國家才能富強
——溫家寶總理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演講 (2007年11月19日)
尊敬的李光耀資政,尊敬的施春風校長,同學們、老師們,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今天,我有機會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同各界知名人士和師生代表見麵,感到十分高興。首先,我向在座各位並通過你們向新加坡人民轉達中國人民的誠摯問候和良好祝願。
作為曆史悠久、國際一流的高等學府,新加坡國立大學秉持“致力激發創意精神,教育學生並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人才”的宗旨,培育了大批思想活躍、學識淵博的傑出人才。你們堅持“無牆文化”,提倡自由思想和人才交流,在百年校慶之際提出“思想任馳騁,生活顯姿彩”的口號,彰顯了開拓創新、造福社會的理念。我相信,按照貴校的宗旨和理念,依托優秀的師資隊伍、雄厚的科研實力、廣泛的國際合作關係,國大一定能夠為國家和本地區以至全球提供更多的高質量教育成果。
這是我第四次踏上新加坡的國土。雖然每次逗留時間不長,但貴國的新發展和新變化令我印象深刻。獨立40多年後,新加坡發展成為全球最大集裝箱港和航空樞紐,第三大商品交易中心和煉油中心,第五大外匯交易中心和亞洲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建成經濟發達、秩序井然、廉潔高效、環境優美的國家。新加坡的發展成就源於貴國最珍貴的資產,這就是李光耀資政所說的“人民的信任、勤勞、節儉和好學”,也得益於資政先生倡導的新加坡生存之道——“必須比其他國家更有條理、更有效率和更具有競爭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加坡長期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國家雖小,兼容乃大”,新加坡通過對外開放,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其發展成就和影響力備受世人矚目。
女士們,先生們:
對外開放不僅是新加坡發展的成功之路,也是中國的發展之路。從中國的曆史發展來看,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隻有開放兼容,國家才能富強,閉關鎖國必然落後。中國有著對外開放的光輝曆史。早在2000多年前,中國漢朝就開始與西域交往,開辟了著名的絲綢之路。在7至8世紀中國唐代的鼎盛時期,更是對外交往頻繁。15世紀中國明代初期,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最遠到達了非洲的東海岸,帶去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表明那時中國有著相當強大的航海能力和綜合國力。從時間上來說,比哥倫布、達·伽馬遠航早了近一個世紀。但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卻固步自封,限製乃至放棄海上活動,采取了“片舨不得出海”的政策,從而失去了一次重要的發展機遇。
17世紀後期至18世紀末,是中國清代的鼎盛時期,史稱“康乾盛世”。那個時期,中國的工業產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正是在這個時候,歐洲諸國先後開始了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和產業革命,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後來居上。而中國當時的統治者對這一曆史性大變革卻茫然無知,仍沉迷於盲目自大之中,視西方科學技術為“奇技淫巧”。“康乾盛世”之後的100多年,中國的發展大大落後了,國際地位急劇衰落,淪為半殖民地,備受外強欺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運,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20世紀60、70年代世界經濟蓬勃發展和新科技革命浪潮興起的時代,中國搞了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錯失了又一次發展良機。值得欣慰的是,從70年代末開始,我們糾正了過去的錯誤,選擇了改革開放的正確道路,對內實行改革,對外實行開放,開放也是改革。改革開放使我們抓住了新的曆史機遇,實現了近30年的高速發展,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國際地位不斷上升。
近30年來,中國對外開放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197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僅206億美元,2006年達到1.76萬億美元,增長了 84倍,躍居世界第三位。1978年以前,中國外匯儲備從未超過10億美元,2006年末已突破1萬億美元。對外貿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通過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進行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大大提高了中國的生產力水平,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同時,教育、文化、科技等各方麵對外交流也日益增多。中國大批留學生到國外學習,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國家建設的有用之才。通過相互學習,使人們的思想更加解放,視野更加開闊,開放意識和創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誌著中國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中國近30年的發展告訴我們,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必須致力於解決國內發展和改革麵臨的問題,同時必須堅持實行對外開放。
中國的對外開放是長期的。中國實行對外開放,使十幾億人民得到了實惠。我們的路子走對了,對國家有利,人民讚成,就變不了。如果變了,就會貽誤國家的發展,喪失人心。這是中國對外開放長期性的根本基礎。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需要對外開放。因此,對外開放是我們的基本國策,而不是權宜之計。實行這種方針政策的具體措施、方法,不同時期可能有所不同,但作為基本方針政策,是不會變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就說,開放政策本世紀不變,下世紀前50年不變,50年以後,中國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將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更不可能改變。
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全麵的。我們不僅對發達國家開放,也對發展中國家開放。我們既有經濟領域的開放,又有科技、逃?⑽幕?攘煊虻目?擰V泄?目?攀紫卻泳?錳厙??跡?謔匝槌曬?罄┐蟮窖睾??懦鞘小⒀睾??諾卮??倮┐蟮僥詰兀?緯捎傻愕較叩狡?矯嫻娜?嬋?鷗窬幀??藕圖嬡藎?秸呤竅嗷チ?檔摹?strong>隻有開放,先進的和有用的東西才能進得來;隻有兼容,尊重不同文明,取長補短,才能使自己不斷充實和強大起來。我們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結合新的實踐,進行新的創造,為我所用。
