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獲了一種恬靜的生活, 像一條波瀾不驚的小河, 流過春夏 流過秋冬
大學，如果沒有人文
作者：龍應台 （2005年）
來到港大之前，我對港大一無所知。這份一無所知，屬於“台灣人對香港無知，香港人對台灣無知”的整體“無知”結構裏。為什麽兩個華人社會，地理位置如此接近、曆史關係如此密切，卻又如此疏遠，彼此努力漠視對方，是另一個話題。我想從我對港大的“發現”談起。
我的研究室在儀禮堂，緊鄰著梅堂，是兩座1914年的古典紅磚建築，立在山腰上，望著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樣，每一個房間、每一條皺紋裏，都有故事。我很快就發現，儀禮堂和梅堂原來是學生宿舍，高中剛畢業、才19歲的張愛玲，拖著一口笨重的大皮箱，來到港大校園，就住在這樣的宿舍裏。可是她住過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一 “冷血”的張愛玲
於是我回頭去讀《燼餘錄》，大概在1944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兩年後，她追憶在港大的烽火歲月。別的作家寫戰爭，可能是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濃烈的，張愛玲卻寫得疏淡空曠，好像從一個凹凸哈哈鏡裏去看一個最神聖的東西，荒謬的感覺被放大到極致：
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消息的時候，宿舍裏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麽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於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裏，隻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裏滿是蠕動的蟲……
她寫香港淪陷後的“歡喜”：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淇淋。隻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裏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淋，裏麵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銳無比地比較上海和香港：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著個衣冠楚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卜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麽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她完全不動感情地錄下悲慘世界的圖像：休戰後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病人的日子是修長得不耐煩的。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裏麵的沙石與稗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在醫院裏，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整個的個性。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對之仿佛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她對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種抽離，仿佛將屍體解剖學提升到藝術層次去欣賞：
我們倒也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特別長，有十小時。夜裏沒有什麽事做。病人大小便，我們隻消走出去叫一聲打雜的：“23號要屎乒(‘乒’是廣東話，英文Pan的音譯)”或是“30號要溺壺”。我們坐在屏風後麵看書，還有宵夜吃，是特地給送來的牛奶麵包。惟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麵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裏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麽？”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隻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麽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裏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歎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寫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寫人生的荒涼：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隻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隻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燼餘錄》像是一個曆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隻有24歲。讀《燼餘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在這篇回憶港大生涯的短文裏，全部都埋伏了。從1939到1942年間，穿梭在儀禮堂、梅堂、陸佑堂的山徑之間一個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學的眼中看起來“怪怪的”，卻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河裏一個高高衝起的浪頭，影響一整代作家，形成“張學”現象。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裏，有多少人熟悉張愛玲的作品？
二 散步的朱光潛
