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的《教養》

朱大可,一個孤獨的守望者。從2006年以來，他的“文化博克”http://blog.people.com.cn/blog/u/zhudake總有些好東西，像他的《 中國社會的洪洞化效應 》，《孔子和他的鄰人們》

我看他的文章是偶然間從他的“論‘流氓複興’--- 從‘偽流氓’王朔到‘精神流民’楊麗娟"開始的。最近他寫了一篇《中國人的教養指數竟如此低下》,影響挺大的。書香的網友胡渙說他很同意這段話："教養要求我們展開內省，明辨自身的社會角色，在捍衛主體自由的同時，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權利和感受。教養是所有財富中最昂貴的一種。做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比做一個有錢的中國人遠為重要。"他還認為," 文中說，教養源於尊重他人。我覺得，尊重他人源於自尊，而自尊又源於一種滿足感。國人的不滿足感和不安定感，一方麵刺激了經濟的快速成長，另一方麵，大概也是教養缺乏的根源。"

可不是,教養源於尊重他人,尊重他人源於自尊,而自尊又源於滿足感。要是真能腳踏實地，那一切就都解決了。對當今的國人來說，那可真的太不容易。看看政治局的人，都官大不滿足，都戴上了“假的真文憑”---北大博士，你說，哪裏還有不造假？哪裏還有不急功近利？

西方的第一代資本家，他們可以沒教養，但他們一定要第二代進私校進行嚴格的人格、資格教育，去獲得被人尊敬的教養。如今中國的第一代資本家自身也可以沒教養，他們也要把第二代送到外國學校去進行教育，去取得學位，去獲得人格資格的教養。結果呢,你在全球看到的這資本家的第二代卻多為“留學垃圾”。

教養，在如今中國社會裏成了禁異。你講得多了，人家說你偽道學。當荷蘭鑽石拍賣場的廁所專門用中文立出了“別站在馬桶上撒尿"的時候，當德國漢堡CeBit展將中國參展者的仿冒起訴和嚇出會場的時候，當法國汽車展BMW提出告訴的時候，我們才知道了教養、臉麵、腳踏實地的重要性。

20年間中國經濟發展迅猛被世人認可，貧富差距加大世風每況愈下人心不古也是事實，20年後中國人的教養是否可以培養起來被人尊重，那可是段極其嚴肅的曆史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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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教養指數竟如此低下》  作者： 朱大可

中國人的禮貌，似乎已成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議題。據媒體報道，最近一項在1500名歐洲酒店經理中進行的調查顯示，日本人當選世界最佳遊客，中國人則在世界最差遊客中名列第三。與此同時，外交部也公開發布《中國領事保護和協助指南(2007年版)》，其間列舉了19種尋求領事保護的常見問題，提醒本公民出國時要在公共場合表現平靜，不要大聲說話，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場所參與他人的爭吵，如此等等。

關於中國人教養的海外指責，正在演變為一種喜劇式的笑聲。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鑽石專賣店盥洗室裏，貼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請不要站在馬桶上！”這是與其說是對中國遊客的諷刺，不如說是對整個民族的勸諭。盡管法國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為世界最差遊客，但隻是因為他們拒絕說英語而已，法國人和英國人的教養，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樣。這是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的偉大成果。歐洲耗費了三百年的時間，完成了關於國民教養的塑造。後發民族俄羅斯，耗費一百多年向法國學習禮儀和音樂，日本人則先後向中國和歐洲學習技術、製度和教養，於是，這兩個民族最終都“脫胎換骨”，搖身成為“先進文化”的代表。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個號稱“禮儀之邦”的文明古國，卻逐漸喪失文明優勢，成為教養指數低下的負麵樣板。問題的要害在於，究竟從什麽時候開始，中國人把粗鄙當豪情，把無知當樸素，把暴力當革命，把失禮當率真，把低俗當可愛，把仇恨當愛國，又把無恥當成了反叛？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難以啟齒的，因為它指涉了現代製度的劇烈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粗鄙就是政治轉型的直接遺產。領袖“放屁”，百官罵娘，民眾“操*”，這種所謂“無產階級”的話語方式，不僅意味著思想清洗，而且是個人教養的全麵廢棄。政治正確代替了個人教養。1960年代影片《霓虹燈下哨兵》裏，排長陳喜揮手道別的姿態，被定義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並成為教育人民的反麵教材。這種價值的顛倒，以及文明的自我摧毀，正是教養淪喪的主要原因。經過反複的政治清洗，到1976年底，中國人的教養已經蕩然無存。