中國的對外開放是互利的。我們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所當然要向世界開放,與其他國家經濟相互依存,與國際市場密切聯係,與世界經濟相互交融。我們堅持同各國開展平等互利合作,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對外開放不僅有利於中國的發展,也有利於世界的發展。中國吸收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可以提高生產發展水平;外國也能從中獲得利益和市場。隻有雙贏互利的開放才能持久,才能有利於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
不久前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會議總結並充分肯定了近3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和經驗,表明中國堅持改革開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信心。我們將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在更高水平上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著力解決目前形勢下對外開放遇到的新問題。我們主張自由貿易,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我們要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改善外貿結構,努力緩解貿易不平衡矛盾。我們堅持利用外資的基本政策,創新利用外資方式,優化利用外資結構,提高利用外資水平。我們將繼續按照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的原則,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增強匯率彈性,逐步實現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我們高度重視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對國內外消費者負責,按照國際標準進行生產,加強產品檢驗執法監督。我們對保護知識產權的態度是明確的,決心是堅定的,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並願意繼續深化與各國的知識產權合作。我們願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框架下,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與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我們已經建立並將繼續完善對外開放的法律法規,使在華投資有法可依,其合法權益得到保護。
女士們,先生們:
開放兼容造就了新加坡的成就,開放兼容推動了中國的發展,中國與新加坡相互開放兼容使中新兩國的合作突飛猛進。去年中新雙邊貿易額達到408.5億美元,是1990年兩國建交時的15倍,兩國互訪人員超過180萬,是建交時的19倍。蘇州工業園區不僅成為中新合作的亮點,也成為中國工業園區中的亮點。現在兩國正在探索共建生態城市,這是中新兩國與時俱進、謀求可持續發展的有益嚐試。早在上世紀90年代,鄧小平先生就讚揚新加坡的社會秩序好,我們應該借鑒你們的經驗。十幾年來,到新加坡培訓的中國官員超過9000人。中國與新加坡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借鑒,密切合作,實現了互利共贏。最近,在李光耀資政的倡議和帶動下,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成立了“通商中國”組織,搭建了促進中新兩國文化和工商界交流的新平台。我們希望,“通商中國”為中新關係發展開創新的天地。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對中新兩國關係發展的前景充滿信心。目前,中國正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致力於全麵建設小康社會,貴國也在打造“新的新加坡”戰略,中新兩國合作處於新的發展機遇期。我們將一如既往加強與新加坡的交流與合作。我們相信,由鄧小平先生、李光耀先生等兩國老一輩領導人奠定、並在幾代領導人共同努力下發展起來的中新友好將世代傳承,兩國合作的未來將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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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隻有開放兼容,國家才能富強,閉關鎖國必然落後;國家雖小,兼容乃大;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對外開放是長期的。中國實行對外開放,使十幾億人民得到了實惠……如果變了,就會貽誤國家的發展,喪失人心。
真是肺腑中肯之言!一個人口泱泱之大國,麵臨的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實惠。怪不得有著同樣狀況的印度總理辛格,呼籲全印度把溫總理的這一講話內容作為“印度舉國上下人人捧讀的基礎資料”。
11月29日,印度工商業部長卡邁勒·納特出了一本有關印度發展的書。在首發式上,總理辛格說:“中國總理的這一演講稿,目的就是說,我們所有人,不論是政治家、商人、工會,還是其他所有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我們都肩負著一種責任,一種社會的責任,和國家的責任。我們作出的和尚未作出的決定都對國家的未來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辛格在《印度快報》撰文說:“印度的體製不珍惜時間,這個毛病讓人擔心”。“我最好的老師尼古拉斯·卡爾多勳爵50年前在訪問中國後得出的結論是:從學術上講,不能說一種製度一定比另一種製度好 …… 好與不好取決於國家主要決策者的心態,也就是取決於政治家、企業家和媒體巨頭的心態”。
“我們要樹立一種新的心態。10天前,我在新加坡見到我仰慕已久的中國總理溫家寶。我對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都很敬仰。我認為,自鄧小平執政以來中國形成的領導層是中國最寶貴的財富。”
“西方已經感到,中印兩國的精英都認為,快速經濟的持續增長對於避免社會巨變和動蕩的威脅至關重要。兩國要彼此學習的各自的發展經驗,我們要加強在金融和財經領域的合作”。
從辛格的談話和文章我們看到,印度和中國在如何發展經濟和保持社會穩定的問題上有一致的看法。並且讓我們看到,印度人的反思精神和追求發展的態度。也讓我們看到,領導人之人格的重要性。中國現在形成的務實領導層是全國人的福氣。
同時,讓我們也有一種危機感:新一代上來的這些後備領導人,都多少有著在地方做事浮漂、在學業上和工作業績上造假、對地方問題的粉飾和掩蓋、對現時危機的處理不力等等曆史汙點。這些人未來要管理一個人口大國,他們的犧牲精神、誠信和耐力在哪裏?不得不讓人們多打一個問號。但願未來他們能自律,能有責任心,對這個發展的國家和逐步走向小康的人民有一種承擔。一個領導人的忍耐可不是唱一段美麗的歌曲那麽戲劇,我想他的最大問題就是在那種高處不勝寒的場景下,能保持平靜和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