儀禮堂後麵，有一條山徑，洋紫荊豔麗無比，百年樟樹浮動著清香，九重葛爛漫攀爬。沿著山徑往上到山頂，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後，偶然之間，我讀到朱光潛回憶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們一有空閑，便沿梅舍後的小徑經過莫理遜舍向山上走，繞幾個彎，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爬到山頂。在山頂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氣，對於我成了一種癮。除掉夏初梅雨天氣外，香港老是天朗氣清，在山頂上一望，蔚藍的晴空籠罩蔚藍的海水，無數遠遠近近的小島嶼上矗立青蔥的樹木，紅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鋪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圖案……香港大學生活最使我留戀的就是這一點。
朱光潛，是中國當代美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寫了《悲劇心理學》、《談美》、《文藝心理學》、《詩論》、《西方美學史》、《談美書簡》等等，其中《西方美學史》是中國第一部全麵係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專著。在1930年代的北京，從歐洲留學歸來的朱光潛還在家裏主持一個文藝沙龍，每月集會一次，朗誦中外詩歌和散文，探討辯論詩歌理論與創作的各種問題。沙龍的主要成員有周作人、朱自清、鄭振鐸、馮至、沈從文、冰心、淩淑華、卞之琳、林徽因、蕭幹等人。沙龍所討論和爭辯的問題，又會從小小的客廳裏輻射出去，成為文藝界注目的問題，或者影響到文學和詩歌創作的發展與流變。這是一個中國自由文人的沙龍，摻糅了歐美的風格和眼界，對1930年代文學，特別是“京派文學”的形成和風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潛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說，是港大的四年(1918－1922)，“奠定了我這一生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裏，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潛是誰？
三 不吃“敵人麵粉”的陳寅恪
許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灣人早期也讀過“落花生”的小品。胡適之向港大推薦聘請許地山作中文係係主任，主要因為台灣出生的許地山既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又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的雙重學位，是一個學兼東西的人。在1935到1941的六年間，許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係的課程內容，對整個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氣，四處演講，宣揚國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許地山如何把陳寅恪帶進了港大的曆史。
陳寅恪的學成過程出奇地多元豐富，幾乎像歐洲概念裏的“文藝複興人”：1902年他就讀日本弘文學院；同年入讀該校的中國學生還有魯迅。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讀書。1914年因為歐戰爆發而回國，1918年，再度出國深造，先在哈佛大學學梵文，後又轉往柏林大學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字和蒙古語。在整個學習期間，他培養了閱讀蒙、藏、滿、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餘種語文的能力。
1925年陳寅恪回國，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共事。1940年，陳寅恪為了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離開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但是歐戰情勢加劇，他因此“卡”在香港。這個時候，許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間人。當時的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日記裏記載了這個過程：“晨晤許先生，他說庚委會撥款若幹與港大，史樂詩擬聘陳寅恪在港大任哲學教授，一年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
陳寅恪留下，成為港大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會還在薄扶林運動場舉行了歡迎陳寅恪的聚會。許地山在1941年過世，陳寅恪就接了他係主任的職位。香港在1941年底淪陷，陳寅恪在饑餓困頓的情況下閉門治學。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在這段艱苦時期內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一代大家的學術巨作，在風雨飄搖的鬥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園裏寫成。
梁啟超在推薦陳寅恪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時曾經說：“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毛澤東訪問蘇聯，斯大林曾問起陳寅恪的狀況，表示關心；斯大林的《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的文字。日本人占領香港以後，據說曾經對陳寅恪做過兩件事：一是送麵粉給他。當時生活物質極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裏搬，陳先生陳師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第二是據說“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圓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寅恪力拒之，獲免。”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中，有多少人聽說過陳寅恪，或者讀過他的著作？
四 “宣傳共產”的蕭伯納
這時候，或許有人會說，龍應台，你太苛求了。香港是個英國殖民地，對中國文化本來就不熟悉。
但是我還有另一個發現。我發現在1933年，當北京和上海各界都在準備盛大歡迎77歲的“和平老翁”訪華之前，蕭伯納先來到了香港，在港大禮堂做了一次演講。一般坊間的紀錄說，蕭伯納不願意正式演講，隻是與學生閑聊，閑聊中，蕭氏說，在大學裏，學生首先要學會“忘記”———“我們聽到、學到的東西，許多是不正確的，要引我們入歧途的。在學校必須學，不學畢不了業，但要會忘記，要將學到的東西忘記。”
可是，我又發現，1933年2月14日，“路透電”的消息說，蕭伯納在香港大學演說了，而且報導的標題是“對香港大學生演說kk蕭伯納宣傳共產”，中國各報都刊登了消息。