長期以來，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涯，隻有一項跟“教養”真正相關的事務，那就是“勞動教養”，但它跟真正的教養無關，在許多法學家看來，它隻是一種不當授權的衙門私刑而已。在我們的道德事務中，教養仍然毫無蹤影。甚至在80年代的“人道主義思潮”中，它也沒有被納入核心價值的範疇。

作為種族文明的個人表達，教養是是禮貌、風度、修養、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體。教養要求我們展開內省，明辨自身的社會角色，在捍衛主體自由的同時，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權利和感受。教養是所有財富中最昂貴的一種。做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比做一個有錢的中國人遠為重要。教養應當與獨立、自由、民主、正義、誠信和個人尊嚴一起，成為國民的核心價值。

毫無疑問，教養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專利，更與所謂“資產階級思想”無關，而是人類文明的普世標準。教養和國家發達程度呈正比關係。它是文明的旗幟，並據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隻有教養指數高漲的民族，才具備區域和全球領導力，並承擔維係國際秩序的使命。而對於無教養的國度，任何華麗的“盛世敘事”，都隻能是自我陶醉的幻夢而已。

作為一種優美的意識形態，教養不是政治規訓和德育美育課程的結果。早在80年代，就已出現了“五講四美”的口號，此後，以政治正確方式展開“精神文明”教育，耗費大量人力和物力資源，結果卻收效甚微，相反，由於互聯網的無名氏效應，粗鄙化正在變本加厲。近年以來，第三代儒家崇尚恢複禮教，民俗學家號召保衛民俗，企圖用磕頭之類的禮儀來改造國民，提升國民的文明禮貌程度，卻還是緣木求魚，舍本逐末之舉。政治灌輸方式，易於引發民眾的逆反心理，而恢複磕頭禮節，則隻能滋養新的奴性。此外，舉止談吐固然是靈魂的顯現，但終究是教養的表皮，猶如那些華麗的衣物，可以脫卸和偽飾。隻有教養本身才能直達靈魂，從內部解決文明的危機。

在GDP指數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養指數卻在繼續跌落，並有歸零的危險，而我們竟然對此毫無警覺。應當感謝西方人，他們發現並警告了我們的疾病。但沒有任何一種現成藥方，能夠挽救這瀕死的教養。西方人費了三百年才養成的事物，我們要耗費更多的年份去重構。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事實。時間，也許是擺脫這場文明噩夢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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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57年生。福建武平人。74年畢業於上海二中。79年考入華東師大中文係，83年畢業，分配至上海財經學院漢語教研室。87年調入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算是現在國內有名的文化批評和隨筆作家。思想新銳，話語獨特，被譽為中國的“文化恐龍”和“第一講師”。
94年他辭去上海師大教職前往澳洲。在那幾乎停止了寫作。他自己說：“我像一株卷曲的孤樹，被澳洲大陸的風沙所吞沒。”
99年他的文學批評集《聒噪的時代》出版。
2001年，朱大可拿到悉尼理工的博士學位後回國定居。
2003年，朱大可號稱“與文學‘離婚’”，“我跟文學離婚已無可挽回。”傳遍了文化圈。
2004年在上海的莘莊購房而居，將自己定位為“中國文化的守望者”，結集《守望者的文化月曆》，視野從文學批評轉向更為寬泛的文化批評。 本書裏，有一篇《甜蜜的行旅》（即批評“文化口紅”）。他的文化批評，被稱之為“文化酷評”，在國內儼然成風。
2005年9月，朱大可離開上海師大，到同濟大學的文化批評研究所就職。朱大可自嘲：“我注定要成為一個孤獨的守望者。”
2006年以來，他的“文化博克”http://blog.people.com.cn/blog/u/zhudake 總有些好東西，像他的《 中國社會的洪洞化效應 》，《孔子和他的鄰人們》

他有論文集《燃燒的迷津》，《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從媒介係統看藝術的曆史演進》、《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藝術操作和美學形態的有序化》、《超越大限》、《空心的文學》、《緬懷浪漫主義》、《亞細亞的痛苦及其消解模式》、《先知之門》、《禹：中國民族精神的曆史起源》。