這時，我才將蕭伯納港大之行和魯迅的文章連了起來。魯迅因為蕭氏的港大演說而讚頌蕭伯納“偉大”：
但隻就14日香港“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20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50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20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40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但我所謂偉大的，並不在他要令人成為赤色革命家，因為我們有“特別國情”，不必赤色，隻要汝今天成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無從到40歲。我所謂的偉大，是他竟替我們20歲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而且並未離開了現在。
蕭伯納是192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文學作品、政治思想和對社會的介入，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思潮，是英語世界裏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我們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又了解多少呢？
五 大學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來港大之後，做了種種發現，但是最大的發現還在於：人們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經包容過、孕育過這麽重要的文化遺產。孫中山算是港大畢業生，大家都知道，而且津津樂道，但是我不免有些“小人之心”，猜測孫中山在港大之所以廣為人知，還是一個政治的尺度在衡量價值。大政治家，人們記得；大文學家，大曆史家，大思想家，沒人知道。沒人知道，是不是因為，人們太不在乎人文的價值？
香港大學以它曆史的悠久和財力的豐沛，一直在為香港培育兩種人：優秀的政府官員，優秀的專業精英，譬如律師和醫師。在香港的價值觀和語境裏，我也注意到，社會關注的核心一直是香港的經濟發展，求經濟發展，做決策的政府官員和影響決策的專業精英顯然是極為重要的支柱。
可是，就以政治家、律師和醫師這三種行業來說，哪一行是可以不以對“人”的深刻認識作為基礎的呢？對“人”不夠了解，政治就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幸福。對“人”不夠了解，法律將隻是文字的繩索，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正義。對“人”不夠了解，醫學的種種研究和發明，脫離人的終極關懷，可能變成技術的競賽、腦力的遊戲，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平安。我們所訓練的學生，將來要領導這個社會走向未來的精英，對“人”，有多少深刻的體會和認識呢？
所謂人文素養，其中包括美學、文學、史學、哲學kk剛好是我今天所談到的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所代表的，其實都是研究“人”的專門學問。你可以說人文是所有學科的基礎科學。而如果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將來的政府官員、律師、醫生，什麽技術都是一流的，但是獨缺人文素養，獨缺對“人”的最深沉的認識，你會不會很不安呢？
當你了解了港大曾經有過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這樣的文化遺產，你就發現，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個斷層。李卓芬副校長提醒我，這種斷層，和1950年代開始，殖民政府因為反共懼共而有心推動的“去中國化”是很有關係的。現在香港跟中國人文思想的“斷層”，不隻是香港大學的問題，是整個香港的問題。
他的診斷多麽精確。日本殖民台灣時，也是努力培養農業和醫學的專業技術人才同時壓抑台灣人對思想學科的追求。“去中國化”恐怕還是表麵，“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義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們意識到問題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養，豈不更要成為教育的首要目標呢？
今天的演講，看見校長和幾位副校長都全程在場，看見校友們對港大的前途如此關切，我分外覺得感動。當外麵的世界對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勢利”的時候，我自己的發現卻是：香港有特別多滿懷理想主義的有心人，總在尋找為社會奉獻的機會和方式。
六 兩個建議
因此今天我有兩個具體的建議，一個是比較小的。那就是，希望港大花一筆小小的經費，對港大的曆史做一次徹底的研究調查。它當然也應該包括醫學史、工程史、法學史，但是我想人文史是港大最受忽視的一環。一個完整的、深入的調查研究做好之後，港大的人文史可以浮現：許地山的辦公室門口，陳寅恪的研究室前，被拆掉的張愛玲曾經住過的宿舍遺址，朱光潛曾經流連忘返的校園山徑，孫中山和蕭伯納曾經演講的陸佑堂……每一個蘊含人文意義的點，都可以豎一個小小的牌子，透過曆史告訴我們一代又一代不斷“提著皮箱”到達校園的19歲的青年：大學，是一個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學、技術、經濟或商業管理的發明，都必須以“人”為它的根本關照。離開了人文，一個大學，不是大學，隻是技術補習班而已。
另一個建議是比較大的，那就是，希望港大在人文上做最重大的、最嚴肅的投資，把原來就有的，從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甚至於蕭伯納，所一脈相傳的人文傳統，一個斷掉了的人文傳統，重新焊接，重新出發。港大在百年前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為中國培育人才。今天我們不必把它狹隘地理解為為中國培育人才，但是為中華文化培育人才，我想是一個當仁不讓的義務。香港或許此刻文化的土壤過於澆薄，但是以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曆史條件，它比上海和台北都更有潛力麵對整個華文世界，搭出一個人文思想的平台，成為文化的聚光之處。
那麽給予時日，或許將來的港大，會栽培出新一代的張愛玲、朱光潛、陳寅恪。不是偶爾南來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學家、史學家、美學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裏長出來的才氣煥發的人。這，是我所想象的香港大學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